《长河》中“牧歌的谐趣”之探究（长河）书评

摘要：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他的作品以描摹湘西山区淳朴原始的风土人情而见长。《边城》之后，沈从文再次书写故土湘西，而这一依托相似题材创作的《长河》却是个不同于彼之“桃花源”的现实世界。它以“辰河流域一个小小水码头”为背景，依据作者“所熟习的认识与题材”，描写了“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 “常”与“变”的交织中，《长河》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田园牧歌。“现代化”的进程中，湘西原始传统的面貌被慢慢腐蚀。沈从文在题记中直言心中苦痛，以及唯恐将其毫无保留带给读者的矛盾心情。他本是温和而不忍的，因而只得在这篇作品中，“特意”加上“一点牧歌的谐趣”，以取得“人事上的调和”。

在此篇拙文之中，笔者试图从沈从文系列湘西作品中所显现的“牧歌的谐趣”及《长河》在中细微的突出之点入手，通过举例进而对《长河》中所体现出的情况加以分析，依据此文本来对其表现进行探究，并评价其所产生的“人事的调和”之效果。

关键字：《长河》，牧歌的谐趣，人事的调和

正文：

《长河》于1938年创作于抗战时期的昆明。作品由11个短章节组织而成，描绘了湘西沅水之畔辰河口岸吕家坪的风土人情，以保安队长与橘园主人一家的矛盾冲突为线索，围绕“敲诈橘子”和“调戏夭夭”等情节展开，记述了少女夭夭、橘子园主滕长顺、老水手、商会会长、保安队长等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描绘了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这一湘西小城所经历的种种“常”与“变”。以“新生活”为代表的“现代化”运动正逐渐将乡间生活纳入理性与文明的轨道。在乡野的质朴纯真与现代文明的撕裂之中，沈从文因这种流变而痛苦，只得将“牧歌的谐趣”融于其中，以期冀获得“调和”的效果。

一.沈从文作品中的“牧歌的谐趣”

（一）何为“牧歌的谐趣”

“牧歌”一词直指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乡土性”特点。上世纪20年代以来，“乡土文学”逐渐崛起。一大批作家为寻求现代文明而远离故土来到都市，在传统的乡土文化与现代的城市文明两相夹击之中，他们或是以“流浪者”的身份对乡土地理风貌与人情世故抒发怀念与溢美之辞，或则因受现代文明之洗礼而以“启蒙者”的角度反观乡土而发叹息与批判之声。“牧歌”阵阵，或悠扬，或苍劲。沈从文用小说和散文建造着特异的“湘西世界”。在这一景色雄浑苍秀、民族风情独特、文化多元兼容的偏僻之地，他从淳朴而近乎原始的风土人情之中汲取到生命的养分，并以湘西文化的视角来体悟生命，从”乡下人”的角度做审美取向和价值判断。

“谐趣”则与“庄重典雅”相对，或庄谐杂作，风趣幽默，或语言泼辣，讽刺性强。朱光潜在《诗与谐隐》中写：“凡诗难免有若干谐趣。情绪不免悲喜两端。喜剧中有谐趣，用不着说；就是把最悲惨的事情当作诗来看待，也必在其中检出谐趣。”这段引语里的“谐趣”即为幽默，虽是专就诗来说，却又“实在可通用于一般文艺”。“谐趣”一言其“喜”中之“趣”，即于幽默风趣之中透出轻松浪漫之意，一言其“悲”中之“谐”，即于讥讽嘲弄之间使人笑中含泪。沈从文对“谐趣”也颇有研究，他在《宋人谐趣》一文中对谐趣的来源和谐趣“如何形成宋人小说中的浪漫气息和宋人生活中的不庄重情调”进行了梳理和探讨，认为文学和社会生活中的谐趣来源于人的本性中“诙谐”的一面，而诙谐“即或不是人性中最重要一部分，但至少是本性中固有一部分”。

“牧歌的谐趣”一词为偏正结构，“谐趣”为中心之语，而“牧歌”则做修饰。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对此紧接着便给出解释——“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二者大可看作是其同义词，即为在表现乡土田园风貌的作品中所希望达到的轻松浪漫与诙谐风趣的效果。

（二）简谈沈从文作品中“牧歌的谐趣”之表现

“牧歌的谐趣”一词虽在《长河.题记》中才正式出现，但这并非为《长河》所独有。在沈从文早期的作品中，这种“牧歌的谐趣”便已有所流露。到了30年代的《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作品中，这一特色已然非常突出。

观其早期的戏剧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通过构思与运笔所营造幽默滑稽氛围，他巧妙地截取日常生活中容易碰撞出幽默火花的片段并下意识地进行渲染，以不露痕迹地融幽默与诙谐的因素于无形当中。

而在《从文自传》当中，作者回顾了自己在家乡湘西度过的乡野童年与青年生涯，记叙了从出生到二十岁的种种奇异经历，终于写作成一本“顽童自传”。《湘行散记》则是作者重返湘西之所得，沉甸与庄严之感虽包含其内，然其浓厚的乡土色彩与“亦庄亦谐”的妙趣杂谈也充溢始终。这些丰富的想象和诙谐的情趣，在给作者平静从容的叙述带来生命活力的同时，也大大扩展了作品的体量。 比如在《从文自传》中，作者就以孩童的笔触写下如今看来可能荒诞离谱的经历，并用肯定自豪的语气和恬淡欢欣的笔调加以叙述。“沿路有无数人家的桃树李树，果实全把树枝压得弯弯的，等待我们去为它们减轻一分担负。还有多少黄泥田地，红萝卜大得如小猪头，没有我们去吃它，赞美它，便始终委屈在那深土地！” 这些可爱有趣的比喻和调皮戏谑的话语背后，作者将孩童的顽皮表露无遗，其对湘西淳朴民风的挖掘也便更深了一层。

《边城》与《长河》则是沈从文关于乡土题材的中篇小说之力作。1934年和1937年，沈从文两度返乡。但当回到他心心念念的“桃花源”之所在后，他却因家乡人事之变化和附加于“现代性”上的种种对湘西社会的冲击而感慨万千。他在凤凰老家给妻子写信道：“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边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写成“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但在这部田园牧歌的题记中，他也预告似地埋下了伏笔：“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

这部作品，即是《长河》。

世人常将《长河》与《边城》两相并举。两部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理环境相同，人物设定也极其类似，无论从文风还是内容以至作者的心境之上来看，《长河》都可被视作《边城》姊妹篇章。“牧歌的谐趣”在两部作品中也都可被窥探九十，作者态度温和不减，语言诙谐依旧，所叙情节及遣词造句也仍极具湘西地方特色。但二者对举又不难发现，《长河》中，这乡野幽默之下深层的意味又仿佛更多一分——与《边城》中的“桃花源”不同的是，《长河》的世界里，有乡下人苦楚艰难的生活，有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有战争时期的除旧布新和迷茫而不知所措的未来……随着“在变化中堕落”的趋势愈发明显，作者也愈发急切地企图用“牧歌的谐趣”来包裹自己沉痛的隐忧，这其中的“牧歌的谐趣”也显然有了更多刻意为之的成分，其目的，作者也已在题记中明确表示——即是以此来中和作品里渗透出的痛苦悲凉，达到一种“人事的调和”。

二.《长河》中的“牧歌的谐趣”

沈从文通过一系列诙谐语言的运用和人物形象的刻画将“牧歌的谐趣”打磨得淋漓尽致，使得作品或笼罩于轻松幽默的氛围之中，或暗含贬损讽刺的讥诮之意。

（一）诙谐风趣的语言运用

沈从文是驾驭语言的高手，他“较多地钟情于市井俚语和生活化的俗语、赌徒的特殊语言、白相人的油嘴滑舌，流俗的方言土语，在他的作品中都能应用自如。”这些俏皮话最能体现其所要传达的“牧歌的谐趣”，使得幽默风趣的审美意味在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1.文字游戏

在《长河》中，作者借各性格迥异的角色之口做了许多“文字游戏”。

例如在《枫木坳》一章中，夭夭未能如愿出门却被风趣的爹爹指派“一个人到河坎边去哭，好哭个尽兴”，而当老水手问她是否“真哭够了” 时，她却如此故意曲解地答道——“蒸的不够，煮的够，为什么我要哭？我说来玩的。”“真”与“蒸”二字近音，如此谐音变异之下，少女的害羞与逞强可见一斑，而此番机智的回答也创造了一种诙谐幽默的效果。此类例子还有许多，在《大帮船拢码头时》一章中，船主绘声绘色地向老水手讲述新生活的图景却引来老水手的惊恐与质疑——“哪里的话？”，因而用谐音之法打趣答道， “老伙计，哪里画？壁上挂；唐伯虎画的。”“话”与“画”字也同音，这样的插科打诨中，船夫自许消息灵通的优越之感跃然纸上，这种语言的灵动本身也给文本增添了风趣诙谐的效果。

沈从文还用许多其他方法把玩着文字，并将幽默也传递得淋漓尽致。《买橘子》一章中，长顺责骂保安队是“存心马扁儿”，“马扁”代替“骗”字，愤恨之意不减，其中又有一番不屑与戏谑的意味在。《吕家坪的人事》中，伙计依着“干亲家”而造了“湿亲家”一词，言语之间怀疑之情便也在嬉笑怒骂间传递出来了。

2.话语错位

如果说沈老借人物之口所做的“文字游戏”反映的是他们“懂装不懂”的机智顽皮，那么他在描述“新生活”给湘西小城带来的冲击时所引出的“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错位则极力写出了这群“乡下人”“不懂装懂”的滑稽与荒谬。

乡下人在围绕关于“城里人”“城里事”的各种对话和争论中，对其滑稽的描述构成了乡野中特有的民间诙谐——委员变成一个“会法术的”，终日拿着“土囊（土壤）”“ 炼猪油、熬膏药”；军队也都应了老话，是要“上云南”、“打瓜精”……

当“新生活运动”在乡间的话语场上被一而再地提及讨论，这一代表理性与文明的“新生活运动”要么被理解为杀人拉人、派捐征税的暴力革命，要么被人揭其“悖谬之处”而嘲讽一番。

《橘子园主人和一个老水手》中，作者以“乡下人”的视角这样写道：

“这些事情若移到乡下来，将成个什么。走路要向左，乡下人怎么混在一起赶场？不许脱光一身，怎么下水拉船？凡事要争快，过渡船大家抢先，不把船踏翻吗？船上滩下滩，不碰撞打架吗？事事物物要清洁，那人家怎么做霉豆腐和豆瓣酱，浇菜用不用大粪？过日子要卫生，乡下人从哪里来卫生丸子？纽扣要扣好，天热时不闷人发 痧......乡下人一出城到河边，傍吊脚楼撒尿，也就管不着了。”

而在《大帮船拢码头时》中，船主口中所言的“新生活”又更像是一场“闹剧”：

“大街上人走路都挺起胸脯，好像见人就要打架神气，学生也厉害，放学天都拿了木棍子在街上站岗，十来丈远一个，对人说：走左边，走左边———大家向左边走，不是左倾了吗？”

作者极言“新生活运动”所遭遇到的一系列误解，在“乡下人”自在得以的嘲讽当中，我们能看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错位，文明与野蛮二者相互冲撞，也产生了极强烈的讽刺效果。

3.民间俗话

《长河》中还有大量恣肆泼辣、无所顾忌的民间语言描写，这些简单放肆的俗话甚至是粗俗下流 的“野话”充满雄强的生命力，让读者在笑谑之中也感受到民间独特的诙谐意味。

《长河》中有大量湘西民间“老话”的引用，什么“上云南，打瓜精”，什么“耶稣爱我白白脸，我爱耶稣大洋钱”，什么“王把总请客，坐上筵席收份子，一是一，二是二，含糊不得” ……这些为一般外人难以理解的本地俚语给文本打上极强的“湘西”烙印，也让本地人倍感亲切。同是湘西人的黄永玉先生感慨道：“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这种地方色彩与乡土气息在小说中显露无疑，也给文本增添了独特的风范与魅力。

除此之外，小说中人物本身的语言也极为随意粗野而具有生活化的气息。“我拦头应当看水和水里石头，抬起头来就看天，有不有云，刮不刮风，好转篷挂脚。谁担心看油船盐船？又不是家里媳妇婆娘等待油盐下锅炒菜！”这些由通俗词语构成的简单句子多为小说中人物所用，未经任何雕琢和修饰的成分而家长里短的生活气息尽显，让人读来也倍感亲切活泼。

更不用说沈老笔下的那些“野话”，诸如“婊子”“你妈个……”之类的措辞充斥其中，乡野之人出于本能释放的“语言暴力”被作者未经任何艺术加工处理而加以表现出来。《社戏》中写三黑子乘船时遇到两位“丑角”控诉官吏对民脂民膏的搜刮，“都说天有眼睛，什么眼睛，张三李四脚上长的鸡眼睛！”“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斫你个癞头鼋！”这类骂骂咧咧的话虽极为粗鄙，却又因真实而极具有感染力，着实让人们感到浓浓的乡土气息，嬉笑之中倒也显出特别的文学魅力。

4.湘西民歌

湘西民歌一直以来都是沈从文难以舍弃的文学创作符号。数量丰富、形式多样多样的湘西民歌代表着当地独特的民俗风情，也塑造了文本中独一无二文化气质。作为一门音乐艺术，它不仅使得小说中充满着浓郁浪漫气息，弥漫着独特的“牧歌谐趣”，其中所表现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更是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打造了一份独特的抒情气质。

在小说《长河》里，虽多次提及唱歌，实则却也少有直接引用，然这一曲高歌，便以自然原生态的方式表达出了小说主人公的欢快心情。

《枫木拗》一章中，主人公夭夭兴致大好放声高歌，直至受了坳上行人欢迎便又接口一曲：“你歌莫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头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

方言口语的形式，新奇的比喻，大胆的夸张，浅显直白，却又生动跌宕的预期之中透露出一种农民的机智和诙谐来。“牛毛”和“牛耳朵”的类比非出于乡野孩童的口中而不可得。而这类比又极妙，其诙谐幽默的笔法叫人忍俊不禁。短短几行，便释放出极强的表现力来，一个活泼开朗又爱唱歌的湘西女娃形象跃然纸上，这随口便唱的浪漫情怀也让读者会心一笑。我们虽无从得知其唱腔，但从歌词内部的结构与歌词本身的内容也能感受到浓浓的乡土生活气息与浪漫主义情怀扑面而来，这些民歌没有刻意的雕琢与美化，却展现了人物最本质、最真实的一面。作者看似随意的引用，却也提笔成趣。在其中，有千百年来传统文化光辉的闪耀和淳朴自然的人性回归。

5.新奇修辞

《长河》之中新奇而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俯拾即是。老水手称狗为“汪汪叫”，称酒做“闷糊子”，夭夭不解城里人将橘子榨汁加糖后再食用的造作方法故作评论：“他们怕什么，一定是怕橘子骨骨儿卡喉，咽下去从背上长橘子树！”片语之间，老水手憨态可掬的形象得以展现，夭夭讥诮稚气的童真幻想也让人捧腹。

（二）个性鲜明的形象创设

《长河》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性格分明，有血有肉。作者在创造时匠心独具，在对其形象进行打磨的同时也塑造着作品中“牧歌的谐趣”。其中，又以对夭夭等山乡人淳朴本性的赞美和对保安队长、师爷等地方特权势力的极尽嘲讽最为突出。

1.乡野之人的淳朴本性

沈从文对夭夭的刻画最为打动人。如从湘西土地上款款而来的少女们一样，她俏丽活泼，生得一副姣好的容貌。而她又与《边城》中的翠翠不大相同，她个性分明，不见了翠翠般的忧郁与惆怅，极富生机与乡野之气。《摘橘子》一章中便把她的顽皮好动刻画地惟妙惟肖。众人安心劳作，唯她从容不迫、随心所欲，满场上跳下窜，不得安生。她跳跃奔走在山坳原野之间、置身于社会变动和人生忧患中却仍然天真无畏。作者通过对她一系列语言、神态、形象的刻画，将这一汲自然之精华而降于乡野中的精灵带到我们面前，在她活泼顽皮的举动和讨人欢喜的言语中，读者能从中感受到她的娇俏与无邪。而对这乡野孩童的喜爱每深一分，读者的嘴角也便上扬一分，对作品中“牧歌的谐趣”的把握也就更多一分。

老水手则承袭了湘西民族亘古以来具备的美德。他勤劳善良，热情质朴，平易近人。虽一生磨难坎坷却仍旧保持热忱激情。他在种种见闻里寻觅“新生活”将至的迹象，也时时为地方未来及小儿女辈的命运担忧。他不似鲁迅笔下顽固麻木的村民，反而“人老心不老”地保持着旺盛强劲的生命力和典型的乡村幽默。《枫木坳》一章中，他与夭夭的对话极为精彩，历岁月沧桑而博闻广识，他难掩的机智思辩和老来天真的话语与夭夭的稚气执拗相映成趣，读者嗅到存于其中的泥土气息和“牧歌的谐趣”，看到了默契与智慧的火花闪于山野，会心一笑也便成了必然。

2.特权势力的滑稽可笑

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特别提及因不忍而在叙述到“地方特权者”时所“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在朱光潜的美学理念里，似乎这也才是“谐趣”二字最突出的表现，即“以游戏态度，把人事和物态的丑拙鄙陋乖讹当作一种有趣的意象去欣赏” 。在描写到“乡村特权者”时，沈从文极尽嘲弄讥讽之笔法，却“将讽刺中的庄严性去尽，而代以开玩笑的诙谐气氛”，在为作品添上了喜剧色彩的同时，也使得读者“在谑浪笑敖中忘形尔我”。

“乡村特权者”们在政治上压制群众横霸乡里，在经济上又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他们自视颇高而大摆官架，用心龌龊又欺软怕硬。但沈从文虽是见其腐败溃烂的灵魂，却又极不忍心将其“带给读者”，只好用滑稽戏式的漫画笔法寥寥数笔，尽其所能而行讥讽之能事。

《长河》中，沈从文多处用犀利的笔法自行揭露“乡村特权者”的小丑之态。治安队长的师爷讹骗长顺不成而“自觉没趣”，只得“学戏文上丑角毛延寿神气，三尾子似的甩甩后衣角”悻悻而归。出了桔园，师爷“只想像到肥狗肉焖在砂锅里时的色香味种种，眼睛不看路，打了个岔,一脚踏进路旁一个土拨鼠穴里去，身向前摔了一跤做了个’狗吃屎’姿态，还亏得两手捞住了路旁一把芭茅草，不至于摔下河坎掉到水里去。” 而除了此类直抒胸臆的讥讽之语外，沈从文也将自己的不满与嘲弄融入到对他们装腔作势的言行刻画中去。面对心仪的夭夭，治安队长本想夸夸其谈大肆炫耀，却不料“自己一表人材加上身分和金表”在“水手”面前“也“完全失去了意义”，其忸怩做作的神态让人忍俊不禁，被“轻视或忽视”的下场也叫人拍手称快。

作者不仅在平实的讲述之中将其滑稽与可笑之处极力曝光，更是将不满的态度传递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身上，借那些受压迫者之口对这些“地方父母官”极尽嘲讽之能事。

老水手借用暗语把官吏比作成“在屋后边平地砌巢” 的肥胖“鹌鹑”，而他眼中的委员“就像是个又多事又无知识的城里人，下乡来虽使得一般乡下人有些敬畏，事实上一切所作所为都十分可笑。坐了三丁拐轿子各处乡村里串去，搅得个鸡犬不宁，闹够了，想回省去时，就把人家母鸡腊肉带去做路菜。”路人的描述则更为不伦不类: “委员司令坐在大白马上，把手那么叉着对民众说话，（摹仿官长声调）诸位同胞，诸位同志，诸位父老兄弟姊妹，我是’新生活’。我是司令官。我要奋斗......” 在这些怪诞变形的漫画式描写中， 严肃的当权者被“鄙 俗化、渺小化”，失去了应有的权威，他们成为了民间文化语境中的丑角。作者在讥诮的讽刺之下暗含对其扭曲人性的批判，然而却以“牧歌的谐趣”这一温和的方式流露出来，试图以“乡村幽默”来“中和那点沉痛感慨”。

三.《长河》中的“人事的调和”

（一）“人事的调和”的效果

《长河》呈现极为突出的“牧歌的谐趣”，而读者得以借此中展现的湘西风光感受其乡土风情，了解地方特色与民族风貌。

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是湘西的“萝卜溪村”，而在沈从文对它的地理描述中，其虽不似“桃花源”般与世隔绝，却也与外面的嘈杂喧哗保持有一定的距离。而其对静美风物的描写又往往使得读者随其神游而忘其哀愁：由河对岸望过去: “但见千山草黄,起 野火处有白烟如云。村落中乡下人为耕牛过冬预备的稻草，傍附树根堆积，无不如塔如坟。银杏白杨树成行高矗，大小叶片在微阳下翻飞，黄绿杂采相间，如旗纛，如羽葆……沿河橘子园尤呈奇观， 绿叶浓翠，绵延小河两岸，缀系在枝头的果实，丹朱明黄，繁密如天上星子，远望但见一片光明，幻异不可形容。”一开篇作者便不吝笔墨地描绘这如诗如画的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读者的眉头与心情也都得舒展。

不仅如此，正如上文所述，作者还通过风趣幽默的语言描写和个性鲜明的形象刻画使得读者或因村民的纯朴人性之光辉而舒心，或为作品中极尽嘲弄的讥讽而称快，或惊叹于沈老幽默风趣的文字把玩，或因其极为生活化的语言而捧腹不止。

即便压抑的氛围笼罩全章，一曲民歌也似乎将其统统化解。

在第二章《秋（动中有静）》中，作者又借着“客串出场”的“割草青年小伙子”之口引了大段的民歌：“三株枫木一样高，枫木树下好恋姣，恋尽许多黄花女，佩烂无数花荷包……姣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知你是为哪个”

这段民歌之前，记叙了一场妇人与男子的斗辩，男子随意的挑拨与调戏惹得妇人满肚怨气，只好与老水手发泄——“单是一张嘴有用处。一张嘴到处伤人。”老水手却不以为意，“嘴也有罪的用处，没有事情时，唱点歌好快乐。”三言两语之间，老水手替男子解了围，其随性淡泊、自在洒脱的人生态度与浪漫情怀便被刻画出来。而随后这歌便起，倒也更为这一份“浪漫”造势。而在全章中，包括老水手在内的众人都在忧心忡忡新生活的到来，都四下里讨论着“与乡下人太隔远”的“城里人”与“城里事”，“惶恐之至”，唯小伙子割草时仍不忘高歌一曲的浪漫心思，倒也中和了其中的些许焦虑苦痛。

如此看来，这一“人事调和”的效果似已达成。

但又不尽然。

（二）作品背后的“庄严与认真”

一直以来学界提及他写于《长河》题记中的话，总强调其添加“牧歌的谐趣”以“取得人事的调和”这一目的，而。似乎又有意忽视其后那句——

“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终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然而就我所想到的看来，一个有良心的读者，是会承认这个作品不失其为庄严与认真的。”

沈从文自己承认道这一幽默终究“无从中和那点沉痛感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人事的调和”也并未达成。而沈从文又常嘲解“买椟还珠”的读者和评论家们——“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 可以见得，“调和”的背后，“庄严与认真”才是作者真正的目的所在。

《长河》中“牧歌的谐趣”并非仅仅博读者一笑的低级谐谑，其中更蕴含着作者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对当下人生体验的观照与感悟，其对战乱蹂躏下湘西遭遇的打击、对民众生活状态的关心、对“新生活运动”给湘西可能带来的变化的隐忧、对传统文明失落而纯朴人性衰落的担心以及深沉哲学追问与人道关怀透过平静的叙述在字里行间隐隐约约地展现出来。时代 锣鼓的喧嚣下，一个现代的湘西正在走来，而风云激荡下，那些对人性的思考、生存的喜悦 、毁灭的哀愁都凝缩在文字里隐藏的忧愤里了，而这也才是作者的终极目的所在。

四.结语

沈从文对“牧歌的谐趣”之把玩极妙，却仍无从“中和”《长河》中的“沉痛感慨”——“ 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性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 年实际社会 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敬鬼神畏天命 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 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长河》是一曲“牧歌”，它有迷人动听的旋律，也有极为不和谐的沉痛曲调，虽加上了幽默戏谑作为调剂，却仍不免承载着沉甸甸的悲凉。这悲凉是作者对现代的焦虑、也亦是其对人性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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