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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名师解读国学经典：一本书读懂读透《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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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的《记》，从编辑形式上来说，可以分为附经之《记》和单篇别行之《记》。所谓附经之《记》，存在于今本《仪礼》中。《仪礼》十七篇，除去《士相见礼》《大射》《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四篇外，其余十三篇的经文后面都附有《记》。附经之《记》的地位如何呢？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说： 历代礼家都以为：经文是叙述一个礼典的始末，记文是补经之作。……有汉简本作证，今本“记”字显然是汉以后人所加，不足凭信。附经之《记》本来就是经文组成部分，“于是乎书”时便已包括在内，经与附经之《记》不是前后撰作的两种书，而是同时撰作的一书的两个部分，因此，援引附经之《记》与援引本经之文，就不必再加以区别了。 这就是说，附经之《记》与《记》前之经文，同时诞生，身份一样，应该一体对待，一视同仁。 那么，单篇别行之《记》又如何呢？我曾经作过一个调查，调查《孟子》一书中，征引了今本《仪礼》多少次，征引了今本《礼记》多少次，征引时是怎样称呼它们的。调查的结果是：《孟子》一书中，征引《仪礼》凡四次，其中一条是暗引，三条是明引。三条明引，皆称所引《仪礼》之文为《礼》。《孟子》一书中，征引《礼记》凡三十七次，其中三十四次是暗引，三次是明引。明引的三次，均将征引的《记》文称之为《礼》。 笔者从中得出两条结论：第一，《孟子》对征引的《仪礼》称《礼》，对征引的《礼记》也称《礼》，这说明《孟子》对单篇别行之《记》和《仪礼》经文是一体对待的，没有分什么你是主我是宾，你是经我是传。第二，《孟子》征引《仪礼》四次，而征引《礼记》多达三十七次，真应着了那句俗话：零头都比它多！愚以为，次数的多寡，反映了被当时社会认知程度的高低。如果说附经之《记》还不得不屈居末席的话，单篇别行之《记》在《孟子》中已经露出尾大不掉之势，为日后之取而代之张本。如此看来，今本《礼记》之日后走红，超越本经，躐等而上，并非贫家子一夜暴富，而是其来有渐，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埋下伏笔。 再看《仪礼》和《礼记》在西汉时的表现。西汉时，《仪礼》是经，《礼记》是《记》。《汉书·艺文志》礼家著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学者皆认为，《礼古经》五十六卷，即《仪礼》之古文经；《经》十七篇，即《仪礼》之今文经。《礼古经》五十六卷中，有十七卷亦即十七篇与今文经相同，剩下的三十九卷，由于绝无师说，藏在秘府，后来就佚失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朝廷对《仪礼》文献的保存、流传并不多么在意。再来看当时那些《仪礼》专家的表现。按《汉书·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颂。孝文时，徐生以颂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襄。襄，其资性善为颂，不能通经。延颇能，未善也。”颜师古注引苏林曰：“《汉旧仪》有二郎，为此颂貌威仪事。有徐氏，徐氏后有张氏，不知经，但能盘辟为礼容。”师古曰：“颂，读与‘容’同。” 所谓“不能通经”，就是说这些专家对《仪礼》十七篇并不真懂，他们只是擅长于“颂（读作“容”）貌威仪”的表演而已。 所谓“但能盘辟为礼容”，也就是说只会行礼时的盘旋进退的动作。这与《礼记》在西汉的政治生活中，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指导思想的存在，大异其趣。兹以《汉书》所载为例： 《宣帝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秋七月霍光奏议曰：‘《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无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奏可。” 按：“《礼》，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出自《礼记·大传》：“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这是涉及立皇位继承人的大事，霍光从《礼记》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成帝本纪》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蚀之，既，诏曰：‘朕获保宗庙，战战栗栗，未能奉称。《传》曰：“男教不修，阳事不得，则日为之蚀。”天著厥异，辜在朕躬，公卿大夫其勉悉心以辅不逮。’” 按：《礼记·昏义》：“是故男教不修，阳事不得，适（通“谪”）见于天，日为之食。”这是成帝下的罪己诏，诏文亦从《礼记》中找到根据。 《董仲舒传》曰：“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 按：“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三句源出于《礼记·学记》：“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董仲舒在朝廷上的对策，亦从《礼记》中寻找根据。 《司马迁传·报任安书》：“《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 按：“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文。这表明当时的士大夫在砥砺自己的操守上也是从《礼记》中寻找格言。 《孙宝传》：“以明经为郡吏，御史大夫张忠辟宝为属，欲令授子经，更为除舍。宝曰：‘礼有来学，义无往教。’” 按：《礼记·曲礼上》：“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这表明底层小吏也以《礼记》中的话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礼记》的上述表现，与《仪礼》的表现对比，反差极大。 下面谈谈《礼记》何时升格为经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两种看法。 一是唐代入经说，持此说者，管见所及有四家。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西汉之时，或称六经，或称六艺。厥后《乐经》失传，始以《孝经》《论语》配五经称为七经。至于唐代，则《春秋》《礼经》咸析为三（《春秋》分为《公》《谷》《左氏》三经，而《礼经》之外，并以《周礼》《礼记》为经，且误以《礼记》一书为本经），立三传、三礼之名，合《易》《书》《诗》为九经。” 朱维铮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版）：“‘经’是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书籍，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经”的领域在逐渐扩张。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家，设立五经博士，从而《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就被封建专制政府所法定。又汉代以孝治天下，于是再将《论语》《孝经》升格，称为“七经”。到了唐代，处于封建帝国极盛时期，把极力主张贵贱尊卑区别、认为阶级社会的秩序是‘天道使然’的《五经正义》钦命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书，又在明经科中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易》《书》《诗》，而有“九经”之称。” 钱玄《三礼通论》：“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并以小戴《礼记》与《仪礼》《周礼》并称为‘三礼’。因此小戴《礼记》在唐代，列入经书，并为士子必读之书。” 王文锦《礼记译解·前言》：“汉末《礼记》独立成书，到了唐代，开始取得了经典的地位。”
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 一是三国魏入经说，持此说者，首先是王国维。笔者赞同三国魏入经说。我们知道，入经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朝廷为该经立博士，或曰列于学官。这可以说是一道法定的手续。那么请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的两条记载： 齐王芳正始七年：“冬十二月，讲《礼记》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 又同卷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夏四月：“帝幸太学，于是复命讲《礼记》。帝问曰：‘“太上立德，其次务施报。”为治何由而教化各异，皆修何政而能致于立德，施而不报乎？’博士马照对曰：‘太上立德，谓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报施，谓三王之世以礼为治也。’” 按：“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记·曲礼上》文。然则马照为《礼记》博士明矣，是魏有《礼记》博士也。这就是说，《礼记》在三国魏时已经办妥了入经手续。王国维正是看到了上述历史事实，所以在《汉魏博士考》中说：“试取魏时博士考之，以高贵乡公幸太学问答考之，所问之《礼》，则《小戴记》，盖亦郑玄、王肃注也。《王肃传》明言其所注诸经皆列于学官，则郑注礼记亦列于学官可知。 ”《礼记》的升格为经，意味着它已经取得与《仪礼》平起平坐的资格，已经摆脱附庸的名分，蔚为大国。而随着《礼记》地位的上升，《仪礼》的地位则日趋式微。《北史·儒林传序》：“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 唐初，孔颖达奉太宗之命撰《五经正义》，其中有《礼记正义》，这说明《五经》中的《礼》已经不是《仪礼》而是《礼记》了。换句话说，《仪礼》的《礼经》地位，已被《礼记》取而代之了。此后，《仪礼》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开元八年（720）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道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笔者按：盖谓文字浅显，非谓文字数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 《礼记》是“人皆竞读”，《仪礼》则“殆绝”，几乎无人问津了。到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在科举考试中废除《仪礼》和《春秋左氏传》。元佑初，恢复了《春秋左传》，而《仪礼》始终没有恢复。所以朱熹说：“《仪礼》旧与《六经》《三传》并行，至王介甫始罢去。其后虽复《春秋》，而《仪礼》卒废。” 《仪礼》经此一废，可以说是寿终正寝，从此再无翻身之日。清初顾炎武说：“唐、宋取士，皆用《九经》。今制定为《礼记》，而《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二传，并不列于学官。” 《礼记》与《仪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我想到的有三点。第一，《仪礼》比较难读。西汉时的一些礼官大夫都不能通晓，何况一般人！唐代的韩愈，当过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用今天的话来说，当过大学教授、大学校长。但韩愈《读〈仪礼〉》犹说：“余尝苦《仪礼》难读。” 则一般人可知。清代的阮元也是学问渊博之士，他在《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中也说：“《仪礼》最为难读。” 由难读而被士人视为畏途，也是情理之常。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佶屈聱牙的《尚书》也很难读，但其经典地位始终岿然不动便是明证。第二，从宋代开始，《仪礼》失去了科举考试这根指挥棒。中国的读书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你考什么，我就学什么；你不考，我就不学。这是很实际的事情，读书人不会在这方面犯傻。第三，《仪礼》和《礼记》的内容不同，因此影响了人们的取舍。《仪礼》十七篇，篇篇都是一大堆烦琐的礼节单，篇与篇之间又多雷同。《礼记·乐记》说：“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 《仪礼》十七篇，除了《丧服》一篇外，篇篇都是这种“礼之末节”。其枯燥无味自不必说了，更严重的是，它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近乎一堆僵硬的教条。《孝经》上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随着社会的发展，《仪礼》的内容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其弃之如敝屣也就不足为怪了。《礼记》则不然。《礼记》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礼之末节，但分量很小。它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讲理论，讲礼的原则和意义。譬如说，《中庸》上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 统治者看到这句话会不喜上眉梢吗！正是由于《礼记》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 “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赢得了历代（从先秦到清代）统治者的青睐，所以才产生了上述戏剧性的变化。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礼》《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 ‘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礼记补疏序》）何谓“礼以时为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礼要与时俱进。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礼记》日益走红的根本原因。 《礼记讲读》 吕友仁 著 78.00元 《礼记》，相传为西汉戴圣所编定，因同时又有戴德编定的《大戴礼记》，故也称《小戴礼记》。它与《周礼》、《仪礼》并称“三礼”，是一部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汇编，是全面反映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之一。其中《大学》、《中庸》两篇在宋代从《礼记》原书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影响尤大。 作者简介 吕友仁，男，1939年生于西安。196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外语系，曾任中学外语教师多年。1978年，考入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是我国第一个三年制古籍整理研究专业硕士。1982年4月到河南师范大学任教，1992年晋升教授。1999年退休，旋被返聘为历史系历史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后又被聘为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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