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一九六九年一～四月）

[2] 马克思一八六八年七月十一日致库格曼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三六八。

[3] 马克思赋予它的科学概念是可变资本。

[4] 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和《解读〈资本论〉》中。

[5] Topique源于希腊文的topos（地点）。它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展现几种现实所占的各种位置：如经济在底层（基础），上层建筑在它上面。

[6] 参看下面第一七六页《关于意识形态》部份。

[7] 据我了解，葛兰西是在我走的这条路上走过一段距离的唯一的一人。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想法，即国家不能归结为（镇压性）国家机器，而是像他说的国家是包含有若干「市民社会」的机构：教会、学校、工会等。遗憾的是，葛兰西并没有把他的思想系统化，它们停留在一种尖锐的然而零散的评论的状态中。参看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8] 家庭显然除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以外，还有其它的作用。它介入了劳动力的再生产。在不同的生产方式里头，它是生产单位和（或）消费单位。

[9] 「法律」既属于（镇压性）国家机器，又属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体系。

[10] 克鲁普斯卡娅（Nadezhda Konstaninova Krupskaya）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哀婉动人的文章中，叙述了列宁绝望的努力和她所认为的失败的一段历史。

[11] 我在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阶级斗争里用这几句简短的话说过的东西，显然远没有穷尽阶级斗争的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记住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在考察这些变革（社会革命）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阶级斗争以意识形态的形式，从而也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形式表达和进行。但是阶级斗争远远超出这些形式，而且正是因为它超出它们，被剥削阶级的斗争也可以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形式进行，从而把意识形态的武器用来对付掌权的阶级。 　　这是由于第二个原则：阶级斗争超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范围，因为它是扎根于意识形态以外的另一个地方，扎根于基础中，扎根于生产关系中；这些关系或基础都是剥削的关系，也是构成阶级关系的基础。

[12] 就绝大部份而言，因为生产关系首先是由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物质性再生产的。但是不应该忘记，在这些过程中就存在着意识形态关系。

[13] 就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助于再生产的那个部份而论。

[14] 我故意使用这个很现代化的名词。因为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在共产党党内也常常用「小集团」的行动来「解释」某些政治偏向（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

[15] 法律意识形态是借用「法律的主体」的法的范畴形成意识形态的概念：人本质上是一个主体。

[16] 语言学家和为了种种目的诉诸语言学的人时常碰到产生的难题，因为他们忽略了所有言说中意识形态效果的这一作用——甚至包括科学的言说也如此。

[17] 注意：这里的两个「现在」再一次证明，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因为这两个「现在」是由不定期的时间间隔分开的，我在一九六九年四月六日写这几行字，你可以在以后任何一个时候读到它们。

[18] 呼叫作为从属于一种严密仪式的日常实践，在有关呼叫「嫌犯」的警察「呼叫」这种实践中是采取一个十分「特殊」的形式。

[19] 虽然我们知这个人总是已经是主体，但是我们一直利用这个措辞，因为它产生的对立作用有便宜之处。

[20] 我是以合并组合的方式引述，不是逐字逐句，而是「以精神和实质」的方式引述。中译文请见〈出埃及记〉，《旧约全书》，第三章。

[21] 三位一体的教义正是有关于大的主体（圣父）被制成主体（圣子）和关于祂们的镜象关系（圣灵）的这一种理论。

[22] 就黑格尔是一名「普遍承认」的「理论家」（不幸在「绝对知识」的意识形态中停止不动了）这个范围来说，他是（人所不知的）一个令人敬佩的意识形态「理论家」。费尔巴哈是一名令人惊异的镜像关系的「理论家」，他不幸在人的本质的意识形态中就停止不再前进了。要找到足以建构关于这种保证的一种理论的材料。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