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研究和预防灾害发生的必备参考书

且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例：

早在1942年10月份严重的灾荒初现端倪之时，边区各地便紧急动员起来，相继转到救灾工作的轨道。而救灾的第一步就是减免灾区的负担，并拨粮拨款赈济灾民。

太行区在1942年秋收季节，一次即给五、六专区减免公粮四万五千石，随后两年中，又减免公粮十四万零五百石，总计1943年全区的公粮负担比上年减少了近1/5，太岳区同期则减少了1/3，冀南区则减少了2/3。政府直接用于赈济的粮款，就当时边区的财政收支状况而论，数目颇巨。换言之即两年中人民的负担有21%都用于直接的赈济了。

与此同时，一场以节约、互助为核心的社会互济运动也在抗日政府的倡导之下，在边区各地、各阶层中广泛开展起来。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以及工厂、学校、报馆、书店、剧团、商店等各单位人员纷纷响应号召，节衣缩食救济灾民。

在太行区，每人每天节省口粮二两、一两或五钱，多寡不等，时间少则两个月，多则八个月。为了进一步地节约口粮，部队机关还发起采野菜运动，大批采集野菜树叶作为代食品。1943年秋天，仅太行部队采集的野菜，就在一百万斤以上，太岳部队从1943年后半年到1944年春，节约救灾的小米，共达十万零六千七百九十七斤。

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的互助友爱精神，边区政府还组织募捐团或救灾公演，发起广泛的募捐活动，在灾区，提倡“急公好义，仗义疏财，富济贫，有济无，亲戚相助，邻里互济”；在非灾区，则提出“一把米能救活一家人，一斗糠穷不了一家”的口号，呼吁人们“打破地域的本位主义及落后的封建思想，关怀灾区同胞”。

为了妥善安置来自敌占区游击区及国统区的灾民，边区政府一面在交通要道上设置招待站，供应过往灾民的食宿，一面又命令各县按当地居民3%的标准进行安插使其享受应有的公民权利，同时发动旧户“准备欢迎会，物色住地，预备粮食”，“借给家具、耕具，以安灾民迁徙心理”。据报道，当时“逃向太岳区20万的，逃向太行区5万的外来灾民，都找到了他们的家”。

边区的生产方式原本就是十分落后的小农经济，经过频繁的敌祸，连续的天灾，已经饱受摧残而衰败不堪，负担能力极其有限；而为了维护根据地的生存，又必须保证庞大的然而又是必不可少的军事开支，才能够和强大的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这势必又限制了政府的救济力量和赈灾规模；何况单纯的救济极易导致灾民的依赖心理，从而放松自己应有的救灾努力，一旦赈济乏力，外援不继，必然陷入怨天尤人、颓废失望的情绪之中，最终回向听天由命，坐以待毙的旧局面。

因此，只有发动群众，自己动手，把救灾工作纳入由“政府领导的根据地全体的生产自救运动”的轨道，才能充实救灾的物质基础，“以现有的财富，滋生更多的财富，以战胜当前的灾荒，灾荒一过，便会很快地恢复社会经济，做到有吃有穿”。

基于这样的认识，边区政府在救灾过程中逐步地把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并从1943年以后，“彻头彻尾地把救济工作贯串了生产精神”，“使救灾运动和群众自己的渡荒运动和生产运动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大的生产渡荒运动”。

这种生产救灾运动遍及农村生产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农业生产。为了恢复和扩大种植面积，弥补旱灾造成的损失，党和政府大力领导农民，打井挖池、修河筑堤、担水浇苗、突击抢种、改种、补种，力求“不荒一亩地，不空一茎苗”。

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6月，太行区仅在漳河两岸就修筑了十几条大堤，开出滩地一万余亩，同时新建了二十六里长的涉县漳南大渠和二十二里长的黎城漳北大渠，共增加水田面积六千七百八十三亩，成为太行山上空前未有的水利工程。

1943年秋初落雨时节，经全区人民突击补种的荞麦、萝卜、蔓青、芋等蔬菜杂粮，秋后大丰收，成为各地渡过灾荒的一个重要环节。同年秋末的雨水之中，边区的种麦面积也空前地扩大了。第二年小麦丰收基本上解决了根据地的军需民食问题。

在救灾生产中，边区政府还大力扶持农村副业和手工业，诸如运输、纺织、造纸、煤窑、磨坊、榨油等等行业都在灾荒时期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运输和纺织业，规模尤巨。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5 月底，太行区灾民共赚运输费合小米三千五百石，按脚夫每日一斤米计，可解决五万三千人三个月的食用。

在边区政府大量贷款贷粮的推动之下，纺织事业也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群众性的妇女纺织运动，原有纺织传统的冀南农村，纺织事业进一步发展，纺织业素不发达的太行太岳区也到处响起了“唧唧复唧唧”的纺纱织布声。

到1944年4月底，全区参加纺织的妇女达二 十多万，纺织收入共计三百四十万斤小米。这不仅使数十万灾民缓解了饥饿的威胁，还激发了妇女的劳动热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还解决了边区军民的衣着问题，打破了敌人的封锁。

由于敌祸天灾的连续打击，边区农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严重匮乏，仅仅依靠单个的家庭分散地从事生产救灾活动显然困难重重。因此在边区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人民群众的自发要求之下，互助合作事业迅猛发展，生产救灾运动最终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

来源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