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鲍之交 国学大师钱穆与顾颉刚

　　雷文景文/图　　严耕望本为乐山武汉大学学生，1941年3月19日钱穆从成都去武大作短暂讲学，授课中强调，要学好历史学必须精研历史制度与历史地理。严耕望听后不觉兴奋异常，因为他彼时正好对此发生着兴趣。

　　不久，当钱穆邀请他毕业之后去作助理研究员，严耕望当然是求之不得。当年的8月5日，严耕望离开乐山到了成都，两天之后，他饶有兴趣地坐上川西平原特有的鸡公车，一路吱呀着来到离城30里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在地赖家院子。

　　在这里，他追随钱穆约三年时间，得耳提面授，得读书要诀，更为关键的是，他获得了治学信心。

　　传道有方 当年爱徒成大匠

　　钱穆、严耕望师徒二人当年在成都有如下问答：

　　严问：“我总觉自己天资有限，求得一方面的成就已经不容易，若要奢望走第一流的路线，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狗！”

　　钱答：“这只关自己的气魄及精神意志，与天资无大关系，因为聪明的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你的天资虽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长进！”

　　这番话犹如醐醒灌顶，支撑着严耕望在历史学领域中沉潜下来，勇猛精进，他后来完成的两百余万字的史学巨制《唐代交通图考》，被认为是中国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与此相映衬的是，当年被师生公认天资一等，与他同时在赖家院子追随钱穆的另一位同学，正是因为没有“毅力与傻气”后来果然成就平平。此事说明钱穆不但识史亦能识人，不但能作普及性演讲亦能指后学迷津。

　　严耕望一生敬服四位史学前辈：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及钱穆，其中钱穆对他的影响无疑最为深刻而细致。在公开讲座上，钱穆那行云流水般的高谈阔论感染过无数人，却没有几人有机会能与之朝夕相伴，随侍左右。在赖家院子的乡居生活中，在田埂之间，茶座之上，庭院之内，抑或在月白风清之夜，师徒二人曾有过数不清的娓娓叙谈，对学生而言，那些看似闲聊的语词比起高头讲章更亲切而受用。

　　俗话说“假传万卷书，真传一句话”，便是这些金子般的只言片语击中了严耕望的心扉，成就了他的学术也成就了他与成都的缘分。严耕望后来在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系列史论中发现了一个关于成都的秘密。

　　在黄宽重的《严耕望先生访问记》一文中，黄问：“您选择以成都为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第一篇，有何特殊的意义？”

　　严答：“唐代重要都市如扬州、长安、广州、洛阳都有人写过论文，成都却没人写，所以我写唐代都市就从成都开始。此文写成，我才发现成都在唐末竟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唐末五代的扬州、长安都没落了，只有成都反而更繁荣，其程度超出了我事先所想像的。”

　　凡史家皆以发前人未发之覆而自豪，打捞出漫漫长河中被后人所忽视的一个壮丽古都，严耕望既惊诧而又欣慰，同时也不会料到，几十年前他曾与恩师客籍过的那片土地，竟再次在纸上的历史中以一抹惊艳与他不期而遇。

　　管鲍之谊 钱穆顾颉刚相交疑云

　　钱穆在苏州中学教书时撰写的《先秦诸家论礼与法》及《先秦诸子系年》引起当时学界注意。据说胡适有一次去苏州讲学只想做两件事，其中一件便是想结识隐匿于学界之外的高人钱穆。蜀中通人蒙文通也是在阅其大作之后与钱穆相识。另一位学界名流顾颉刚与之相识也因其故。1929年，顾颉刚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钱因故未往。1930年，顾颉刚再次推荐他去燕京大学，从此钱穆得以踏入高校讲坛，跻身学术界。1939年夏，顾颉刚再次邀请钱穆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钱穆于翌年践约前往。

　　二位大师是同乡，但性情不同，在成都赖家院，他们以不同的风貌出现在学生面前。钱穆善言，总能滔滔不绝，出口成章；顾颉刚讷言，授课每以板书示生。钱穆好动，每拄杖游历；顾颉刚喜静，常埋首书斋。钱穆事务少，多闲适；顾颉刚俗事杂，多应酬。钱穆称呼同仁学生皆直呼其名，顾颉刚视人皆为同事且口称先生。钱穆有名士风度，不过问研究所琐事小节；顾颉刚事必躬亲，屈主持人之尊参加门房值班。可以说，俩人性格相差天壤，但是在学术上，他们却成就了一桩被誉为“管鲍之交”的美谈，其中善于发现人才的顾颉刚当然是其中的鲍叔牙了。

　　顾颉刚第一次向钱穆约稿，钱穆寄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此文发表于顾颉刚当时在北京编辑的《燕京学报》。须知，此文所阐述内容与顾颉刚的史学观点相反。仅此一事，即可见出顾颉刚在学术上的宽广胸怀。他在推荐钱穆到成都任教时给齐鲁大学校长写过一封信，其中笔墨完全看不出他所推荐之人是与自己观点相异之士，相反，满篇不惜赞美之词，“宾四先生穆，在北大任历史讲习已逾十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严谨，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钱穆在晚年回忆起顾颉刚对他的几次推荐时未忘知遇之恩，“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严耕望也在回忆中说到老师钱穆“每提起此事，总感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

　　关于钱顾二人的友谊，江南大学的顾德融教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2期发表过一篇文章，特以表彰“从他们相互关系中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人际关系”。

　　然而，历史有时候并非清澈明净，在2012年1月出版的《顾颉刚自传》中，对钱穆“敬之重之”的顾颉刚在谈到当年他如何离开成都的原因时，却给后人留下了费解的笔墨。

　　顾颉刚说，那时候齐大的张维华让他去的原因：“是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当个傀儡主任，但我的负责任的精神使我不能当傀儡，他就感到碍手碍脚，联系了钱穆来倒我。说到钱穆的起来，我应当担负一半的责任。”

　　顾颉刚还说道，“钱穆讲课每次必在大礼堂，使他觉得自己真成了圣人，骄傲的气焰扑人欲倒。张维华看他有如此地位，就联合了他来打击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谣言来。”

　　顾颉刚这篇文字的文气极像一篇交待材料，写作时间在1950年的5月到6月之间，那时候他与钱穆于成都一别之后已有9年，期间只在抗战胜利后获见一面，从此钱穆居香港，顾颉刚居北京。在那些分别的岁月中或许发生了什么事？或许这些文字并不是顾先生的真心之言？今天，后人还是宁愿相信他们之间美好的“管鲍之谊”，或者相信钱穆1940年7月2日致顾颉刚信中所言：“弟与兄治学途径颇有相涉，而吾俩人性所异则所得亦各不同，妄以古人相拟，兄如房玄龄，弟则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谓房君善谋，杜君善断。”

　　不负天府 治学养身皆有成

　　抗战胜利后，内迁大学纷纷返回原址，思乡的愁绪让许多学者迫不及待地离开了成都，钱穆却是最后离开的人之一，时间在1946年夏。其原因，他解释为自己体弱多病经不得折腾，另一个原因他没有直接说出来，即是成都的生活很舒适，日常开销也相对于其他地方便宜。当年，另一位文史大家缪钺先生从遵义来到成都执教，很大的因素便是看中了天府之国的便利生活。这个温柔之乡，确实是利于钱穆养身兼治学的。

　　不知道钱穆在成都是否浏览过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入蜀诗，陆游对成都梅花的陶醉、对此地的润泽与温暖几欲留恋不去。钱穆素来就喜欢陆放翁，而且他还很羡慕这位大诗人的长寿，平日里，自己也非常注意身体保健。他说过：“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将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思想发挥到如此地步，也将之履行到自己的生活实践之中。他曾坚持洗冷水浴，还曾迷恋静坐，郊游与登山更是不计其数。

　　在成都的日子，他得以充分地将息自己的胃病，曾有几个月的时间卧于华西坝那栋别墅之中看书静养。那时候，华西坝的“三大学联合医院”汇集了众多的中国名医，是当年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他曾入院治疗十二指肠溃疡，出院之后，听从医生的告诫，每天少吃多餐，在羊奶、麦片、豆浆、藕粉的喂养中，一天一天的养足了精神，健全了肠胃。同时，也在华西坝的阡陌之中、柳枝之下，叩问着中国历史的脉搏，完成了一系列的论文或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