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供给、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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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研究员

龚顺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副研究员

宏观供给、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消费

——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作者 | 朱迪、龚顺

责任编辑 | 杨可

扩大消费、推进高质量消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消费者和消费侧因素，本文引入供给侧视角建构理论框架，从消费侧和供给侧全面系统考察消费行为的结构性约束。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和区县层面的统计数据分析发现，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宏观层面的物质供给均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处于较高职业阶层、生活在较高城市化率或者有高铁地区的居民消费支出较高；宏观层面物质供给的提升可显著促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居民释放消费潜力。本研究为宏观供给如何影响消费提供了实证支持，并对如何扩大居民消费提供了新的政策思路。

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和文化条件。扩大消费、推进高质量消费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消费需求总体不足，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转型升级。已有研究和政策的思路基本是“有钱才消费”，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决定作用，主张提高收入和收入流动性，这主要源于主流经济学关于消费的预算约束和理性选择模型（余永定、李军，2000）；而社会学更强调消费的结构性约束和有限理性消费者的概念，主张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来扩大消费（王宁，2003；林晓珊，2017）。然而，伴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的大幅度增长，消费疲软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即使经济资源较丰富的中等收入群体也并没有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主力。

社会现实与理论的落差促使学界不断反思消费理论。无论注重预算约束还是注重社会经济地位约束的理论模型，强调的都是消费者和消费侧因素，忽略了宏观外部环境的影响。事实上，在当前的数字消费背景下，外部供给体系对消费的影响进一步增大。当前，“供给系统视角”在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逐渐兴起（Fine & Bayliss，2022；Warde，2014），强调供给系统对消费行为的制约作用，也可以用实践理论的话语表述为强调供给、技术、制度与消费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供给系统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对现有研究将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理解消费的根本性变量、其他一切因素的“代理变量”提出了挑战，开辟了理解消费的新路径。

本文将供给系统理论置于社会学的理论脉络中进行梳理，论述供给体系如何作为一种“结构”影响消费，重点在实证层面上探讨以供给为代表的宏观结构连同以社会经济地位为代表的微观结构如何塑造消费。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简要梳理消费侧视角下的扩大消费研究并讨论其局限性；然后在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提出供给侧视角，探讨在此视角下的消费研究和扩大消费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核心部分是考察消费侧和供给侧不同因素如何塑造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最后则对分析发现进行总结和讨论。

一、从消费侧到供给侧：消费研究范式的转变

当前消费研究的主流视角以消费者的资源、能力以及结构化特征的消费侧因素为基础，但是伴随社会变迁出现的某些消费疲软现象以传统视角难以解释，故此社会学也开始引入供给侧视角，对影响消费的结构性因素做出了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增强了社会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

（一）消费侧视角与扩大消费研究

扩大消费研究归根到底是消费模式研究。已有研究着眼于扩大消费、消费升级、高质量消费等不同维度，但总体都指向解决需求不足、扩大和提升消费。基于传统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经济学研究强调消费的预算约束和消费者的理性选择，注重对扩大消费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宏观消费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强调“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以“从生存到发展到享受的需求层次”作为分析框架（曾洁华、钟若愚，2021；辛伟、任保平，2021）；在实证和应用层面则主张通过提高收入和收入流动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办法来扩大消费（姚明明、李华，2014；余永定、李军，2000；吴振球，2017；陈璋等，2011；张恒龙、姚其林，2020）。

社会学强调消费的结构性约束，认为消费者具有有限自主性，而非完全理性消费者（Bourdieu，1984；Simmel,1971）。应用到扩大消费研究，社会学更多在理论层面探讨并强调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相关研究将扩大消费理解为消费行为模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王宁，2003），将消费升级理解为功能性消费的降级以及符号性消费的升级（孙凤，2019），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消费升级是对日常生活的系统化改造和日常生活现代化的运动（林晓珊，2017）。实证分析指出，中等收入群体的购买力更强劲、消费欲望更强烈，是拉动消费的重要力量（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2016），也探讨了通过壮大中产阶层来扩大消费的路径（朱迪，2013）。在应用层面，已有研究强调将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信贷制度等制度现代化和消费者身份建构等消费系统的现代化作为扩大消费的必要途径（王宁，2003，2009）。

无论在经济学还是在社会学领域，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指向通过改善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聚焦消费重点群体来扩大消费的路径，基本属于消费侧视角。也有研究关注宏观制度和文化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但那些宏观的、外生的因素，尤其是物质性的宏观结构如何影响消费仍未被充分讨论。然而，消费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空间的资源和条件也对消费行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举例来说，中产阶层消费支出更多、消费文化更有前瞻性，除了表明其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之外，也表明其占有的各类资源更多，而这些资源与其所处的空间密切相关：一方面，其生活和工作空间的物质资源更丰富、文化环境更多元；另一方面，即使延伸至更大的不同阶层共享的空间，中产阶层的资源利用方式及其形成的消费后果可能也是不同的。

社会学的传统视角是通过社会经济地位来考察这些“资源”，将社会经济地位视为行为的根本解释机制。通过提升个体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就能自然实现行为转变，因此，提升居民的收入、就业、保障以及改变消费观念也就被视为扩大消费的主要政策路径。然而，如果考虑到更宏观的外部因素，就会发现消费行为的改变并非基于这种“代理”逻辑，而是受到所处空间和时间直接的影响。

（二）供给侧视角与扩大消费研究

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开始引入供给侧视角来解释消费行为和社会经济系统。相对而言，经济学，尤其是行为经济学以行为改变为核心，侧重外部供给体系对消费行为的影响，而社会学则更强调将供给和消费作为一个系统，着力研究其系统动态。

无论是跨学科的“供给系统方法”（the system of provision approach），还是消费社会学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系统视角”，都更强调供给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供给—消费系统或者说在实践中理解消费行为。供给系统方法整体性地研究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链条的结构、关系、过程和行动者（Fine & Bayliss，2022），在研究中反对单纯强调消费者的个体化选择，而主张研究集体性的共同体参与，即“如何在供给系统中拥有转型潜力”（Wheeler，2022）。举个例子，在该视角下，绿色出行的实现不能单纯依靠消费者改变出行习惯，而是需要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改革，包括公交车、地铁、共享单车等交通工具的合理规划和服务提升。在出行服务、基础设施、社会文化以及不同行动者持续互动构成的系统中，人们的消费实践得到重塑，才有可能真正转向绿色出行。

20世纪晚期，消费社会学理论家们强调回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研究消费，这部分理论主要以实践理论为基础。消费即对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或使用，可以理解为实践的一个时刻，绝大多数实践需要并产生消费（Warde，2017）。实践理论与行为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假设上有着本质不同，但也能形成对话。二者都强调人们大多数时候依靠直觉的认知习惯，也都基本认同“外部助推”对消费行为的作用（Warde，2014）。通过梳理消费社会学的发展脉络，朱迪（2023）认为宏观外部环境对消费的影响机制在社会学研究中尚处于“隐身”状态，因此提出由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构成的“双重结构”理论，认为物质供给和文化习俗以其社会共享性为基础，通过多种机制影响消费。消费作为复杂结构约束下的产物，应当在供给—习俗—消费的动态系统中得到理解。

重新审视供给和消费的关系也强化了社会学的应用性，使得社会学对于现实议题（比如可持续消费和扩大消费）更具解释力。斯帕加伦等（Spaargaren & Vilet，2000）提出了“供给系统”作为分析消费的理论视角，并且从供给对消费产生结构性制约的角度指出了不同消费领域在可持续转型上存在差异，从而会影响消费行为改变（Spaargaren，2003）。学者们构建了“场景理论”用于研究城市的更新发展（西尔、克拉克，2019），从空间层面构造了一个由供给、文化、消费者/使用者构成的系统，考察这种系统动态如何促进城市发展；之后又进一步发展出“消费场景理论”（吴军、叶裕民，2020），更直接指向供给—文化—消费系统中如何激发消费新动能的问题。国内消费社会学领域也更多是从空间层面来应用供给侧视角。王宁（2014）提出了“地方消费主义”的概念，强调一个地区整体性产品的质量（由舒适物系统决定）以及人们对此的渴望、追求和偏好，指出这种地区供给体系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对人才迁移、公司选址及其影响下的地区产业升级转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空间之外，时间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供给。吴金海（2023）分析了时间的商业化建构如何制约消费，其研究认为让消费者的时间“无感化”是资本获取并控制消费者的重要手段，有鉴于此，应督促企业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重视时间维度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福利改善。

供给侧视角的逐渐凸显也与数字化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如果说前数字时代消费福利更依赖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那么在数字化背景下，供给系统更为丰富，既有实体基础设施也有所谓数字新型基础设施，供给体系对消费体验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进一步上升。学术界提出了“网络素养”（喻国明，2017；郑春晔，2011）、“互联网资本”等概念（邱泽奇等，2016）来刻画影响互联网时代生活机会的重要结构，这些结构并不完全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对应，也取决于互联网平台、智能产品等基础设施的适应性和完善性。在当代社会，网络接入和网络使用等多方面的“数字鸿沟”对社会区分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赵联飞，2015）。

由上述分析可见，区别于重视消费者特征的消费侧视角，供给侧视角的核心在于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出发，考虑产品和服务对于不同群体（尤其弱势群体）需求和福利的满足，在供给—习俗—消费的动态系统中考察消费和消费不平等。如李培林（2017）所指出的，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既有需求侧的问题，也有供给侧的问题，需求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新增收入集中在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群体上，供给侧问题主要体现为商品供给不能适应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化。供给侧视角能够更直接地对供给侧及企业、政府等相关行动者产生对策建议，而且机构行动者（比如企业）作为受经济理性约束的组织，其行为比个体消费者的可预测性更强，更有动力做出改变（Warde，2017）。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视角并非只停留在产品和服务的物质供给层面，而且也关注如何通过供给引发供给、文化、消费之间的互动，推动系统的良性发展。比如，智能产品的适老化改造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推动人们认识到这个事情的重要性，这就触及社会习俗、伦理观念等，将这些因素纳入考虑就能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数字生活的堵点，而不仅仅是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改变老年人的消费态度这么简单。换言之，智能产品适老化改造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福利，也在于更新社会文化、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因此，供给侧视角不仅为理解消费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优化供给—消费关系，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因此对于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提供了重要启示。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上述理论梳理显示，供给对消费的重要性日渐凸显。然而，既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具体情境下的定性研究层面，尚缺乏系统全面的量化研究，尤其是缺乏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探究。同时，消费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资源能力对消费也具有重要影响。本文试图建构消费理论框架，并通过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分析进行论证。

本文从消费侧和供给侧全面系统考察消费行为的结构性约束。消费侧因素是指消费者个体和群体特征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和群体的情境“定位”，比如阶层、性别、家庭背景等。在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消费侧因素主要指个体社会经济地位。供给侧因素主要指消费者外部的宏观物质和文化环境，比如消费市场、基础设施、消费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在传统的社会学范式下，这种宏观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物质环境）多被忽视，被认为通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起作用，而本文的理论框架则将宏观外部环境视为影响消费的重要结构。在实证分析中，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主要关注供给侧因素中的宏观物质供给，即宏观的物质环境。本文实证分析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概言之，本文借鉴已有的关于供给系统的研究，探索性地提出一种更为结构化的分析框架，将影响消费的外部因素纳入宏观结构的分析，发展消费社会学相关理论，使得供给侧视角更恰当地嵌入社会学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实证分析既关注宏观物质供给对消费的直接作用，也关注其与消费侧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消费的交互作用。

本文的具体研究假设如下。首先，社会经济地位对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如上文所述，我国当前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消费差异显著，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在扩大消费和推动高质量消费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李培林，2017）。基于以上讨论，本文首先关注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消费的影响，提出假设1。

假设1:职业阶层越高，居民消费支出越多。

其次，宏观物质供给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宏观物质供给主要有市场供给和公共供给两种类型，对应的供给主体分别是企业和政府。市场供给主要提供商品和商业服务，公共供给主要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给消费提供了必要的、制约性的条件。例如，有的地区休闲文化消费之所以难以发展，不仅是因为民众的消费能力不足，还可能是因为休闲文化设施和服务的供给不足使消费受限，（马红涛等，2018；赵春艳、陈美爱，2016）。综合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宏观物质供给的丰富性和可及性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比如，吴振球（2017）指出，城镇基础设施完善、交通通信体系发达、商业网点众多且分布合理、促销手段花样翻新，均“拉动”着消费者额外消费。徐朝阳和张斌（2020）提出，服务业供给能力不足使得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顾雨辰和蔡跃洲（2022）强调，互联网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生产、流通和消费各环节效率并降低成本，以及提高供需匹配度、满足个性化需求等机制促进消费升级。此外，供给丰富性和供给可及性机制的顺利运转也有赖于公共服务或者说消费环境的完善。有研究指出，质量标准体系、消费信用法律制度、市场监管体系等公共服务和制度是否完善，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因素（张恒龙、姚其林，2020）。

借鉴既有研究的分析方法（朱迪，2023），本文将“供给丰富性机制”定义为某类消费产品或服务的种类和数量的充足程度，将“供给可及性机制”定义为消费者获取某类产品或服务的难易程度。以休闲文化消费为例，丰富性指本地区的餐饮休闲、文化娱乐等产品和服务供给是否数量充足、种类丰富；可及性指这些供给的价格是否合理、分布是否广泛、管理是否规范。基于以上讨论，针对宏观物质供给对消费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本地区宏观物质供给状况对居民的消费有显著影响。

假设2.1:本地区宏观物质供给越丰富，居民消费支出越多。

假设2.2:本地区宏观物质供给越可及，居民消费支出越多。

此外，由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在消费能力、消费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宏观层面物质供给也可能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居民的消费产生不同影响。这一效果也在已有研究中被提及。比如，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高收入群体比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作用更强（李旭洋等，2019），也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普及更有效地减少了低收入群体内部的消费差异，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基尼系数对互联网发展的变化较不敏感（谭恒鑫等，2022）。周洲等（2022）发现较好的交通可达性可激发人们的出行意愿，使其交通通信支出有所增加，但只是促进高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升级，而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具有抑制效应，这主要是因为交通设施完善显著提升了住房价格，使得中低收入群体住房支出大幅增加，从而对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曾燕萍和刘霞（2020）的实证分析指出，政府公共文化支出增加能够有效提高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文化消费支出，但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均不显著。该研究认为低收入家庭主要停留在物质需求满足的层面上，高收入家庭则更加自发地转向文化消费，故而受到公共文化供给增加的外在刺激较小。

总结而言，无论是基本消费还是发展型消费，无论供给通过丰富性机制还是可及性机制发挥作用，都指向物质供给可能通过与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作用对消费产生影响。由此，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本地区宏观物质供给状况对不同职业阶层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设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CSS）。该调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实施的一项全国范围的大型连续性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本文使用的2021年调查数据涵盖全国31个省区市、151个区市县，调查对象为18~69岁的中国城乡居民。剔除缺失值以后，共计148个区市县进入分析样本，共获得有效样本8314人。本文使用2021年的数据，可以据此探讨我国居民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最新状况。

（一）因变量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为居民消费支出，以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进行测量。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详细询问了受访者2020年全家消费支出情况，还根据受访者每项消费支出的金额进行了总额复核，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使用加总数值计算得到家庭生活消费总支出金额，并根据家庭成员数量计算得到受访者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金额；同时，为满足线性模型的同方差假定、去除个别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这一数值取了对数，这样也更便于解释分析结果。

（二）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包括消费侧和供给侧因素，其中消费侧因素通过微观层面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变量测量，供给侧因素通过宏观区域层面的物质供给变量测量。本文使用148个区县市数据作为宏观层面物质供给的测量单位。人口向城市流动会带来产业和企业的集聚效应，城市比农村的商品供给体系更完善、便利，城市的消费环境不断改善（王宁，2009；李林杰等，2007），城市化发展也通过推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升级促进居民消费（易行健等，2016；干春晖、余典范，2003）。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有利于政府和市场组织主动改善公共基础设施、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从而促进居民消费（王宁，2009；潘明清、高文亮，2014）。简言之，已有研究揭示了城市化通过丰富完善商业产品、服务以及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促进消费的机制，因而本文使用城市化水平测量该地区的物质供给丰富性。此外，既有研究也指出，高铁是宏观层面物质供给可及性的重要指标，高铁的开通能够有效降低物流运输成本、扩大市场服务范围、提升商品的可获得性、降低商品价格，从而增加居民的本地消费和跨地区消费，即所谓的“时空压缩效应”（蔡文迪、吴宗法，2021；陈曦，2022）。也有研究提出“市场一体化效应”（申洋等，2021），认为高铁的开通可提高城市可达性、降低物流成本、加速市场一体化形成，有利于提高供给质量、优化供给结构，从而促进居民消费，并且实证分析发现开通高铁的城市消费支出、消费结构与消费率显著高于没有开通高铁的城市。参考既有研究，本文使用本地区是否开通高铁来测量该地区的物质供给可及性。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主要使用城市化率作为物质供给丰富性的测量指标，使用本地是否有高铁作为物质供给可及性的测量指标。城市化率指该地区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连续变量，本文使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的城镇化率统计数据。高铁开通情况以被访者所在市是否有高铁来测量，为类别变量，本文使用12306官网检索对应地级市是否有高铁站。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主要使用被访者的职业地位进行测量。本文数据中的职业变量分类包括农民，非在业（无业、退休、全职主妇和主夫等），工人，普通白领（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和核心中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最后，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宏观层面的区县人均GDP，以及微观层面受访者的世代、受教育程度、城乡类型、家庭人均收入和社会地位认同。其中，区县人均GDP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以及各区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世代是影响居民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的重要变量，我们将世代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与“00后”。受教育程度包括大学本科及以上与其他。地区类型包括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家庭人均收入根据过去一年（2020年）全家人均收入的数值计算而得，我们将其取对数使用。此外，社会地位认同是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和信心的重要变量，为控制这一效应，本文也将受访者的社会地位认同作为控制变量使用。

（三）统计模型

验证消费侧和供给侧不同维度因素对消费的影响需使用微观和宏观多个层次的数据。由于社会成员个体嵌套于区县之中，如果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就不满足个体间残差独立性的假定，会导致标准误的错误推定。考虑到宏观层面区县与微观层面个体嵌套的情况，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HLM）进行分析。

多层线性模型的公式设定如下：

Yij表示在j县区中i个体的家庭人均消费金额。Xij表示j县区中i个体的家庭人均消费金额的观测值，β0j和β1j是个体层面变量的系数，γ01和γ11表示区县层面变量的截距项和系数。我们首先分析区域层次变量和个体层次变量的主效果。接下来，继续使用多层次线性模型的交互效应，对区域层次变量与个体层次变量的交互项进行分析，以检验宏观区域的物质供给对消费的影响如何被个体社会经济地位所调节。表1列出了纳入模型的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宏观物质供给对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关注在不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宏观区域的物质供给与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关关系。图2汇报了不同职业地位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的情况。分析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人均消费的关系基本为线性关系。核心中产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最高，其次为普通白领以及工人和非在业者，农民的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最低。这证明了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消费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区域层次变量与家庭人均消费的相关关系。图3显示，城市化率与居民家庭人均消费存在正相关关系。在有高铁的地区，其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水平高于无高铁地区居民的家庭人均消费水平。总之，结果表明，无论是个体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还是区域层面的城市化率和有无高铁，都与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存在一定正相关关系。本文将在接下来的回归分析中对这些关系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二）消费侧和供给侧因素对居民消费的主效应分析

多层次线性模型可以同时考察微观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与区域层面变量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我们使用嵌套模型的方法，通过逐步在模型中加入微观个体层面和宏观区域的层面变量来考察其对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结果见表2。

表2的模型2-1是没有任何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模型，即方差成分模型。经计算得知，区域层面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ICC）为0.13，即总体方差的13%是由区域层面方差造成的，这表明本研究使用多层次模型比线性回归模型更适合。模型2-2是只有个体层面变量的基准模型，重点关注控制个体层面其他变量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农民相比，非在业人员、工人、普通白领和核心中产的消费支出都显著更高（P /阅读下一篇/ 返回网易首页 下载网易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