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鸦片之祸：几十年禁而不止，并非英国鸦片贸易，而是本土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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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禁烟的努力

针对鸦片烟毒，清朝历代皇帝采取了严禁的政策。

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首次颁布禁烟令：

自此以后，清政府在乾隆四十五年至道光十九年(1780-1839年)的60年间，先后颁布近50道谕旨、文告，重申禁止贩运、吸食鸦片。

在道光朝，鸦片禁令一次严过一次。在堵塞来源方面，清政府要求行商担保，外国船只一律不得夹带鸦片，违反规定者不准进口贸易；更严重者断绝其贸易；重申严禁海口守巡官员偷漏卖放鸦片，查禁洋面快艇走私。

在治理种植、贩卖、吸食方面，清政府一再加重吸食、贩卖鸦片者的罪名，如职官犯禁罪加一等。

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廷关于鸦片问题的大讨论中，甚至有人提出，对吸食者：

吸食者罪论及死，虽然没有成为法律，但它引起一场热烈讨论，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斗争，更坚定了道光皇帝禁绝鸦片的决心。据外国人观察，道光十八年十月(1838年12月)，估计有2000多名鸦片贩子、掮客、吸食者被捕，每天都有一些人被处以死刑。

一些烟商逃跑，连一箱鸦片都卖不出去了。年底，道光皇帝借机扩大战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海口事件”，把禁烟斗争重点转向杜绝来源鸦片进口。英国政府为维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打着保护自由贸易的旗号，站到鸦片贩子一边，抵制中国的禁烟，一时间冲突升级，终于导致鸦片战争爆发。

战争断断续续打了将近两年，以中国失败而告终。其结果，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丧权辱国，割香港赔兵费、开放五口，失去了包括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在内的国家主权。

但是，战争因鸦片而起，却没有把鸦片问题明文列入《南京条约》。直到咸丰八年(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新税则，规定“洋药准其入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叁拾两”，这已经距离《南京条约》签订16年之久了。又过两年，清政府下令土药抽厘，从此烟禁大开，禁烟政策终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彻底告终。

二、烟土之害的原因

19世纪60年代以后烟禁大开，晚清社会的鸦片问题较之鸦片走私贸易时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土烟(国内自种鸦片)产量不断增加，形成了四川、云南、贵州最大的土烟种植地，其产量占全国鸦片产量一半以上。

另外，山西、陕西、甘肃成为晚清第二大鸦片生产地，产量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直隶、山东、河南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两大产地又次之，产量约为全国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东北地区的鸦片生产量也占全国产量的3%。另外，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西、新疆等省亦有鸦片生产，产量亦可观。

以光绪五年(1879年)为例，这一年是外国进口鸦片较多的一年，其进口量达到83000担，而同年的土烟产量仅四川一地就达到177000担，全国产量更可以想见。

土烟生产激增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国的鸦片产量为584800担，而种植面积大约只有1870万亩，与晚清9亿多亩可耕地相比较、所占比例甚小，未危及农业的发展。

第二个变化是鸦片走私有增无减。

鸦片作为“洋药”公开入口之后，鸦片贸易成了通商口岸光天化日下的行动，然而，走私仍旧十分猖獗，故实际上偷税漏税的情况相当严重。“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大，而福州、厦门次之。

据称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有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路多歧，因此各船不论大小，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以粤海一关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二万余箱矣。”连在华的外国人也承认，鸦片输入总值的减少在于四川、云南的种植和各口走私的增多。

李鸿章在光绪七年(1881年)的一份奏折中指出：

香港、澳门成为最大的私销鸦片基地。走私烟贩在这里买到免税鸦片后，用各种方法夹带运回内地再次出卖，“其获利更厚于私盐十倍”。

第三个变化是吸食者大量增加。

据外国人分析：

因此，他的地位特别能够使他作出正确的估计。

郑观应也忧虑地说：

也有人说1890年吸食者人数为1500万而1906年为2000万左右。

无论哪一种说法，较之鸦片未开禁之前、吸食的人数都明显地增加了，吸食带来的危害也显而易见地扩大了。

传教士麦都思说：

不仅人口出生率降低，而且随着吸食者队伍的扩大，国民身体素质日趋低下。大量财富无端消耗在吞云吐雾之中，严重破坏社会购买力，阻碍了社会财富的积累。

光绪七年(1881年)，一位传教士在杭州一个山乡传教时，看到雇佣的五个轿夫中“有四个是吸烟的……和那一个不吸烟的比较起来，四个吸烟的苦力除了体力不能持久以外，他们还要把每天所挣的钱全部吸了鸦片。

因此、他们一个钱也无法带回家去。他们都是普通的吸烟者，但他们都是不健康、无气力、衣衫褴褛并无力供养家庭的人”，第四个变化表现在烟祸与其他社会弊病互为表里，成为社会公害、在商业城市中影响极大。

烟、赌、娼同为中国社会痼疾，本不是西方传来的东西，但晚清时期受西方不良习俗的影响，造成的灾害更为严重。在一些大商业城市，这类不良风气蔓延发展，造成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烟毒、赌博和娼妓一道构成奢侈性消费，吸引着由于近代企业初步发展而握有余钱的市民，反之，近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铁路、公路建成通车，也给烟贩们长距离行销创造了条件。

各通商口岸的租界，成为晚清烟毒的渊薮。

《申报》曾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作过统计，这一年上海城内烟馆多达1700家，绝大多数集中在英法租界里。其高级烟馆陈设极为富丽堂皇，典雅精美。以同治十二年(1873年)开设在法租界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的南诚信为例，门内分东西两厅，每厅设榻20多只，除此之外还有“雅座”，每间安放1-2张床，四处墙壁还贴着名人字画。

烟具也极为讲究，有云铜黄竹的枪、广州的灯、云南的斗都精雕细琢如同艺术珍品。烟馆还聘有妓女陪抽，同时附设几种娱乐活动，如说书、品茗、清乐等等。这样的娱乐场所，当然吸引着有钱人终日在这里消磨意志，挥霍金钱。

属于下层的花烟间，是一种把吸烟、嫖娼合为一体的低档烟馆，贩夫走卒之辈染上毒瘾后，便把一天劳动所得抛掷其中，不仅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且每每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

上海的外滩一带，天津的旭街，北京的八大胡同以及其他大中城市某些繁华区、通商口岸的租界地，差不多都是晚清社会烟馆林立，藏污纳垢之处。它们的膨胀造成了晚清城市的病态繁荣。

第五个变化是治理措施受社会动荡和财政收入的影响，成效并不明显。

洋药纳税人口，土烟开禁种植，清政府在禁烟方面退了又退，禁止的政策也改为“寓禁于征”，也就是苛以重税，迫其不吸。然而鸦片是麻醉品，具有很强的毒性，一旦沾染很难戒除。

所谓“寓禁于征”不过是唱唱高调，掩人耳目而已。

由于鸦片流毒危害至深，有识之士要求禁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迫使清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发布上谕禁烟，以十年为期，冀收实效。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同意在清政府切实禁烟的前提下，将鸦片的进口量以每年10%的比例递减。宣统元年(1909年)，上海承办第一届国际鸦片会议，中国政府表示坚决施行禁烟并敦请各国予以支持。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禁烟有了一定成效：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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