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重大史实。

中国疆域构造及其近代地方建制变迁

　　◇于逢春

　　以GDP规模而言，1840年中美两国分别约为50亿美元、16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量的29%、3%；1950年中美两国分别约为166亿美元、2998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量的4.5%、27.3%；2022年中美两国为17.96万亿美元、25.44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总量的约18%、25%。如果将时间回溯到中国疆域最终底定的嘉庆二十五年（1820），据《世界经济千年史》推算，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32.9%，美国占1.8%。可见，近200年来，中国有着由世界经济力量最强之国，中经衰落，当代又逐渐发展到世界前列的历程。

　　回溯世界历史，除了中国之外，人类历史上尚无一个世界级大国在大国游戏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凤凰涅槃，比较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者。回顾中国近代史，因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沿袭着前近代体制的清朝一旦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生成的民族国家相遇，便陷入被降维打击的窘境。那么，仅就疆域盈缩而言，近代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知弱而图强并为后世再崛起预留了广阔空间呢？

　　根据嘉庆二十五年《大清一统志》及所附“皇舆全图”标注的地域可知，最终奠定的中国疆域构造，其一级地方行政区划排序是：首要京师，次之直隶、盛京，然后是苏、徽、晋、鲁、豫、陕、甘、浙、赣、鄂、湘、川、闽、粤、桂、滇、黔，再次之为新疆、蒙古、各藩部，最后为朝贡各国。根据“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省大要”，“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则十八行省，加上盛京、乌里雅苏台、蒙古、新疆，被合称二十二统部，凸显了清政府已视边疆与内地为一体。西宁办事大臣与驻藏办事大臣则作为特殊区域设置，暂未列入统部。

　　自此，中国疆域构造形成了首京师，次直隶、盛京，再次行省，又次藩部（内蒙古、喀尔喀蒙古与科布多及唐努乌梁海、新疆）与特设区域（西宁、西藏），最后“外域朝贡之国”的态势。另外，在地方二级行政区划中，桂、滇、黔、川、湘、鄂、甘等省内当时还存在着半自治式统治的世袭土司等。新疆则存在着世袭的伯克制，内外蒙古及青海蒙古地区则存在着札萨克世袭统治的蒙旗。

　　自第二次**战争期间沙俄先后鲸吞了中国大片领土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有了解并适应通行于全世界的国际规则，基于“民族国家”样式，将疆域均质性、全域性作为目标，使得边疆与内地一体化，保全领土。于是，在边疆设立行省，在实施土司、伯克与世袭札萨克制度之地实施改土归流或在蒙古旗地上设立府州厅县，便成为当务之急。

       在海陆边疆设立行省

　　自新疆1864年出现混乱局面以来，清政府便意识到，只有在该地实施内地型的行政建置，才能保障其长治久安。经过长期谋划，新疆省在1884年正式设立。

　　清政府在海上设立行省始于1885年将台湾府从福建省析分，设立台湾省。另外，自1899年海南举人潘存提出“设立海南行省”建议以降，晚清民国各级政府屡屡提及建省事宜，但最终搁置。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88年，海南省成立。

　　东北设置行省的动议始于1900年沙俄借“义和团”事件公然出兵侵占全东北，1907年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设立。蒙古地区设置行省的动议始于1897年山西巡抚胡聘之首倡“蒙地放垦”，以及1903年湖南巡抚赵尔巽奏请内、外蒙古均应改建行省。在内蒙古，地方要员于1905年“拟请以热河、绥远城皆为行省”，1907年又建议将察哈尔都统、绥远将军、热河都统改制为三个行省。1914年，民国政府设立了绥远、热河、察哈尔特别区。1928年设立了热河、察哈尔、绥远省。其间，与蒙旗相关的宁夏于1928年建省。另一个直接统辖青海境内蒙古二十九旗、玉树等四十族土司事务的西宁办事大臣，1912年改为青海办事长官，后又改称青海蒙番宣慰使，1929年建省。在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1906年政务大臣岑春煊奏请将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阿尔泰等地悉照内地改设行省，但引起外蒙古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而将此地视为禁脔的沙俄更是极力反对，清政府只好作罢。至于川西与藏东的康区，建昌道赵尔丰于1904年建议在此设立行省。1906年，已升任川滇边务大臣的赵尔丰拟在此建省。1918年川边特别区成立，1939年改设西康省。

       改土归流

　　与省级行政改制相呼应，府州县级的改土归流也相继实施。土司制度作为桂、黔、滇、藏、川、陇等省独有的现象始于元朝，实际上是处于行省体制延长线上的半封建体制的另类形态，土司首领均世袭其职与领地。随着明末清初以降中原移民带着玉米、红薯、白薯等作物种子进入这些地方，人力与财力资源聚集，加之火器的运用，为国家权力下沉到土司奠定了坚实基础。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便对西南土司实施了大规模改土归流。其后，历届政府仍有一定规模的改归举措，其中较著者为清光宣之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对川西藏东地区土司的改土归流。另外，新疆1885年建省后，对南疆的世袭伯克全部予以裁汰。

　　对于内蒙古，1907年清政府将其6盟2部中的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呼伦贝尔部划入东北三省。此外，在清末新政10年中，在内蒙古的蒙旗土地上，清政府先后新设了26个府厅州县，直接削弱蒙古王公贵族的世袭权力。

       地方建制改革的得与失

　　就边疆改设行省而言，清朝历届政府诸般施策对羸弱时期国家疆域的保护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由于内部施政不当，特别是强大的沙俄阻碍，因此没有及时设立行省的喀尔喀蒙古、唐努乌梁海等地最终沦陷于外人之手。

　　对于改土归流来说，鄂尔泰的标准是只裁改骄狂土司，并以澜沧江为界，认为“江外（西）宜土不宜流，江内（东）宜流不宜土”。基于此，对江内土司加之以兵，强力改土归流；江外土司仍保留土司体制。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宜土不宜流”的澜沧江西的广袤土司地域，随着英国势力的介入及中国自身的原因，大都游离于中国疆域之外。

　　日本学者衫原薰曾说，如果世界结束于1820年，一部此前300年全球经济史就是东亚的奇迹。实际上，1820年既是中国疆域最终底定的极点，也是东西方力量对比逆转的临界点，更是中国国势由强转弱的节点。在此前后，英国和沙俄已经在觊觎中国以及周边国家，而对世界大势懵懂无知的清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策略，被动应付，成为西方列强肆意侵略的对象。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近代中国虽然不断遭受侵略，但中国人民始终顽强抵抗，尤其是抗日战争，虽然付出重大牺牲，但最终赢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以后中国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于逢春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

华夷一体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

　　◇李毅婷

　　“华夷观”在古代中国经历了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共祖”再到“华夷一体”的转变，并最终成为主流思想乃至意识形态。华夷一体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更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黏合剂。

　　从华夷之辨到华夷共祖。自称华或夏的部落经过长期的族**融，至夏商周时代逐渐形成族群共同体，它们称居于四周特别是文化与自己不同的族群为夷、狄、戎等。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位处中原地区的齐、鲁、晋自称华夏，位于中原的非华夏族群和地处中原外缘的秦、楚、吴、越等被称作夷狄。尊王攘夷、严夷夏之别等华夷之辨理念也随之而生。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着重两点：一是华夷之防，即“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内诸夏而外夷狄”；二是用夏变夷，主张诸夏以文治教化令夷狄归服。

　　随着秦汉之际疆域的拓展，华夏边缘扩大，华夷之防也出现了松动。贾谊主张汉天子为天下之首，夷狄乃天下之足，华上夷下，尊卑有别。虽然此说仍有明显的华夷之辨色彩，但首倡华夷首足说，肯定了华夷一体、不可分割。值得关注的是，在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董仲舒将华夷之辨与大一统思想融合，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强调用儒家之礼义区分华夷，肯定华夷可以互变，故力主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务必纳“夷狄”入华夏。

　　华夷之辨强调华尊夷卑，带有血缘和文化歧视色彩，在华夷之间人为地划分了边界。司马迁则通过重构五帝族群谱系和书写华夷族群起源，重构华夷关系，首次从族源上构筑了华夷族群共同的血缘谱系，确立了华夷同源共祖的理念。他视华夷为同出黄帝的平等关系，赋予华夏和四夷“源出于一，纵横叠加”的架构：纵向上，他以本纪、表为载体，重新建构五帝的历史记忆，勾勒了颛顼、帝喾、尧、舜为黄帝之苗裔的谱系，书写了夏商周始祖、秦之先人均为五帝之后，从而构建了一个以黄帝为源头、血脉相连、一脉相承的谱系图；横向上，巧妙地运用世家、列传，将蛮夷之楚、吴、越、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均纳入黄帝后裔，同时描绘了华夷互变的图景。总之，他将传说中的黄帝置于华夷共祖的地位，将华夏与四夷整合成“一个时代相继、绵延不断的庞大的具有族群认同性质的共同体”，消解传统华夷之辨中血缘与文化歧视的色彩，为构筑多族群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确立了新的认同模式。

　　华夷一体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司马迁所谓的华夷共祖，并非实质性的共同血统，而是用历史书写重新建构族群的过去，描摹的是一个关于虚拟共同血统的传说或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理念不仅被“夷狄”所认同，且成为他们入主中原的法理依据。如4—5世纪入主中原的各“夷狄”政权大都千方百计地标榜自己为华夏族裔，匈奴刘渊自称汉氏之甥，匈奴赫连勃勃自诩大禹之苗裔，拓跋鲜卑更是构建了华夷共享一个“英雄祖先”的“弟兄祖先故事”。华夷共祖还衍生出华夷皆正统。如唐代官修史书《南史》《北史》并立、不分正统与否；元修辽宋金史，确立了“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原则。更为重要的是，华夷共祖还与大一统衔接，不断地扩展华夏族群的边缘，推动中华民族从多元日渐走向一体。

　　第一，华夷同源共祖的理念，成为华夏族群边缘不断扩大的理论依据，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司马迁对华夷共祖的架构，是族群认同中心人群向外拓展华夏族群边缘的尝试。魏晋以降“夷狄”政权认同该理念，是认同边缘的部族利用其确定的边界进行再建构，主动向内漂移，从外界扩充了华夏族群的范围。简而言之，华夷都认同关于族群起源发展的共同历史记忆是同一族群的重要标志。为了论证政权合法性以及调和族群关系，逐鹿中原的“夷狄”政权往往活用华夷共祖理念，自上而下地采取系列措施强化主流文化认同，推动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当辽、金、元、清的统治者都以华夏自居，将原为“夷狄”的本族群纳入了华夏的范畴，表明自在的中华民族已经自发地形成，并且边缘在不断扩大。

　　第二，华夷共祖的理念，进一步发展成华夷一体，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调。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隋炀帝主张“混一戎夏”，唐太宗对各族群“爱之如一”，开启了“胡越一家”的华夷平等格局。胡人华化蔚然成风，**盛行胡风，胡汉各族群的风俗文化相互涵化，孕育了多族群文化归一的趋势。辽、金、元、清继续发展出了华夷同风、夷可变华、华夷一体、共为中华、天下一家的理念，赋予华夷文化共同的发展空间。在此大背景下，中华民族向一个自在的整体发展的同时，也保留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总之，华夷共祖是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理论依据，是连接各民族、构筑大一统国家的重要黏合剂。

       作者：李毅婷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

西藏在中国疆域底定中的历史地位

　　◇李红阳

　　西藏具有生产方式农牧并行、文化形态兼收并蓄、民族构成一体多元的特点。633年前后，松赞干布完成了西藏地方的区域统一，自此更为积极、主动地融入中华文明，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推动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这一历程不仅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生动写照，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宏伟史实。

　　政治上辖属关系的成型和巩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演变是一个多元的叙事，其中边疆民族地区如何纳入这一叙事之中是中国史书写的关键面向。在此叙事中，西藏地方依托自身的力量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疆土、勤劳的民众和优秀的文化。

　　西藏地方始终具有强大且与生俱来的东向性，无论是统一吐蕃时期迎娶文成与金城公主，占领陇右、陕西与河西走廊及安西四镇，短期占据长安，还是蒙元王朝时代阔端与藏传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八思巴及萨迦派领袖世代被封为大元帝师，抑或明朝时期设河州与朵甘及乌思藏三卫、1578年阿勒坦汗与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的仰华寺会晤、固始汗与格鲁派联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乃至于清代五世**喇嘛入京、1727年设立驻藏大臣、乾隆帝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等，莫不验证此倾向。上述史实不仅牢固地确立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辖属关系，而且使其深度融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支撑着中华民族悠远且无间断的文明。

　　经济上茶马古道的连通价值。茶马古道从经济上促进了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辽东地区的互通有无和物资交换，大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唐代，中原地区的茶叶源源不断地进入雪域高原，被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部饮用”；宋代，四川每年有大量茶叶销往青藏高原；元代，中央政府设立27个大驿站，疏通了西藏地方与中原地区、北方草原地区、辽东地区的交通，使汉藏、蒙藏之间的经济交流更为密切；明代在河州、姚州、雅州等地设立茶马司，确立茶课制度，以掌握茶马贸易的专利权，推动区域经济的互通和交流；到了清代，“边茶贸易”愈发兴盛，其中仅就行销打箭炉的边引为例，雍正年间为93119引，嘉庆年间增至104424引。茶马古道及其经贸的扩展，丰富了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内涵。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在茶马古道东向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与汉族、羌族、回族、土族、裕固族、苗族、彝族、纳西族、门巴族、珞巴族、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展开经济文化交流，使蒙古族、裕固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成为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由此表明西藏地方积极融入中华民族，使其作为一个“自在”的命运共同体持续巩固。

　　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藏传佛教是西藏地方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化形态，不但推动了雪域高原的一体化进程，而且成为元清二朝尊崇的宗教之一。

　　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通过与苯教、汉传佛教不断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仪轨和教义的中国式的藏传佛教。蒙古汗国与元王朝崛起后，藏传佛教愈发得到重视，忽必烈1260年继任汗位后，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藏传佛教在元朝的这种崇高地位具有历史性意义：一方面，藏传佛教正式立足于中国政治中心，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雪域高原的地域范围；另一方面，元朝皇帝通过崇信藏传佛教而强化西藏地方与中央之间的隶属关系。明承元制，明成祖朱棣皈依三宝，学修藏传佛教教法，强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承继元明二朝，清朝皇帝拥有“转轮王”和“文殊菩萨化身”称号，凸显了元明清三朝生成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中原、东北四地之间的政治、文化互动互融关系。

　　清朝定鼎之后，继续大力封赐**喇嘛、建立班禅世系、强化对藏传佛教的管理，不仅达到了“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目的，而且逐步形成了更加稳定、高效的治藏体系。

　　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互相交流、不断融合的结果。西藏地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度融入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推动了中国疆域的最终底定与巩固。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雪域高原治理的崭新时代。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部署重大决策。尤其是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在我国治藏史上第一次深刻、系统与全面地阐明了治国、治边与稳藏之间的内在逻辑，为我党今后的西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更好地实施“治边稳藏”战略指明了方向。

       作者：李红阳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蒋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