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生而为女，活该无权？性别之别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3-11-21 12:4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原创张念活字文化

在韩国，性别议题似乎正成为划分政治倾向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月前，被打上了“反女权”标签的李俊锡，当选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党首。因从未当选过国会议员被媒体称为“零选”，又因年仅36岁就获得党首选举入围选拔支持率第一而被视为一股“势不可挡的旋风”。特别的是，在这颗政坛新星刮起“李俊锡旋风”的同时，韩国政治中的“性别议题”被引爆。

一直以来，李俊锡通过吸引20-29岁男性选民来开展自己的竞选活动。他认为，由于女权运动受到的关注，年轻男性群体在韩国的代表性不足。李俊锡在接受韩媒采访时说，“得到年轻人的支持，或许是因为我说出了他们想要说的话”。在韩国，倡导男性权利并不是一个自嗨的点子，它逐渐成为了一种主流思想。曾是大学老师的Koo Se-woong说：“目前的情况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男性好像非常自然地认为，女性对更多权利和保护的要求只不过是受人误导而已。”

韩国的两性之战，源于男性社会地位下滑，更源于有毒的传统性别文化。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活字文化·日刻策划出品的音频课程《用性别之尺丈量世界——18堂思想课解读女性问题》中，同济大学张念教授对gender这个基于生活经验层面的概念，以及第二波女权运动的解读。“二元对立无处不在。有人质疑你说伸张女权，为什么不伸张男权？这样的表述是很可笑的。从文明诞生开始，从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始，整个社会就是男权制和父权制的，我们不需要重新伸张男权。”

何为gender和feminism

张念文

本文为节选，摘自《用性别之尺丈量世界》

张念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出版著作《性别之伤与存在之痛——从黑格尔到精神分析》、《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女人的理想国》等。

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是1949年波伏娃出版《第二性》，并延伸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身份政治运动。《第二性》谈了什么问题？

波伏娃在写《第二性》的时候翻阅了很多资料，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她发现，虽然很多女性参与了法国大革命，包括攻占巴士底狱，但是在这些宏大历史书写过程当中，女性的活动、她们的存在被抹除了。

波伏娃不是历史学家，她没有说我要有个雄心来从性别的层面来写一个法国大革命当中女性的表现，这不属于她的写作任务，她是从一种存在主义者的女性意识的角度，还原和描画出生活世界中的“女性肖像”，比如说她会写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当然不是政经学批判的角度，她是把家庭家务劳动作为一种现象。

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女性是在和灰尘做斗争。女性和灰尘做斗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每天要让家保持洁净，它的主要的敌人就是灰尘。那么灰尘扫去之后，又来了，那么这又出现一种就是说女性的生活处境的、处境意识，出现了一种荒谬感。就让我们想起加缪所写的西西弗斯，石头推上去又落下来，推上去又落下来。

加缪塑造了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西西弗斯，他重新改写了西西弗斯神话，而波伏娃用同样的笔调，描画每天和灰尘做斗争的女人，她们同样也面临着一种西西弗斯的荒谬处境，但是我们不会说家庭主妇是存在主义英雄。但在女性主义的视角下，这个和灰尘做斗争的主妇就是存在主义英雄，这个英雄形象第一次在哲学家波伏娃的笔下出现了。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gender这个词最早来自于拉丁文，是类别的意思。女权主义中的gender所处理的是一种处境性经验，对这种模糊经验的感知，我们叫“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区别在于，没有主体意义上的认同感。什么意思呢，成为家庭主妇和成为一名将军完全是两回事。这种既沉溺又疏离的女性意识本身，如同文学经验一样充满歧义，弥漫着生命的信息，但又无法被公共的社会价值系统所捕捉，女性之于自己的生活处境所产生的感觉，浮光掠影，但又具备某种伦理的确定性。就是说伦理亏欠很容易被女人承担，比如公共舆论对一个现代女性的道德绑架表现为：必须事业和家庭双丰收。

波伏娃所考查的是女性处境，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女性意识，她不像第一波女权运动是在一种中性的人权概念下探讨平等，并鼓励女人进入公共领域，这个领域被预设为中性的，但不要忘记在这里相遇的依然是男人和女人们，性别是最醒目的识别标记。

而在具体的生活处境中，当我们说女人的时候，她被识别为母亲、女儿、妻子、情人、还有圣母、荡妇，这些标签之所成立，是因为它们必定是在和男人的关系中产生的，其中一个特别的标签是“圣母”，是男性精神攀升的导航仪。

让-弗朗索瓦·米勒《打柴的农妇》，1852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叫“女人是被塑造的”。她的意思说女人处于“第二性”的，女性是被塑造的。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女性被谁塑造？第一性的是什么？第一性指的是父权和男权结构，它的存在决定了第二性的存在。

还可以继续追问，女性是被塑造的，那男性是不是也是被塑造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看，虽然男人也是被塑造的，但女人属于“第二性”，从属于第一。从文化角度来看，虽然男人也是被塑造的，但文化塑造对男性更加有利。

比如说圣经创世纪里面是亚当。从亚当的肋骨取出来，上帝造人的时候取出来造了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那么这就非常有意思，是谁来自谁？这就是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就是夏娃是来自于亚当的身体，那么夏娃是第二性的。

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或者是在文化领域，gender其实成为一个新的知识维度，或者一种认识论范畴，区分差异是智识练习重要步骤。比如，我拿着这个gender这把尺子，去勘测历史叙事的性别偏差，在纪念碑式的历史中，找不到女人的身影。这个偏差是理性主义的盲区，女人存在于历史之中，是在场的缺席者。一般要到19世纪出现家庭史研究的时候，在这里女人才闪现。在丰功伟绩之外，女性经验该如何记录，在史学领域里面专门出现了一个新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女性史。

第二波女性主义（Second-wave feminism）是女性主义者的一场社会运动，最早开始于1960年代初的美国，最终波及至整个西方世界和其他地区。内容包括争取性别平等、生育权、堕胎、避孕、离婚、女性的工作权利等，也让社会开始关注家庭暴力及婚内强奸等社会议题。

另外，gender的社会效应就是第二波女权运动，发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女权运动内部，新兴的中产阶级妇女们组织起来，以姐妹情谊的名义，形成互助小组，在生活浪潮裹挟之中，抵抗男权主义的价值观。推进人权价值的实践内涵，比如说堕胎的权利、生育权，享受性快感和性愉悦的权利。女性身份第一次成为文化指标，扩展经典层面的政治边界，一个著名的口号就是：私人的就是政治的。公共和私人的划分标准受到冲击。

这不是女人们基于健康愤怒的夸张表述，而是基于对差异政治的敏感，和这一波女权运动一起生发和成长的，还包括民权运动，以及同性恋运动，抵抗一切基于种族、族群、年纪、性取向等方面的歧视和压迫，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身份政治，其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身份认同问题打破了传统的认知主体论，被贬斥的身体成了醒目的文化政治元素。

有种论调宣称女权是种单边主义，非常意思的是，当我们说性别的时候，好像自动默认了仅仅是“女性问题”。在知识层面，gender这个词是中立，这个尺度仅仅为了调试偏差，平衡社会历史叙事的性别问题。在平等政治的逻辑中，性别是一种迟到的正义；在文化政治逻辑中，性别是抵抗的力量，无论人权表述，还是文化表述，其实共享着启蒙思想的遗产，那就是只有平等之人当中才有自由。那么就思想资源来说，feminism这个表述不是显得多余了吗？

女人加上主义，不是一个很奇怪的表述吗？在人权框架中我们要趋同性权利，在gender的框架中，我们要强调差异性权利。在近年女性反抗侵害、争取权益的过程中，法理逻辑和女人们客观的痛苦产生了冲突，一种法理程序捕捉不到的伤害，恰恰说明了feminism依然有存在的理由。feminism字面上有个主义，这是打引号的“主义”，区别于其他的意识形态。它就像一个影子剧场一样，处在光亮智识中心的边缘地带。性别之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是一般理性认知上的区别，它在认知之前的知觉层面，在知识所厘定的秩序之前，使得中立性被辨识为一种暴力性操作。比如，启蒙逻辑否定性别，文化政治又强调性别，那么，究竟什么是女人？我把她当成一个未知数，永远在求解的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