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曙、贾涵｜颜真卿书法流派在元代的退隐与传承

然赵孟頫对颜书也非一味否定。对于学“颜”重人品的看法，赵孟頫提出“书学二王，忠节似颜”的主张，肯定颜真卿的人品，而从学书上要溯源得晋人之法。在他的影响下，一反宋人“尚意”书风，舍弃颜真卿、杨凝式在宋人中的影响，元代出现了全面复兴晋人传统的风气，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书家群体，鲜于枢、邓文原、虞集、柯九思、张雨、朱德润等文人书家都以二王为旨归，学习晋法成为元代书坛的主流书风。

二、继承：颜真卿书风在释道与少数民族书家中的延续

在北宋苏轼、黄庭坚、欧阳修、朱长文的大力推崇下，颜氏书风有了继王羲之之后最重要的地位，同时确立了“以人论书”这一书法品评美学的独特地位。〔5〕而到了南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南北方对颜真卿的接受则出现了差异。南宋书法尚帖，金人书法尚碑，故金人在篆、隶、楷方面的成就高于南宋，相应的，颜真卿书风在北方的传播较之南方更为广泛。

金末元初，学颜之风由北方南下，虞集有言：“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且类鹜。”〔6〕其时，元代书坛复古之风已见端倪，在这种大环境下，颜真卿书风虽南下却并不显著，汉族士人书法实践多追随赵氏复古书风，取法颜字的书家较少且名不甚显。相反，在元初北方地区，旧金故地的学颜风气仍有余韵，一批当属书坛“支流”的释道书家刘秉忠、溥光、吴镇等取法颜真卿，气候颇盛，他们多以楷书为主，兼习“颜行”。

刘秉忠（1216—1274）是忽必烈统一中国过程中的重要谋臣之一，字仲晦，号藏春，邢台人，由僧而仕，法号子聪。《藏春集》：“秉忠楷书以鲁公笔法为正，草书则取二王，以为专门之学。”〔7〕他也曾自作诗言其临摹苦练的勤勉与师法王、颜的决心：“研水冰清墨细研，紫毫深蘸拭华笺……鸾飞凤立难穷变，要把王颜得处传。”〔8〕刘秉忠楷书、草书均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草书笔势纵横，雄浑飘逸，元翰林学士承旨、资善大夫王恽曾跋其《东亭》等帖曰：“此太保刘公书也，观其笔法飘逸如此，绝似长沙素《苔矶静钓》等帖。”〔9〕刘秉忠楷书书丹《扁鹊庙碑》全称《国朝重修鹊山神应王庙之碑》，字体工劲挺拔，俨有鲁公朴厚古茂之气。

元至元年间僧人溥光（1237—1327），字玄晖，号雪庵，俗姓李氏，大同人。工真、行、草，擅写大字，元代匾额多其所书。其《雪庵字要》专为学大字而作，得时人推崇：“得《雪庵大字书法》一部，何异饥渴而获膏粱琼液也”，“是书之传，实学者之规矩也”。〔10〕雪庵大字出自颜、柳被普遍认可，清叶封《嵩阳石刻集记》称：“笔虽过丰，而结体遒劲，有清臣、诚悬之风。”〔11〕《雪庵字要》中收录贝自强《大字评》云：“米芾之字最为难事，须要先学颜、柳，或学雪庵，日久精妙入神，自然变化而成其体。米芾亦是颜、柳变化也。雪庵亦出于颜、柳之门，日久变化，自成一家，终不离颜、柳之风。”都穆赞其真书“真有得乎颜氏家法，后之作大字者见之，尝不止于退三舍也”。〔12〕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颜柳之余，不得不生即之、溥光”，而雪庵自身亦推重学颜：“凡学书大字者，必当学书小字端楷，而无偏促粘滞之病，然后自小而渐，可至于大也。亦当学颜、柳之帖为最，欧帖次之。”溥光的唯一传世墨迹《石头和尚草庵歌》虽为草书，但其纵横捭阖气息与赵氏书风大相径庭，有颜行起落果敢气质。

元代隐士嘉兴人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画名显赫，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并列为“元四家”。吴镇一生清贫，为人抗简孤洁，工行草，以山水见长，墨迹多见其题画书，草书居多，亦兼行楷。吴镇草书承怀素、䛒光、杨凝式风格，陈继儒称其“书仿杨凝式”〔13〕，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评其“书作藏真笔法，古雅有余”〔14〕，吴升《大观录》云其“书学怀素，正行体书，古宕有风格”〔15〕。怀素书风受颜真卿影响至深，杨凝式又是五代学颜最为典型的书家之一，故吴镇草书带有颜氏行草筋骨。吴镇行书亦出颜真卿，圆劲飞动，如潘世璜言“体兼颜柳，画即绝佳，题复出色”〔16〕。

少数民族书家取法颜真卿书风，也成为元代颜真卿书法流派的重要组成部分，耶律楚材、赵世延、康里回回、那海、脱脱等为这一流派的代表书家。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契丹族人。现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送刘满诗卷》是其学颜体的例证。〔17〕宋濂《跋耶律文正王〈送刘阳门诗〉》称：“此盖其晚年所作，字画尤劲健，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18〕《送刘满诗卷》可谓“擘窠大书”，用笔遒劲，姿态开张，有长枪大戟之势，点画出入颜、柳楷书。金朝书坛名家任询楷书学颜〔19〕，《古柏行》气象宏大、苍劲古拙的行楷绝类鲁公《争座位帖》，耶律楚材书风与之极为相似。金朝名儒赵秉文〔20〕与耶律楚材交好，赵氏极重颜真卿人品，对耶律楚材也应有所影响。耶律楚材卒于忽必烈建元之前，虽为少数民族但自幼饱识汉学，其书风沾暨北宋学颜风气，与后起之赵孟頫一派晋人意味迥异。他作为元代开国重臣，其学书路径对颜真卿书风入元起到开拓作用。

元色目雍古部名臣赵世延（1260—1336），历经九代皇帝，被誉为“九朝元老”“九朝良臣”。其虽为色目官员，却与赵孟頫、程钜夫等汉族官员交好。晚年应召与虞集等编修《皇朝经世大典》，书法师颜真卿，用笔丰腴刚劲，有生辣气。与赵孟頫同跋《化度寺碑》，赵世延此跋作于晚年（73岁），用笔取法颜鲁公稚拙之气，丰腴略似东坡，中锋为主，点画不拘，气势开张，展现了一代将才刚直不阿、雄浑壮伟的严正书风。

康里巎巎兄康里回回（1283—1333）为蒙古人，字子渊，官至翰林侍讲学士、江浙省右丞、中书右丞。明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称其：“正书宗颜鲁公，甚得其体。”〔21〕回回之父不忽木早年师从许衡（1209—1281），而许衡“教诸生习字，必以颜鲁公为法”〔22〕，故回回楷书承袭颜氏笔法亦有迹可循。回回现已不存确凿之书迹，相传《澄鉴堂石刻》前跋存回回正书三行，就此看，确与颜鲁公正书一脉相承。

蒙古人那海（1289—1345），又音译作“诺怀”〔23〕，字德卿，《书史会要》载其“善大字，郡之扁榜多其所书”〔24〕。《至顺镇江志》中尧岳记云：“辟室为藏修之所，号静学斋。又工大字，名山胜地，题识标榜，竞求其书。”〔25〕《广平府志》中的记载表明那海字所承：“书法本鲁公，作大字径数尺许，皆端劲有体。”〔26〕

蒙古人脱脱（1314—1356），字大用，《书史会要》卷七载其“善大字”。脱脱曾为浦江郑氏家族书碑“白麟溪”，以郑氏先祖“白麟”之名命名溪流，彰其家族孝悌似流水绵延。欧阳玄赞此碑：“字画方毅，酷类颜真卿，观者孰不改容。”〔27〕其弟也先帖木儿“并能大字”。〔28〕脱脱行草作品《题璇玑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书史会要》卷七还载蒙古人沙剌班、别儿怯不花、普花帖木儿、笃列图、康里人庆童、达识帖睦迩等少数民族书家均善大字〔29〕，皆传颜字一脉。颜真卿书法流派在元代复兴晋人传统的大潮流中，没有宋人学颜的风气，尽管上述书家还在取法颜字，但从数量上来说仍是极小的范围，这一流派在元代处于“退隐”的状态，赵孟頫书风笼罩着整个元代，一直延续到明初。到了明代中期，颜真卿书风重新抬头，并得到新的发展。

三、弘扬：义理书论背景下对颜书伦理学上的认同

义理书论即理学化的书学理论。由宋元至明清，程朱理学通过对主流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影响左右着书学思想的演变。这一时期的书学理论被理学思想浸润颇深，也称“理学化”的书学理论，即义理书论。元代是义理书论被系统化阐释的第一个时期。程朱理学以儒学为根基，体系枝蔓驳杂，其中对文艺思潮特别是书法理论产生影响的持论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由“理”一元论或本体论而导向的对书法极则，即终极之“理”、“道”或“法”的追寻，以溯源式“复古”为途径与旨归。（二）放大儒家思想中伦理道德观念，以儒者端人正士的道德风范为褒扬，推扬“克己”“持敬”的道德准则，以此作为书家、书艺、作品品评的最高标准。（三）厌恶繁复、夸张、矫饰，崇尚冲和、隽永、平淡、简明的经世致用之学，并以之作为艺术美的标准。这一点从赵孟頫摹《兰亭》即可窥见，赵氏将天真遒媚但技法复杂的二王书法用更加平易近人的笔法表现出来，使得二王书风易于为更多人所临摹与欣赏，这种将复杂经典平易化的做法，正合理学“中庸”“中正”“经世致用”的要义。除此之外，程朱理学对元代书法理论的影响还渗透于许多细微方面，如讲求传承与统绪，向历史与自然之美不断回归等等。

自理学角度对颜真卿作为书学楷模的褒扬宋代即肇始，与理学奠基几乎同步。朱长文在《续书断》中援引“义理”思想：“自秦行篆籀，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书之至也。”朱长文作为宋代颜氏书风的拥趸之一，自义理、法度角度将颜鲁公奉为“神品”。〔30〕朱熹《题曹操帖》中借好友共父“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31〕之语，彰明颜氏由道德典范至书学典范的地位，并在《跋颜鲁公栗里诗》中有“读之者亦足以识二公之心而着于君臣之义”的说法，可见朱熹对颜书也多有青睐。

元代义理书论观点由零散至系统，典范人物亦首推颜真卿。元初儒学教育中的小学教育〔32〕将颜体作为习字范本，这与许衡对颜真卿的推崇密不可分。元初大儒许衡深谙程朱理学要义，由金仕元后大力提倡儒学教育，书学理念秉金代重颜遗风。《左丞许文正公》曾记载：“先生教诸生习字，必以颜鲁公为法。”〔33〕小学教育对颜氏书风的推崇对其在元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程朱理学思想的指引下，元初许衡、刘因等文人充分认识到书法所具有的政治伦理教化功用。蒙元统治下，汉族士大夫维护汉文化之统宗地位，书法无论是作为中华传统艺术，还是汉文字的载体，都是重要的手段与途径。而以儒家仁义道德为核心的汉文化更需要以颜真卿这样的忠臣义士、高尚人格为楷模，颜氏书风清刚端严、大气磅礴，亦是汉文化顶峰大唐盛世气节与蓬勃文化的代表，是中华精神与气度的映射。因而，不仅限于书家，元代馆阁文人都比较崇尚颜氏书风，为颜书成为理学精神的代表奠定了政治与学术基础。

（一）颜书“书统”正脉在元代书论中的确立

北宋论书重颜，苏轼、黄庭坚皆认为颜脱胎于二王：“盖自二王后，能臻书法之极者，惟张长史与鲁公二人。”〔34〕甚至将颜氏与二王雁行。加之“忠义刚正”形象的加持，使得颜真卿书法地位在宋代不断提高。

入元后首先肯定颜书正统地位的是元初名儒郝经（1223—1275）。作为纯正的理学家，秉承朱熹“道本文末”思想，将儒家《六经》规模书法：“故今之书也，必先熟读《六经》，知道之所在，尚友论世，学古之人其问学，其志节，其行义，其功烈，有诸其中矣，而后为秦篆汉隶，玩味大篆及古文，以求皇颉本意，立笔创法，脱去凡俗。”〔35〕将二王、颜、苏梳理为书法之“正脉”：“钟、王变篆隶者也，颜变钟、王用篆也，苏变颜、柳用隶也，故古今书学，不能逾是四家。”〔36〕并以儒家“经”“传”“诸子百家”这一传承层级套用于书学：“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苏东坡以雄文大笔，极古今之变，以楷用隶，于是书法备极无余蕴矣……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先叔祖谓二王书之经也，颜、坡书之传也，其余则诸子百家耳。”〔37〕元初郝经率先使用儒家统绪套用至书学，将颜真卿确立为传承经典之一，稳固并提高了颜氏在书法史传承中的地位。学者袁裒（1260—1320）也提出“至颜太师一变为方整规矩，然平原《画赞》乃展逸少者耳”〔38〕，认为颜氏书风应规中举，是王氏的正统继承。

学者郑枃（？—1343后）的《衍极》是元代中后期义理书学集大成之作。《衍极》的重要书学观点之一即仿照儒家道统的传承顺序确立“书法统序”十三人：“其人亡，其书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人焉。谓苍颉、夏禹、史籀、孔子、程邈、蔡邕、张芝、钟繇、王羲之、李阳冰、张旭、颜真卿、蔡襄也。”〔39〕唐代仅张旭、颜真卿进入统宗。郑枃盛赞颜书“颜真卿含弘光大，为书统宗，其气象足以仪表衰俗”〔40〕。实则，“书统”是表象，将儒家纲常套用至书学，为书学确立师法规范是其思想根源。是否能进入“书统”以是否遵循“法度”为评判标准，而“重法”正是颜氏书风的特点之一，也是理学思想的核心要义，颜书应规中举，被理学家奉为典范不足为奇。

（二）“书如其人”与元人颜真卿书法品评观

西汉扬雄“书为心画”说历来被认为是“书如其人”品评观的起点与思想根源，唐张怀瓘“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41〕亦一语道破书作对人心的映射。汉魏六朝历隋唐至宋元，“书如其人”品评观的美学范畴在社会思潮影响下不断变化。魏晋论书重书家性灵天资与气质体格，强调天真罄露，而宋元论书强调书家学识修养与伦理道德。对纲常伦理的极度重视是程朱理学的重要观点之一，书法是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元初理学家欲凭借此艺达到伦理教化的目的。由此，义理书论下的书法品评观便带有浓厚的道德伦理色彩。

学者王恽（1227—1304）是元代中期从“书如其人”角度首先推崇颜真卿的。〔42〕他与溥光论颜柳之书，认为“诚悬书令人易厌，不若鲁公笔法，愈观而意无穷也。柳苍于法度，取媚于一时，中枯而无物；颜意无穷，盖忠义之气中冠之故也”〔43〕。在多处颜书题跋中他也多次强调“忠义之气”：

乃知太师忠义之气，发于笔端者，谅非积学而后能也。〔44〕

予尝谓鲁公此笔，用忠义为本，然后以大篆变而为楷体，故后之学者，终莫能及。〔45〕

鲁公书号称大雅，尤可重者，以忠义之气发而为心画。然端人不为枉者作计，此天下之通论。〔46〕

鲁公书，大抵与元气浑沦，千态万状，不可端倪，因其人而为变耳。〔47〕

在王恽心目中，《大唐中兴颂》是鲁公平生“最善”之作：

唐《中兴颂》石刻，字径数最大，立法最密。就鲁公平生所书，合而论之，此为最善，其法度特变大篆为真楷耳，所谓只见性情，不见文字。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江左平，图书珍异，悉达京师，孟秀州德卿以是本见赠，把玩不释手者累月。从弟韩从益求予临写，因勉为刻鹄耳。〔48〕

之所以最佳，仍赖其“只见性情，不见文字”，可见，抒发高尚的道德与忠义性情，是推崇颜氏的书家最看重的一点，也是理学思想渗透于书学的表现之一。同时，王恽对颜氏的推崇也付诸于书法实践，他应从弟要求临写《中兴颂》，自谦“勉为刻鹄”，其子王公孺在《王公神道碑铭》中称父亲书迹：“字画遒婉，以鲁公为正，所书卷帖，为世珍玩。”〔49〕可见，王恽对于颜书的推崇是集理论和实践为一体的。

郝经亦崇尚鲁公之忠烈气节，并由人及书：“盖皆以人品为本，其书法即其心法也。故柳公权谓‘心正则笔正’，虽一时讽谏，亦书法之本也。苟其人品凡下，颇僻侧媚，纵其书工其中，心蕴蓄者亦不能掩，有诸内者，必形诸外也。若二王、颜、坡之忠正高古，纵其书不工，亦无凡下之笔矣，况于工乎？”〔50〕

（三）颜真卿书风在元代全面复古中的贡献

程朱理学以对宇宙万物极则即“理”“道”“法”的追寻为本体论，而追寻义理书学终极之“道”，以艺进道，修身养德，正需通过书学全方位复古这一途径达到。颜真卿书风在复古实践中担当多重角色，在赵氏书风遮蔽之下仍贡献颇多。

首先，“欲学王，请自颜入”。赵孟頫复古书风提倡直接宗法二王，且赵氏身体力行，将技法细微复杂的二王书法用颇为平易的笔法表现出来，以便大众欣赏与临摹。但在赵氏书风风靡之前，认可颜氏为二王一脉，并以其为津梁上溯晋唐的书家大有人在，王恽和刘埙（1240—1319）是其代表。

刘埙《题干禄字书》有言：

晋以前字书醇朴，至右军首出新意，尽变古体，如神龙骏马，超妙入神。故千载而下，以王书为第一。历六朝而为隋唐，书学日靡，秾纤竞胜。鲁公出而救之，尽本古意，一变至道，如纯金美玉，见者贵尚。故千载而下，又以颜书配王书，俱为第一。书家谓数百年之间，质文相救，惟此二贤而已。然鲁公之屋漏痕，即右军之锥画沙，同出一发，各极其工，是故欲学王，请自颜入。〔51〕

刘埙认为王书乃“千载第一”，然魏晋后书学驰靡，幸得鲁公“本古意”力挽狂澜，因此颜、王之书“俱为第一”“惟此二贤”，因此学王请自颜书入门径。

王恽作为颜氏拥趸，不仅崇尚颜真卿忠义品德，大倡颜氏为“书如其人”楷模，在书学传承角度亦对其颇多肯定。他亲自编纂《颜鲁公书谱》，考订编次鲁公碑刻，在序言中盛赞颜书“上则窥三仓之余烈，中则造二王之微妙，下则极古今书法之变，复济之以文章气节之美，故后人作之，终莫能及”。〔52〕有人质疑王恽自颜氏造二王门径的持论，认为颜氏不足为法：“谱既成，客有过予而问曰：‘二王乃真行之祖，颜陈纵横，曾不逾矩，曷若即而为法乎？’”王恽以孔子门人学习孔子举例：“孔子。吾徒之愿学也，然升堂入室，固当有序，若即此而求临池之妙，则思过半矣。”〔53〕门人向孔子学习亦当登堂入室，有序而为，学习作书的道理与之相通，即书学二王须有门径，而这一门径即为颜书。

其次，颜书为“矩度”的代表。唐代书法讲求法度，故上溯晋唐亦离不开法度的支撑。颜书应规中矩，在元初被许衡纳入小学教育系统作为习字范本，正因其工谨严整，恪守法度。郝经《书摩崖碑后》强调了鲁公之书为书家之“规矩准绳”：“书至于颜鲁公，鲁公之书又至于《中兴颂》，故为书家规矩准绳之大匠。河朔尝见三数本，皆完好，而森森如剑戟，有不可犯之色。”〔54〕

而郑枃所确立之书统“十三人”中，宋代仅纳入蔡襄一人，其理由正是蔡氏合乎规矩法度：“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55〕

最后，通过颜书复兴篆隶以造义理书学本源。理学对于书法的指向并非艺术，而是以“六书之义”为本源的传统汉文化载体与代表。虞集认为：“且魏晋以来，善隶书以名世，未尝不通六书之义。不通其义，则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56〕书法通过上溯魏晋，以隶书、篆籀，甚至古文为媒介，触及文字本源，悉知六书之义，从而回归先秦，究极宇宙、自然之道、儒家经典之道，最终达到宣扬义理、教化人伦的目的。入元前，复古端倪在南宋后期即已开启，以对楷、篆、隶的回溯为途径，同时开启了新的审美标准与范畴。

刘因在《叙学》中主张“正书有篆隶意自高古”，而颜书正是这一高古书风的矩度的代表之一。〔57〕郑枃也盛赞颜书“雄厚独雅”，有“先秦遗意”。〔58〕先秦科斗、籀隶之书是文字高古的表现，是义理书学所追求之至理所蕴藏之处，而颜氏取法的高古正顺应义理书学的理论发展方向，是理学化审美追求的集中体现。

结语

元代对颜真卿书风的继承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随着理学化思想的成熟，在南宋书论中义理书论的雏形便可窥见。自宋入元，崇尚颜书恢宏博大的庙堂之风，在北方书家群体中悄然兴起。颜真卿书法的伦理作用与“以人论书”品评观，促使颜真卿书法的道德教化作用日益凸显，义理化品评标准开始显著，元代中后期，义理书学理论由零星逐渐走向系统化。赵孟頫仕元第三年（1289），他对于当时颜书流行于小学，并被作为孩童启蒙书法范本这一现象颇为不满，倡导越过两宋，直指魏晋二王书风的“更古”范式，带来书学实践上颜真卿书风的隐退。

在元代，作为义理书学精神代表书家的颜真卿，书学理论对其推崇始终长盛不衰，以至于在实践中颜氏书风也并未全然隐退。少数民族书家耶律楚材、赵世延、康里回回、那海、脱脱，释道书家刘秉忠、溥光、吴镇等皆以颜氏书风为宗法，这些宦仕元蒙的名臣对颜氏书风的继承，正表明主流书风在书法实践方面始终对颜氏呈接纳的态度。

义理书论在程朱理学的浸润下，以古明今、伦理为尚、中庸至极等理学思想对书学理论影响至深。义理书论系统的形成，为有元一代赵氏复古书风的确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使得“典丽雅正”的书风占据书坛主流，更使得对颜氏书风伦理学上的认同达到新的高度。在其后的明、清书法史中，颜真卿人格、道德力量对颜氏书风的正面强化始终被认同与效仿。明朝中后期，理学分支之王阳明“心学”大盛，客观上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吴门书派”“云间书派”的革新思潮。而此时颜氏书风中的“忠义愤发、顿挫郁屈、神气爽然”一脉被发掘与继承，带来了颜真卿书法流派在明代中后期书法实践领域的再度兴起，到了清代进一步崛起，丰富了这一流派的艺术内涵。

注释：

〔1〕关于颜真卿书风在南宋传播的讨论，参见朱天曙、程玉儿《〈忠义堂帖〉与颜真卿书风在南宋的传播》，《书法教育》2021年第6期。

〔2〕吉林省博物馆藏《宋元名人诗笺册》，《书法丛刊》1992年第1期。

〔3〕[元] 赵孟頫《兰亭十三跋》，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引自《书道艺术》第七卷，中央公论社昭和五十一年（1976）版。

〔4〕关于赵孟頫《兰亭十三跋》的具体研究，参见黄惇《赵孟頫与〈兰亭十三跋〉》，载华人德、白谦慎主编《兰亭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416页。

〔5〕关于宋四家与颜真卿书法形象的讨论，参见朱天曙《“宋四家”与颜真卿经典形象的构建》，《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秋之卷。

〔6〕[元] 王颋点校《虞集全集》（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21页。

〔7〕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8〕[元] 刘秉忠《习字》，载《全元诗》第三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51页。

〔9〕[元] 王恽《跋藏春刘公东亭等帖》，载《王恽全集汇校》“卷七十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020页。

〔10〕《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

〔11〕同〔7〕，第163页。

〔12〕同〔7〕，第63页。

〔13〕[清] 顾嗣立《梅花道人吴镇》，载《元诗选》“二集 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10页。

〔14〕[明] 李日华《六研斋笔记》，载张小庄、陈期凡编著《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第472页。

〔15〕[清] 吴升《梅道人仿荆浩渔父图卷》，载《大观录》“卷十七”，民国九年（1920）武进李氏圣译廔铅印本。

〔16〕[清] 潘世璜《须静斋云烟过眼录》，载卢勇编著《元代吴镇史料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4页。

〔17〕黄惇《耶律楚材与〈送刘满诗〉卷》，《中国书画》2006年第10期。

〔18〕[明] 宋濂《潛溪前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19〕任询，字君漠，号南麓，别署龙岩。[元] 王恽《秋涧先生大全》卷七十一《书南麓珍翰后》云：“龙岩书在颜、坡之间，然未免有痴绝处，此帖殊清劲可爱，岂得意时书耶。”

〔20〕[金] 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号闲闲老人，金代诗人，累拜礼部尚书。《金史》列传第四十八《赵秉文传》记载赵氏自荐言：“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金文最》卷四十七赵秉文跋《杨少师侍御帖》曰：“杨少师劝其父不以社稷与人，此与鲁公距安禄山、斥李希烈何异，故其书虽承唐末五季余习，犹有承平纯正气象。此侍御帖，乃有鲁公座位帖笔法，论书当论其人，工拙不足论也。况其工如是耶。”

〔21〕[元] 陶宗仪《书史会要》“卷七”，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337页。

〔22〕[元]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左丞许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4页。

〔23〕《元太中大夫镇江万户府达鲁花赤诺怀公圹志》《至顺镇江志》《广平府志》记载其名为“诺怀”；《书史会要》《书林藻鉴》记载其名为“那海”。

〔24〕同〔21〕，第340页。

〔25〕[元] 余希鲁《至顺镇江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35页。

〔26〕同〔7〕，第157页。

〔27〕[元] 欧阳玄《白麟溪三大字后》，载《全元文》“卷一〇九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页。

〔28〕同〔21〕，第338页。

〔29〕同〔21〕，第338—339页。

〔30〕朱天曙、程玉儿《朱长文〈续书断〉与颜真卿“神品”地位的确立》，《荣宝斋》2021年第2期。

〔31〕[宋] 朱熹《題曹操帖》，载《晦庵先生文集》“卷第八十二”，宋庆元嘉定间浙江刻本。

〔32〕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我国古代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生员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是我国儒学教育的一个基本制度。小学以正义、辨音、训诂为基本教学内容，并兼及书法、诗对、礼乐及儒家经典，是大学教育的基础。

〔33〕[元] 苏天爵《左丞许文正公》，载《元朝名臣事略》“卷八”，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74页。

〔34〕[元] 黄庭坚《题颜鲁公帖》，载《山谷集》“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

〔35〕[元] 郝经《移诸生论书法书》，载《全元文》“卷一二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36〕[元] 郝经《叙书》，载《全元文》“卷一三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68页。

〔37〕同〔35〕，第159页。

〔38〕[元] 袁裒《题善学纂要后》，载《元文类》“卷三十九”，四库全书本。

〔39〕[元] 郑枃《衍极》“卷上 至朴篇”，四库全书本，第1页。

〔40〕同上，第6页。

〔41〕[唐] 张怀瓘《文字论》，载《法书要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88年版，第130页。

〔42〕[元]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著有《秋涧集》《相鉴》《汲郡志》等。

〔43〕[元] 王恽《玉堂嘉话》，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5页。

〔44〕[元] 王恽《题鲁公书臧氏碑后》，载《全元文》“卷二〇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72页。

〔45〕[元] 王恽《题中兴颂后》，载《全元文》“卷二〇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36页。

〔46〕[元] 王恽《题离堆记后》，载《全元文》“卷二〇六”，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页。

〔47〕[元] 王恽《跋麻姑坛记后》，载《全元文》“卷二〇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71页。

〔48〕同〔45〕，第829页。

〔49〕[元] 王公孺《王公神道碑铭》，载《全元文》“卷四五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50〕同〔35〕，第159页。

〔51〕[元] 刘埙《题干禄字书》，载《全元文》“卷三四五”，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52〕[元] 王恽《颜鲁公书谱序》，载《全元文》“卷一七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53〕同上，第171页。

〔54〕[元] 郝经《陵川集》，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20页。

〔55〕[元] 郑枃《衍极》“卷上 至朴篇”，四库全书本，第7页。

〔56〕[元] 虞集《六书辨误序》，载《全元文》“卷八一八”，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页。

〔57〕[元] 刘因《叙学》：“正书当以篆隶意为本，有篆隶意则自高古。钟太傅、王右军、颜平原、苏东坡其规矩准绳之大匠也。”载《全元文》“卷四六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93页。

〔58〕[元] 郑枃《衍极》“卷上 至朴篇”称“盖古书法，晋唐以降，日趋姿媚，至徐、沈辈，几于扫地矣。而鲁公蔚然雄厚独雅，有先秦科斗、籀隶之遗意焉”。四库全书本。

朱天曙 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教授

贾涵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华文学院讲师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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