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迪

林家有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孙中山的民族精神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迪

林家有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孙中山的民族精神包涵实现民族统一的奋斗精神，也包涵有争取民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献身精神，包涵有争取实现民族融和、共同进步的精神，也包涵有爱好和平与发展、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还包涵“济弱扶倾”相互帮助，实现世界民族互助、共同发展的精神，等等。孙中山通过弘扬民族精神来救国、振兴中华，体现他的爱国情怀，他通过宣扬民族主义去弘扬其“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和平理想，并公开承诺中华民族坚持“睦邻友好”、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具有关心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实现全人类和平、进步国际主义精神的杰出政治家。他的民族精神对于当今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多方面的启迪。

孙中山；民族精神；民族主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它是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特性，也是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持续发展，也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各族人民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孙中山培育和积淀的民族精神对中国人的影响巨大，对今日建设和谐社会也具有深远的启迪。

刘师培在《黄帝纪年说》中指出：“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黄帝降生为纪元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钱玄同在本文的附记中说：“宋君渔父（教仁）尤力主黄帝纪年之说，故民元前七年乙已同盟会成立，其机关报之《民报》即用黄帝纪年，称其年为‘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自此以后，民党书报及各处覆清之师多用黄帝纪年。逮民元前一年辛亥，武昌义军兴，各省相继反正，军政府一切文告皆称‘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用至其年阴历十一月十二日即阳历十二月三十一日。翌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于南京，大总统孙公就职，即明令改用阳历，称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黄帝纪年自此始不复用矣。”①1903年上海东大陆图书印刷局又出版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藻编的《黄帝魂》一书，该书辑录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的革命论著，如《国民报》的《亡国论》、《正仇满论》，《开智录》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即《义和团与中国之关系》），《苏报》的《驳革命驳议》，《国民日日报》的《黄帝纪年说》、《王船山史说申义》。此外，还收有《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等文。其后该书一再重刊，篇目有四十五篇、四十四篇、二十九篇等刊本，该书当时流行甚广，影响巨大。

由此可见，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为了实现“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②的目的，都尊奉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

革命党人所称颂的《黄帝魂》，也即《国魂》。所谓“国魂”，蒋百里（飞生）在《国魂篇》中说：

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之上。扶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群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力之膨胀也，乃能转旋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③

《国民日日报》第1期（1903年8月）又发表一篇未署名的《中国魂》，文中又说：“吾中国魂，有以异于欧美各国之魂”者，则曰“民族主义”是矣。也即是说：“国魂”，亦称国民精神、民族精神，也是以后人们所热心讨论的国民性。诚如章开沅先生在《论国魂》文中所指出：精神有优劣之分，国魂也有新旧之别。“在19和20世纪交接的年代里，革命的先行者们极端愤激于国土的沧丧和民族的危亡。为了唤起全国同胞奋起复兴中华，他们慷慨陈词，奔走呼号……。这些仁人志士对于国魂是有所抉择的，他们召唤的是新魂，摒弃的则是旧魂。”④1903年10月，革命党人在《江苏》杂志发表《民族精神论》，号召青年为民族牺牲，为革命立志，“振其气，坚其志，固其操，不以富贵撄其心，不以生死挠其志，不以目前之小小成败挫折其目的”⑤。将发扬民族精神与成就革命事业明确地提了出来，显示革命党人已将民族革命与民权革命结合起来。从孙中山在1897年8月说他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⑥作为他“推翻逆胡”，建立共和政体作为救中国的思想来看，孙中山的所谓“新国魂”即新精神，就是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实行革命，建立共和国家。可见，在1903年前后，关于发扬民族精神的呼唤已经在国内形成。关于民族精神内涵的概括不一，但有一个简单和明确的概括，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什么？普通回答就是救国主义。它的基本精神是通过唤起民族的感情和本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不断改造国家的形式，即由汉民族建立民族的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自决，达到民族的自由、平等。诚如“五四”时期人们所说：“民族的国家，非侵略的主义也，乃扶植的主义也；非排他的主义也，乃互助的主义也；不以威力胁人之相从也，而以引力致人之相同也；不以吞并为务，而保护各民族之独立也；不以统治压迫为贵，而听各民族之自由活动也；不加以拘束限制，而听其自由扩大进化也。”⑦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国家，也即属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这种民族精神无疑是西方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要求民族建国，实现共和民主政治的精神。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国不只是汉族（或称华夏族）做中国的统治者——皇帝，少数民族也做过中国的统治者——皇帝，但不管哪一个民族当国家的统治者，也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不可能由多民族联合执政，实行共和政体。这也即是孙中山在晚年做三民主义讲演时所说：“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⑧这话不确切，应该是说，自秦汉以后，中国都是一个民族建立一个政权。

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他提倡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⑨但在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之前，孙中山同多数革命党人一样，所谓发扬民族精神都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意识，目的都是为了推翻满族人统治的清政府，光复汉族，由汉族人来掌管国家政权。这种民族意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高涨，它所存在的消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在武汉讨论成立新政权时，有人提出要建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政体时，便立即得到多数人的同意，这就表明中国的民族觉醒在这个时期已达到一个新的层次，表明“满洲人的排汉主义”同革命党人的“排满主义”都同样是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赞同。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在旧金山丽婵戏院对华侨演说，就他的“排满”革命作解析，他说：

一种族与他种族之争，必有国力为之后援，乃能有济。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无国家之保护，到处受人苛待。……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光复我中华祖国，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⑩

孙中山还强调：“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对华侨说：“吾人今日出外，受种种之困苦、之苛辱，无非清政府为之！”⑪

孙中山这样解析他的“排满”革命主张，明显带有情绪化的倾向。为了达到反清革命的目的，在民族之间煽动仇视，无疑是错误的。所以，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孙中山的所谓“中华”指的都是汉族，发扬民族精神也即发扬汉族的精神。

历史伟人也是人，他不可能没有错误和缺点，象很多开辟一个历史新时代的人一样，孙中山不仅有缺点也有错误，比如他迁就有武力的人，不到群众中去组织革命力量，他对袁世凯“有一种盲目的信任”，“很安心地把政府大权交给袁世凯”，这都是孙中山的政治失误。孙中山不仅在政治上有失误，在理论上思想上也时有前后矛盾和局限，比如他的“排满”宣传就有许多不够冷静的过激言论，甚至有时还会说出无常识的话来，比如他说满族入关建立清朝是中国“亡国”，便遭梁启超的批驳，几至于无话可说的地步。但孙中山毕竟是一个有伟人气质的人。他能够顺应时代和形势的发展，认识到自己的失误或不对时便立即改正。当1912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确立共和政体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便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又说：“武昌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是曰领土之统一。”⑫1月5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书，又第一次公开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将民初学界使用“中华民族”作为中国的国族，正式列入国家的正式文件加以确立，从此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各民族，并宣布“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民国与世界各国政府人民之交际，此后必益求辑睦”、“交相提挈，勉进世界文明于无穷。”⑬此后，孙中山的民族意识便从汉族意识中逐步剥离出来，形成自己的大中华意识——国族意识（中华民族意识），因此，他的民族精神也以中国人的精神、中华民族的精神作为取向。这是孙中山的民族意识一个带根本性的变化，也是他民族精神的飞跃。

孙中山强调弘扬民族精神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这是跟他对中国国情和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密切相关，也同当时国人对救国道路的探索，提出的各种救国主张的启导有关联。晚年，孙中山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调整，加强了对帝国主义的抨击，对于那些“醉心”西方文化的言论不以为然，在评价儒家伦理和传统政治哲学方面，与新文化运动提倡者完全异趣。⑭但正如蒋廷黻所说：“中山先生是一个革命家，不是一个复古的人。”“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建立新中国，是要我们往前进，不是要我们往后退；是要我们向前看，不是要我们转过头往古代看”。“中国的文化是伟大的，但现在的时代不同了，遭遇的困难问题也与以前不同了。中国古代固有伟人，现在也有伟人，而将来也会产生更伟大的伟人，所以中山先生训勉我们不可妄自菲薄，不要以为我们祖先的一切已达高峰，没有再进步的可能，没有再建设的可能，中山先生领导我们革命、前进、建设，是要使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臻于完善。”⑮蒋先生指出这一点很重要，他告诉人们认知，孙中山肯定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不是要人们复古，而是为了中国更好地发展和向前。所以，孙中山在晚年做三民主义讲演时，强调恢复和弘扬我们民族的精神，在对待中国传统道德问题上与那些提倡世界主义者、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不同，但绝不是主张“回归”，更不是中国要坚持传统的政治哲学，而是坚持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中和性”，通过弘扬中华民族的中和性，来建构新的政治文化，指导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蔡元培先生也指出：当时中国“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孙先生讲民族主义的时候，说中国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把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先恢复起来，是何等着重国粹”！然而孙中山又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又说“我们要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在后跟着他，这又何等的看重欧化！”⑯对于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的确需要全面地理解，是要“执其两端，用其中”。孙中山对于中西民族性、中西文化的态度不是要人们走任何一个极端，而是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为我所用。蔡元培先生说：“我们学习孙中山先生要学他的精神”。

无论何人，苟能赞成他的主义，都不妨引为同志。就是从前极端反对他的人，苟一旦肯赞成他的主义，也就引为同志”。⑰

蔡先生说，孙中山这种不念旧恶，而纯以主义为标准的态度，真是豁达极了。孙中山伟大，他的思想和精神更伟大。我们应该学习孙先生的卓识远见，学习他豁达的度量和他的伟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讲演中说，民族和国家是有界限的，“民族是由于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用武力造成的。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⑱所以，孙中山说：“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永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⑲如何提倡民族主义？1952年3月13日，蒋梦麟在台湾说：“这三十几年来，我们最大的一个悲剧，是把三民主义经院化了。谈了好多什么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哩，什么三民主义的联环性哩。我们愈把它经院化了，就离人民日常生活愈远。终至我们愈讲得多，人民愈觉得不懂，或觉得讨厌。”蒋先生说：“三民主义真是救国救民的主义，但是既不可经院化，也不可标语化，更不可形式化，要从日常生活中使它民众化。”⑳蒋梦麟讲到了国民党研究和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致命缺陷，讲到了我们研究孙中山三民主义应该重视的方法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本来并不深奥，但被一些所谓国民党的理论家把它妖魔化了，将其说得神乎其神，弄到国民不知所以然，反而讨厌起来，这是悲哀。细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演，他讲了许多民族危机，拯救民族的大道理，但他用通俗的口头语告诉国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

时下“世界主义”高倡，民族主义时遭贬斥。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义是一个概念不清的东西，“提倡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是危险的”㉑。也有学者指出：应放弃过去的“民族”概念，正式使用“族群”概念。“中国是有56个族群的单一民族国家”，“应全面使用‘中华民族’来指代由全体中国公民组成的民族”。㉒就现在而言，中国是一个有56个民族组成的人民共和国，讲民族主义应讲中华民族的主义，而不能强调汉族或某一民族的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诚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民族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所以“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而且在现在所承认的50多个民族中，很多本身还各自包含更低一层次的‘民族类集团’。……各个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㉒中华民族有整体的民族意识，多元的各个民族也具有自己的民族意识，这是由中国民族构成的情状造成的，我们应当强调树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反对狭隘的民族意识，但不能因此就强调中国不应该有民族主义，应该无条件放弃民族意识，树立全球化意识或世界意识。我们应该有全球意识，但不能放弃民族意识，而且民族意识也不是你想放弃就可以放弃得了，因为它是在长期的经历中形成的，它是不可能自动消亡的，民族意识消亡，就意味着民族消亡。所以，正确的态度是用各种政策进行合理的调整，使各个民族在共同发展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谁也离不开谁的和谐合作情状，从而生成统一的、平等的格局，逐渐地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异，用爱国主义去代替民族主义，用理性民族主义去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应该坚持的正确原则。这是就国内而言。就世界范围看，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霸权主义存在，就不可能没有民族主义。只要遵行“霸道”思维的帝国主义列强，或所谓的超级大国不能以平等的思维去处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产生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反抗意识也就不可能消除。所以，随意地提倡用“世界主义”去取代民族主义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讲演时讲道：“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这个论调如果是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很适当的；但是发自现在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为什么呢？因为“德国从前不受压迫，他们不讲民族主义，只讲世界主义；我看今日的德国，恐怕不讲世界主义，要来讲一讲民族主义罢。”因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觉得被人压迫了，所以，要讲民族主义了。孙中山是说，只要世界上存在民族压迫和不平等就不能只讲世界主义，不讲民族主义。如果不讲民族主义，不发扬民族的精神，“一受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来压迫，以后又遭天然的淘汰，我们便有亡国灭种之忧。”只要我们“恢复民族主义，……那么就是外国的政治力和经济力无论怎么样来压迫，我们民族就是在千万年之后，决不至于灭亡。”所以，只要世界上存在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就要提倡民族主义，只要“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㉓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来源于他的爱国情怀，来源于他对世界局势的考量。因为世界存在强权政治，存在侵略与被侵略，存在压迫与被压迫，世界上就必然会存在两种人，即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这种情况下，就只有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用公理去打破强权”，才有世界的和平和进步。所以，孙中山是爱国者，也是国际主义者，他有全球意识，但不同意提倡不平等的世界主义。可见，孙中山的民族精神不仅表现为对中华民族的热爱，也体现了他对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支持，表现为对全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注。

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是支配民族生命表里的力量：“民族精神的真实效能是在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意识自己民族的地位，增强民族的信心，团结民族的力量，促进民族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的基础。”㉔所以，孙中山说：世界文化有两种，一是“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二是“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我们现在处于这个新世界，要造成我们的大亚洲主义，应该用甚么做基础呢？就应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做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㉕欧洲民族讲打不讲和，我们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讲和不讲打，“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就是野蛮”。我们保守这种精神，扩充这种精神，提倡弘扬这种精神，就是为了世界和平，就是讲“世界大道德”，就是为了表彰我们的道德文明。㉖可见，孙中山并不反对世界主义，他只是认为由民族主义发展为世界主义需要时间和条件，由“民族的归属感”到“全人类的归属感”，是文化特征的改变，是民族性的改变，民族意识的改变，这需要时间，不能说变就变。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弘扬民族精神既具有防御性的一面，又具有攻击性的一面，是一把双刃剑。诚如日本宗教领袖、和平世纪提倡者池田大作先生所指出的：对于民族主义“不可随便地去否定它。过去，在西方诸国的殖民主义中曾被典型地体现过的就是歪曲了民族主义攻击性侧面，这形成了全球性的重要性问题”㉗。很明显，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弘扬民族精神就是向西方列强叫板，废除帝国主义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改变向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压迫中华民族，瓜分中国领土和企图灭亡中国的错误政策。在西方列强没有能给中华民族平等的权利，继续推行“强权无公理的主义”时，大谈世界主义，孙中山认为，那是一种误导，是要中华民族丧失抵抗意识，甘心做“次殖民地”的奴隶。孙中山强调说：“我们中国四万万（人）不但是很和平的民族，并且是很文明的民族。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东西。比如黄老（按，即黄帝、老子）的政治学说，就是无政府主义。列子所说华胥氏之国，‘其人无君长，无法律，自然而已’，是不是无政府主义呢？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中国的旧学说，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世界主义在欧洲是近世才发表出来，在中国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说过了”。“至于欧洲人现在所讲的世界主义，其实就是强权无公理的主义。英国话所说的‘能力就是公理’（might is tight），就是以打得的为有道理。中国人的心理，向来不以打得为然，以讲打的就是野蛮。这种不讲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义的真精神。……所以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把从前失去的民族主义重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㉘可见，孙中山讲民族主义，但他不反对世界主义。他认为只要世界真正实现了讲公理、讲正义、讲平等、讲和平，世界主义由侵略主义转变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实现了世界大同，到那时中国自然也要“去谈世界主义”。由此可见，孙中山不仅具有全球的观念和世界意识，也是国际主义者。他不仅不反对世界主义，而且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杜亚泉说：国民所遵奉的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为“团结自己的民族，保持民族的国家，以抵抗他民族的压迫。”㉙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是反对侵略、压迫，维护民族独立的救国主义，不是侵略主义，更不是分裂主义。这一切都说明，中华民族各民族在二千多年来逐渐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精神关系，注定它是中国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各民族在近代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民族压迫自觉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也是凝结各族人民的意志和奋发向前的潜在力量，以及独立不羁的思想意识。在世界仍然存在歧视或偏见的时候，主张不要讲爱国主义，不能讲民族主义，只讲世界主义、全球意识，这样一刀两断中华民族历史的、民族的情结，就是放弃民族的独立性。任何一个民族越是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文化的特性就越有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体现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才能凸现出一个民族的特有品格。

孙中山强调恢复民族精神，就是“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他绝对不是提倡民族主义去灭别人的国家和民族，也绝对不是号召中国人无原则地与别的民族对抗，中国提倡民族主义不会去威胁任何人，也不会对任何民族带来威胁。外国有人叫嚣中国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是在威胁别人，这种论调是过去“黄祸论”的翻板，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别有用心的鼓噪。

孙中山说，一个国家的强盛原因很多，但专靠武力是不能维持长久的，必须要“以种种文化的发扬”才能成功。孙中山将中国“固有的道德”归结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表明他对中国固有道德的重视。孙中山重视中国固有道德，但这不是他在有意复古，“回归”古代，恰恰相反这正是他创新思维的表现。孙中山从古今中外民族发展和生生息息以及民族的兴亡历史中体会到，一个国家和民族要维持长久的地位，存在一个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呢？他说：中国固有的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然而“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便是；现在民国没有君主“讲忠字是忠于皇帝，那便是大错，不忠于君，但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讲到孝字，《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像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孙中山说：“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所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使中国和世界都变成“天下为公”，不为私利去斗争，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旧道德，以及热爱和平，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传统，“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㉚有了这种精神，我们便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但是中国变成强国有了上等的地位又应该怎么样呢？孙中山说：“中国古时常讲‘济弱扶倾’，……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未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去学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孙中山说，我们这样做，就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全国人民都担负起这个大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㉛由此可见，孙中山是相当理性的国际主义者，在那个年代，孙中山通过弘扬民族精神体现他的爱国情怀，也是通过宣传民族主义去弘扬他的和平理想，并公开承诺中华民族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对于孙中山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固有道德，我们应该采取肯定的态度。

钱穆先生说得很对：“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族主义，是更着重民族文化精神的。”“中山先生的思想，实在能融会旧传统，开创新局面”。“他对西方思想不仅能接受，还能批评”，他的思想“实在能承续近代中国思想所必然趋向的客观路向”。㉜这也是说，不是爱国者的世界，不是孙中山追求的世界。

总之，孙中山是一位深具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的杰出领袖人物。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卓越识见，他所提倡弘扬的民族精神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超越了当时许多思想家和学者的水准和见识。他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具有凝聚人心，鼓舞志气，发奋为雄，不断进取的作用，就是对今天建设和平社会、和平世界，仍具借鉴和启迪意义。

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是近代中国以汉族为中心、各个少数民族在对外关系中，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的表现，它反映了当时中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同追求和期待，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内外民族问题的真实情况。

孙中山、严复、梁启超等社会名流，在清末民初都强调国民应树立公德心，养成爱国爱民族的本性，陶冶现代国民的爱国思想。而陈独秀则站在相对立场认为，东西洋民族风土不同，民族思想也不同。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指斥那些强调以道德立国，以尚贤、礼让、忍辱的所谓民族精神去跟“好战健斗”、“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以实利为本位”的西洋民族争自由、平等，是痴心妄想。并批评那些企图以恢复固有道德来恢复民族地位的人是“高谈礼教”，教人传承“卑劣无耻之根性”。陈独秀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中国像西洋国一样“以法治、实利为重”，“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各守分际，不相互侵渔。以小人始，以君子终，社会经济亦因以厘然有叙”。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培养国人的集体观念，团结精神，以民族感情为本位，培育爱国情怀；还是按西洋人“依法立据”，依法治家庭，以法治国家，树立国民的权利义务观念㉝，造就国民的独立个性。这个分歧很难说明谁是谁非。共和民主的国家，应以法治为根本，但在一个法制不完善的国家，有法不依，有法等于没有法，而且掌权者利用特权和他的财富控制政权的核心，以人治代替法治，乃至于胡作非为的事也常有发生。所以，作为强制性的法律，未必就能治理好国家和社会。但没有法律也就没有秩序，无法无天的社会也干不了任何事情。因之，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的社会，除了法治之外，都必须重视人的自觉、人的品德和素质。通过自觉修身，自觉遵循传统道德来控管自己的行为，通过恢复固有之道德，用忠孝仁义去维系社会的和谐和国民的团结，逐步养成民族之自觉，形成民族意识去抗衡列强压迫，而图自存，虽远不如强大的物质力量有效，但也不失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精神力量。中国若“一盘散沙”，对哪一个列强侵犯都不能抗御，但如形成为一个坚固的国族，对于侵犯我民族者“合群力而抵抗之”，则其力量无可限量。所以，孙中山等人强调通过恢复民族主义或曰“民族精神”来维护国家的安宁和统一，是一个弱者对强者最有效的对抗办法之一。在那个中国人受人欺凌的年代，因为中国贫穷落后，不可能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可能通过武力对武力去跟列强对打。孙中山说，讲打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讲和，也即调和，通过宣传中华民族热爱和平，讲和不讲打的传统，向世界宣布，中国虽讲民族主义，但中国遵循“睦邻友好”和“济弱扶倾”的对外政策，绝不称霸，也反对侵略。这就是用东方的“王道”去抗拒西方的“霸道”，是文明对野蛮的校量。这种民族主义是理性民族主义，是用文化民族主义去反抗列强的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明显包含有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这种民族主义对谁都不是威胁，对哪一个民族利益都没有损害，只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实行自觉教育、造成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和献身、奉献精神的行为。可见，孙中山提倡恢复民族精神来救国，看不出它有什么不对，也看不出孙中山提倡用恢复民族精神去救国、拯救中华民族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有什么不是。相反，正是在孙中山用民族精神救国，立志振兴中华、复兴中国的鼓荡和呼唤下，才有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高昂的强国精神，才有那全国一致的“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行为，乃至于有后来不愿做奴隶的中华民族的觉醒，才有抗日精神的昂扬。

现在的世界还不能说是和平与稳定的人类乐园。为了解决世界上的各种问题，需要具有杰出的聪明才智和宏才大略的领袖，但也需要全人类的觉醒和树立和平发展的理念，并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社会正义、文明的发展，学会管理自己、治理自己、保护自己，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稳定、和平以及幸福的生活。所以，国民应当爱国，但也更应该爱人类、爱和平。对于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诚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指出：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忍耐性的民族；其他民族的人考虑几十年时间去完成的事情，中国人则考虑用几个世纪的时间去完成。中国人的这种忍耐性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能够经得起等待。……假如中国能够避免被别的国家策使而卷入战争，那么那些至今压迫中国的外国列强可能最终在互相争斗中自己耗尽力量，使中国可以自由地追求人道而高尚的目标，而不是去追求所有的白人国家喜好的战争、劫掠和破坏。也许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渺茫的希望，然而对我们西方国家来说，则不会有比失望更好的结果。但是，除非列强各国学会一些适度节制和宽恕容忍，我看不到有任何更好的可能性。我看有许多事情表明，压迫中国的列强的后果会比我所说的更糟。㉞

罗素对列强的劝告要它们学中国人那样容忍和节制狂妄的行为，只是一种妄想，但他讲到列强如继续压迫中国则会失败得更惨，则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

孙中山虽然鼓吹民族主义，弘扬民族精神，但他是和平主义者，它属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进步民族主义，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对世界和平的一大贡献。对于这个问题，早在1999年我已发表过有关论文，这里不再重述。㉟

孙中山说：“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又说：“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家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㊱孙中山只是就道德来论述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这种品德是中华民族强盛之本，是文明的象征，所以“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㊲中华民族的精神不仅是如孙中山所说的道德文明，我们也不要误解孙中山所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就等于是孙中山的民族精神，其实孙中山民族精神的内涵比这要宽泛得多，丰富得多。比如为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的奋斗精神，争取民族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献身精神，振兴中华，为国家民族求强求富的精神，爱好和平与发展美好未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与“济弱扶倾”的民族互助精神，还有争取实现民族融和、共同进步的民族共和精神等等，都是孙中山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但因为详述起来篇幅过长，不能在这里赘述，留待来日再续。

回顾孙中山的民族精神，我们深切地感到，孙中山在一个世纪前陈述的许多观点、看法对今天的世界和平和复兴中华民族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启迪。说明孙中山是一位有世界眼光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一些思想，尤其是他的精神不会随时光的消逝而远去，也不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辉。正因如此，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该研究、学习和继承他们思想遗产的教导是一个正确的启导。徐儒宗在他的专著《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中讲道：儒家开宗明义地说人伦即把人的行为作出规范。人伦以和为贵。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五种最具典型的人际关系归纳为“五伦”，提倡夫妇互相爱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义臣行、交友以信等品德，以期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从而达到家庭的和睦与幸福，国家的统一与世界和平。这些对于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文明和发展，对于当今建设和平社会具有积极意义。㊳可见，儒家的一些思想，在调和社会矛盾、维护世界和平中仍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孙中山对于儒学有否定，也有肯定，在否定中肯定，在肯定中发展，从而利用儒学忠孝、信义、仁爱、和平等伦理的积极作用，作为他重构政治理念的资源，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德范围扩展为他治国平天下之本，“用固有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的政治哲学去号召天下，唤醒国民以爱国爱种为前提，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为目标，使他的理论和思想更加以国民的认识水平和接受能力相一致。所以，孙中山思想的“回归”，是以调和中西矛盾，融合国内各民族实现团结统一，令人群社会天天进步为目的，这个“回归”是一种进步，对于当今社会和平、世界和谐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孙中山说过：“近日社会学说，虽大昌明，而国家界限尚严。国与国之间不能无争。道德家必愿世界大同，永无争战之一日。我辈亦须存此心理，感受此学说。”他说：“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㊴说得太好了，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人各不一，要世界和谐、和平不能没有斗争，更加不能放弃斗争，但斗争是为了实现和平，为了人类的大同。我们要弘扬进步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坚决反对反动的落后的民族主义，坚持和平，反对世界上一切野心家利用狭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进行的战争。

孙中山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仅是中华民族乃至于全人类都是灾难沉重的年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和奴役被侵略国家和实行殖民地统治，不仅给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带来苦难，就是侵略国家的人民也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重大的伤亡。现在世界的情况不同了，殖民统治全面彻底地崩溃了，被压迫民族已经站立起来争得了独立，世界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大多数的追求，然而距离孙中山所期待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理想的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还有很多工作等待国人去做，还需要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所以，学习和继承孙中山的民族精神，为世界和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像孙中山那样爱我中华，报效祖国，关注全人类的命运，掌握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流，为全人类做出我们的贡献，则是我们中华民族义不容辞的伟大责任。

注释：

①原载《黄帝魂》，又见《民国日报汇编》第1集，署名无畏，按其所署黄帝纪年推算，为1903年7月11日；又见钱钟书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6月版，第3-7页。

②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版，第22页。

③飞生：《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第3期（1903年4月）；第7期（1903年9月）。

④章开沅：《论国魂》，《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32页。

⑤佚名：《民族精神论》，《江苏》杂志，第 7期（1903年10月20日）、第8期。（1903年11月19日）。

⑥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2页。

⑦隐青：《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12号（1919年12月15日）。

⑧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8页。

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页。

⑩孙中山：《在旧金山丽婵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1页。

⑪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葛仑分会成立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23页。

⑫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共2页。

⑬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 2 卷，第 8—11页。

⑭欧阳哲生：《从看孙中山的晚年思想及其冲突》，《团结报》，2009年12月10日，第7版。

⑮蒋廷黻：《伟大的中山先生》，刘真主编：《中山思想要义》，台湾书店，1994年7月版，第127-129页。

⑯蔡元培：《三民主义的中和性》，刘真主编：《中山思想要义》，台湾书店，1994年7月版，第15-16页。

⑰蔡元培：《在伦敦举行的孙中山追悼会致词》，《蔡元培全集》第5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316-319页。

⑱⑲孙中山：《三民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月版，第4-6页、第8页。

⑳蒋梦麟：《从日常生活经验谈三民主义》，台湾《新生报》，1952年3月13日。

㉑参见刘再复，李泽厚：《‘提倡一个并不清楚的东西是危险的’——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谈》，《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2期，第26-29页；王正绪：《中国的族群政策怎么调整》，《同舟共进》（广州），2009年第12期，第23-24页。

㉒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36页。

㉓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三讲》，《三民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45-46页。

㉔高良佐：《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建国》杂志，第35期（1929年1月）；第37期（1929年2月）。

㉕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8月版，第2080-2081页。

㉖㉘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四讲》，《三民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59页、第57-59页。

㉗戈尔巴乔夫、池田大作合著：《二十世纪的精神教训》，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3月版，第292页。

㉙杜亚泉：《人生哲学》，参见《杜亚泉著作两种》，（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12月版，第126页。

㉚㉛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三民主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版，第70-76页、第83-84页。

㉜钱穆：《中山思想之新综析》，台北《自由中国》第5卷，第6期（1951年9月16日）。

㉝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㉞罗素：《东西方文明比较》，《罗素文集》，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6页。

㉟林家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世界和平》，山东大学《文史哲》，1998年第6期；又见林家有著：《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40-67页。

㊱㊲孙中山：《民族主义·第六讲》，《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579-680页、第679页。

㊳徐儒宗：《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版，第25页。

责任编辑：张增强

责任校对：武占江

Enlightenment of Dr.Sun Yat-sen's National Spirit on China's Social Construction

Lin Jiayou

Dr.Sun Yat-sen's national spirit comes from his deep patriotism and his keen insight into world situations.His national spirit includes both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 unity and the devotion to the national freedom,equality and universal love,not only national fusion and common progress but also the ideals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A public spirit ruling all under the sky"and"a world of harmony",in addition to the spirit of helping the poor and weak,achieving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nationals in the world.Dr.Sun spread the national spirit to save the country and reinvigorate China,to advocate his ideals of"A public spirit ruling all under the sky"and"a world of harmony".He has publicly promised that China will maintain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nd safeguard world peace.All these prove that Dr.Sun is a great patriot and an outstanding statesman who care for and support the oppressed nationals to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and liberation.His national spirit can offer a lot positive enlightenment for the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ven the harmonious world.

Dr.Sun Yat-sen;national spirit;nationalism

D054

A

1673-1573（2010）02-0005-09

2010-04-08

林家有（1937-），男，广东廉江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