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中国的就业问题及其应对

文/张 原

一、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不仅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同时也对各国经济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作为最早发现并报告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很快有效控制住了疫情，经济也从年初的停滞状态逐渐复苏。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0.7%，实现了正增长，全年GDP总额有望突破100万亿大关，达到105万亿人民币左右。分季度来看，在一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滑至-6.8%之后，二季度经济强势反弹，经济增速同比由负转正至3.2%，三季度同比增长率达到4.9%，复苏态势良好。

后疫情时期，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仍然复杂。从全球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主要经济体疫情防控不利使得经济形势极不明朗，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博弈加剧，造成的中美经济“脱钩”等诸多不利因素。从国内来看，中国疫情防控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防控中，经济恢复受到疫情防控的掣肘，而四季度将进入求职旺季，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求职人数会大幅度增加，“稳增长、保就业”存在巨大压力。2020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首次提出了“六保”方针，将“保就业、护民生”放在了首要位置。如何完成今年两会制定的新增900万人的就业目标，成为后疫情时期摆在各级政府和全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将首先梳理后疫情时期我国面临的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就业状况的典型事实，然后分析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及后续影响下，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风险和就业困难的成因，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解决我国当前就业问题的政策建议。

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就业状况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呈下降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今年一季度的GDP同比增速为-6.8%，是1993年我国正式启用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指标以来，首次出现的大幅负增长。依据“奥肯定律”可知，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对就业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据此估算，2020年受疫情影响新增就业人数在乐观状态下也要减少142.16万，悲观状态下则会锐减678.61万人（张桂文和吴桐，2020），使失业率上升约1%（高文书，2020）。虽然经过二、三季度的努力，中国经济增速取得了由负转正的可喜成绩，并有望在四季度继续保持强劲的增长。但是要实现就业短期内大幅度回升的目标，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还应保持更高的增速，我国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就业压力。

（一）“三驾马车”增长下滑加剧就业大环境压力

整体宏观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关系主要通过投资、消费、进出口和政府购买等渠道传递，其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被称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从各方面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在后疫情时代的复苏和增长均面临较大压力。

从投资来看，企业的开工率和订单数量不足问题会导致劳动力雇佣数量的下降。1-2月份，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大幅度下探，累积下降13.5%，之后的几个月中央大力出台政策推动复工复产，其中包括诸多行政性的复工复产政策，使得企业的开工率和复工率上升，但企业订单不足的情况依然比较普遍。工业增加值累积增长率在之后的几个月仍然处于负值，直到8月才首次实现由负转正。加之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疫情防控处在不断反复中，特别是美欧国家在秋季出现疫情反弹，英、法、德等国在10月底相继再次启用“封国”政策，将进一步影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需求，加剧外贸企业订单不足的情况。这可能直接对我国外向型企业生产造成压力，降低关联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影响就业市场的稳定。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可以发现，虽然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减缓固定资产投资降幅，但是直到今年9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才由负转正，并且从一般规律来看，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四季度房地产、基建投资的增长将会受到抑制，预计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仍将处于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状况，依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就业的难度也较大（见图1）。

图1 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2019.7-2020.9）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整理。

从消费来看，全球独立市场咨询公司英敏特于今年10月21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报告2020》中指出，由于受消费者对公共聚集的警惕心态以及第一季度消费支出严重下滑的影响，2020年中国的消费支出总额将会下降5.6%，消费支出到2021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英敏特，2020）。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也可以看出，一季度由于疫情防控期间的管控措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20.5%。在目前状况下，个别地区有新增病例，但疫情总体得到控制，居民日常生活基本回归正常，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政策加快复商复市，并且通过发放消费券等措施刺激居民消费，使中国消费逐渐回暖，但与疫情前水平相比，消费恢复仍未企稳，对就业的提振作用较为有限（见图1）。

从进出口来看，1-5月份受疫情的影响，我国进出口总额同比负增长，出口降幅比进口更大。6月份之后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由负转正，特别是9月份同比逆势增加11.4%，但其中较大比重为出口医疗防疫物资带来的短期效应。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依然存在不小的压力，无论是中美经贸摩擦，还是产业链的去中国化等问题，都会对后疫情时期中国产品及服务的海外需求带来不小的压力（见图2）。

图2 进口、出口及总值同比增长率（2019.7-2020.9）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整理。

总体而言，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正在逐渐摆脱疫情的影响，走向经济恢复的快车道，但是具体到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等方面，由于受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压力依然较大，可能对就业市场产生中长期不利影响。

（二）突发事件直接恶化本就存在结构性失衡的就业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对我国的就业需求产生直接影响。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的走势来看，2月到6月失业率分别达到了6.2%、5.9%、6.0%、5.9%和5.7%，失业率在6%左右的高位持续了半年之久。从2018年开始正式使用月度调查失业率指标以来，今年1-4月份的升幅位于历史最高点，尤其2月份的6.2%水平是启用调查失业率指标以来的最高值（见图3）。2020年各月的调查失业率普遍高于去年同期水平，说明受疫情直接影响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至2020年9月，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仍未下降到疫情前水平，就业压力突出。

图3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2019.7-2020.9）

资料来源：依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库数据整理。

深入研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状况，可以发现疫情前本就存在的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显得愈发突出。1-3月份是我国的传统春节，受春节的季节性影响，往往企业招聘需求会减少，而求职人数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面对的求职压力较大，因而往往春节过后的这段时间会成为政府稳就业的关键时期。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企业普遍停工停产，中国经济陷入短期的停滞。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和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就业市场景气报告》的数据显示，在一季度总体的供需状况中，招聘人数同比减少了22.61%，求职人数只同比减少了9.38%，企业在劳动力需求端的降幅锐减，远远大于求职端的降幅，从而导致了一季度失业率大幅飙升。

从二季度以来中国疫情得到了基本控制，加之国家出台“稳就业”政策，大力推进复工复产，对缓解就业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二季度的失业率有所回落。三季度在经济不断修复和劳动力供给相对平稳的环境下，失业率和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也不断趋于稳定。在最新公布的三季度就业市场景气指数中，就业压力相对缓和（中国人民大学和智联招聘，2020），但是四季度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影响就业，四季度是大学生招聘的黄金时期，据教育部统计2020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874万，2021年毕业人数预计达到900万，当大量新增高校毕业生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加之上半年由于疫情未落实的就业，很可能会加剧劳动力供需矛盾，对就业市场产生较大的冲击。因此，虽然后疫情时期我国在保就业和稳就业方面的政策成效逐步显现，有助于缓解就业市场压力，但一个基本判断是四季度就业市场仍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并可能对明年的就业市场的供需产生较大压力。

（三）不同行业就业形势的分化及新就业形态的出现

在新冠疫情冲击下，不同的行业和职业的就业形势分化严重，形成鲜明的对比。在疫情期间逆势而为，就业形势较好的行业有在线教育培训、中介服务、保险、娱乐、专业服务和互联网电子商务等行业；与这些行业形成对比的、景气度较差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餐饮服务业、旅游业、航空运输业、能源、矿山等行业。在疫情管控的情况下，人员流动受限，使得餐饮服务业、旅游业和航空运输业等相关行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处在这些行业的企业对原有从业人员的存量进行精简以求自保，造成了大量的停工和失业人员；而线上教育、娱乐、体育、休闲等行业的职位需求则由于“居家”和“远程服务”特征而快速增加，同时也带动了作家、编剧、撰稿、摄影等一些辅助性岗位需求的增加。但是这些行业对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和职业门槛相对较高，岗位稳定性却较低，因而对就业市场供需矛盾的缓解作用较为有限。

虽然就业结构性的转变对解决突发性就业困难的效果有限，但在疫情冲击下发展起来的新就业亮点也可能在后疫情时期成长为新的就业增长点。一是娱乐、体育和休闲业受益于“宅经济”的影响，成为了新的就业蓄水池。从各个城市职位招聘的同比增幅来看，在疫情冲击下，与宅经济相关的职位招聘人数增幅达到130%以上，并且在不同地区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二是物流、仓储行业受电商模式的影响带动了招聘需求的上升，在疫情的管控下，线下消费受到限制，造成很多超市和大型市场无法正常营业，于是刺激了线上经济的发展，加之电商直播等新销售模式的出现，带动了物流、仓储行业招聘需求的增加。三是疫情期间产生的新就业形态成为提供短期就业岗位的缓冲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所强调的，“疫情突如其来，‘新就业形态’也是突如其来。对此，我们要顺势而为，让其顺其自然、脱颖而出” 。

关于新兴的新就业形态，根据劳动关系的“新”和劳动方式的“新”可以划分为以“去雇佣化”以及“多雇主化”为典型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方长春，2020）。“去雇佣化”的新就业形态是指劳动者不再是为单一雇主提供服务，而是根据平台提供的信息，自主选择服务对象，平台和劳动者之间也不是传统的雇佣模式，更贴近于合作模式。“多雇主化”的新就业形态以共享员工为典型代表，在疫情期间，出于防控的考虑，减少了人员的跨地区流动，就造成了餐饮服务等行业的员工闲置在家，无事可做，而生产性企业却招不到工人开工，生产被迫停止，造成劳动力资源分配的暂时性错配。在此背景下，“共享员工”应运而生，有效缓解疫情期间的就业压力。这类新就业形态主要集中在电子商务、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

从共享经济的就业来看，《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指出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的参与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的人数约7800万人，平台员工人数达到623万人（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2020）。从平台经济的就业来看，据《阿里巴巴零售平台就业机会测算与平台就业体系研究报告》显示，零售平台可以为我国创造就业岗位数量有4000万之多，而这些岗位还只包括了直接的交易型就业，并没有把间接的辅助岗位包括在内（中国人民大学，2019）。对于出行平台，2018年这些网约车、代驾平台也创造了1826万个就业岗位。对于外卖平台，据美团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仅在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的有单骑手就已经达到了295.2万人，同比逆势增长16.4%，其中新注册的有单骑手就达到了138.6万人。从零工经济的角度来看，地摊经济、小店经济也成为了吸纳居民就业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缓解了城镇居民的就业压力，正如李克强总理在烟台考察时表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这些就业模式正逐步从新生走向成熟，在后疫情时期可能发挥重要的岗位创造作用。

三、后疫情时期我国失业风险的来源与成因

后疫情时期我国失业风险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直接及后续影响，二是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对就业造成的压力，三是对外开放与输入型的就业风险。

（一）新冠肺炎疫情的直接及后续影响

1.国内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导致劳动力需求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是我国当前失业风险的主要来源。据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研究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跟踪调查显示，98.4%的受调查企业都表示疫情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影响，仅有1.6%的企业认为疫情会给企业的经营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其中将近60%的企业认为疫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甚至部分企业的经营在疫情期间难以为继，面临倒闭的风险（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2020）。

疫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冲击：一是疫情导致市场需求下降，企业商品和服务的订单数量减少，企业生产出现困难；二是企业面临资金链紧张的状况，流动资金出现巨大的缺口，疫情期间的餐饮服务业，旅游业等行业受到资金链紧张、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较为突出，企业面临关店裁员的困境（夏杰长和肖宇，2020）；三是由于受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上涨，生产成本增加。

企业的经营普遍困难，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受到的冲击更大，出现经营困难和倒闭的比例也最高。我国中小微企业占全部市场主体的比重高达99.6%，产出了60%以上的GDP，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80%的就业岗位（刘元春和孙文凯，2019），这些企业的经营困难会很快传导到就业市场，放大就业风险。并且由于企业退出市场后再进入往往需要一定的恢复和调整期，因此将对后疫情时期的就业造成较明显的“后遗症”。

2.企业以减员降薪为主要应对策略，加剧劳动力市场风险

企业在受到疫情的冲击后，往往以降薪裁员为主要应对策略，使得风险迅速传导至劳动力市场。企业应对疫情冲击影响的举措有很多，但是常用的几项重要举措几乎都与劳动力市场相关：一是降低薪资水平以减少经营成本，这会直接影响劳动者的收入；二是精简人员和大规模裁员，这会直接导致失业、下岗；三是企业关掉部分或全部业务，或者整体退出市场，这将导致整体企业甚至产业链某一环节的岗位长期流失。

从不同类型企业来看。民营企业和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旅游业采取降低薪资水平和精简人员的数量较多。而这些企业一般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力军，它们在疫情冲击下选择降薪裁员，会直接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下降，增加就业压力。

（二）中国经济长期处于“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后疫情时期失业风险的第二个来源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将持续相当长时期。虽然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就业市场造成了直接的影响，但就业风险不仅仅是来自于本次疫情的直接影响，而是疫情发生前我国就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的风险。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年均GDP增长率很多年份保持在10%以上的高增长水平，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但是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制度红利等因素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未来我国的经济增速基本会维持在6%左右甚至更低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就业问题会随经济增速的下滑越来越凸显，整体劳动力市场均需要适应经济中低速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中央都把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三）对外开放与输入型就业风险

除了中国自身经济因素外，与全球经济的融合程度也带来了输入型就业风险。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当与我国有经济往来的国家经济发生危机时，就业风险会通过对外部门的外贸、投资等途径传导到我国外向型经济部门，紧接着通过上下游产业链，波及更多企业和产业，对我国就业市场产生不利冲击。

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可以发现，196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大致分为六个周期，按照中周期的划分方法，大约每十年会经历一个周期。二十世纪末以前，我国的经济周期和世界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还不是非常明显。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经济波动的整体的趋势与全球越来越相似（见图4）。这种同步性与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的上升密切相关。2001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近20年间，贸易、投资、生产等各个环节融入国际的分工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济繁荣或者衰退会通过各种传导机制对我国产生溢出效应，引起我国经济的繁荣或萧条。

图4 中国与全球经济周期（1961-2019）

资料来源：依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整理。

今年1至4月份，我国对美国、欧盟这些传统市场的出口下降了10.4%，进入二季度以来我国的进出口数据不断改善，特别是在8月份进出口数据首次由负转正，说明了我国稳外贸的相关政策措施起到了一定成效。但是进出口的改善很大原因是疫情防控下出口大量防疫物资带来的短期效应，并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的外贸需求已经趋于平稳。特别是入秋以来欧美主要贸易伙伴国疫情反弹，为我国进出口稳定蒙上了一层阴影，输入型就业压力依然较大。

四、稳定与扩大就业的途径与政策选择

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问题主要来自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信息传递之间的不畅通。因此，治理失业需要一揽子就业政策搭配使用。图5归纳了用于治理失业问题的广义和狭义就业政策。成因指向的就业政策主要解决失业产生的原因，其中狭义的成因指向性的就业政策主要措施包括退出或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供求信息传达政策、岗位有效分配的政策、促进岗位增加的政策、劳动力流动一体化的政策；广义的成因指向性就业政策主要包括人口教育政策、户籍政策、反垄断反歧视政策、所有制改革、产业和资本政策，城市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结果指向的就业政策旨在降低劳动力市场供需不平衡对劳动力福利的不利影响，包括就业困难的扶持政策、失业救济政策、最低的工资政策、劳动保护政策等。

图5 狭义、广义就业政策及其关系

资料来源：张原，《就业政策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5月。

后疫情时期我国应对就业问题可选择的政策篮子相对比较充裕，要缓解就业压力，关键在于分析我国就业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出现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然后选择具有针对性、能够切实解决失业问题和就业困难的相关就业政策（张原，2015）。具体而言，扩大就业政策选择主要包含以三方面：一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有机结合、配套使用，共同稳定就业；二是依法规范用工形式，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三是针对就业困难和失业群体进行重点帮扶。

（一）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就业政策相互搭配，共同稳定就业

在2019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首次把就业问题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把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并列于宏观政策的层面。表明中央和全社会对就业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就业产生的后续影响，需要持续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用，并配合就业政策，三者共同发力解决失业问题。

1.提升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稳就业的能力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整体的货币供应量较高，但货币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在不断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较为突出。后疫情时期如何确保在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让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从而稳定就业岗位成为重点问题。对此，应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疏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传导路径，使得金融能够真正服务中小企业和经营困难企业。普惠金融主要服务于基层，服务于最需要援助的群体，特别是小微企业、农民、城镇的低收入群体以及贫困人群等就业困难群体，适度的、倾斜性地提供金融服务有助于其稳定就业，克服就业困难。

除了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外，还要加大对疫情防控相关领域的信贷和财政贴息支持力度。对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给予财政贴息支持，加大对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优化对受疫情影响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通过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并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强化对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和持续经营的金融支持，提供临时性延期偿还安排、付息可延期等政策。

同时，还可以推行较大规模的定向降准，使商业银行在获得充足的准备金之后，定向为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提供优惠贷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帮助企业成功渡过疫情的冲击。

2.财政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稳定就业岗位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以就业增长为导向，实施较大规模的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为了把经济推向充分就业，政府一般可采用两种财政政策方向，一是改变现行税收体制或财政支出制度，比如可在收入方普遍降低税率，支出方则增加新的补助支出项目等，此时，国民收入水平会扩张，而预算则会产生赤字。二是不改变财政制度，只采取某些临时性财政措施，比如支出方开展一些临时性政府项目、临时补贴等，在收入方面规定某些收入或商品暂免纳税等。尽管这样的预算含有赤字，背离了预算平衡的基本思想，但是在非常时期却有助于实现就业目标。

解决目前所面临的就业问题可采取上述“充分就业的预算盈余”思想，主要对中小微企业实施减税甚至免税，对缴纳社会保险有困难的企业采取缓交或适度减免的措施，从而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适度扩大财政赤字，发行专项债券来定向支持中小企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增加就业，稳定就业市场预期。同时，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开支，“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与中小微企业一同渡过疫情的冲击。

3.运用多种就业政策，稳定就业基础

政府和企业可以通过政企合作模式，即PPP模式来开发就业岗位。通过签约承诺或者是共建就业基地的形式联合开发就业岗位，可以有效挖掘公益性的就业岗位，挖掘企业内部的岗位，增加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可以推行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多渠道地开发岗位，通过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岗位补贴政策、职业补贴政策、培训补贴、小额贷款政策、税费减免等财政途径鼓励企业开发各种类型的就业岗位。同时，发挥国有企业逆周期调节的作用，扩大国企和事业单位的招聘规模，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增强就业市场的韧性。

（二）依法规范用工形式，保护劳动者权益

1.完善法律法规，构建新就业形态下的法律保护体系

新就业形态是新冠疫情冲击下出现的就业亮点，但其就业形态打破了传统的雇佣关系形式，劳动者的工作具有自由性，与网络平台之间不再具有劳动关系，多数平台的劳动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关系并非传统的劳动关系，借助平台开展具有自雇性质的工作。因此现行的法律无法从劳动者的角度进行权益保护，一旦劳动者和平台之间产生纠纷，劳动者的权益往往无法保障。因此，要持续发挥新就业形态在后疫情时期的就业吸纳作用，相关部门就需要加强调查研究，尽快出台规范新就业形态的法律法规，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2.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首先要明确新就业形态下的保障主体，虽然新就业形态下雇主和员工的劳动关系不明确，但是员工依托平台，也会给平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王震，2020），平台应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责任。其次应鼓励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积极参加社会保险，政府部门应推出适合新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服务，对社会保险进行适当的财政补贴，降低保险费用，调动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最后需强制特殊危险类岗位缴纳社会保险或商业保险，如网约车司机和外卖人员，应规定平台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或与员工分摊商业保险，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3.政府提供公共就业服务，提升劳动者的综合技能

现行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主要针对传统就业模式，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签订长期劳动合同。目前，除了鼓励各种电商平台建设，培养新就业形态的载体，以及对部分劳动者进行电商和相关信息技术培训之外，针对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或拟进入新就业形态的从业人员的公共的就业服务，包括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都存在一定的空白。后疫情时期，非长期劳动合同的雇佣关系可能更加“常态化”，因此需要加快建立与新就业形态相适应的就业服务体系。

（三）针对失业和就业困难群体进行重点帮扶

对失业和就业困难的重点群体进行专门的就业帮扶，包括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和返乡就业人员、退役军人、城镇各类就业困难人群、农村的贫困人口、长期的失业人员等。这些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需要政府进行政策性帮扶。

1.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

2020年我国预计新增高校毕业生900万，面对庞大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群体，需要继续加大对高校毕业生的帮扶力度，今明两年继续扩大升学比例，如实行专升本扩招，研究生扩招等；鼓励大学毕业生去西部基层工作，提高去西部基层工作的待遇，缓解西部地区巨大的人才缺口；支持大学生到企业见习，见习补贴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吸纳毕业生就业；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鼓励高校毕业生参与互联网经济、电商平台等新就业形态。多管齐下，切实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

2.加大对农民工的帮扶力度

我国现有农民工总量2.9亿人，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考虑到农民工的就业具有总量大、稳定性差、保障弱的特点，特别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曲小博和程杰，2020）。在这次的疫情的冲击下，劳动力市场阶段性停摆，工业企业的复工复产大幅度延后，农民工的就业压力也明显上升。后疫情时期，政府需要开展广覆盖、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在岗农民工、城镇待岗和失业农民工、农村新转移劳动力、返乡农民工、贫困劳动力提供就业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同时提供免费指导和发放相关创业补贴，鼓励农民工回乡就业创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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