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把关人的审核员：抖音短视频的审核工作研究

青年记者

2023-11-02 09:19:03

 作者：高涔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8期】

“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当代人生活的日常，以手机为代表的智能移动终端成为人们每日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传播生态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把关人”的消失。为了防止互联网随意传播诸如暴力、色情、血腥等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不良信息，国家机关和行业协会出台过多项规定，互联网平台也有一套自身的审核规则，由此诞生了一种职业——互联网审核员。本研究中，中国的互联网审核员是指按照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公司企业的制度规定及要求，对各类信息进行修改、删除、筛选等操作的人员。

在新的数字传播生态下，更具传播性与表现力的短视频日益取代图文信息成为人们在互联网上接收信息的主要方式。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26亿，占网民总数的95.2%[1]，视觉化生存几乎成了当代人的存在方式。以短视频平台抖音为例，拥有月活跃用户超7亿的抖音，每天有海量的视频被上传。[2]当短视频平台成为当代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如何对平台上的短视频进行把关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对短视频审核员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解答。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设计

对短视频审核员的关注很容易联系到当前热门的“数字劳动研究”，近年来相关研究者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关注与互联网有关的底层劳动者，如IT程序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数据标注员等，从资本/平台对劳动者的剥削、操控与同意制造，包括算法在内的诸多技术物与劳动者的关系，劳动者的抵抗策略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

研究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数字劳动研究”展现出更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相反这类研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生产瓶颈”。过多以“剥削－抵抗”的单一框架阐释具体的经验案例[3]，使该类研究重复生产和论证常识的问题突出[4]。如何使其再次焕发学术生命力成为“数字劳动研究”的下一步方向？将经典传播学理论与“数字劳动研究”相互关联、发生对话是破局之道。

把关人理论强调把关人对信息传播与流动的控制作用，自卢因首次提出、怀特引入新闻传播研究之后已发展出多种把关模式。传统的把关过程主要聚焦在新闻组织对于信息的选择，网络把关理论认为除了“选择”之外，网络把关的机制还包括通道的流通（channeling）、审查（censorship）、塑形（shaping）、整合（integration）、本土化（localization）、操控（manipulation）和删除等。[5]

本研究对抖音审核员的关注延续把关人理论的思路，关注信息呈现在公众之前的背后工作，关注谁参与进行了信息的生产、采集、筛选、剔除、整合与展示，以抖音短视频的审核工作为研究样本，将经典传播学理论“把关人理论”与“数字劳动研究”相关联，探讨如何从多维度认识数字时代的把关行为与传播实践，由此提出研究问题如下：短视频审核员是如何进行审核工作（劳动）的？其审核有哪些原则？短视频审核员的审核工作与平台算法是什么关系？

本研究采取数字民族志和半结构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数字民族志（Digital Ethnography）是把互联网视为“田野”，在线上展开民族志调查的方法。由于一些短视频审核员会在知乎、脉脉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言，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评论区也会有对该类工作感兴趣的人提问。由此本研究采取了数字民族志的方法，收集了大量抖音短视频审核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讨论的帖文，也在表明身份并告知研究目的情况下，参与到了一些该类线上讨论中。通过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我们联系到了第一批可进行访谈的抖音短视频审核员，再通过滚雪球抽样的方式，联系到了更多的审核员，最后本研究一共确定了15名可进行深度访谈的访谈对象（编号：S1-S15）。围绕研究问题，2021年9月到2022年12月对访谈对象进行了30—90分钟不等的半结构深度访谈。

“流动的”默会知识：

短视频审核规则的“落地”

媒介社会学家莎拉·罗伯茨在《屏幕背后：社交媒体阴影下的内容审核》一书中关注了美国以及菲律宾、印度等亚洲地区的“商业内容审核员”，她指出了全球互联网背景下底层内容审核员的隐蔽性与被剥削性。[6]与书中所揭示的商业导向的审核工作不同，以短视频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的审核工作体现了强大的政府导向。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持有网络文化许可证，所以其短视频审核工作是在履行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从事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应当依照本规定取得广播电影电视主管部门颁发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或履行备案手续。伴随短视频平台发展壮大的是国家监管政策的出台，2019年1月9日，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前者规定了短视频内容要进行先审后播等制度规范，而后者则明确了网络短视频内容的审核基本标准。[7]短视频平台履行审核义务不力会受到国家处罚。2018年4月是我国短视频整改期，国家网信办依法约谈火山小视频、快手相关负责人，责令全面进行整改。[8]2021年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是当前最新的一版国家（行业）层面的审核标准。

虽然国家层面的短视频审核细则在不断更新，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不同的互联网平台，平台内部会以国家规则为基础推出自身版本的审核规则，这些平台版本的审核规则也在变化。S6表示：“国家层面的审核规则我们称为‘国标’，‘国标’只在我们应聘的时候比较重要，因为它实际上给我们理解审核工作提供了一个参考。但是事实上每天平台上发过来的短视频数量太多，违规点每天也在变化，我们几乎每天工作都会有实时的审核规则，规则每天都在变化，同样一个视频，今天可能合规了，然后可能明天就不合规了。”

短视频的审核规则具体是如何变化的？多名受访者描述的“例会”是“确定每日审核规则”的时间，“例会”一般在早上上班时由小组长召开，但是不同班次的人召开时间不一。在这个会议上，审核小组长会复盘昨天的审核情况，然后对当天审核规则新变动的地方加以提醒，S2说：“审核规则不是天天变化，如果前一天有比较重大的社会新闻发生，我们也会看到，例会上小组长会着重讲述如果遇到相关内容‘给过还是不过’。”与传统报纸时期固定性较强的信息把关规则相比，互联网审核具有了更大的流变性，S11说：“如果我们在审核中遇到含混不清的时候，比如短视频内容虽然不是当天的时事政治新闻，但是内容也与这个有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向小组长请示之后，这类视频通过不通过最后也会告知其他人，成为其他人审核的规则。”

那么，短视频审核员是如何理解、执行这些把关规则的？S13提到他刚入职时的一些审核工作经历，由于审核规则每天都会更新，他因为无法全部记住详细的审核规则导致审核速度太慢，这使他几乎每天都会遭受小组长的点名批评。与一名工作了2年的审核员交流时，对方告诉他，每天的审核规则不用专门花费时间去记住，要先审核几十条找找感觉。多位受访者都对不断变化的审核规则表示困惑，S2、S5和S6都提到当他们向其他审核员或小组长询问“某一条视频给过还是不过”时候，他们几乎没有得到过确切的回答，对方都会以“你自己把握一下”来回复。

这样看来，不管是国家层面的短视频审核细则还是平台内部根据时事每天变动的规则，这些内容具体到短视频审核员操作时就变成了波兰尼意义上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默会知识指与明确的、正式的、编纂好的知识相反的知识，这种知识一般难以表达与传授。[9]细致繁琐的审核细则并不能直接成为短视频审核员的“工作手册”，相反它变成了一种“领会之物”，这在其他如数据标注员等数字劳动者的工作中也有所体现，这或许与数字劳动的虚拟性、实时性有关。由于互联网审核工作还具有特殊性，这种工作逐渐变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任务，平台的规则也不能够轻易泄露，S1谈到因有人举报他在公司外吃饭时谈论了某条审核规则，被处以严重工作警告。这不是个例，国外互联网平台Facebook也曾因为一份内部审核规则泄露引发过巨大的争议。[10]

与算法共舞：短视频审核流程

与审核员的工作日常

面对每日海量被上传的短视频，后台的审核工作有着巨大的压力。国外Facebook、谷歌等互联网平台背后的审核员每天要审核1500至2000余条信息，还需要在兼顾数量的同时保持准确性。[11]审核工作是枯燥繁复的，低着头面对电脑屏幕，眼球飞速转动浏览视频内容，这常常是短视频审核员的工作日常。可是即使如此，审核中只有“人力”是不够的，大多数短视频审核使用了“机器（算法）审核先行，人工审核兜底”的审核策略。

短视频审核位于“用户短视频上传”和“平台短视频推送”两个环节之间，其中充满着短视频审核员与数字算法的互动。每个审核员面对一台计算机展开工作，S9介绍：“原来以为这些视频我审核过之后就结束了，后来小组长跟我讲，我们审核的视频是人工智能审核一遍之后一些难以判断的视频。”某类视频如果被审核员多次判定通过或不通过，这个标准会由程序员写入后台的审核算法，S10提到他曾经发现一类“擦边球”的视频其实严重违规了，其中某个动作有明显的性暗示色彩，他反映后，带有该动作的视频就直接被算法过滤掉了，他没有再遇到过。

根据不同短视频审核员的描述，完整的短视频审核流程可以被拼凑出来。一则短视频上传后，后台经过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短视频审核。只有通过审核的视频才会进入算法推送的环节，算法会根据发布该短视频的主题账号的权重分发至相应的流量池，而多次发布视频审核不通过的账号会被降低权重（S8），从而获得越来越少的流量分配（流量池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整个审核业务中分为不同的区块，专门的负责团队对各区块的违规视频进行不同的标记与分类。[12]

短视频审核总体流程分为初审和复审两大部分。在初审中，国家层面上的法律法规、行业标准《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是首要原则，视频格式、制作程度、水印添加等视频形式方面的要求也是并行的重要规则（S6）。复审除了会对通过初审的视频进行随机再次审核，还会对视频进行流量分配，不同内容题材、价值导向的视频将在公共内容平台中获得不同的“可见性”（S1）。

结论与讨论：

数字传播生态下的信息把关

本研究通过对15名实习、在职或离职的抖音审核员的访谈，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随着社会传播生态的改变，把关主体发生了转移，社会、商业等因素使得互联网平台取代原有的政府与新闻界成为“把关中心”，而平台又通过各种商业模式，让数量庞大的短视频审核员成为真正“把关”行为的执行人。但是，国家在把关中的“核心作用”并没有减缩，为具体执行把关的互联网平台制定了一系列明文规则，而这些规则并不是实操性的“审核手册”，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互联网平台根据不断变动的舆论环境生成了更具体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也不能被审核员直接采用。通过例会、同行交流、上手实践等方式，审核规则成为一种“默会知识”在短视频的审核实践中发挥作用。

短视频的审核构成了庞大的互联网平台运作中的一个部分，不同的算法潜入其中。具体在短视频审核板块，审核员与审核算法一同参与了审核工作，两者的工作实时互动，相互反馈，它们的工作又对整体的平台运作发挥着即时性的影响。平台处于国家与市场用户之间，而审核员又处于平台之下，以短视频审核为代表的互联网审核标志着信息把关走向了国家引导、平台主导、人机协同的新模式。

以把关人理论为切入点研究抖音短视频的审核工作也能为目前陷入困境的“数字劳动研究”提供启示。将数字劳动者具体的职业身份、工作职能与经典传播学理论相结合，可以为经验现象的考察提供多重观照视角。如果以“剥削－抵抗”框架对抖音审核员进行研究，很容易最后也落入单向度的批判中，而通过引入把关人理论，抖音审核员就不再是“消极地被剥削的数字劳工”，他们在庞大的互联网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审核员与算法在把关实践中呈现出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另外，本研究对短视频把关中国家层面把关规则“落地”的考察也提示“数字劳动研究”需要把“国家”这一重要主体纳入研究视野，在“国家—互联网平台—平台劳动者—受众”多元主体框架中思考问题，这或许会体现出更具语境化与现实指涉性的学术批判力。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高涔朝.作为把关人的审核员：抖音短视频的审核工作研究[J].青年记者,2023(18):1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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