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建刻之兴

北宋伊始，朝廷对书籍的印刷传播实行严格的管制，仅限于官方刻印，并由国子监把管，民间几无私坊刻书。至熙宁元年(1068)之后，对刻印书籍的政策有所放松，“首开私刻之禁”，全国各地的私刻、坊刻开始出现，刻、坊刻开始出现，且逐渐兴起。建阳的刻书业有赖于政策的放宽而迅速发展，除县学的官刻外，麻沙、崇化两地出现大量私刻、坊刻作坊；并由此发展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浙本以杭州为中心、蜀本以四川眉山为中心)，从而完成了建本的“化蝶”升华。

进入南宋时期，因朱熹在建阳创办精舍(书院)，其门生故旧如“建阳七贤”纷纷效仿，教化乡里，先后创办瑞樟、寒泉、云谷、廌山、鳌峰等书院(精舍)十余所。彼时的建阳“书院林立、讲帏相望”。而此时全国文教兴盛，创办书院、山林讲学之风盛行，直接带动理学书籍以及士子为仕途求学所需科考用书的需求。建阳刻书业因之进入兴盛时期，当时麻沙、崇化两地共有刻书作坊51家，其中余氏作坊8家，刘氏作坊9家，还有蔡氏、虞氏和陈氏等作坊20余家。

当时的麻沙、书坊两地刻坊实际上已初具规模，如余氏、刘氏等家族刻坊拥有完整的从撰写、编排、校对、书工、刻工和印刷工一应俱全的队伍，能独立并快速刻印刊行以应市。故此，当时建本图书的行销已经“无远不至”。建阳学者熊禾在为书坊重修后的“同文书院”作的疏文中盛赞：“书坊之书，犹水行地。”

宋代建阳坊刻以余、刘、蔡、虞诸姓较为有名。其中最负盛名为“建安余氏”。南宋时，余仁仲的“万卷堂”所刻经籍《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春秋谷梁经传》《尚书精义》《周礼注》即已名噪一时。

朱熹曾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著名地理学家祝穆在《方舆胜览》中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刘克庄任建阳县令时曾赞麻沙、崇化两坊“坟籍大备，比屋弦诵”。《中国印刷史》载，宋代建阳麻沙、崇化两地共有刻坊37家，另有各路茶盐司、漕司、提刑司和州军学、郡县学以及各处书院的官刻以及由私宅、家塾或个人出资刻印书籍的坊刻。两宋时期，闽北学者游酢、胡安国、罗从彦、朱熹及门人蔡元定、祝穆、刘爚等都刻过书。在南宋时建本即已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南宋建阳学者熊禾为重修同文书院作《上梁文》中有“书籍高丽日本通”“万里车书通上国”等句，这是宋代建本远销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真实记录。

两宋的“建本”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统并存。官刻、私刻校雠精审，纸墨俱佳，无疑为建本佳品。而坊刻则紧跟市场，在保证刻书质量的前提下，刻印通俗易懂读物，节约刻书成本，降低书籍售价，增加书籍刻印量，建阳迅速崛起，成为刻书中心之一。无论是刻坊数、印刷数、还是书籍印刷品质，都以坊刻最为突出。传诸后世的宋建本，大多为坊刻，且印制装帧品相精美。当时建宁黄三八郎书铺刻《韩非子》《重修广韵》，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尚书精义》《古列女传》等流传至今，似可见证。

在宋代，建阳麻沙、书坊两地官刻、私刻和坊刻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往往互为融通，有时官委私刻，私委坊刻，也有私刻转为坊刻，走向雕版印刷市场。而建本内容方面，则四部皆备，其中又以经、史、子部为最，兼及儒家、医书、类书和文人别集为主。于儒家子部而言，又以朱熹考亭学派人物的著作居多，概因南宋时理学盛行，建阳考亭学派学术建树颇丰、影响巨大，建阳考亭为南宋文化中心，学者众多，朱熹、蔡氏的学术成果在这里通过发达的雕版印刷业，很快通达全国，建阳本地文教也极为发达，不仅为书坊刻印的书籍培养大量读者，也为雕版印刷行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因宋代重文抑武，书籍是士子求取功名的必经之路，建本的兴盛，可谓适逢其时。

南宋时期，由于刻书业的蓬勃发展，大量从事刻书业者聚集于此，各家各户，男女老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从而带动麻沙、书坊的人口增长。时任建阳县令戚雄游书林时，作《清修寺》诗赞曰:“咫尺书林应万户，倚空文焰欲腾腾。”当时，建阳私家刻书就达22家，声名较著的有建安黄善夫家塾、建安刘元起家塾、建安蔡梦弼家塾、建安魏仲举家塾等。坊刻也达到29家，其中余、刘、蔡、黄、虞等五姓自宋至明，时代相沿，形成刻书大族，后人称之为“书林门阀”“刻书世家”，并涌现出余仁仲、蔡琪、黄三八郎等著名刻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