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

陈其泰

交叉研究的方法运用于儒学与史学这两个领域，实有特殊之必要和价值。其明显原因是：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一向是十分发达的学科门类，中国历史典籍之繁富，历史记载的连续不断，在世界各国中罕有其匹。故黑格尔曾高度称誉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断，实是任何民族都比不上的。其他亚西亚人虽然也有远古的传说，但是没有真正的‘历史’。”[①]然则，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学，儒家经典是历代皇朝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历代学术的指导思想，当然也包括对史学的指导。历代史学家所达到成就的高度，必然受到儒学的影响和制约。此为其一。其二，中国最早的史书，如《尚书》、《春秋》、《左传》等，本来都是儒家经典，孔子不仅是儒学创始人，也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私人修史的出色史学家，历代史学家无不以孔子为楷模，从儒家经典《尚书》、《春秋》等中吸取思想营养。直至20世纪初年，中国产生近代思想体系之前，史学家的思想和著述都是在儒学体系的笼罩之下，他们的识见和建树，大致都以发扬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为出发点，吸收其他学派的有价值观点，结合自己的时代感受而创造出来。以往一般地说，研究儒学的只注重儒家经典及后代对它的诠释，研究史学的只注重史家史籍，实际上是把两个关系很密切的部分隔开了。如今，我们进行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实则为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探求历代史学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主干部分儒学的关系，探求历代优秀史著的产生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开拓新的研究课题，获得新的灵感，丰富我们对中国史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对于儒学，则能进一步认识它的优良精神对中国文化的灌溉作用，认识它的思想精华在向近代社会转变时期，如何构成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和内在动力。

一般认为，孔子是古代大哲学家、大教育家，实际上，孔子在史学史上也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据鲁史作《春秋》，用大约1万5字，记载春秋242年史事。称誉的人把它推崇得无以复加，说它“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也有人对它贬低，如宋代王安石称它是“断烂朝报”。前者是将之神化，是很典型的封建意识；后者也是一种走向极端的看法，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看问题，故不足取。从儒学与史学双向考察来分析，我们就能够清楚地获得一系列的新见解。首先是，孔子修《春秋》，标志着私人修史的出现。以往只有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国史，如《周书》、《郑志》等。孔子依据鲁国史作《春秋》，是把秘藏于王宫府库中的档案公开出来，整理成为当时士庶阶层都能见到并且可以流传后代的史书，如章炳麟所说：“发金匮之藏，被之萌庶”，“然后东周史事，灿然若明”[②]，这同孔子打破学在官府局面、开创私学之风一样，意义十分巨大。

其次，孔子开创了重视“史义”的传统，使原来只处于历史记载和历史文献的阶段，跃进到“史学”的阶段，并且使史学与社会实际发生紧密的联系。以前，记载商周重要政治言论和事件的《尚书》及各国国史，都只属于历史记载或历史文献范围，尚未达到“史学”的层次。“史学”不仅应有史事、史文，还应该有“史义”，即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以此对历史记载起指导和统帅作用。《春秋》虽然记载简略，但是它按年、时、月、日，系统地记载史事，尤其是，孔子按照一定的文词表达自己的褒贬、是非意旨，贯串于全书之中，至此，真正具备“史事、史文、史义”三者的史书第一次出现，所以孔子修《春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创始。孟子对此有很重要的评论：“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③]他十分强调孔子在《春秋》中灌输了自己的“史义”，认为这是同以往的历史记载最大的不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讲：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由于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中国第一部史书《春秋》就出于这样一位“圣人”之手，再加上从孟子以下，人们都公认《春秋》中贯串着一套体现儒学精髓和价值观的“义”，“微而显”“志而晦”，极其精深微妙、极其重要。这一切，极大地影响了后代史家的志趣，他们立志效法孔子，注重在史书中表明自己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看法，而且对于后代士人以至统治集团中一些人物重视史学的风气也有深远的影响。司马迁就把孔子著《春秋》视为神圣的事业，认为《春秋》对政治具有最巨大的力量，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④]，近代史家梁启超讲：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传自孔孟”[⑤]，同样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特点。这是积极影响方面。

还要看到消极影响方面。《春秋》过分强调褒贬书法，“别嫌疑，明是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对史学的发展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按照历史事实，这一次践土之会，是晋文公称霸召集诸侯会盟，周襄王也应命赴会。当时的周王只有虚名，实际上早已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降到一般诸侯国。可是孔子反对以臣召君的做法，因此加以隐讳，这样做，掩盖了历史真相。刘知几在《史通·惑经》篇中，对此作了明确的批评，称：“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用主观感情、爱憎来改塑史实，违背了“善恶必书，斯为实录”的原则。此后在两宋时期，由于重视纲常伦理、君臣名分风气盛行，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强调正统与闰位之争，致使《春秋》的褒贬书法明显地对史学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欧阳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朱熹《通鉴纲目》，都竭力效法《春秋》褒贬书法，致使一些重要史实被掩盖或歪曲。宋、明又出现了不少史论，宣扬理学家的伦理观念，不顾历史时势，专凭主观臆断评论历史。于是有另一些史学家、著作家认识到这种弊病对于历史学“求实求真”根本原则的危害，起而加以抵制。清乾嘉时代王鸣盛等人发扬了儒学朴素理性主义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严肃地批评专凭主观爱憎任情褒贬的流弊。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93中写有“欧法《春秋》”条，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46写有“《宰相表》”条，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6写有“《新唐书》本纪书法”条，都明白地批评滥用书法，显示出他们“追求历史真实性”的进步史识。我们考察这一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中国史学的进步，是与发扬儒学中的精华、抵制其中的糟粕密切相联系这一规律。

除了上述两项以外，孔子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深远影响，还在于立了史法，开创了按照一定体例编撰史书的传统，以及创立了重视文献，加以访求、考订的传统。《礼记·经解》总结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指遣词用字，包括上述褒贬书法。“比事”，则指按一定体例记载：“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以前的历史记载，记事的方法既不一定，更不严整。《春秋》的严密体例，对司马迁以下的史家也起到楷模的作用。《春秋》又是我国发达的编年体史书的源头，以后出现《汉纪》、《后汉纪》，以及内容更丰富的《资治通鉴》，体例上不断发展，而究其根源，《春秋经》的属辞比事则真正具有创始的意义。孔子是一个好学不倦，重视对历史文献、典章制度的学习和搜求的学者，故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求者也。”[⑥]《国语·鲁语》记载有他熟悉历史文献、对历史文物有很高鉴别力的故事。“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责，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⑦]这一典型史实，说明孔子对历史文物有很高的鉴别能力，又详知它们的来历和保藏、分赐的经过。由于孔子对历史文献的高度重视和教育学生的需要，他对于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历史文献作了大量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论语》书中记载了孔子十分留心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并指导学生学习《诗经》、《尚书》及礼乐制度。《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删订儒家六经（《诗经》、《尚书》、《易经》、《礼》、《乐》、《春秋》），是可信的。孔子在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同样做了创始性的工作，并且由此形成了我国史学家重视搜集和加以慎重考订的优良传统。孔子又一再告诫人们：对于文献、历史知识，绝对不能凭主观臆断，而应该“多闻”、“多见”、“多识”，虚心地、广泛地学习，然后慎重地选择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对于不明白的东西，就先予以保留。《论语》中记载有许多宝贵的格言：“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⑧]“多闻阙疑，慎言其余。”[⑨]“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⑩]“毋意，毋必，毋固，毋我。”[11]孔子这些总结观察事物和治学方法的宝贵经验，是儒家实用理性精神的突出体现，对于主观武断、夸大失信、臆造事实的不良学风无疑是一剂良药。司马迁著《史记》，刘知几著《史通》，以及及乾嘉考证学者，都分别根据自己的时代条件，针对当时历史环境中所面对的问题，发扬这种尊重史实、重视文献考订的传统，因而在著史、史学评论、考史上作出卓越的成绩。总之，运用儒学与史学的双向考察，我们对于《春秋》在中国史学创始时期的价值，和儒学的精华如何灌溉着史学的成长这两个方面，都能大大深化认识，提出新的看法。

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著成的《史记》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之作，并且被历代史家视为楷模。探讨儒学与《史记》价值取向的关系，无疑能使我们对这部不朽巨著的著述义蕴达到更深层的认识，能更正确地评价《史记》与时代的关系和学术特色。

在《史记》产生的年代，“独尊儒术”已成为朝廷的国策，表明儒学已上升到社会指导思想的地位。可是有的研究者，包括有的很有影响的哲学史教科书，断定司马迁的学术宗旨是“崇道反儒”，站在儒学的对立面。司马迁是伟大的史学家，难道他会完全与时代相脱离？《史记》作为中国史学伟大奠基的著作，难道与封建时代学术的指导思想、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学相游离，甚至相对立？

《史记》中最能集中地体现尊儒倾向的篇章，是《太史公自序》与《孔子世家》。《太史公自序》是《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中居于最后的总结性文字，司马迁坦露心扉，极富感情地表达本人自觉地继承孔子的事业，著《史记》是为了“继《春秋》”。他说：“先人有言： ‘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确凿地表明，著史以“继《春秋》”，是司马迁责无旁贷自觉担当的重任。故此，司马迁所著书本来定名为《太史公书》，而非后人所称《史记》。司马迁的定名，说明他以效法孔子为宗旨，要提出自己的思想体系，像《孟子》、《荀子》等书一样，要拿出自己的一套独立见解。《太史公自序》中，还对儒家《六经》全面推崇：“《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记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雄雌，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的其他篇章中还一再从不同角度高度评价六经的作用：“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12]“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13]这此论断都是推崇六艺对于治理天下国家最可宝贵，它们各有特长，合起来又都体现了孔子德治的思想。这样全面尊崇六经的论述，是孟子、荀子这些儒家大师们所未曾有过的。所以司马迁不但是褒扬《春秋》的功臣，也是深晓全部儒家经典的睿哲。

司马迁尊崇儒学又一集中表现是：他突破《史记》著述体例的限制，破格撰写了《孔子世家》，同时撰有《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儒林列传》，它们有机地形成系列文章，郑重地记载了儒家创立者的功绩，众多弟子和儒家巨子的生平，以及秦汉以来以儒学显世的人物事迹，构成最早的儒学史。显示出儒学繁盛的特殊地位，令其他学派黯然失色。按照《史记》体例，“世家”犹言世禄之家，以称王侯，跟记载帝王事迹的“本纪”、记载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列传”相对言。而孔子本无王侯之位，“特一布衣”，生前栖栖遑遑到处奔走，司马迁却破例立为“世家”给以殊荣。这等于尊奉孔子为学术文化宗师的地位。从内容上说，《孔子世家》详细地记载了孔子的行事和言论，且能上升到更高的层次，集中地论列孔子修订六经的功绩，贯串于其间的鲜明主旨，就是：儒家六经寓涵着实行“王道”、纲纪天下的根本道理。篇末的赞语，尤其集中表达对孔子的崇敬，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谓至圣矣！”对孔子和儒家学派是如此尊崇，所占据的地位是如此突出，而老子只列入与庄周、韩非诸人的合传中，称之为“隐君子”。司马迁所尊奉者谁，已经明白无疑。这一切，都被他写进《史记》这部信史之中，所以在确立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代表人物、古代社会的思想领袖的崇高历史地位上，司马迁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明确提出“司马氏父子异尚”的论点，以为《论六家要旨》论述“孔不如老”，只代表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而迁意则尊儒，父子异尚，犹刘向好《谷梁》而子歆明《左氏》也。”[14]并举出司马迁称引董仲舒之言，正是“隐隐以己上承孔子，其意可见。”其论确具卓识。近代梁启超也讲过：“本史公最通经学，最尊孔子”，“司马迁固汉代独一无二之大儒矣”[15]。他们提出的论点很好，可惜未能深入地展开论述。

《史记》全书的内容也体现出以儒学为主导的价值观。《史记》五种体裁之开篇，都是司马迁的精心安排，都明显地以儒学作为设置或裁断的标准，以孔子表扬过的人物，或儒家典籍所载为依归。《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列为十二本纪之首。战国至秦汉，学者多言五帝，“五帝”为谁？说法各不相同。司马迁断从黄帝开始，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是采用儒家典籍《大戴礼记》的说法，决定写上古史多黄帝开始，并整理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古史体系。司马迁此一以儒家思想为标准的裁制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伟大的意义，二千多年来，中国人世世代代普遍地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当时，司马迁面对两类史料，一类是百家杂语，另一类是《左传》、《国语》、《五帝德》、《帝系姓》这些儒家典籍。司马迁认为，前者，“其言不雅驯”，无法印证。后者，经过他在全国范围内调查访问，采访故老传说，都能得到印证。司马迁郑重其事写了篇末论赞，强调在荒远难以确考的上古历史中，以儒家典籍的记载最足以凭信：“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索隐》：“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近是圣人之说。”）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就清楚地表明，司马迁之“整齐百家杂语”，是以儒家典籍为标准的。他以此统一当时互相矛盾歧异的诸多说法，形成了中华民族对于祖先的共同认识，促进了“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加强了民族向心力，此项贡献是极其巨大的。

《史记》十二表，以《三代世表》为第一篇。篇前的序说：“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迄共和为《世表》。”司马迁的原则同样很清楚，若按百家杂说的牒记，黄帝以来都有年数，一概“乖异”不可信。孔子对黄帝至共和以前，不论年月，是诚实可靠的态度，为司马迁所服膺。故依据《五帝德》、《帝系姓》、《尚书》，作为“世表”。其余三种体裁首篇的安排理由同样很明显：八书 以《礼书》为首篇，因为礼是儒学的重要部分，司马迁这样做是突出儒家礼制对于维系君臣等级和人伦关系的重要作用；以《吴太伯世家》置于三十世家首篇，标准是孔子对吴太伯的赞誉，故篇末赞语说：“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七十列传之首篇《伯夷列传》，主要原因也是孔子曾大力表彰伯夷，故篇前序中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这些都足以证明，司马迁这样的选择和安排都有深意，并不像有的人讲“随作随编”，都与儒学思想体系和孔子的论断密切相关。

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也大量地体现出以儒学原则为标准。譬如，汉武帝是司马迁理想的皇帝，他对汉文帝最集中的评价，就是“仁”这一孔子的理想道德标准。《孝文本纪》中，详细地、赞赏地记述各项德政：宽刑，纳谏，重视农业，轻徭薄赋，节俭，露台计值百金而罢，所幸慎夫人令衣不曳地。并推崇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篇末赞语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汉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朔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所引孔子的话，见于《论语·子路》篇。评价文帝当政时期“德至盛”，认为他真正达到了“仁”的标准。可见这篇赞典型地做到通篇以儒家观点立论。

在司马迁看来，尊崇当时处于上升趋势的儒学与容纳各家学说可以兼容共存，各采其长，这是其文化观的卓越之处。他评价汉初政治，显然吸收了道家“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学说。在《高祖本纪·赞》中，他高度评价刘邦建立汉朝后除秦烦苛、与民休息的政策：“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在《萧相国世家》等篇中，他更突出黄老“无为”学说对汉初政治的指导作用，称赞曹参“为汉相国，清静极合人道。然百姓离秦酷之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善矣。”[16]同样把“无为”政治提高到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给以充分的肯定。在《货殖列传》中，他认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法则符合客观存在的“道”，既非行政力量所能强制，又非人的愿望所能改变，“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些都是司马迁吸收道家学说来丰富和深化自己对历史演进的观察的显著例子。其他，对于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派的智慧也都有所吸收。故司马迁的学术思想以尊儒为主，同时兼采其他学说。

关于司马迁的学术倾向主要是尊儒，还有两个问题应该论及。第一，司马迁和董仲舒同一时代，两人都尊儒，那么其间有什么不同？最主要的，可以举出两点。同是汉武帝时代的文化名人，董仲舒主要是从对儒家经义的阐发来推崇孔子，而司马迁则是肯定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从记载历史事实的角度来表彰的。再者，二人对百家学说态度不同，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要让百家之学“灭息”，而司马迁则要兼采众长，他具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广阔胸怀，所以《史记》成为一部“集大成之作”。第二，既然司马迁的基本倾向是尊儒，那么，班固父子为什么批评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呢？其主要原因，是班氏父子所处的学术环境已与司马迁的时代大不相同。在西汉武帝时代，开始对思想文化实行专制的政策，但当时尚未达到严密的程度，故司马迁才有可能保持自己思想的独立性，有勇气写成“成一家之言”的著作。武帝以后，儒学与封建行政权力进一步密切结合，先后有汉宣帝年间石渠阁会议、东汉章帝年间白虎观会议，由皇帝裁决经义异同。此即标志着封建主义思想的统制达到了强化的阶段，儒学已成为国教。班氏父子即生活在这一时期，班固本人还被指定为白虎观议奏记录的整理者。儒学国教化，也就是儒学的神化和思想的僵化，一切都以统治者所能承认的教义为原则，必须顶礼膜拜，刻板地遵从，压制任何独立思考，司马迁比较自由的思想自然受到责难。班氏父子认为崇儒未达到尊为“国宪”的程度，对此感到不满，所以批评他“是非颇谬于圣人，先黄老而后六经”。这是以当时形成的僵化的思想模式去框定、限制司马迁，实则以保守倾向批评进步倾向。

总之，当前我们要推进学术史的研究，进行儒学与史学的交叉研究，就是很有意义、很有前途的一种选择。它能开阔我们的视野，提供研究的新视角、新课题、新思路。一方面，使我们对古代史学名著和发展趋势，更能究其底蕴，更能明了其久远生命力的所在，更正确地给予历史定位。另一方面，也使儒学研究内涵更丰富，更能凸现其时代特点，更深入地开掘和认识儒学精华对长期古代文化的灌溉作用。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论文。作者：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1页。

[②] 《国故论衡》。

[③] 《孟子·离娄下》。

[④]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 《清代学术概论》。

[⑥] 《论语·述而》。

[⑦] 《国语·鲁语下》。

[⑧] 《论语·述而》。

[⑨] 《论语·为政》。

[⑩] 《论语·子路》。

[11] 《论语·先进》。

[12]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

[13] 《史记·滑稽列传》序。

[14] 《十七史商榷》卷6。

[15]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

[16] 《史记·曹相国世家》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