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外交文化的特点及影响

　　摘　要：俄罗斯由于其具有欧亚结合部的文明和地缘特点，因此，拥有十分独特的外交文化，即：西方化和东方情结，不安全感和扩张、大国意识，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感，均势外交和强权。冷战后，国际环境、实力、地缘环境的变化，俄罗斯的外交文化受到很大冲击，给俄罗斯外交政策烙上了时代印记。

　　关键词：俄罗斯；外交文化特点；影响

　　中图分类号：D8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4)04-0050-05

　　收稿日期：2004-01-10

　　作者简介：赵淑芳(1968- )，女，河北张家口人，中共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所2002级博士生。

　　俄罗斯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土地和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缘优势，而且有着极为深厚和独一无二的社会文明。后冷战时代，俄罗斯国家的地缘环境、国家实力、社会结构等诸多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空间和资源也大为缩减。但无论如何调整，正如俄罗斯外长伊万·伊万诺夫所言“任何一国的外交政策都不可能建立在一张白纸上。这个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由该国地缘政治状况、历史文化特点决定的继承性”[1]。因此，了解和掌握俄罗斯外交文化，是更为深刻地解读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 个重要视角，对于把握俄罗斯外交走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俄罗斯外交文化特点

　　外交文化，是一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其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外交思想、认识和艺术综合体[2](257)。其既有历史延续性，又曾几经变迁，包含了不同时代的积淀。由于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以及不同时期来自东西两方面的文化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

　　(一)西方化和东方情结

　　一国外交文化是植根于其文明形态的。从历史文化角度讲，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综合色彩现在已经成为定论。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 指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它将巨大的东西方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3](2)。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东西文明互动的过程中，西方化始终未能彻底战胜和压倒俄罗斯的东方性，俄罗斯社会对西方价值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无论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和集体主义理念在俄罗斯始终未被动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多也只能得到“开明君主”的赞誉。毋宁说，俄罗斯的每一次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其东方本体上的一次嫁接，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其东方性。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西方化则进一步巩固了东方化。“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或文明的某些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又与西方文明的核心进一步拉开距离。它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将自己武装得更像俄国”[2](259)。“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欧洲的意识和一种非欧洲的无意识’”。用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话说就是：“撕下一个俄罗斯人的脸皮，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4]。

　　俄罗斯不同于西方，这是问题的所在。改革造成的外来文明与本土文明的冲突及社会分裂，促使俄国知识分子苦苦地探索和思考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19世纪30~40年代产生了两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即“西方派”和“斯拉夫派”，到20世纪20年代又出现了“欧亚派”。

　　“西方派”从历史上、文化上和人种上，对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存在的某种血缘关系作出充分的论证。西方派坚信俄国与欧洲历史进程的共同性，他们认为俄国的未来必将毫不例外地沿着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斯拉夫派”相信俄国历史发展的独 特性，把村社(共同使用土地和自治)和东正教(俄国人民善良的宗教品质)看成是保证俄国优于西方的特殊性因素。他们强调俄罗斯具有特殊的人文条件，具有与西欧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斯拉夫派的要旨是反对模仿西方，主张从俄罗斯本土文明的本质中寻找国家发展的道路。与“斯拉夫派”醉心于从种族文化中吸收营养不同，“欧亚派”者则从地缘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俄罗斯一直是东西方文明的撞击点和结合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有别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欧亚文明。冷战结束后，新欧亚主义在与大西洋主义、现代斯拉夫主义的争 论中，影响日益扩大，逐渐为更多的俄罗斯民众所接受，认为“在计算机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俄罗斯不可能再简单扮演欧洲与亚洲文明之间的桥梁作用。俄罗斯应该发挥一种特殊作用：创造一种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超级文化(新欧亚文明)，与世界各种文明同风雨、共患难，为确定21世纪不同文明间规则做出决定性贡献”[5]。无疑，上述思想都有其合理的内核。而涉及国家改革方向的政治、思想问题，由于其一开始就涉及到对外部世界、外来文明的态度，自然也成为俄罗斯外交文化的一个基本问题。

　　(二)不安全感和扩张性、大国意识

　　早期的俄罗斯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保障自身安全的天然屏障，就像没有护栏的婴儿车，而且“俄罗斯国土曾被敌人包围”[3](213)。“从公元11世纪至14世纪，南方游牧部落波洛维茨人，东方的蒙古人，西方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都曾借助地理上的便利袭扰过俄罗斯。其中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给古俄罗斯人留下的印象异常深刻”[6]。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自古就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历史上，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就同安全问题密不可分，而安全问题的解决又同地理范围的扩大紧密相连，可见地 理范围观念伴随着俄罗斯的形成而形成，在俄罗斯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当俄罗斯民族意识到海洋代表着财富与安全的时候，就开始表现出对出海口的强烈渴望。伊凡四世曾说：“波罗的海海水的分量是值得用金子来衡量的。”从1558年立沃尼亚战争开始，出海口问题便作为一种地缘理念成为俄罗斯民族不懈追求的目标，并始终贯穿于近代俄罗斯的对外战争与外交之中。

　　“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因此，消除这种固有的不安全感和畏惧心理，就成了俄罗斯历代统治 者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途径就是向外扩张，最大限度地扩大疆域，把“婴儿车”造得越大越好，同时建立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通过对外扩张谋求国家安全的方式导致了“俄罗斯安全悖论”，即地域越大，越感到不安全，越要征服更多的土地。而在既难实现文化同化、又不可能以经济制度进行扩张时，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成为当然的、也是惟一的保证安全、拓展势力范围的手段[7]。为此，它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并且用使俄罗斯亚洲化的方法战胜亚洲，用使俄罗斯欧洲化的方法战胜欧洲。纵观俄罗斯的历 史，军队在国内一直拥有很高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扩张、建立军事强国、追求帝国势力和威望，一直贯穿于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全过程。

　　(三)意识形态和历史使命感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其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不仅与其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可能是每个人、每个国家无法避免的规律，然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意欲通过对外政策向外推行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则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该文明自认为是人类文明最优秀的代表，自认为赋有拯救和改造世界的“天赋神职”，这时，意识形态就融合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价值观念就成为国家利益的一种化身[2](259)。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与一般国家利益相交织或等同的情况在俄国外交中并不罕见。

　　俄罗斯接受的东正教的母体是拜占庭东正教。而拜占庭东正教却认为拜占庭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并且在整个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古罗斯不但继承了拜占庭的东正教信仰，也接受了“我为基督教世界中心”的信仰，并将之发扬光大。尤其是 俄罗斯救世思想集中体现在15世纪俄国东正教提出的“第三罗马”理论中。这种理论自诩莫斯科是基督教世界的合法继承者，认为“第一罗马(意大利罗马)已经没落，第二罗马(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也已衰亡，第三罗马(莫斯科)巍然屹立，永放光芒，第四罗马永不会出现”[8]。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因此，“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3](67)。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救世主义理念成了推动俄罗斯大规 模向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四)均势外交和强权

　　“纵观几百年的俄国外交史不难发现，俄国走向外部世界的方法，一是如果时机可能，则实施疆域拓展战；二是在与其他强国打交道时，努力编织合纵连横、互相制约的多极均势体系”[2](268)。均势理论是西方国际关系中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传统理论，俄国不是“均势”外交的发明者，俄国外交中也极少明确公开提出“均势”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均势对于俄国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外交理念，不如说是一种外交技巧。

　　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亚洲色彩浓厚的落后国家，不论在地缘政治方 面还是在地缘经济方面都不占优势。它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为欧洲强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俄国频繁、熟练地运用均势外交，充分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多个强国的相互制衡关系来分化列强以扭转于己不利的局面或者借力量多元显示自己的作用，这几乎成了俄国屡试不爽的一种外交艺术。恩格斯对此曾指出：俄罗斯外交界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9]。相反，面对东方更弱小的国家，在沙皇时代，俄国一面与欧洲列强争夺，不断在欧洲取得利益，一面向东开拓疆土，用武力征服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等广大地带，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并以签署不平等条约来巩固扩张成果。外交在俄罗斯的东方政策中成了军事行动的附属物和最后总结。

二、俄罗斯外交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冷战后，俄罗斯的地缘、实力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严峻的现实对俄罗斯外交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它对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与过去不同。

　　(一)重视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和对西方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

　　自从俄罗斯摆脱蒙古人的统治后，“由于西方一直是俄国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根源，同时又是俄国实现强国梦的榜样”，所以“俄罗斯外交的主要活动方向，甚至外交战略的轴心就是它与西方强国的关系”[2](262)。对于较自己发达的西方，俄罗斯既羡慕、向往和热爱，又对西方价值观充满了仇恨和拒斥心理。正是由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俄罗斯往往在积贫积弱、面临危难之时毫不犹豫地倒向西方，积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而一旦势力加强，或者西方价值中某些深层的东西开始冲击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就会离开西方，并试图征服西方。俄罗斯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拯救西方”[10]。

　　冷战结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念、认知标准和体制制度随着西方先进的商品和技术迅速传入世界各国，东方因素普遍受到削弱或限制。这是冷战后世界发展的明显趋势，，只不过这种趋势在不同国家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俄罗斯“西方派”浪漫改革的失败虽然引起了某些东方因素的复归，也刺激了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的复活，俄罗斯政治威权主义的加强正是这种思想变化的表现。但是，面对以西方化为特征的全球化趋势，俄罗斯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尽管主张东西方并重的思潮在俄罗斯极有市场，但 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仍比较明显。它整体上仍在西化，只是速度、方式有所不同。反映到它的对外政策上，就是将西方作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实际上，在俄罗斯的整个对外战略架构中，它更注重与西方的关系，更期望西方的接纳，发展与东方的关系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西方化。然而正如俄罗斯作家С·索洛韦伊在其1999年发表的《俄罗斯人与西方：在憎恨和诱惑之间》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向往西方的消费标准，但也不要指望俄罗斯会采用它们的经验和政治经济模式。诱惑加憎恨——这就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两个方面”[11]。

　　(二)由于地缘、实力的巨变，俄罗斯民族的帝国观念更多表现为渴望复兴的色彩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版图大为缩小，从最强盛时的2 200万平方公里缩减到1 707.5万平方公里。地缘安全形势恶化，“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战略上土耳其卷土重来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潜在伊斯兰挑战忧心忡忡”[12]。伴随领土面积回缩的同时，波罗地海和黑海主要出海口的丧失，使俄罗斯再次失去了通向欧洲的便捷“窗户”，出海口的便利性再次成为未来值得俄罗斯人长久忧虑的难题。华约解散、北约东扩，不但使俄国丧失了中东欧传统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且还丧失了与北约间的广阔的安全战略缓冲地带，使俄罗斯民族的中央腹地莫斯科地区暴露在北约强大的兵锋之下。

　　另外，俄罗斯盲目的改革使经济总量10年内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6%，工业生产下降了70%~80%，投资下降了80%以上，人民生活状况恶化，军事投入和军事实力严重萎缩。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的地位也大不如以前。“俄罗斯目前只是一个 衰弱的地区性(欧洲)大国，它只保留了一个全球标记——拥有核武器”[13]。布热津斯基更认为：“俄罗斯现在是一个贫穷的、原始的国家。除了几个城市，俄罗斯很像印度”[14]。但是，几百年来俄罗斯已经习惯于被当作一个世界强国来对待，其帝国情结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追求世界强国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俄罗斯始终不渝的战略目标。而在经济上实现复兴，军事上巩固超强地位，精神上强化对苦难的忍耐和“对俄罗斯近三百年来大国地位的回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普京执政后已明确将复兴俄罗斯经济、恢复俄罗斯大国形象和重塑民族凝聚力作为他努力的方向。这必然会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三)旧意识形态崩溃，俄罗斯失去推行“救世主义”信念

　　俄罗斯民族历来推崇大一统，习惯于作为一个整体，以集体主义思维来判断事物。因此俄罗斯民族必须有一个能够为全社会所认同、突出集体主义并包含有俄罗斯民族伟大使命的宗教或宗教式的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以教化的方式还是以强制灌输的方式为群众所接受，否则俄罗斯必然会陷入混乱和衰落。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和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都曾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现。而这种 意识形态一旦被人民接受并掌握了人的灵魂之后就成了某种神圣的东西，一种充满神秘使命感的政治理念。在俄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意识形态取向一再成为制定对外政策、进行对外交往的重要资源和支配因素。

　　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彻底崩溃，东正教在经过前苏联70多年的压制后也不可能重新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世俗化的进程已将宗教的作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1988年至1992年，莫斯科曾试图在某种“全人类价值”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对外政策，结果证明太富于幻想。此后出现了诸如“自由主义”、“左翼社会主义”、“民族 主义”、“欧亚主义”、“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政治权威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强国思想”、“经济实用主义”等十几种社会思潮，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为全社会所接纳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思想。叶利钦曾号召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们为寻找和创造新的国家思想而奋斗，俄半官方的机关报《俄罗斯报》还为此悬赏2 000美元。“但能为国家所接受的国家思想仍然没有找到”[15]。俄罗斯人认为，在上述各种思潮多姿多彩的表面下，国家实际处于意识形态“真空”状态，许多重大问题，社会无法作出回答。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俄罗斯必将陷于精神危机。这在目前表现得异常明显。塞缪尔·亨廷顿甚至形容俄罗斯已成了一个精神分裂和精神“沙漠化”的民族。与思想领域的窘状相对应，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动力[10]。

　　(四)鲜明地提出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平衡外交政策，并赋予其新内涵

　　冷战后面对逐渐兴起的东方、日益一体化的欧洲和咄咄逼人的美国，俄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开始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同时出现。“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活力上第一次超过了它。而未来多极世界的一些极正在直接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形成”[16]。在经过向西方“一边倒”的短暂时期，俄很快确立了东西方兼顾的对外政策，它与美国等西方大国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却在波黑、北约东扩诸问题上与西方小心翼翼地拉开距离。与此同时，俄把对外战略的另一重点放在独联体、东欧乃至亚太地区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和南亚的印度等国，加强与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联系、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俄为自身国家利益，极为巧妙地维持外交平衡和均势，而这种平衡外交又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在东、西方之间，它往往对东方打西方牌，而对西方则打东方牌，力求为自身谋取最大的利益。第二层次则是在西方或东方各国之间实行平衡，维持均势，使其相互制约，不致构成对俄的威胁。俄官方研究机构的官员毫不掩饰地表述了制衡中国的构想，强调“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任务是与中国和日本建立更为平衡的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否则日本就会大规模地重新武装起来(包括拥有核武器)，并把俄罗斯远东变成两个亚洲大国争夺的对象。尽量扩大俄罗斯同日本的合作与联系，将在亚太地区形成更加均衡而稳定的体系，这不仅可以消除中国与日美对 峙的危险，而且可以消除中国把压力转向北部的威胁”[17]。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俄罗斯在每一次危难之后似乎总能获得新生，“大乱后大治”的一幕不断地重演。在当前俄罗斯重回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其外交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同任何文化一样，俄罗斯外交文化亦具有历史延续性，但它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国际关系的演化，其中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记。

　　参考文献：

　　[1]姜毅.俄罗斯不生气[J].世界知识，2002，(12)·

　　[2]学刚，姜毅.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57，259，268，262.

　　[3] (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M].北京：三联书店，1996.2213，67.

　　[4] (美)欧文·拉兹洛编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0.

　　[5]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469·

　　[6]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307.

　　[7]董晓阳.走进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470·

　　[8]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下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15·

　　[10]马风书.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政治文化背景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2，(2)·

　　[11]В.Соловей：Русскиеизапад.Междуненавистьюисоблазном.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30.11.1999，С.8.

　　[12]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棋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17.

　　[13]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报告.俄对外政策面临21世纪挑战[N].新华社莫斯科，2000-04-15(俄文电).

　　[14 ]А.Конолова.КакРоссияиСШАпотерялидругдруга.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2000，№7，с.5.

　　[15]Р.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往何处去——俄罗斯能搞资本主义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66.

　　[16 ]А.Конолова.КакРоссияиСШАпотерялидругдруга.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2000，№7，с.3.

　　[17]刘飞涛.论普京外交思维的内在取向[J].东欧中亚研究，2002，(1).

　　〔责任编辑　赵东波〕

Russian Diplomat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nfluences

ZHAO Shu-fang

(Insti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y，Party School of CPC，Beijing，100091)

　　Abstract：Because their Eurasian civilization and geo- characteristics，Russia has very unique diplomatic culture，namely：the westernization and eastern feeling，sense of insecurity and expanding，big country’s consciousness，id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ense of calling，pursuing the balance of diplomacy and power.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trength，and geo-environment after the cold war，Russia diplomatic culture is meeting challenges，its foreign policy has clear marks of the era.

　　Key Words：Russia，diplomat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