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遵杰 陈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模型与问题

第一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一开始便对经济周期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卢卡斯在70年代中期提出货币周期模型，并引申出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引起世人瞩目。进入80年代后，这一理论由于缺乏证据支持而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以巴罗（Robert Barro）、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同样信奉理性预期思想，但从学派内部对卢卡斯理论提出了批评，并且提出了实际商业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RBC）模型，以与卢卡斯的货币周期模型相区分。卢卡斯是用货币因素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货币供给冲击是波动的根源。而第二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则认为，波动的根源是技术变动等实际因素。尽管第一代从需求角度，第二代从供给角度，对经济周期的根源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波动被看成竞争性的均衡现象，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代表性行为人具有理性预期，追求利益最大化；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声称市场自由运行的结果是最优的。

由此观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一、第二代经济学家都反对凯恩斯主义。他们宣称，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是个矛盾的体系，应该彻底抛弃。因为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没有考虑对行为人的微观假设，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先验给定的，行为方程也非从最优化导出，并且其参数没有考虑政策变化的影响。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两个方面回到了古典主义传统：“代表性行为人”是理性人， 追求利益最大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所有市场都是出清的。此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还将理性预期概念置入其体系之中，从而丰富了古典主义思想。为使经济学分析看上去更严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吸收了数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的最新成果，以其为分析工具和表述手段，给古典理论换上了现代包装。芝加哥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等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大本营。

受到重创的凯恩斯主义在沉寂一段时间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新的面目——新凯恩斯主义（newKeynesians）再次呈现。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宏观经济模型的基本思想：建立宏观经济模型应基于微观基础之上，从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出发，构建行为方程。在RBC模型的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足以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政策含义的两个重要假设（垄断竞争和价格与工资名义刚性），并建立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NK model）。由于上述两个假定的存在，经济未能实现充分就业，政府的宏观稳定政策比新古典宏观经济倡导的自由市场政策更有效率。曼昆、萨默斯（曾任美国财长）、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后两人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等人是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主要任职于美国东西海岸的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是“咸水经济学”的重镇。

尽管新凯恩斯主义也有很多追随者，但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全球的情形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风头未减，学术圈内外信奉者甚众。卢卡斯（Robert Lucas Jr）、基德兰德（Finn Kydland）、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萨金特（Thomas Sargent）、法玛（Eugene Fama）等一大批新古典宏观经济家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确立学术主流地位的同时，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日益显现。一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信奉者（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被委以重任，更重要的是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模型（其早期成就是RBC模型即所谓校准DSGE模型）成为包括美国联储在内的一些主要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决定货币政策的依据。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有两大内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以及实际商业周期(RBC)模型。卢卡斯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几篇论文中，卢卡斯一方面利用理性预期概念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失效的原因，并以此为标靶攻击凯恩斯主义主张的积极干预政策；另一方面他主张宏观经济学理论应建立在家户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微观基础之上。RBC模型正是对卢卡斯主张的回应。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分析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表象，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的实质；第二部分介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模型（RBC模型，又叫校准DSGE模型）并指出其本质缺陷；第三部分探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困境以及前景。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科学化理论表象下的意识形态偏见

（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化”构建：微观基础与数学演绎

经济学属社会科学，但经济学家希望经济学能像自然科学一样成为“硬科学”。近三十年来，经济学界有“物理学嫉妒”（physics envy）一说，意思是，经济学的目标是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exact science），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使用如同数学在物理学科一样普遍化。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主流经济学只接受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理论，任何用叙述语言表达的思想与观点都会因其被认为“不严谨不精确因此不科学”而被边缘化。

1776年斯密发表《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从彼时起算，经济学已有近250年历史，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普遍使用是晚近的事。鲍默尔（William Baumol）在一篇回顾20世纪经济学发展历程的文章中写道：“直至20世纪中叶，一个使用数学工具的理论家通常会在论文的开头大表歉意并解释说，作者的方法并非假设，人是被剥夺自由意志的机器。”看来，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奠定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下称《通论》）中没有用到多少数学并不意外，虽然凯恩斯本人也是出色的数学家。

《通论》发表后，经济理论数学模型化潮流日兴。为使凯恩斯思想看起来符合时代趋势也更科学化，凯恩斯主义者将凯恩斯思想用三个公式组成的方程组表达。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是，斯密在1759年就写成了《道德情操论》，而且其临死之前仍在修改。《道德情操论》讲人具有同情心，而《国富论》分析的是人自爱的一面。人的这种矛盾心理（德国历史学派谓之“斯密问题”,亦有许多人认为不存在）正好说明了人的复杂性。凯恩斯在《通论》里有一个与斯密类似的判断：人有时是理性的，有时具有“动物精神”。如何将人的这种理性与情感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及相应的行为模型化，其实关乎如何构建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那里，斯密自爱的因素可用最大化假设替代，而同情的一面则被剥离；同样，凯恩斯思想的理性部分可以模型化，而“动物精神”部分则被忽视。尽管这样建模的代价是巨大的，但即便如此，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卢卡斯看来，凯恩斯经济学是愚蠢的（schmuck）的，以检验一个理论的三项标准（与事实一致性、可预测性及逻辑一致性）衡量，凯恩斯经济学没有一项通得过：70年代初同时出现滞胀，这既与菲利普斯曲线的描述不符，也表明以较高的通胀为代价换取更低失业率的政策不再有效。卢卡斯还认为，从研究方法论看，凯恩斯主义采用的是归纳法（induction），即凯恩斯理论的产生来自于提出者的经历、观察、直觉和思考，以及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式反省，当中并没有多少严格的数学推理，因而不严谨（rigor）。卢卡斯指出，通过归纳法提炼理论的一个缺陷是，理论不能解释全部的事实，滞胀正是表明了这一点。

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看来，凯恩斯经济学缺陷的症结在于没有微观基础，即凯恩斯经济学不考虑构成经济社会基本元素——经济行为人（家户及企业）——的决策动机，只研究产出、失业、通胀等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科学的宏观经济理论应建立在微观基础之上。

微观基础又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研究社会科学总体现象应从个体出发的观点早已有人提出。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著作《经济和社会》的第一章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了最早的阐述。哈耶克是最早关注个人主义方法论概念的经济学家。在1942年出版的论文《科学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哈耶克对韦伯的提法深表赞同。哈耶克认为，就经济现象而言，如果不研究个体行为动机，只对经济总量作回归分析，就无法确知经济总量的因果效应和影响机制。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科界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讨论。此后形成的主流观点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根植于对个体行为及动机的探索。在这次讨论中，个人主义方法论一词已很少提及，代之以微观基础。就经济学研究而言，如果按照研究宏观经济现象需有微观基础这一标准衡量，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显然不合格。凯恩斯经济学研究的是总量之间的关系，“凯恩斯经济学的许多方程（如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等）并没有像微观经济学分析分析的那样，从经济人的最优化过程中导出。此种形式的分析通常被看成是违背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关于经济人行为特征的基本假设，即经济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总是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私利”。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既无微观基础，也与微观经济学分离。从直觉上看，宏观经济无非是家户及企业的加总，无数家户及企业的最优决策及其互动构成了宏观经济的现状及演变趋势，因此将经济行为人作为宏观经济的分析起点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符合逻辑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学有微观经济学理论作为支撑，经济学宏、微观长期分立的尴尬情况得到了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一名称甚至可以弃用，并称经济学。此外，在微观经济学常用的对经济行为人追求最大化的数学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得到了使用。用演绎法取代归纳法，宏观经济学似乎更严谨，也更像一门科学了。

一些凯恩斯学者试图弥补凯恩斯经济学没有微观基础的缺陷，克洛尔等提出了建立微观基础的方法，但学界反响平平。但卢卡斯建立的微观基础却被学界接受并影响至今。卢卡斯提出的微观基础一方面批判了凯恩斯主义，解释了滞胀现象，同时也为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卢卡斯指出，70年代初，滞胀同时出现，表明基于凯恩斯理论的宏观经济模型失败，其原因是，凯恩斯模型参数是非结构型的，即没有考虑政策变化对参数的影响。卢卡斯认为，经济模型应考虑经济行为人的最优决策规则，因为政府政策的变化会系统性地改变模型结构，经济行为人的决策规则也会系统性地发生变化。按照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观点，宏观经济模型只有对偏好、技术等决定家户行为的基本因素（微观基础）模型化，才有可能预测政策效应。

卢卡斯在三篇文章里采用有别于凯恩斯经济学总量研究的方法，从家户和企业追求最大化公理出发，结合理性预期假设，运用高深的数学推理，搭建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得出了迥异于凯恩斯的积极干预无效的结论。70年代中期后至本次危机发生的三十年间，任何有别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要么被认为不科学（如行为经济学），要么被边缘化（如奥地利学派）。以卢卡斯及其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思想为基础建立的校准DSGE模型成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的基础模型（workhorse model）。

（二）脱离现实的微观基础假设

在方法论上，新古典学派传统上注重于在微观层次上对经济人行为个体的研究，而凯恩斯学派更关心宏观经济问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有的重要结论（如需求管理无效，经济周期来自供给冲击）均导源于微观基础假设。宏观经济理论需微观基础支撑（plumbing)逐渐成为多数经济学流派的共识。所谓微观基础无非是假设，构成经济社会总体基本元素的经济行为人，在可得信息下进行决策时遵循最大化原则，即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生产者追求利润最大化。经济行为人最大化假设来自微观经济学，有学者称其为公理性（axiomatic)假设，即正确性不证自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另一重要假设是经济行为人的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最早被称为理性预期学派）。与最大化假设不同，理性预期并非来自微观经济学，这是一个其提出者穆思（John Muth)通过内省（introspection)发现的概念，因其暗合人们多少存在的一些常识性经验；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在分析政府政策无效时十分管用。出于意识形态考虑，这一概念成为芝加哥学派，尤其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假设和分析工具。但事实和研究证明，以上假设并非经济行为人全部真实行为的描述。

（1）消费者追求目标的多样性。消费者的确追求效用最大化，但这一假设不能描述消费者决策的全部。行为经济学研究显示，消费者还期望公平，还有从众行为。

“最后通牒游戏”（ultimatum game）是消费者追求公平的典型例子。“最后通牒游戏”是这样进行的：A和B互不相识，A在路上捡到100元，被B看到。A提出分配建议，如果B同意，则两人分配；B不同意，则交公。按照理性假设，只要B获得0元以上的任何金额，其效用都有改进。常识及实验证明，A提出的分配建议如果显失公平，B会拒绝。“游戏”表明，理性人假设并非总是成立的。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在有些情况下，消费者宁愿放弃效用的增加，也不放弃公平。但遗憾的是，效用最大化假设将效用从公平中剥离出来，使经济学明显地远离了经济学作为道德科学的原有内涵，试图把经济学建成类似物理学的精确科学（exact science），这样一来，公平就成了牺牲品。

（2）企业利润最大化与经营者收入最大化的矛盾。微观经济学的标准说法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里所说的企业指的是股东。在微观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所处的19世纪末期，股东大多就是经营者，不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冲突的矛盾。继承马歇尔思想［马歇尔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微观）的创建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描述的其实是一个无摩擦（frictionless）的世界，与当今现实相距甚远。真实世界具有两项各自存在又相互交织的难题：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及信息不对称问题（asymmetric information）。委托人（股东）希望企业利润最多，实际经营者则在扭曲的激励（perverse incentives）下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通常是企业销售收入最多），二者的目标经常不相容。由于委托人对企业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如代理人（信息不对称），代理人时而采取有悖利润最大化目标却使得自身收入最多的决策。

（3）理性预期假设之误。理性预期指的是，经济行为人可从过去的经历中准确推知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其结论是政府政策的无效性。比如，政府以提高通货膨胀率的方法换取降低失业率的政策是不会有效的，因为政府的这一企图已被预知，工人在与资方的谈判中将会要求提升工资以保持实际工资不变，其结果是失业率不变，但通货膨胀率更高。既然政策无效，不如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市场这一无形之手指引产品及生产要素流动是理性预期假设下逻辑演绎的自然结论。

理性预期假设在金融学领域得到的推广是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是一般均衡理论在金融经济学领域的延伸。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芝加哥大学的法玛。按照法玛的定义，市场的有效性是就信息而言的：市场充分反映了现有的全部信息，市场价格代表着证券的真实价值，这样的市场称有效市场。根据有效市场假说中的“全部信息”一词的不同内涵，有效市场可分为三种：弱型有效；半强型有效；强型有效。“按照法玛最初的意思，有效市场假说应当是按照新古典经济范式的标准处理方法针对资本市场均衡所得出的概念。理论上，股票价格完全反映所有信息应当是一个均衡调整的结果。”

卢卡斯认为，凯恩斯宏观计量模型没有考虑理性预期因素，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照卢卡斯看来，经济行为人通过理性预期，对政府公布的政策作出反应，造成政策失效。也即，“围绕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大部分争论不在于理性预期本身，而在于由新古典模型的结构导出的政策含义。”要言之，政府不干预才是市场有效运作的本质。尽管“法玛的论点只能在完善或高效的市场假设下才是正确的。……但它毕竟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其实，“有价值的见解”大大低估了有效市场假说的影响力——有效市场假设事实上成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放松金融监管的重要理论依据。

理性预期重在理性。经济行为人是理性的，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最重要假设和立论基础。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已对理性假设提出了严峻挑战。行为经济学家利用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以新的研究方式，如实验、核磁共振（MRI）技术等，得出了与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结果。比如，行为经济学家发现，人在长期是理性的，短期是非理性的；人具有动物精神（凯恩斯在《通论》中也有提及），企业家的动物精神是经济周期变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人除了追求效用的提高之外，还重视公平、道德等非物质因素。可以这样说，如何理解人的行为关乎如何构建经济学。然而，行为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实验性例证提出结论的，这与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演绎方法不同，不被后者认同。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行为经济学的个例研究不能被模型化、一般化，缺少普遍意义。但是，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行为经济学的意义，比如，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便是一个行为经济学家。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垄断与意识形态的偏见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但挑战者众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新凯恩斯经济学派。二者在发展及论争过程中，虽然吸收了对方的一些观点或方法，比如，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模型考虑了理性预期因素，新古典宏观学派的一些模型中则承认短期工资及价格刚性，但总体而言，双方的对立是明显的，有时呈情绪化表现。70年代初以前，凯恩斯主义一家独大；此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明显处于上风。此次金融危机为新凯恩斯主义提供了翻身机会，新凯恩斯主义主将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狄龙（Brad DeLong）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猛力攻击。他们认为，发生本次金融危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难辞其咎。

（1）唯我独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反对政府干预，倾向自由竞争。但就学术而言，他们更想独家“垄断”，不愿与新凯恩斯主义分享主流经济学的“双寡头垄断”局面。事实上，他们的确在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竞争中明显占优，以至于卢卡斯在1980年声言，找不到一个四十岁以下的杰出的经济学家认同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学家们对凯恩斯经济学不再认真看待。这说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再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当作一个对等的学派看待，大有取而代之之意。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微观基础、理性预期）成为学术标准，其政策结论也为多数政客及学者接受。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术影响力反映在：研究生阶段宏观经济学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为本科生讲授的宏观经济学（初级版）以凯恩斯经济学为主，原因可能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较易用语言或简单图示表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则相对复杂高深，难以用浅显语言表述。信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占据了经济学五大期刊大部分主编的位置。以至于反对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文章很难发表；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持异议者难以获得多数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tenured professor）。

凯恩斯经济学影响渐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似乎没了对手。其实不然，行为经济学从新的角度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起了挑战。行为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差异主要不体现在研究结论和政策倾向方面，而是体现在如何“做经济学”（doing economics），即经济学的方法论上。行为经济学利用心理学、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实验提出人短期感性、长期理性的观点。耶鲁大学行为金融学教授席勒（Robert Schiller，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005年将这一成果应用到房地产领域，得出美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投机性泡沫的结论。席勒教授多次将其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界同仁和政府相关部门，均不被认真看待。在受过严格数学训练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眼中，用心理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既不适当也不专业。新古典宏观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最出名的经济学家列维特等认为，行为经济学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是零散的，不能通过模型化得出一般化结论，在研究宏观经济问题方面作用有限。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

波普（Karl Popper）认为，可被证伪（falsification）的理论才有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通常是用模型表示的，在宏观经济学领域，一个主流模型取代另一个主流模型，主要靠的不是理性的辨析、严密的推理，而是依靠事实对当前主流模型的证伪。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取代凯恩斯经济理论靠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滞胀，以及随后出现的经济相对平稳增长。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的不断推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逐渐成为研究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偏离核心理论的研究被边缘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张自由市场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家默认（default）的意识形态，偏离自由市场理论的经济学研究甚至被认为离经叛道。下面各举一例说明上述判断。

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学及经济学家受到空前责难，经济学家内部也有反省。2010年美国经济学会刊物《经济视角季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秋季刊）发表了一组讨论宏观经济学与金融危机关系的论文，其中一篇由麻省理工经济系主任卡帕拉若撰写。卡帕拉若在论文中将宏观经济理论分为核心（core）和外围（periphery）。核心指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外围指涉及有关本次危机中心问题的研究，如流动性蒸发（liquidity evaporation）、抵押物短缺（collateral shortage）、风险转移（riskshifting）等。卡帕拉若认为，核心研究者沉迷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内部逻辑，将现实世界的精确性与模型创造的世界的精确性混同，对外围针对真实世界的定性研究视而不见。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该理论崇尚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的思想逐渐在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中形成一种具有强烈偏见的意识形态。2007年在美国《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的关于异端经济学的一篇文章中，海耶斯（Christopher Hayes）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卡德（David Card）1994年进行了一项关于最低工资对就业影响的研究。他发现，美国新泽西州快餐业提高最低工资后，就业非但没有下降，而且上升了；没有提高最低工资的邻州（宾夕法尼亚州）就业率反而没有上升。卡德的研究结论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预见的结果完全相反。不过，这并没有给卡德赢得声誉，反而让他失去了朋友。在2006年的一次采访中，卡德回忆说：“我的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朋友非常愤怒和失望，他们觉得出版这样的研究成果简直就是经济学的一个叛徒。我此后也不再做有关最低工资问题的研究了。”这个故事至少提供了这样的信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影响极大，以至于学者们已经开始自我审查，唯恐研究结论与自由市场主张相悖；一些信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者持有强烈意识形态偏见，拒绝接受事实，这其实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与偏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家独大，排斥异己，在这样的环境下，描述现实的、预测金融市场风险的真知灼见不能产生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危机也不足为怪。

经济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不能通过实验的方法否定一个理论。当一个貌似科学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任何的语言的驳斥都没有力量，甚至与主流理论预测相反的局部事实或轻微的波动（fluctuations）也不能撼动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只有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可以带来转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大萧条后，凯恩斯主义兴起，古典经济学退幕（凯恩斯语）；70年代初发生严重滞胀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取代凯恩斯主义；这次危机发生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论受到重创，新思想逐步涌现。最近八九十年重要宏观经济思潮的起落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相联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

二、RBC模型及本质缺陷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卢卡斯曾说：“理论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提供明确的人工经济学体系，这个体系可作为政策检验的场所，并且所付代价甚微，而同样的政策检验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代价巨大而不可能进行。”由于教学方法和计算能力方面的改进，经济学家已有能力详细研究马歇尔只能进行推测的市场相互作用。所以自新古典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初登台开始，其“现代经济周期模型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随机版本”。它有时被称为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即假设经济人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搜集和使用信息，在其所处环境中理性行事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他们构造了完美的均衡理论，旨在解释现实世界的周期波动。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中，强调波动反映货币冲击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已逐渐隐退，因为没能很好地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强调货币冲击的分析转向了把实际冲击作为经济波动根源的分析。他们提出的理论，即所谓RBC(实际商业周期)理论。这一理论的鼓吹者有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芬恩·基德兰德，以及在罗彻斯特大学任教或与之有关系的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查尔斯·普洛瑟（Charles Plosser）、约翰·朗（John Long）、罗伯特·金（Robert King）、艾伦·斯托克曼（Alan Stockman）、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等。

几乎所有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旗下的模型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如巴罗（1981），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下简称KP）（1982），朗和普洛瑟（1983），金和雷贝洛（1986），斯托克曼（1983）。这些模型虽说是回应了卢卡斯关于“提供明确的人工经济体系”的呼吁，但依然继承了马歇尔的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的衣钵，他们的“现代经济周期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增长框架基础上的”。不过，实际商业周期理论赖以建立的假定前提是：技术进步率有着大的随机波动。对生产函数的这些供给方的冲击造成了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这是由于理性个体通过改变他们的劳动供给和消费决策回应相对价格的结构变化。实际商业周期理论模型一般具有下述特征。①行为人的目的是在现行资源约束条件下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或利润；②行为人理性地形成预期，不会受信息不对称的危害。行为人可能面临信息提取问题，如一特定生产率冲击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但有关一般价格水平轨迹的信息能公开得到。③价格灵活性确保了持续市场出清，使得均衡通常占统治地位。④总产量和就业的波动是由可得到的生产技术的较大的随机变化引起的，而各种传播机制则使这种最初刺激的影响扩散开来。⑤就业波动反映人们工作时间的自愿变化。工作和闲暇被假定在时间上是高度可替代的。⑥货币政策是无意义的，对真实变量没有影响，也就是说货币中性。⑦经济波动和趋势分析中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分被抛弃。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尤其是30年代大萧条以后，产出和失业的严重波动被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是市场的严重缺陷，并探究这些缺陷可能是什么,如凯恩斯认为是有效需求不足。但自80年代开始，已有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这样的研究战略，认为宏观经济波动可以不用市场缺陷来解释。如已故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布莱克（Fischer Black,1938—1995）较早提出，波动可以解释在完全市场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经济中所达成的交易集合随时间的实现；“经济周期是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不确定条件下的一种自然结果。我认为没有必要用粘性价格，修正失误或受政府影响的总需求来解释经济周期。”虽然布莱克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在1982年未能发表，但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及朗和普洛瑟发表的相关论文表明，尽管卢卡斯货币均衡周期理论盛极一时，但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已破茧而出。特别是布莱克强调不需用粘性价格等来解释经济周期，将他和随后的RBC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区隔开来。因此， RBC理论，即早期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的分析工具，也与本文的意图相契合。

在实际商业周期理论家们提出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模型中，以KP1982年的那篇文章影响最大，这也为他俩赢得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以该文为例，介绍他们的校准DSGE模型。诺贝尔奖官方网站（Nobelprize.org）在2004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了对他们的贡献所做的综述，综述中提到的这个模型既简洁又能概括KP的文章内容。我们结合KP（1982）和诺奖官网文章，介评该模型。

（一）基准模型

1.每期生产一种产品yt，可用于消费或投资，t是时间，非连续的和无限的。yt=ct+it。

2.资本积累。kt+1=(1－δ)kt+it。这里，δ为资本折旧率。

3.生产函数。yt=f(zt，kt，lt)。这里f是一个递增且凹函数，一阶齐次的。l 是劳动，zt是随机技术参数（t期的技术冲击），遵循自回归过程zt+1=ρzt+εt+1，其中ρ∈(0,1)表示存在正自相关，εt为均值是0、方差为正数σ2的独立同分布随机变量。

4.行为人期望效用函数。行为人生命无限界，从消费和闲暇中获取效用，在t=0期的消费期望值为：

Ε∑∞t=0βu(ct，1－lt)

这里,β是主观贴现因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