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不再，日本制造業積極謀變求“復興”

2016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日本三菱汽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益子修（中）

與三菱汽車執行副總裁山下光彥在發布會上鞠躬道歉

    中國制造的持續高品質發展，引發日本的危機意識。日本政府認為需加強對制造業的支援，促進日本制造實現復興。

田正

　　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制造業附加值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性能與品質持續提升，不斷向價值鏈上游攀升。

　　在制造業數字化與電動汽車領域，中國制造的發展成就尤為突出：制造業關鍵工序數控化比例從2012年的24.6%提升到2020年的52.1%；2021年上半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超352萬輛，同比增長1.6倍。

　　中國制造的持續高品質發展，引發日本的危機意識。日本政府認為需加強對制造業的支援，促進日本制造實現復興。

日本制造陷困局

　　在相當長時間裏，日本制造都是高品質、高性能的代名詞。以豐田、本田、日産為代表的日本汽車企業，以及松下、新力、東芝等日本家電企業憑借其過硬的産品品質，不僅在全球制造業中享有盛譽，進入中國後也成為家喻戶曉的“名牌”，成為中國民營企業的學習對象。

　　然而近年來日本制造“造假”事件頻出，涉及日本制造業的多個行業領域，給其“品質神話”蒙上了陰影。

　　在原材料領域，神戶制鋼2017年承認篡改部分銅、鋁制品的檢查數據，將未達標準的産品提供給客戶，影響全球600余家公司。

　　在機械零部件領域，日本曙光制動器公司2021年對外宣布，其日本工廠生産的剎車及相關零部件産品中，存在超過11萬件的數據篡改行為，涉及豐田、日産等日本大型汽車制造商。同年，日本大型機電制造商三菱電機被發現，其向日本鐵路公司提供的空調設備中存在數據篡改行為。

　　在醫藥領域，2020年在日本福井縣的檢查中發現，小林制藥公司在其生産的口服抗真菌藥品中混入了超過日本標準2.5倍的催眠成分，導致200余名患者健康受損。2021年，日本著名倣制藥公司日醫工被爆出將質檢不合格的藥品再加工後作為合格藥品流入市場。

　　在全球新一輪産業革命變局中，日本電子産業的發展情況不容樂觀。

　　在20世紀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衝擊之下，日本制造業推動從“重厚長大”向“輕薄短小”轉型，以知識密集為特徵的電子産業迅速發展起來，成為日本的代表性制造産業。1970~1985年間，日本電子産業的産值增長5倍，出口額增加11倍之多。

　　但進入21世紀後，日本電子産業呈現整體衰退狀態。日本“工業統計表”數據顯示，日本電子産業從業人數從2000年的157萬人下降至2020年的103.2萬人，出貨額也從59.5萬億日元（1日元約合0.06元人民幣）下降至39萬億日元，附加價值則從20.2萬億日元下降至13.2萬億日元，下降幅度均超過30%。

　　此外，日本電子産業的貿易順差也不斷縮小，從2007年的7.6萬億日元下降至2020年的1.5萬億日元，在通信機械、電子電腦等産品類別上甚至出現超過2萬億日元的貿易赤字。

　　日本電子産業的衰落還體現在其全球市場佔有率的迅速下滑。

　　例如，1988年日本半導體廠商的産品在世界半導體市場中的佔有率一度達到50.3%，NEC、東芝、日立、富士通等公司均是當時全球重要的半導體供應商。但此後，日本半導體産品在全球市場中的佔有率一路下滑，2019年下降至10%。如今，世界排名前10的半導體供應商中，日本僅有東芝上榜，日本半導體企業的存在感日趨稀薄。

　　在液晶電視領域，日本電子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曾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但到了21世紀逐漸被韓國三星電子和LG超越，目前三星電子和LG的液晶電視在全球市場中的份額合計超過50%。

三點原因

　　日本制造業陷入困局，可以歸結為三點原因：

　　第一，在經濟增長低迷背景下，日本企業更重視短期經濟利益的實現，忽視了對品質的承諾。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陷入長期低迷，經濟增速從20世紀80年代的3%~4%下降至90年代後的0~1%。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國內需求持續低迷，企業債務問題凸顯。日本企業行為開始出現變化，持續實施縮減債務的行動，愈發注重“開源節流”，如何增加收益成為日本企業關注的重要課題。

　　為此，日本開始推動公司治理改革，增強股東話語權，減少企業“內部人”控制。隨著股東權力的增強，企業經營層面臨愈發強烈的增強收益的壓力。業績壓力之下，企業經營者不得不接受一些超過自身生産能力的訂單，從而形成了數據篡改的溫床。例如，三菱綜合材料對數據篡改的原因的解釋是：“面對客戶苛刻的品質要求，為了獲得企業訂單，只要産品的安全性不存在問題，即便産品沒有達到要求標準也會選擇按時發貨。”

　　第二，日本人口老齡化導致制造業後繼人才不足，不利于創新發展。

　　根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測算結果，日本勞動年齡（15~64歲）人口將從2015年的772萬人下降至2030年的683萬人，下降幅度達11.5%。隨著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下降，從事制造業的人員將會愈發減少，導致日本制造業面臨培育後續技術人才的困難，企業多年積累的技術或出現無人繼承的窘境。

　　第三，日本企業的生産經營方式沒有跟上時代變化，導致競爭力喪失。

　　以電子産業為例。在高速增長時期，日本形成了獨特的生産經營方式，作為産品最終制造商的大企業注重與承包企業之間的技術交流合作，形成了緊密的合作關係，降低了企業之間的交易成本，從而能夠很好地適應模擬信號時代電子産品的研發與加工組裝需求，因而創造了很多高性能、高品質的電器産品。

　　但隨著全球新一輪産業革命的發生，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實現商業化，推動生産方式進入智能化發展階段。除了在生産過程中引入工業機器人、數控機床等智能制造裝備外，在工業設計領域，三維CAD技術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實現了從設計到制造的全面數字化。通過高效的數字化傳輸，降低了企業間的溝通成本，電子産業的生産方式隨之出現“模組化”轉型，跨國公司得以借助技術進步在全球范圍內開展設計與生産活動。

　　在新一輪産業革命的衝擊下，傳統的封閉式設計被顛覆，日本式生産經營方式所帶來的上下遊企業間緊密合作的優勢被取代。例如，以鴻海為代表的代工廠商迅速崛起，重構了全球家電産業的上下遊結構。

　　但日本電子企業仍然固守既有的設計與生産方式，沒有跟上全球新一輪産業變革的浪潮，造成國際競爭力下降。例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半導體産業領域的設計和制造分工已經成為世界潮流，但是日本半導體制造商卻以不適合公司情況為由，拒絕實施設計與制造分工的方式，最終在全球半導體廠商的設備投資和技術研發競賽中落敗。

積極求變

　　日本制造業企業也在積極求變。

　　首先，實施公司治理改革，加強産品品質把控。為防止“造假”事件再次發生，日企不斷加強企業經營業務監督管理，強化産品生産和品質管理體制，增強管理人員職業操守，改變“利潤至上”的企業風土。

　　以神戶制鋼為例，數據篡改事件發生後，公司實施了治理體制機制改革：一是在董事會下設“外部品質監督委員會”，吸收外部專家，為防止數據篡改事件的發生提供建議；二是完善産品質量監督管理體系，設置“風險管理委員會”，統合分散在監察部、經營企劃部中的産品質量監督管理職能，實現對産品質量監督的“一元化”管理，推動部門間人才交流計劃，防止産品質量監督管理部門人員固化；三是實施徹底的産品生産品質管理，設立“品質管轄部”，制定“産品品質管理手冊”，加強對工作人員的産品品質管理教育，推動産品試驗與檢查過程的數字化與可視化。

　　其次，積極推動制造業轉型，確保核心競爭優勢，向産業鏈上游發展。由于21世紀以來全球價值鏈重構，日本企業既有的生産方式不再符合客戶需求變化，為此，日本企業致力于剝離和重組長期虧損的業務，將資金和人力資源集中于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産業鏈上的相關領域，持續推動企業經營業務轉型。

　　再次，日本政府制定“産業活力再生特別措施法”，推動企業制定“事業再構築計劃”，通過選擇與集中的方式，促進企業盤活其經營資源，提高生産效率。

　　以日本松下電器為例，在新一輪産業變革衝擊中，與新力、夏普等日本代表性電子企業一樣，其家電和消費電子産品銷量日趨下滑，經營陷入困境，2012年度出現7722億日元的巨額虧損。為走出困境，松下電器實施大規模改革，剝離電漿電視、半導體等虧損業務，利用其技術優勢致力于發展車載電池和高端家電業務，著力拓展在數字科技、節能環保、健康養老等領域的新市場。

　　通過一係列改革，松下電器的營業收入在2019年達到8萬億日元，企業利潤也恢復至2841億日元。

　　最後，日本政府重新審視産業政策，在促進企業創新的同時，實施有針對性的産業政策。

　　在全球經濟格局轉變和日本宏觀經濟持續低迷的背景下，為提升日本制造業競爭力，日本政府的産業政策再次出現轉變，調整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實施的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改革”政策，加大政府對制造業的投入力度，以促進制造業發展，提升産業鏈供應鏈穩定性。

　　例如，2021年6月，日本政府推出“半導體數字産業戰略”，指出需要採取産官學合作措施，推進先進半導體制造技術研發，確保日本國內半導體供應穩定。在這一政策推動下，新力公司與臺積電宣布合作在日本熊本縣建設半導體新工廠，以應對全球市場的強勁需求，該項目的總投資額約為8000億日元，預計日本政府將提供4000億日元的補貼。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來源：2022年2月9日出版的《環球》雜志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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