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大唐再看李世民的盛世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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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釉陶女袖手立俑 摄影/王建南 石刻胡旋舞墓门 供图/国家典籍博物馆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复制品） 摄影/王建南 彩绘釉陶男骑马乐俑 摄影/王建南 贴金彩绘釉陶文官俑 供图/国家典籍博物馆 尉迟敬德墓志 供图/国家典籍博物馆

◎王建南

展览：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

展期：2024年5月1日-8月25日

地点：国家典籍博物馆

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的“贞观——李世民的盛世长歌”，汇聚了来自15家文博单位共计140组249件展品，以唐朝第二位君主李世民的成长与治国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大唐王朝在创立之初的艰辛与荣耀。

少年英雄马上天下

前有一道长长的河堤阻路，后有王世充手下的追兵，秦王李世民所骑战马飒露紫喘着粗气，焦急地踏着沙地。它已身中数箭，特别是胸口的那一箭几乎致命，如果是换作普通战马，早已扑倒在地。随同李世民冲入敌营的数十骑人马已走散，只剩下丘行恭一人紧跟在秦王左右。

这一幕发生在唐高宗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与敌方大军对峙洛阳北面的邙山。这是一道天然的屏障，闯过王世充在此的布阵，便可直捣他的老巢洛阳。对于已经建国两年的唐高祖李渊来说，统一天下还有两大阻碍——盘踞河南的王世充和河北的窦建德。扫除这两大势力的重任又放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肩上。

在初唐的将帅之中，李世民最善于利用骑兵的优势。他本人骑射高明，又勇猛异常，常常率领一小队人马突击敌营，以探虚实；或领一队兵马，在敌方大军前方晃悠，以作诱饵。这次被长堤所阻，并没有让李世民慌了手脚，但是心爱的坐骑已受重伤，危在旦夕。只见丘行恭将坐骑让与主公，转身面向追兵，手执长刀，高声呼喊，一路挥砍，从包围中杀出。

李世民与丘行恭回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飒露紫拔去胸口这支箭。

这一幕被铭刻在“六骏”石雕组像之中，放置于唐太宗日后营造的昭陵北坡阙门外神道两侧。浮雕上的丘行恭目光柔和，与飒露紫头对着头。由于箭入前胸太深，丘行恭向外拔时，战马前腿紧绷，后腿微屈，四蹄立起，以承受拔出时的剧痛。飒露紫圆睁双目，嘴微微咧开，露出了整齐的牙齿。箭终于拔出来了，但飒露紫还是合上了眼睛。《旧唐书》记载：“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为战马竖立纪念碑，唐太宗是首创。

李世民从615年16岁时在雁门关救驾隋炀帝，到623年24岁时扫平河北刘黑闼势力，历经了五次大战役：西边铲除薛举、薛仁杲父子在陇西的军事割据，东边消除宋金刚、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势力。以白蹄乌、青骓、特勒骠、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组成的“昭陵六骏”成了李世民沙场征战最为形象的缩影。

对李世民而言，战马是他实现远大抱负不可或缺的伙伴。“昭陵六骏”石雕体现了李世民不仅是一位英明勇武的将领，更是一位情感丰富、重情重义的君主，同时也在告诫后世子孙，创业维艰。

登上帝位之后，唐太宗十分重视战马的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马政”，以实施有效的马匹饲养和监管，建立了一整套马籍管理制度。《新唐书》记载：“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初唐时期的官方养马数量大大超越了强盛的汉武帝时期，被后世公认为“中国马政的高峰”。

兄弟相残逼父退位

李世民五十年的人生可以一分为二：前面十几年上马打天下，后面23年下马治天下。

李世民贵族出身，父亲李渊是西魏“八柱国”李虎之后，世袭爵位。唐取代隋，相当于表哥灭了表弟。因为唐高祖李渊与隋炀帝杨广是表亲关系。源头要追溯上一代，李渊之父陇西郡公李昞、杨广之父随国公杨坚先后作了西魏及北周时期名将独孤信的女婿。也就是说，李世民的祖母与杨广的母亲是同胞姐妹；杨广是李世民的表叔，李世民是他的表侄。

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山西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此时的隋朝政权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地方武装势力趁机割据。李渊在密友刘文静、裴寂和儿子李世民、李建成的辅佐下自太原起兵，先向南后向西，于农历十一月间攻入长安。李唐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李世民虽出身于贵胄之家，却没有半点骄奢之气。他从少年时代起就精于骑射，这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父亲李渊也是武将出身。据《旧唐书》记载，当年李渊能娶到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凭借其出色的箭术在众多求婚者中脱颖而出。李世民少年英豪，18岁那年曾在乱军中解救过父亲。《旧唐书》记载他“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

这样一个战功赫赫的儿子，可惜不是家中长子。李渊的大儿子李建成也是才华出众，忠心耿耿，早早就被立为太子。然而有了这样一个二弟，任何一个大哥都不会安心。一批朝臣围拢在太子周围，处心积虑想除掉李世民；另一批能臣聚集在秦王府，谋划着夺位的时机。这一切其实都被李渊看在眼中。他深知二儿子战功卓著，大儿子虽稍逊一筹，却也堪为守成之君。让不让李世民上位，他始终犹豫不决，一直在两个儿子的明争暗斗中搞平衡，最终导致了兄弟之间的那一场决战。

“玄武门之变”的经过，无须赘述。这场发生在清晨的政变，历来是史家研究的重点。如果想在如今的西安城中寻找玄武门的踪迹，不妨到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内的停车场旁默默凭吊一番，那里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唐初太极宫北墙的夯土。

那一段兄弟残杀的暗黑记忆永远封存在唐太宗的内心深处，六月初四庚申日那个凌晨所发生的一切不断在他眼前浮现。李世民亲手射杀兄长、皇太子李建成时，看到他一脸错愕。那一刹那，哥哥显然无法相信亲弟弟会下如此狠手。

唐高祖李渊当日惊愕地见到全副武装、浑身带血的尉迟敬德闯入宫来，自然心知肚明，后悔自己的犹豫不决最终酿成儿子们的自相残杀。他于武德九年（626年）八月初九正式退位称太上皇，禅位于李世民。

日后，李世民将这段记忆以不同的方式表露出来。他专门请阎立本绘制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表面上是表彰为唐朝建立而立下战功的能臣武将，其实是藏了他的私心。因为唐高祖在开国之初便有明确的封赏与记功画像，何须唐太宗再制作一份？这二十四位功臣里既有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人，也有“玄武门之变”中立下奇功的人，尉迟敬德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他不但在现场果断干掉了太宗的弟弟李元吉，救驾有功，还完成了主公李世民最想做却不方便做的事情——逼父亲李渊退位。

尉迟敬德此后享受荣华富贵，去世时得到了厚葬。据说，唐太宗此后常做噩梦，尉迟敬德与秦叔宝甘愿护卫寝殿门外。这一对形象最后在老百姓的喜闻乐见中，化作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张贴的门神。

唐贞观八年（634年），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修建避暑别宫大明宫，以彰显孝道。第二年五月，李渊驾崩于大安宫寝殿内，大明宫建设随即中止——待高宗李治即位后继续修建，开启了大明宫作为大唐帝国新的政治中心的序幕。

四方安定民族团结

李世民于继位第二年正式启用“贞观”年号，从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贞观之治”。“贞观”一语出自《易·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正，常；观：示。贞观，意即以正道示人。

李世民内部压力刚刚解除，还未安稳之际，外患就来了。

在广袤的北方游牧地区，随着气温迅速降低，草原由东向西陆续进入枯黄期。对于草原上的突厥人来说，南下是解决粮食问题的一种惯性思维，千百年来屡试不爽。当时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分东西两部分，其中的东突厥实力更强。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似乎嗅到了长安城里某种动荡的气味，亲率十万骑兵袭击武功（今陕西武功县西北武功镇），长安城闻讯立即全城戒严。突厥随即进兵至高陵（今高陵县），前锋直抵渭河北岸。此时正值长安的秋天，渭河两岸树叶开始变黄，川原秋色静寂。

唐太宗身边虽有强将，却缺少兵马。他只得安排了一个迷魂阵，以勇退敌。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便桥会盟”。据传唐太宗与房玄龄等五人策马急驰，直奔渭河之上的便桥。在桥的北侧，东突厥大军正在等待他的到来。

尚书左仆射萧瑀见李世民仅带六骑出城，立即上前制止。唐太宗平静地说道：“吾已筹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扫其境内，直入渭滨，应是闻我国家初有内难，朕又新登九五，将谓不敢拒之。”他告诉萧瑀，突厥已经窥探到了国家内部出现了矛盾，如果自己闭门不出，将大大助长敌人的来势，长安附近的百姓也将遭到劫掠。因此，李世民意识到必须迎敌于河畔，毫不示弱，大唐的安危在此一举。闻听此言，再直视唐太宗的神色，萧瑀只好作罢。

唐太宗与颉利可汗隔河喊话，责备其背弃盟约。果然，如唐太宗所料，颉利可汗迫于威势，向大唐天子请和。于是双方在便桥上杀白马订下白马之盟，颉利引兵退回草原。

在平定边疆部族的侵扰后，唐朝以强大的国力使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归附，唐太宗成为诸王共主——天可汗。

唐王朝自唐太宗开始设立相对完善的边疆管理体系，以都护府和都督府为核心。针对众多归降的边疆部族，唐王朝确立了羁縻府州制度，以各边疆民族部落的分布范围作为羁縻府、州行政区划的基础，广置都督府和州、县。与此同时，让边疆部族的首领担任都督、刺史，管理具体事务，并可世袭接续。

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在贞观年间派使者两度向唐太宗请婚，遂有文成公主远嫁雪域高原，携带了大批生产工具、菜种、医疗器械及大量的书籍，加强了内地与吐蕃在各个方面的文化交流与经济交往。

唐太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民族团结与融合，令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成为当时最大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唐太宗还在都城长安设立鸿胪寺，负责接待大批少数民族与外国使团，将长安打造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化大都市。

贞观年间，丝路畅通，商旅不绝。朝廷在注重对外贸易的同时，也为远道而来的各国商人提供各种便利的经商与定居的条件。不少胡人在大唐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此时的朝廷中，就有100多名五品以上的官员由胡人担任。

为君之道知人善任

唐太宗在东征西讨的岁月中，早已延揽了一批能臣良将——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李靖、李勣、尉迟敬德等人。自李世民登基后，他们又作为股肱之臣辅佐其平定边疆、安定天下。李世民即位后知人善任，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留下君仁臣忠的佳话。

其中，唐太宗与魏征之间的君臣相处最为经典。魏征在一心一意地辅佐太宗之前，其实更换了好几个门庭：先是被隋武阳郡丞元宝藏任为书记，后随主归降瓦岗军李密，担任元帅府文学参军，专掌文书卷宗；瓦岗军被王世充击败后，魏征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后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征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之后，唐太宗赏识魏征才能，遂化敌为友，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

到了这个阶段，魏征才成为历史上那位人人称道敢于直言进谏的能臣，他的专长才有了用武之地。这跟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极为有关。

自古以来，“为君之道”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治国，魏征深深明白这一点。他总是适时地利用太宗的一些发问，来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这不仅解决了太宗的疑难，也达到了规劝的目的。由此，魏征提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在唐太宗贞观前期的决策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坚持。太宗遇事经常会与朝臣们广泛地讨论，成为贞观政治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魏征去世时，唐太宗悲痛异常，并总结出一段传为千古的感悟：“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唐朝时，中国以高度繁荣的经济、多样的文化和富足安定的生活环境，成为社会开明、近悦远来、威名远播的强国。而这一切的起点，源自隋代打下的政治基础及积累的制度经验，更离不开唐初两位皇帝的接续之功与创新之力，其中尤以唐太宗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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