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体论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对美的本质探寻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人对宇宙自然的探索冲动，并以自然作为思考世界的认识对象。正是在对宇宙自然“本原”的追问中，不仅形成了“希腊哲学的早期形态”，还在哲学“本原”问题的探求中开启了对宇宙自然本质的思考。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赫拉克利特、德谟克里特、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众多古希腊著名哲学家都对宇宙自然世界的本原进行过思考，并逐渐过渡到美学领域进而正式开启了对“美的本质”的探索和界定。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创始人泰利士（Thales）被公认为西方“第一个自然哲学家”，他宣称“地球是浮在水上的”，因而“水”是一切事物的基质和根源。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人毕泰戈拉（Pythagoras）则将“数”视作本原，并“拿来描写存在物的性质和状态”。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将“火⇆气⇆水⇆土”四元素的往复循环看作世界的本源，较早地提出了美的标准的相对性。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Parmennides）则从“感觉与思维的方法”对“真理”的本质，上升到思想领域进行了探讨。

尔后，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前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后者“作为不存在者而存在”，并由此将目光从“宇宙自然”的探索转向到“灵魂和心”所构成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暗昧的认识”中。在此基础上，智者派进一步强调“自己发现自己”的“绝对力量”，主张“存在的东西，只是相对于意识而存在”。这种对“人”的意识、精神的认识和关注，对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形成起到重要影响。苏格拉底便从“美与善的统一”这一功用角度出发提出美与善的一致性。

在欧洲美学史上，真正对“美的本质”问题最早进行明确思考的哲学家是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当苏格拉底与希庇阿斯探寻美之所以“成其为美的那个品质”时，在否认从“善”“效用”及“快感”论美的本质后，柏拉图不得不承认“美是难的”，不仅较早地在西方美学史上开启了“美是什么”的本质探询方式，还清醒预见到对“美的本质”下定义的困难。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入手，认为“美的主要形式是秩序、匀称和明确”，并从“四因素论”出发阐明美的事物就在于其“整一性”，由此不难看出其美取决于客观事物属性的观点。古罗马时期，“新柏拉图主义”代表人物普罗提诺在反驳古希腊美在对象比例、匀称等基础上主张美在于“灵魂”，并在美论中引入“神”的维度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美学，并对中世纪美学形成重要影响。作为中世纪基督教美学的奠基人，奥古斯丁则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从美与适宜区分入手由“神圣秩序”论美的本质，认为只有“恰当排列”的秩序及其和谐适宜才是美的本源。中世纪最重要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同样沿着亚里士多德的传统界定“美的本质”，并从整一、比例和明晰三个要素论美：“美有三个条件第一是整一或者说完善，因为不完整的东西，就这一条件来看就是丑的。其次是比例或者说和谐。此外还有明晰，因为我们称色彩鲜明的东西是美的。”当然，这两位中世纪神学家关于美的研究，在继承古希腊美在物质属性基础上，也将美的本质置于形而上学的神学框架中阐释。

在“人性”的发现中，文艺复兴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在人性与身体的讴歌和赞美中，一大批人文主义者在新的美学精神的表达中展开了对美的思索。他们一方面反对中世纪的神学美论，另一方面又试图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美学传统，因而在诗歌、绘画、雕塑等人文艺术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中完成了由“神性”到“人性”的美学冲突与交融。著名艺术家阿尔伯蒂认为艺术的目标就是美，而艺术中的美是“一个事物内部的各个部分之间按照一个确定的数量、外观和位置”即“和谐所规定的一致与协调的形式”，强调美是形式与内容的协调相适性。达·芬奇则主张艺术的真实性，要求艺术“像一面镜子”真实地再现自然之物，并提出“欣赏−这就是为着一件事物本身而爱好它，不为旁的理由”，由此形成美学中的“镜子说”。意大利诗人塔索也认为“美是自然的一种作品，因为美在于四肢五官具有一定的比例，加上适当的身材和美好悦目的色泽，这些条件本身原来就是美的，也就会永远是美的”。

由上可见，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大多将“美的本质”与自然事物的和谐、比例、光泽等事物本身的属性联系在一起。这种美在比例、和谐的流行观点体现了对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的恢复继承，当然也从“神性”到“人性”的发现中为美学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起到重要过渡作用。

二、认识论转向与十七八世纪和启蒙运动对美的本质探讨

17世纪以来，随着哲学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股思潮的兴起，不仅哲学研究的重心日渐由形而上学的玄思转向到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研究，美学也由本体论过渡到认识论的方法探究中。把认识论的研究作为一切哲学问题解决的基础和入手口，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明显倾向，在西方哲学史中也常被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主题的“认识论转向”。

1637年，笛卡尔《论方法》的出版，不仅在“我思故我在”的人类理性活动中“动摇了繁琐哲学的思辨方法和对教会权威的信仰”，确立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并存的要求对事物进行科学分析的理性主义方法，也在由“思”看待“在”的视野转向中使“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从此对“美的本质”问题也“从本体论范围被移到认识论范围内来加以考察”。笛卡尔在“美是什么”的问题回答中说道：“所谓美和愉快都不过是我们的判断和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人们的判断既然彼此悬殊很大，我们就不能说美和愉快能有一种确定的尺度。”作为笛卡尔思想的拥护者，布瓦罗进一步以“理性”为准则，在《诗简》中提出“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爱”，主张“美的东西必然是符合理性的”，因而要求“真”与“美”的统一，这种统一便是“自然”，也即理性的普遍规律性。在新古典主义理性原则的高涨声中，18世纪哲学家在“美的本质”观上形成了两条线索：一条以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主张通过鉴赏力去感受美，强调审美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条以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理性主义哲学家为代表，强调先验的理性认识的重要性。由此，不仅形成了美学中经验派与理性派的对垒及其对“美的本质”的不同看法，还使得“美学”逐渐分化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由培根发其端，霍布斯与洛克承其继，再经由夏夫兹博里、哈奇生、休谟和博克等人的系统化发展，不仅形成了一股由审美经验探寻美和美的本质的重要路向，还开辟出从人的心理情感、内在感官和审美意识思考哲学问题的思想方法，进而将美学由形而上的玄学思辨转向到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的科学领域中，对西方后世美学的发展形成巨大影响。与理性主义哲学家从概念出发认识世界不同，受自然科学成就的影响，培根最早有意识地从观察试验的科学方法把“感性认识”视为知识的基础，强调认识的实践功用，进而扭转了西方长期以来偏重演绎的形式逻辑，既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还开启了美学上的经验主义路线。受培根思想的启发，霍布斯率先对人类心理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我们要寻求感觉的原因，是不能从感觉自身这种现象以外的其他现象开始的”。霍布斯这种一切人类思想均源于感觉的观点，不仅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也使其被视为“英国经验派心理学的始祖”。具体到美的本质观上，霍布斯将审美活动与想象等“思想的联系”结合起来，认为美就是由外部事物某种明显的符号使人感知到善的东西，由此不仅将美与善联系起来，还对两者进行了合理的区分。

如果说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的重心“转向认识论”的第一个代表，那么洛克则是“英国经验论者中首先明确主张将认识论放在哲学的中心位置”的哲学家。洛克的哲学旨趣就是要探讨人类知识的起源，由此主张“人心如白纸似的，没有一切标记，没有一切观念”，人类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上的，而且最后是导源于经验的”。洛克进一步将“经验”的来源总结为感觉和反思，进而提出了“物体的第一性质”（primary qualities）和“物体的第二性质”（secondary qualities）的观点，前者指“和物体完全不能分离”的性质，后者是“借其第一性质在我们心中产生各种感觉的那些能力”。洛克这种对物体两种性质的划分法，不仅对“当代西方美学家关于美的本质的看法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当代美学尤其是朱光潜在“美学大讨论”中通过划分“物甲物乙”来讨论“美的本质”的思想形成了直接理论影响。洛克对人的经验的心理感觉及省思的重视，不仅将哲学美学的视点延伸拓展到心理领域，还在审美经验的路向上直接拉开了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从“内在感官”“审美趣味”“审美鉴赏力”等心理学角度思考美学问题的向度。

夏夫兹博里在西方美学史上最早提出“内在眼睛”即“内在感官”说/“第六感官”说，并从美善关系出发论述了美与美感的关系，认为“凡是美的都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凡是和谐的和比例合度的就是真的，凡是既美而又真的也就在结果上是愉快的和善的”。夏夫兹博里关于美的内在感觉论，不仅将美与美感联系起来，还直接影响其学生哈奇生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哈奇生在“内在感官”说基础上进一步主张“审美无利害观”，强调“审美感觉力”是天生的，并从美与心的角度将美区分为“绝对美”和“相对美”，其中，这种“本原美”的绝对美并非对象固有的属性，而是指“某个人的心所得到的一种认识”。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发展到休谟、博克等人，在心理学路径上更加深化成熟。休谟被认为是英国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据说将康德“从哲学的酣睡中唤醒过来”。休谟对文艺和美学问题有过深入探讨，在《论人性》及《论审美趣味的标准》等论著中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了深入论析。休谟强烈反对美是事物属性的看法，反对“美的客观性”，并提出：“美并不是事物本身里的一种性质。它只存在于观赏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见出一种不同的美。”在“人心”基点上，休谟进一步指出：

美是各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美与丑（丑自然倾向于产生不安心情）的区别也就在此。所以快感和痛感不只是美与丑的必有的随从，而且也是形成美与丑的真正的本质。

休谟将美与“人心的构造”联系起来，并将美和主体的快感等同，进而又在“效用”和“同情”的基础上将美与审美者的快感、趣味、鉴赏力联系，充分论证了事物本身并不体现美，它们之所以美的根源在于“对象”与“人心”之间的“一种同情或协调”。休谟这一“美的本质”观也被学者视之为西方美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主客观关系论”。伯克是另一位影响巨大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其对崇高和美的划分对康德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乃至整个西方美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集中到美的本质问题上，伯克与休谟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主张美和崇高是属于事物本身的某些客观属性。因此，他将美“只限于事物的纯然感性的性质”，由此形成对“美”的定义：“我所说的美是指物体中的那种性质或那些性质，用其产生爱或某种类似爱的情感。”据此出发，伯克逐一反驳了“美在比例”“美在适宜”“美在效用”“美在完善”等过往流行观念，还提出美的事物真正的特征或原因在于“比较小”“光滑”“见出变化”“娇弱”“颜色鲜明但不强烈刺眼”以及“松弛舒畅”等对象的特性上。应该看到，伯克基于唯物主义立场上的美的本质观，显然是针对夏夫兹博里和哈奇生等立于“内在感官”基础上的唯心主义美学的一种批判，进而将产生崇高与美的根源归因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然而，伯克从感性经验出发去解释崇高和美时，也在“欲念”及“爱的对象”等层面将“心理基础的研究简化为生理基础的研究”且“见不出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对审美趣味和文艺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把社会的人几乎降到动物的水平”，导致将美感和一般感官的快感混同起来，烙上了经验主义美学的时代局限。

在笛卡尔理性主义哲学影响和新古典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启蒙运动率先在法国掀起开来。伏尔泰被视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创始人，主张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这件东西“引起你的惊赞和快乐”，正是这两种情感才引发“美”。美不仅与人的认识和情感密切相关，还可划分为“打动感官”的美和“向人申诉的美”两种。前者是不定的、相对的，而后者是普遍的、不变的；前者与感性认识相关，后者则合乎理性的认识。美学在这一时期的法国，最具代表性的还是狄德罗，他在认识论哲学线索上继承了洛克哲学，肯定物质世界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因而是我们认识的唯一对象。狄德罗不仅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还提出了“美是关系”的重要观点：“我把一切本身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之中唤醒关系概念的东西，称之为在我身外的美；而与我有关的美，就是一切唤醒上述概念的东西”。在此，“美”作为“关系”，属于感官知觉和认识的范围，因而其“美是关系”的美的本质观也是在认识论层面进行思考。

在法国新古典主义“古今之争”的辩论中，德国启蒙运动也相继展开，并构成了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美学最重要的部分，其代表就是被称之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嘉通。受莱布尼茨和伍尔夫理性哲学的影响，鲍姆嘉通在人类心理活动“知情意”三分的基础上提出应在“知”（逻辑学）和“意”（伦理学）外的“情”上，同样设立一门新科学，以研究作为感性认识的情感，并在1750年正式用Aesthetic来称呼他所研究感性认识的一部专著。该书中，鲍姆嘉通提出：“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在此，鲍姆嘉通将莱布尼茨“混乱的认识”与伍尔夫“美在于完善”结合了起来，并将与“理性认识的完善”所对应的“感性认识的完善”视为美学研究的“美”，这种感性认识的能力即“感性的审辨力”便是“鉴赏力”。自此，鲍姆嘉通不仅在感性认识−理性认识、美学−逻辑学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将“美学”圈定在理性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范围内，还规定了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由此确立了美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科学的领域，对德国古典美学乃至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形成奠基性影响。

三、人本学本体论与德国古典美学对美的本质探寻

在“美的本质”问题的历史发展中，恰如朱光潜所言：“在西方很长时期之内，内容与形式，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都是割裂开来的，各个美学流派各有所偏重。到了十八九世纪，德国古典美学才企图达到这些对立面的统一。”的确，十七八世纪西方美学的认识论转向中，英国经验主义与大陆理性主义在美的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主观与客观等诸多层面均形成尖锐对立，德国古典美学正是在寻求这些对立面的辩证统一的解决方案中登场。

德国古典美学自康德始，就努力调和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美学观点之间的对立，以寻求调和统一。在沃尔夫、鲍姆嘉通理性主义影响和继承基础上，康德又吸收了休谟、伯克等经验主义美学的观点，由此写作出《判断力批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正如德国古典美学研究专家张政文先生所指出，“西方古典美学大多在探索宇宙之本源的本质论研究中把握美的本源，而康德则在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与美的本源相遇，这决定了康德对美的本源的理解完全突破了西方古典美学将美的本源归于人之外的传统，提出了主体审美判断力是美的本源的思想”，这也为康德从主体性角度揭示“美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方法前提，更为创立西方近现代美学人的生存和主体自由的主题以及西方近现代美学的人本主义重构提供了理论基础。康德将美视为一种情感领域的“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的对象，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无目的性的合目的性。这也为席勒和黑格尔思考“美的本质”提供了方向。作为德国古典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桥梁，席勒充分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康德思想，认为审美活动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自由活动，正是在这种“游戏”的审美自由活动中，人才是自由的“感性的人”，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下，对象才能成为“‘游戏冲动’的对象”即“活的形象”，这便是美的本质，因此“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受此影响，黑格尔在席勒理性、自由与心灵以及谢林“绝对同一性”哲学的结合中，提出了“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美的定义。黑格尔在《美学》中所言：“席勒把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自由与必然、心灵与自然的统一科学地了解成为艺术的原则与本质，并且孜孜不倦地通过艺术和美感教育把这种统一体现于现实生活。他又进一步把这种统一看作理念本身，认为它是认识的原则，也是存在的原则，并且承认这个意义的理念是唯一的真实。因为有了这个承认，到了谢林，哲学才达到它的绝对观点。”可以说，正是在历史哲学的演绎以及对席勒、温克尔曼及谢林等美学艺术观念的考察与批判中，黑格尔才建构起庞大的绝对唯心主义的美学体系，不仅明确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美的本质观，还在艺术类型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将主观与客观、自然与心灵、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并在辩证统一中实现了对理性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哲学的综合。朱光潜先生曾指出，黑格尔从“抽象的理念”出发对“美”所作的定义，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在理性内容与感性形式的统一以及艺术随“历史发展的观点”，却是其美学的合理内核；同时，在“绝对精神的显现”层面将艺术美视为高于自然美，因为只有人才能创造美和欣赏美，这也体现出“黑格尔美学观点中的人道主义”意涵。当然，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美学的总结者，毕竟是基于理念、精神、心灵层面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因而虽然在宏大广博的历史观中思考美学艺术问题，却仍属于精神现象领域的实践。这种缺陷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将建筑在“心灵”层面的“美学辩证法”倒转过来，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中将美学问题深深植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生活实践土壤中，并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美的规律”“内在尺度”等一系列命题的建构阐发中真正完成了对欧洲传统美学的根本性变革。

黑格尔之后的美学在19世纪的俄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别林斯基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不仅奠定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美学理论基础，还在“美是生活”层面论美的本质，认为：“在活生生的现实里有很多美的事物，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切美的事物只能包括在活生生的现实里。”然而，尽管别林斯基主张美的事物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但他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却显示出一定的摇摆：一方面认为现实的美只在“内容”而艺术美则主要在“优美的形式”；另一方面又针对雕像提出“这座美的女爱神既作为理念而美，又作为个体而美”。“理念”是内容，而“个体”是感性的形式，由此见出理念与形象、内容与形式相互统一的美学观。与此同时，“美的理念”仍镌刻着黑格尔的美学影子，这也导致别林斯基美学观点在“理念”与“生活”之间游移。与别林斯基不同，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斩钉截铁地从“生活”出发，并为“美是生活”的基本原则作出更为明确清晰地美的定义：

“任何事物，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个定义，似乎可以圆满地说明在我们内心唤起美的情感的一切事例。

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美的本质观，不仅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上对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这一美学观进行了尖锐批判，还扭转了过去从“理念”“概念”探讨美学问题的路径转而从艺术与现实生活的角度赋予美学一种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将“长期以来由德国唯心主义统治着的美学转移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极大促进了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当然，也因人本主义哲学的局限，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抓住社会生活去探究美的本质，却在艺术与现实关系上片面强调现实美而贬低艺术美，且在庸俗社会学倾向上未能对“生活”和“美”作出科学合理的美学阐释，因而也镂刻着理论的时代缺陷。

四、美的本质问题在欧洲的现代转换和当代发展

不难看出，“美的本质”问题是欧洲传统美学长期思考和研究的焦点。无论是古希腊柏拉图从现象追求本体精神所提出的美的本质观，还是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到鲍姆嘉通和康德源于主体美感经验建立的美学体系，抑或是黑格尔从艺术出发所建立起的艺术哲学体系，“美的本质”问题不仅始终作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还体现出对普遍真理之“第一原理”的形而上学追求，因而绵延不绝地纷纷“一本正经地追求起美的本质来”。然而，现代人本主义美学对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反动，尤其是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美学在“非理性”“反理性”的个性张扬中不仅开辟了西方现代美学的序幕，更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撼动了传统思辨性美学的根基。受此影响，20世纪之后的欧洲及整个西方美学，均体现出鲜明的反传统、去中心、反理性色彩，并在“自下而上”的方法变革中代替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形而上学的美学方法，由此也开启了反本质主义以及探寻破解“本质主义”难题的新的美学路径。

进入20世纪，美学各大流派均有意避开“美的本质”问题。对此，张法先生认为，欧洲古典美学存在“现象−本质模式”“主体−客体模式”及“艺术分类体系”三套运作逻辑，这三类美学却都以“美的本质来统率自己的体系”，这种文化结构直到古典转入现代进而“对美的本质的拒绝和转换”时才宣告终结。这种论断极为精准地定位了20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的发展转向。的确，从心理学美学对美的本质问题的话语转换，到现象学符号学美学对美的本质问题的重构化解，尤其是分析美学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拒斥和艺术转轨，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后现代主义美学和21世纪以来兴起的身体美学、生活美学、环境美学等多元美学话语演进，均在“美的本质”问题的不断突破和视域转换、话语创新中推动着西方美学的进步发展。

美国著名分析美学家门罗·比厄斯利曾指出：“20世纪的美学讨论也许可以说，是从贝内德托·克罗齐开始的，他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美学家。他半个世纪中持续不断地在美学与批评问题（以及其他哲学问题）方面的努力，给每个严肃地思考过这些问题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罗齐美学，尤其是其“艺术即直觉”论，在对黑格尔“理念”为中心的古典美学的非理性主义改造突破上，的确为美学由传统向现代过渡起到重要作用。然而，在反“本质主义”的美学路径上，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对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攻击与批判尤为有力。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便对传统哲学中“定义”式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进行了批判：

能够指着不是红色的东西为“红”这个词下定义吗？这就好比要向一个不太通中文的人定义“谦虚”这个词，指着一个傲慢的人定义说“这个人就不谦虚”。这种定义方式会有歧义，但这不是否定这种方式的论据。任何定义都可以被误解。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因西方语言在“是”（to be）这一“定义”的语言表述上，同样造成美学问题的混淆。美的本质追求恰恰建立在“美是什么”的基础上，而“美”作为主体面对客体时的审美感受，并不能像“玫瑰是什么”一样进行追问，因为美并非“实体”因而不能像具体事物一样作出确切的回答和定义。此外，“美”既没有固定的本质，也不能下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因为它属于维特根斯坦所称谓的“家族相似”，正是在“多样性的亲缘关系”及其“开放概念”中，其内涵外延才不断扩大和变化。从图像、语言及其词性、句型以及家族相似等分析出发，维特根斯坦不仅有力地论证了“美的本质”问题是一个虚幻性的、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的伪命题，还在美和艺术的“反本质主义”路径上倡导取消一切本质问题。这一理路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莫里斯·韦茨、阿瑟·丹托、门罗·比厄斯利以及乔治·迪基等分析美学家形成重要影响，并在美学与艺术本质问题上引发关于“艺术定义”问题的激烈争辩，有效拓展了美学研究的视界。

由胡塞尔开启继而由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杜夫海纳等人继承的现象学出现于20世纪初的德国，但在40年代到60年代的法国达到高潮。值得重视的是，与英美分析美学不同，现象学美学并不否定“美的本质”，还在西方传统哲学“理解本质，抓住本质”的路径上把“本质”与“直观”结合起来进而强调“本质直观”的方法，只不过将这种肯定“美的本质”的方式转换到“纯粹直观”的现象学领域内思考，即“朝向事情本身”。通过本质直观的纯粹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美学不但在“意向性”的建构中突破了传统哲学主客观模式的二元对立方式，还将下定义式的“美的本质”思维模式切换到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这一主体与对象世界之间的构成“存在”关系之中。据此，无论是胡塞尔的“意向性的构成结构”之意象对象在意象活动中的激活与呈现，还是海德格尔人在世界之中的“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显示”，或是梅洛−庞蒂坚持“身体”对意义的原发构成性和场域性进而在“整体把握中的世界本身中”重新发现身体，均将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美学模式转换到“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这一现象体验中。恰如杜夫海纳所言：“美不是一个观念，也不是一种模式，而是存在于某些让我们感知的对象中的一种性质，这些对象永远是特殊的”，因而对象的美“真正地存在”于“按照适合于一个感性的、有意义的对象的存在样式存在着”。

面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对本质、真理和“同一性”的追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进行了激烈批判，尤其是将自我观点标示为“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更对西方古往今来哲学上追求本源、秩序及对本质真理的企图予以了抨击。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便从“否定性”视角将历史视为“可以建构”的“同一性理论的相关物”进而对“理性”概念发起了挑战。到《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从批判哲学视角集中对西方哲学所寻求的不变性秩序予以了否定，并明确提出“对一者来说是本质的东西，对另一者来说可以是非本质的”，继而在赋予世界以“同一性”和“实证性”企图的彻底否定中提出“星丛”概念，主张“差异”和“矛盾”，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反体系的“否定的辩证法”。这种否定本质的哲学路径同样体现在“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批判中。哈贝马斯不仅在前辈开辟的方向上思考了传统哲学的理性模式和方法论问题，还从现代诠释学视角试图为文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交往“提供一种理论框架”，主张“从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到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并在“主体间性理论的思维模式”这一形而上学批判路线上实现“走出主体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应该说，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在继承马克思的革命性话语基础上，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的开掘，也对传统哲学美学的本质主义倾向予以了批判和消解。

同样，在后结构主义思想脉络中，尤其是以德里达、福柯等人为代表的“解构”理论及其策略，更在批判传统与寻求现代文化重建的出路上将“反本质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得尤为彻底。顾名思义，“解构”就是对“结构”的分解或摧毁，正是在对“一切人类知识的正当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这一后现代思维模式上，解构主义哲学家的矛头所指便是传统知识论中位居典范的“真理性”体系和本体论，尤其是“揭露西方传统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模式”进而摆脱西方传统文化的中心主义、本质主义约束。因西方传统哲学自古希腊始便在事物本源中着力探寻本体论，并在“我思”之中形成了认识论传统中诸多的二元对立，德里达则是通过书写文字的差异化力图破解和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进而在无边界的扩散和移动中重建不受“中心”支配和管制的自由书写方式。这是德里达在对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等哲学家的思想评述中试图阐明的“延异”内涵，它是一种“非常新的意义上”并不受控于“内−外”及“内在性−外在性”结构的无“结构”“中心”之“超越本质”的“存在之光”或“现象之光”。在解构的路径上，福柯也在《词与物》《规训与惩罚》及《性史》等著作中通过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语言论述结构模式及“主体化”过程予以了解构，并对当代社会文化和政治进行批判。这种在“自我关注”和“自我技术”关系领域对“主体性和真理”问题的思考，不仅摆脱了柏拉图以来对本质的单一性求解，还在自我、他者与社会的“治理术”中形成其多元变化的“主体系谱学”阐释策略。

随着后现代文化政治的转向，美学研究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反本质主义倾向在欧洲和美国均十分明显。利奥塔在后现代语境中对“崇高”美学概念的诠解，不仅赋予了这一古典美学范畴一种后现代的震惊感受，还在任何本体的消匿与否定中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本质束缚。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美学也在拟象的“超真实性”以及消费社会中艺术时尚化的转轨中通往了一条“超美学”的道路。同样，美国后现代主义美学代表杰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麦克卢汉媒介美学的艺术转型以及以希利斯·米勒、保罗·德曼为代表的“耶鲁解构学派”均在美学的后现代文化转向和解构中消解着中心、主流和本质，体现出一种反结构、反主流、反中心的“反本质主义”美学特质。21世纪以来，尤其是在欧洲激进主义美学思潮中，巴迪欧和齐泽克对“事件”哲学和现代西方社会的美学批判，阿甘本对“赤裸生命”的哲学思考，朗西埃在美学政治研究后在《美学中的不满》等著作中对艺术社会体制的批评及其“反美学”的话语论证以及晚近法国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对数字化资本主义的美学批判，连同当下世界美学发展趋势中的环境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及各门类艺术美学等思想潮流，共同编织成了当下美学研究中超越形而上学本质模式后的多元美学发展景观。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或“理论之后”的理论家们在对传统美学模式的理论反驳或视域转换中，在多层次多维度视野上对单一固定的审美本质论的消解，均可视为“美的本质”问题研究上的转轨和超越，也体现了西方当下美学在“美与艺术的重新结合”以及“意义的回归”和“生活的回归”路径上的发展新方向。

五、美的本质从传统到当代的反思及现实启示

欧洲传统美学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历经十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直至近代非理性主义的美学转向中，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根底及其美学大厦才应声坍塌，美学研究中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由此发生现代转型。自此，从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美学“反本质主义”路向，到现象学符号学美学对“美的本质”问题的重构，再到后结构主义美学的解构直至欧洲左翼激进主义美学思潮的视域转场，皆清晰体现出20世纪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美学在艺术、政治及其日常生活经验的话语转场中不断“摆脱对思辨性哲学的依附”及其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消解或超越。

正因现代以来西方美学转型对欧洲传统美学的批判，尤其是受分析美学影响，当代中国学界也不断质疑和挑战传统美学中“美的本质”思维模式，并在“反本质主义”呼声中主张摆脱甚至否定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客观说来，西方现代美学视野中“反本质主义”对美的本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对摆脱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拓展美学研究空间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与此同时，在当下讨论中，对“美的本质”的批判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忽视其价值和合理性，因而存在一些理论上的偏执和误读。

首先，欧洲传统美学之所以沉溺于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其背后隐匿的逻辑是自古希腊以来对本质规律和真理的追求及其长期追寻本体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正是这种对“美是什么”的不断追问，尽管未能在学理上得到统一答案，却使得欧洲率先形成科学的精神与求真的态度，更在宇宙自然世界的真理性认知探索中推动着社会文明与进步。表现在文学艺术领域，通过从形式、比例、匀称、和谐、自然、愉快、完善、关系、绝对精神、生活等不同路径对“美的本质”的求索，不仅间接推动了古希腊雕塑、文艺复兴绘画以及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生成发展，还在求真寻美的过程中不断将欧洲社会在科学、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引航前进。因此，通过“美是什么”的本源性、真理式追问，尽管在学理层面无法作出有效回答并契合苏格拉底“美是难的”这一谜题，但透过美的本质追问，在事物本质意义的探寻与界定中使得世界万物更加有序，人生在世也有了价值、方向和意义。这也是“美的本质”问题在欧洲被不断探讨并在文学艺术各领域推动社会文明发展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其次，美学在欧洲传统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起，便在“美与善的统一”中负载着一定的政治功能。此后的神学美学、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美学、英国经验主义和启蒙运动者的美学，也无一不是在美与秩序、美与自然、美与善、美与效用等层面彰显着“美的本质”思考背后的时代吁求。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同样在“绝对理念”的背后承载着更为重要的德意志民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理想。因此，欧洲传统美学在理性的形而上学探寻中，实则在学术问题之外扮演着思想意识形态的诸多功能，因而起到学术背后更为重要的思想引领价值。

再次，从学术层面看，美的本质问题可谓是美学理论建构的原点与基石，也是中西美学理论形态得以形成、建构和发展的基础。大凡具有“标识性”理论形态的美学建构，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乃至20世纪本土语境中以李泽厚“实践美学”为代表的理论形态，无一不是建立在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寻之上。无怪乎有学者直言：“美的本质问题乃是真正美学基石，舍此没有理论上的完整性，也没有理论形态的美学。”这种声音的呼应者在中国大有人在，可以说，作为建立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基点，美的本质及其规律从古至今都有着不容忽视且不可回避的合理性。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对“美的本质”的探寻合理且必要，那么该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美学的“反本质主义”浪潮，又当如何克服传统美学在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上存在的缺陷呢？

其一，合理区分作为“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和作为“理论问题”的美的本质。在“反本质主义”论争中，为维护美的本质的合法性，部分论者也发现，以分析美学为代表的对西方传统美学“美的本质”的批判，其实质是对作为“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美的本质的批判，而非否定这一理论问题本身。换句话说，因传统哲学美学执着于对绝对真理的追寻，这使得对“美的本质”的探讨也陷入到对终极永恒的思辨性形而上学的抽象把握中，由此导致美学研究滑向对绝对真理的徒劳无益的深渊中。因思辨形而上学将“哲学问题”混淆为“科学问题”的真理性言说模式“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因而无法言说，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学者们才将“美的本质”视为“一个伪命题”。客观说来，这种评判和理解颇为合理，因为将“美是什么”视为“伪命题”并非是要反对作为理论问题的“美的本质”及其思考，而是反对这种实证型的作为“形而上学”的美的本质之言说范式和思维路径。这种对美的本质之“形而上学”模式的批判，并不等同于对“美的本质”这一理论问题本身的否定，而是试图转换路径与方法，以便更好地进行重新思考。即便是以分析美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美学，在“美的本质”的反思批判中，也只是否定作为思辨的古典“形而上学”模式而非否定作为理论问题的“美的本质”的合理意义。

其二，欧洲传统美学在美的本质问题上因深陷形而上学泥淖而被现代美学所摒弃，其最大的症结在于将美视为一个绝对的、终极永恒的实体来考察，不仅使得对美学问题的学术性思考在真理性思维以及对本质和定义的追问中发生意义遮蔽，还在抽象的演绎中陷入到孤立封闭的境地。这种重在思辨的形而上学观念，使得古典美学重在抽象地从客观事物属性或感官精神中探究美的本质，并在主体/客体、内容/形式、美/丑、思维/存在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中进行逻辑演绎，导致美的本质问题日渐封闭。然而，“美的本质”并非固定和封闭的，“美”亦非一种客观存在的永恒实体，因而不能采用一种“下定义”的科学方式进行解答，而应转换思维模式，将这一问题的思考“从‘美是什么’转化为‘因为什么而美’”，这便避免了传统形而上学美学追寻本源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并将美的本质的思考转移到“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审美活动中，既赋予了美的本质和美学问题思考的开放性，又避免了学者们所担忧的去本质主义思维可能给美学研究带来的不良后果。

其三，美学中“反本质主义”的意义在于给传统形而上学美学思维模式以当头棒喝，并将美的本质问题的思考从古典模式转换到现代美学的多元视野内，进而在多元互动开放的语境中进行美的本质问题的思考和美学体系的理论建设。这其中，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美学最具代表性，其“家族相似”原理正是要反对“定义型”的科学式追问，反对将“美”实体化及“主客模式”的二元对立方式，从而对美的本质在开放性的“家族”结构中作出重新阐释，实现对思辨哲学依附性的摆脱。通过对传统形而上学实体性怪圈的抽离，美学问题的思考转换到审美活动以及具体的审美艺术现象中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径、不同的问题、不同的要求”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话语言说，从而在视阈解结和话语转场中撬开“美的本质”问题的传统枷锁并赋予美学问题无限开放性，最终在美学类型和形态的“多元化”体系建构中不断拓展美学研究的新空间。

此外，纵观欧洲美学史中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起源和发展，古典本质主义美学有其价值和缺陷，现代以来的“反本质主义”美学也有其意义和不足。后者的弊端就在于一味地反传统形而上学中倒向到另一种批判一切、否定一切之不合情理的境地中。尤为严重的是，反本质主义现象中各种对审美文化现象的截取和分析，在形而下的观照中不仅日益突显出主体对生活世界及其生存意义的消名（unnaming）与解构，还在本质否定中导向一种空虚、无序、矛盾、荒谬乃至历史的虚无之中。

由上观之，面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长期占据主导且对20世纪中国美学造成重要影响的“美的本质”问题，我们应该充分汲取传统形而上学美学的合理性，充分重视“美的本质”的重要意义与其对建构体系性美学的作用，并在“反本质主义”的解构弊端中见出事物本质以及美的本质规律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从而避免美学研究在一味追求“反本质主义”的“后理论”语境中坠入一种本质弥散后话语离心的危机中，以解决当下人的生存困境并提升其精神理想。与此同时，也应合理借鉴“反本质主义”的历史经验，避免重蹈古典“形而上学”的模式覆辙，使美学研究走出传统美学封闭狭隘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并转向到多元现代的美学路径中以不断开拓美学的新境界。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10）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研究”（20FZWB018）之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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