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最初的精神药品与麻醉药品管制制度建立以来, 以美国毒品管制制度为中心的美洲国家禁毒政策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的变革与发展, 并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呈现着总体收紧的趋势。而最近几年来, 美国地方政府不断出现的大麻“合法化”运动让我们不得不进行新思考, 美国及其引领的严苛的毒品管制制度已经开始出现松动, 以美国为代表的美洲国家禁毒政策正在发生转型。选取美国、墨西哥、玻利维亚、哥伦比亚这四个美洲国家的禁毒政策, 对其历史沿革及现阶段的政策状况及变化与转折进行汇总, 当前美洲国家“毒品战争”策略存在供给侧军事化打击收效甚微, 公民基本权利受侵犯现象严重等一系列问题。

关键词：

美洲国家; 禁毒政策; 发展沿革; 毒品战争;

作者简介： 张国威 (1996-) , 男, 山东临沂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与反恐怖学院2016级公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从事侦查学、禁毒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8-04-19

Received： 2018-04-19

现代汉语词典中“政策”一词, 即指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的政治路线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政策就是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 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 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而将抽象的禁毒政策外化为相应能够执行的客观感触上的要件, 必须通过具体的国家毒品管制制度来进行。从上述定义和关系看, 论述和评价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禁毒政策, 就必须与其具体的毒品管制制度相联系。

将毒品政策就其制定主体、性质和效果进行归类, 可以将其划归到社会政策层面。一般认为, 最早提出社会政策概念的人是19世纪德国社会政策学会 (Verein Fur Sozialpolitik) 的骨干成员之一瓦格纳 (Adolph Wagner) 。他在189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 以争取公平为目的, 清除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的国家政策”。[1]显然, 这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角度的论述, 禁毒政策在实施手段和清除弊害的社会效果方面与其他社会政策基本相同, 但在实施目的上, 却不仅仅止步于争取公平, 更体现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与秩序的维护上。

美洲国家的禁毒政策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政策, 它有着美国的深刻影响与印记, 但美国禁毒政策不等于美洲禁毒政策。一个国家的禁毒政策是与本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相互交融与联系的, 并且往往会经历一系列的“阵痛”才得以建立, 例如美国和墨西哥的“毒品战争”以及哥伦比亚国内恐怖组织与毒品卡特尔 (组织严密的大型贩毒团伙) 的相互勾结与利用对本国毒品政策的冲击。并且, 禁毒政策通常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与国家权力和国家通过政治———法律话语所要达成的社会目的是息息相关的。

以大麻为例, 1611年, 欧洲殖民者第一次将大麻带到了“新大陆”。此后, 一直到19世纪末, 大麻在北美洲都还是作为一种药品、生活必需品和战略物品而居于合法地位的。[2]大麻具有的镇痛和医疗作用令其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研究和疾病的临床治疗领域中。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麻本身带来的身体快感和其成瘾性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将大麻视作药品, 而将其用于娱乐活动中。此时的大麻, 已经逐渐开始转化为“人的需求”。根据霍布斯的社会契约思想, 需求是没有上限的, 而如果没有相应权力的制约, 没有在一切权力之上的“主权”对自然状态 (state of nature) 下的人的需求进行制衡, 那么人与人之间对需求的争夺将会不可避免的演化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1。而国家存在的重要目的即是尽量减少和避免社会各个成员之间的内部损耗, 基于这一内在逻辑, 只有在一切权力之上的绝对主权的建立, 才能将战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只要存在需求, 战争就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 经过国家权力的控制, 普通社会成员之间造成内耗的战斗则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的。政府通过建立起凌驾于普通权力之上的集中起来的权力, 管理“战争”, 最大程度上去消灭“战斗”。而这种国家权力对外则体现为相应的制度设计, 它将每个社会成员的需求序列化、有限化, 这就是毒品管制制度建立的内在动力。

北美殖民地独立后, 美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大量墨西哥籍和黑人劳工越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这些人将大麻作为一种美国符号性标志带回自己的家乡, 由此, 大麻开始传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众多国家, 而这一时期大量华人劳工的涌入也将吸食鸦片的习惯带到了美洲大陆。当时的美洲少数族裔绝大部分是以劳工或奴隶的身份到来的, 其本身受压迫的身份特点使得这一族群实施违法行为的可能性较高。而美洲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原本就在社会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对土著种族歧视现象, 在这种环境背景下, 加上媒体的恶意宣传和煽动, 美洲各国逐渐形成了“少数族群———犯罪———毒品”一体化的观念。种种因素使得严苛的毒品政策以及毒品管制制度的建立成为了一种必然。

到了19世纪末, 美国毒品成瘾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大的规模。史蒂芬·肯达尔 (Stephen R Kandall) 对美国吸毒成瘾人员的研究结果表明, 19世纪末期美国的吸毒成瘾人员的总人数达到了15-20万。[3]而戴维·慕斯托 (David F.Musto) 的调查结果则表明, 截至1900年, 美国的吸毒成瘾群体已经将近25万人。[4]两者的数据虽然存在一定程度上有差异, 但是, 该结果确实可以反映出19世纪末美国吸毒成瘾人员数量的庞大。

针对这种毒品泛滥的现象, 美国早期的政策改革者则分为了两派:一个是妥协派, 他们认为, 毒品在社会各个角落存在, 想要将这些东西消灭干净是不可能的, 想要从社会效益上解决这一问题, 就应寻求一种折中的办法, 既能从供给和需求上对毒品加以控制, 又能略微照顾到毒品成瘾者的需求;另一个则是以主教扎尔斯·亨利·布兰特 (Charles Henry Brent) 为代表的倡导派, 他们秉持着对毒品不妥协的观点, 致力于从道德的角度看待和解决毒品问题。[4]他认为, 鸦片、大麻等毒品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医疗用途, 而这种医疗使用也应当受到相当程度上的管控, 应当从源头上杜绝一切非因医疗目的而使用毒品的行为。此外, 他还认为使用毒品是一个社会问题, 它与主流道德观念背道而驰, 应当从道德的角度出发, 寻求解决美国毒品泛滥的方法。

1914年12月, 美国国会通过了《哈里森法》, 这是美国在联邦层面上第一部毒品管制法案。此后, 经过社会思潮的变迁和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 《统一州麻醉品法》、《大麻税法》、《博格斯法》、《麻醉品控制法》也相继颁布。可以看出, 毒品管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最终体现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中, 这也是政治———法律话语在美国麻醉品管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上的体现。这种情境下, 统治权扮演的角色则成为了具体的、可触摸的法律, 它不再是非自然的、囊括了一切现实的和统一制造的“自动人”, [5]它通过法律输出自己的微观权力, 并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随着上述活动的进行, 美国率先形成了总体上的严苛主义的毒品政策。之后, 美国通过自己政治和外交上的影响力, 将本国的国家政策对外进行输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 严苛的毒品政策在整个美洲逐步确立起来。

在此之后的20世纪60年代, 由美国主导的“毒品战争”打响, 美洲毒品政策的严苛程度也到达了顶峰。美国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 其毒品的主要来源就是拉丁美洲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在内的众多毒品原植物种植国。而美国政府也因此将“毒品战争”的矛头指向了这些毒品出口国。以墨西哥为例, 迫于美国的压力和本国国内舆论, 也为了应对其领域内日益严重的吸贩毒活动, 在美国的帮助下, 墨西哥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发动了所谓的“毒品战争”2。政府采取三管齐下的方针, 针对农村毒品生产者、贩毒者和吸毒者制定相应的策略。1976年开展的“秃鹰行动”利用特定的除草剂摧毁了墨西哥锡那罗亚, 杜兰戈和奇瓦瓦州的大片罂粟与大麻种植园;在接下来的四年中, 墨西哥司法警察和墨西哥公共安全部 (DFS) 借由美国情报部门的帮助, 抓获了像阿尔伯特 (Alberto Sicilia Falcon) , 爱德华多 (Eduardo i Lalo Fernandez) 和乔治 (Jorge Favela Escobosa) 这样的大毒贩。[6]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 严苛的毒品政策和毒品管制制度已经在整个美洲“风靡”了数十载, 许多美洲国家也进行过针对本国毒品贩运活动和种植活动的军事化“毒品战争”。这场战争确实起到了打击毒品卡特尔和毒品贩运活动的作用, 但随之而来, 惨烈的人员伤亡和众多负面社会效应也使得一部分美洲国家开始思考自己的这些活动。一些美洲国家, 譬如玻利维亚, 已经早早地开始脱离美国的政策控制, 进行本国毒品管制制度改革。[6]另外, 随着最近几年来美国大麻合法化运动的进行, 一部分国家也开始变革本国的禁毒政策, 试图在严苛的打击活动中找到更好的毒品管控方法。

提到美洲禁毒政策, 就必然要说到美国禁毒政策。而现阶段, 我国国内对美洲国家禁毒政策的研究基本是以美国禁毒政策为中心。不得不承认, 美洲国家禁毒政策的产生与发展的每一步几乎都离不开美国的帮助、管理甚至是政治和外交途径的直接控制。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美国国内政策的变革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之下, 美国对周边国家禁毒政策的政治控制和影响力已经开始趋于松懈和萎缩, 各国已经逐渐开始以本国的国情与现实条件为基础变革和发展本土化的禁毒政策。由于美洲国家众多, 有许多国家禁毒政策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 所以本文将选取美国、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对其禁毒政策进行梳理和评价。

表1中, 笔者首先对选取的四个国家的禁毒政策历史沿革及现阶段的政策状况及变化与转折进行了汇总, 以便对各国毒品政策的基本情况及政策转向进行直观的表达。

美国一直是美洲地区, 甚至是全世界禁毒政策制定的发起人与领导者, 但美国作为复合制国家, 从美国毒品管制制度开始建立以来, 中央和地方上的禁毒政策便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美国中央政府法律禁止包括大麻在内的各类麻醉药品的供给和销售, 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坚持进行本区域范围内的禁毒政策改革。1996年, 加利福尼亚州通过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 在对特定疾病进行治疗时, 允许具有专门执照的医师开具医疗用大麻处方。由此, 奏响了美国“大麻合法化”的序曲。据2013年盖洛普调查 (Gallup Poll) 结果显示, 支持“大麻合法化”的美国民众多于反对者;2014年的皮尤调查 (Pew Research Poll) 结果发现54%的美国人支持将大麻合法化。[7]同年4月份的佩尤民意调查显示, 52%的“婴儿潮”3一代和69%的“千禧一代”都赞成“大麻合法化”。[8]截至2016年11月, 美国已有26个州准许医用大麻合法化、4个州已实现娱乐性大麻合法化。

美国各州选择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进行所谓“大麻合法化”运动, 其背后是存在一定社会、历史和文化推动力的:首先, 当代美国社会中的“婴儿潮”一代已经成为了社会和选民中的中坚力量, 而这批人经历过美国禁毒政策不断变化的时期, 对毒品不像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下一辈那样恐惧;其次, 经历了数十年的严苛的毒品管制制度和数次“毒品战争”, 许多美国人认为这些严厉的禁毒活动非但没有达到政府和社会所期望达到的良好社会效应, 反而浪费了许多国家资源, 并使得腐败现象滋生和发展壮大;还有一些人认为, 禁毒活动本身就导致了比毒品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毒品成为一种非法物质之后, 或者说, 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被定义为“毒品”后, 其来源受到的很大的限制, 贩毒者凭借自己手中的毒品往往可以获得暴利, 这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一旦与毒品有关的活动发生了利益冲突, 其本身的非法性使得这些冲突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得到解决, 众多暴力事件便产生了。并且, 毒品高昂的价格使得普通吸毒者倾家荡产, 只得通过非法途径来维持自己的习惯。[9]

表1 各国禁毒政策现阶段基本状况及代表事件     下载原表

在美国, 中央政府的法律中仍将大麻作为一级毒品, 同可卡因等“硬性毒品”受到同样程度的管制, 而各州“大麻合法化”运动却与联邦禁毒法律法规背道而驰。美国作为美洲和世界禁毒活动的领导者和倡议者, 其国内的大麻合法化运动极有可能对美洲毒品管制制度乃至全世界禁毒政策与体制造成猛烈冲击。

墨西哥作为与美国地缘政治上与美国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 其国内的禁毒政策自然免不了受到美国的干预甚至是支配。早在19世纪初, 美国就已经开始派出军队在美墨边境打击与美国相邻的墨西哥提华纳州和卡利州的毒品贩卖活动;1912年在海牙签订的《国际鸦片公约》和1931年日内瓦签订的《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品公约》等国际公约中, 美国都因其国际地位而占据了主导地位, 而墨西哥则成为了这些公约的积极参与者。1976年, 在美国的帮助下, 墨西哥政府发动了“秃鹰行动”, 这场行动一方面通过使用特定的除草剂摧毁了墨西哥境内大面积的罂粟和大麻种植园, 另一方面也通过实际行动击杀或逮捕了很多影响力很大的毒贩。

但是, 这场行动并没有根除墨西哥毒品种植和毒品贩运活动。经过空中农药喷洒的“洗礼”, 毒品原植物种植者们改变了原有的成片的大种植园模式, 而更多地去采用与其他农作物套种的方式来避免政府农药的喷洒。而原有的贩毒组织网络被打散后, 新兴的贩毒组织再次出现, 它们有着更严密的组织形式, 并建立起了更分散的贩运网络。

除此之外, 军事化的打击还引起了众多装备精良的毒品卡特尔的激烈反抗, 许多墨西哥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着“plota o plomo (要么受贿, 要么被杀) ”的威胁, [10]墨西哥经济部长甚至表示, “如果打不赢这场毒品战争, 那么, 墨西哥下一任总统将会是毒枭。”[11]2012年,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候选人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当选总统。执政数十年、在期间发起了两次“毒品战争”的革命制度党再次掌握了墨西哥政权。[12]再度执政后的革命制度党也开始着手改革以往高压、军事化的禁毒政策, 开始将毒品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行整体看待并寻求“软性”治理方法。经过五年的实施, 确实对墨西哥的安全形势起到了一些改善作用, 社会大众与国外投资者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 也为墨西哥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基础。

古柯 (古柯树) 是安第斯地区的一种多年生灌木, 它生长在亚热带海拔200至1500米的地区。古柯叶作为一种提神醒脑的咀嚼物品, 在安第斯地区的国家中已有数千年的使用历史, 人们将少量的古柯叶放入口中咀嚼长达数个小时, 以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对于当地的工人、卡车司机和农民来说, 古柯是很好的提神剂。

玻利维亚目前拥有2.3万公顷的古柯种植土地, 每年产生3.2万至4万吨干古柯叶。这占全球古柯总产量的20%, 使玻利维亚的古柯种植规模在世界排名第三位 (位于秘鲁和哥伦比亚之后) 4。数十年以来, 美国对安第斯地区的禁毒政策的核心内容就是大力消除古柯作物 (古柯被用来加工可卡因) 。这项活动通常是通过人力进行的, 在安全部队全副武装的成员的陪同下, 根除小组进入小农庄, 铲除古柯作物并在一些时候抓捕种植者。这种供给方执法活动是存在着一定“美国逻辑”的, 即如果从源头上消灭了毒品的生产, 那么药物将永远不会进入美国的街道和千家万户。但这种策略不仅效率低下, 而且还会产生无数的危害:根除安第斯地区的古柯作物, 仅仅是使得人们将种植的方式革新并转移了种植阵地, 但这一行动却毫无疑问地摧毁了地方经济, 将一些最贫困和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定义为罪犯, 并为侵犯人权的行为开辟了空间。

2005年, 玻利维亚新任总统莫拉莱斯当选, 这位新总统是美国“毒品战争”政策的坚决反对者。莫拉莱斯在任职期间, 推出了一项新政策, 政府允许农民在一定的范围内种植有限数量的古柯, 以确保最贫苦的农民能够维持其基本生活5。同时, 古柯种植者联合会 (coca grower federations) 也与毒品根除小组协商, 自愿减少任何多余的古柯生产。[6]这种“卡托协议”的目的是将危害限制在古柯种植社区。莫拉莱斯希望通过这种方法缩减古柯产量, 并产生相关的积极影响, 包括减少侵犯人权行为, 并让农民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但美国对玻利维亚的这种举动一直持反对意见, 自2008年以来, 玻利维亚被美国列入非禁毒合作国家的黑名单。

首先, 哥伦比亚禁毒政策与本国国内的武装冲突及恐怖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尽管哥伦比亚的武装冲突具有古老的根源和政治层面的原因, 但贩毒活动确实影响了当前各个武装团体的动态。从贩毒活动得到的金钱向武装团体流动, 而武装团体至少会在毒品犯罪循环的若干阶段进行干预, 推动与毒品犯罪活动有关的暴力发生。因此, 对哥伦比亚毒品政策的观察与分析必须考虑到其与内部武装冲突之间复杂的关系。

其次, 从哥伦比亚整体的社会状况, 尤其是人权状况来看, 其过去的禁毒政策确实是存在问题的, 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 哥伦比亚的政策制定者却一直反对改变当时的禁毒政策。在武装冲突的背后, 哥伦比亚面临着民主制度中的深层次弱点, 各个权力核心相互冲突, 很难达成一致, 国家政策的改变往往面临重重阻力。虽然这些因素存在于毒品犯罪活动的出现和繁荣之前, 但也起到了巩固毒品犯罪活动基础的作用。毒品卡特尔们的深厚经济实力使他们能够将暴力和腐败作为自己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这加剧了哥伦比亚政府和司法机构内部的问题, 并造成了社会上的腐败文化传播。

最后, 变革也开始在哥伦比亚产生。自2010年就任以来, 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总统在不同的领域, 包括各国总统和政治首脑会议、各种学术会议和新闻采访中呼吁转变哥伦比亚的禁毒政策, 这些声明也是国际禁毒政策变革声音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政治家, 如危地马拉总统奥托·佩雷斯·莫利纳、全球毒品问题委员会的学者们和一些民间组织的发言人也认为应当审查和改变哥伦比亚现行严苛的禁毒政策。[6]而在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进行的和平谈判中, 毒品政策问题被摆在了谈判桌上, 成为谈判六大聚焦点之一。一旦他们之间达成有效承诺, 必将对哥伦比亚甚至是整个南美洲现行禁毒政策与毒品管制制度带来巨大影响与冲击。

当前部分美洲国家毒品政策的软化趋势, 究其外在原因, 无疑是美国作为美洲禁毒政策的领导者, 其自身以大麻合法化运动为代表的政策转向带来的影响, 但各国政策的转变与这些国家内部多年来严苛的毒品管制制度带来的不良的社会效果也不无关系。以美国为代表的“毒品战争”策略并没有起到它预想的作用, 而在“毒品战争”这一背景下, 禁毒活动也失去了它原本应该有的内在含义 (即打击并消灭毒品犯罪、帮助吸毒者重新回归社会) , 这种毒品战争策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如前所述, 美国政府在美洲甚至是全球范围内掀起“毒品战争”的风潮, 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通过打击其他国家的毒品原植物种植和毒品制造活动, 减少各类毒品流入美国境内。基于这一内在逻辑, 在美国严苛的禁毒政策指导禁毒活动的近百年中, 美国对美洲众多国家进行过各类农药喷洒活动, 并派遣安全部队进入该国境内, “协助”当地政府打击贩毒组织并摧毁各类毒品原植物种植园。但是, 数十年来, 美国仍然没有改变其世界最大毒品消费国的现状。并且, 对于其他国家境内毒品原植物种植园的打击活动也只是使得当地的毒品种植活动更加分散化与网格化, 并产生所谓的“气球效应”6, 而没有起到根本的根除与消灭的效果。

以哥伦比亚为例, 该国在“毒品战争”中采取的措施包括空中农药喷洒活动和人工强制根除毒品原植物。1994年, 哥伦比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了一项清除方案。自那以后, 该国大部分地区开始喷洒以草甘膦为主要活性成分的除草剂。自2007年以来, 该国的古柯种植量开始稳步下降, 然而, 潜在的可卡因产量却依然保持稳定。[6]关于空中农药喷洒的若干研究表明, 这一政策对种植区附近的社区和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利影响。例如, 最近的定量研究发现, 草甘膦的喷洒增加了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员患有皮肤问题和流产的可能性。[13]并且, 这种强制性农药喷洒行为不仅会对毒品原植物进行清除, 对普通农民的农作物也会造成损害, 这无疑会对这些农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而且, 毒品犯罪作为一种“无被害人”犯罪, 买卖双方的活动往往是在自愿的条件下进行的, 通常情况下, 吸毒与贩毒还是一种相互勾结、相互包庇的状态, 这就为警方调查毒品犯罪案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来自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国会议员阿德里安·史密斯 (Adrian M.Smith) 在2010年曾提出, 在对贩毒案进行调查时, 不必要求执法人员一定要取得搜捕令, 但该提议遭到了绝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 他们担心公民的自由权因此而遭到践踏。执法与保护公民权之间存在的尖锐矛盾, 使联邦执法机构难以有效应对大麻的违法犯罪。[14]

由此可见, 虽然毒品战争政策确实能够对毒品原植物种植与其他毒品犯罪活动进行打击, 但在公民权利方面, 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昂贵的。

长时间的军事化打击, 使得毒品的制造和贩运活动需要冒更大的风险, 各类毒品价格一路走高。而毒贩凭借货物垄断则可以任意提升价格, 制贩毒活动的巨额利润吸引了更多的社会底层人员从事毒品犯罪活动。并且, 毒品价格的高昂常常令吸毒者倾家荡产, 而不得不通过抢劫、盗窃甚至是以贩养吸等犯罪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吸毒习惯。而毒品犯罪活动的军事化打击力度之强也使得一旦毒品交易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 正常的和平手段将无法解决问题, 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取得效果。

近些年出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 ”等新型毒品也侧面反映了毒品战争带来的其他不良后果。“新精神活性物质”即尚未列入政府毒品管制名单中的新型毒品, 其通过对现有合成毒品化学结构的转换来规避当前的毒品管制制度。与传统毒品相比, 它们有着相似甚至是更强的危害性, 但现今美洲毒品管制制度发展的滞后性导致这种新型毒品很难及时列管, 这就导致了毒品种类和危害性的不断增加。

通过对美洲国家禁毒政策发展沿革的简述和分析不难看出,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美洲国家的禁毒政策和毒品管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国国内禁毒政策的基础上的。美国利用其影响力将本国的意识形态、制度设计和政府政策输出到美洲其他国家, 与各个国家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相互交融, 形成了该国本身的毒品管制制度和禁毒政策。

近年来, 以玻利维亚古柯“合法化”运动为重要代表的部分美洲国家政策的“非美国化”转向也为我们带来一些思考, 而如何面对这些禁毒政策转向对国际毒品管制体系和我国国内的禁毒政策带来的冲击将会是我们面对的重要问题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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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ulian Zelizer, CNN.Why marijuana's moment has arrived[EB/OL]. (2014-08-11) [2018-01-01].http://edition.cnn.com/2014/08/11/opinion/zelizer-marijuana-moment-arriv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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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宁波网.打不赢毒品战争, 墨西哥下任总统将是毒枭[EB/OL]. (2010-09-13) [2018-01-01].http://news.163.com/10/0913/12/6GFAKL8F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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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 使人倾向于和平的热忱其实是怕死, 以及对于舒适生活之必要东西的欲求和殷勤获取这些东西的盼望, 将这种盼望与热忱外化出来, 则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 这种现实的需要则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在这里, 利维坦即成为了所有微观权力之上的权力集合体。

2 这种表述是为了区别于美国“毒品战争”。

3 “婴儿潮”特指美国二战结束后, 自1946到1964年出生的高达7600万人口, 这批人被称为“婴儿潮一代”。

4 数据来源于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2014)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

5 每个这样的区域被称为“卡托”, 这个区域将占有1600平方米的土地。

6 所谓“气球效应”, 简单地说, 即事物的总量将是保持不变的, 而一个位置物质的减少, 往往伴随另一个位置该物质的增加, 在文中语境下, 即指毒品原植物的种植活动从该国转移到其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