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

陈文忠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从朱自清《经典常谈》阅读史谈起

陈文忠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作者是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者。1942年初，朱自清在昆明西南联大完成了《经典常谈》并写了“序”，这部著作迄今已有75年的生命史，同时也已有75年的阅读史。《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折射出的是一百多年来，在整体性反传统主义背景下，在持续不断的“废经”声中，有眼光的新文学家和现代学者，为经典辩护，为“经典训练”辩护，为传统文化辩护的曲折历程。不过，这是一个欲说还休、进一步退两步的艰难历程。

朱自清的自序，是为《经典常谈》辩护。他的辩护，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二是写作此书的理由：“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不但没有废止，而且扩大了范围，不以经为限”；三是此书的自身特点：经典训练需要理想的经典读本，“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1]4。这三点辩护，前后两点明确地道出了本书的意图和用途，对我们今天阅读此书，依然是切要的指导原则。不过，把“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作为写作此书的理由，虽然说得辩证而机智，但无论如何，总让人有一种底气不足，强为之辩的感觉。“读经的废止”，就是“不读经典”；“不读经典”，又怎样进行“经典训练”呢？进而，既然“废止”了读经，再去“训练”读经的能力，还有什么用呢？

然而，只要我们了解了民初以来一拨又一拨的“废经”运动，了解了五四以后新文学家们批判“四书五经”，批判传统文化的激烈态度，就能理解同样是新文学家的朱自清，为什么要用“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来为《经典常谈》辩护了。朱自清当然比我们更清楚这一背景，《序》中的下面一段话，正概括了此前三十年“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

我国旧日的教育，可以说整个儿是读经的教育。经典训练成为教育的唯一的项目，自然偏枯失调；况且从幼童时代就开始，学生食古不化，也徒然摧残了他们的精力和兴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后，读经渐渐废止，民国以来虽然还有一两回中小学读经运动，可是都失败了，大家认为是开倒车。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里有“使学生从本国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话，高中的标准里更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的话。初、高中的国文教材，从经典选录的也不少。可见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1]3

这段话一波三折，内涵丰富。首先，朱自清站在新文学家的立场，批判了旧日“读经教育”的偏枯失调；这实质也是民初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后“废止读经”的基本理由。接着，回顾了民国以来“一两回”读经运动“失败”的历史。仔细说来，不是“一两回”，而是“三回”：一是民初(1905年)康有为与“孔教会”的“尊孔读经”；二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章士钊主政教育部时决议中小学的读经；三是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辟“读经专号”讨论学校的读经问题。三十年“三回”的读经运动，都“失败”了。其中，“十四年的读经”为时最短，影响却最大。因为，鲁迅写了《十四年的“读经”》，对读经和读经派作了最彻底的批判。鲁迅的判词，影响了此后近百年的废经史，也影响到《经典常谈》75年的阅读史。不过，首先影响到的应是《经典常谈》的写作，这时朱自清只能搬出“教育部制定的课程标准”来为自己辩护，并最后说出了“读经的废止并不是经典训练的废止”这句机智的矛盾语。一个学者搬出教育部门的“红头文件”来为自己的学术行为辩护，这无论如何让人有一种学理不足、底气不足之感。不过，了解了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我们就知道，这是深知传统不能割裂，薪火必须相传的朱自清，所能说出的最圆融、最智慧的话了。在稍后发表的《古文学的欣赏》开头，朱自清几乎用同样的理由来为自己提倡“古文学的欣赏”辩护。

叶圣陶是除作者之外，《经典常谈》阅读史上最重要的“第一读者”。1945年，他写了《读》，1980年，他又写了《重印序》。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显示出叶圣陶对经典和读经的态度，在朱自清“进一步”的基础上，似乎“退了两步”。1945年的文章中，叶圣陶认同朱自清“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这句开宗明义的话。然后，笔锋一转，又对直接的“经典训练”作了坚决的否定：

可以干脆说一句，现代学生不必读从前的书。只要历史教本跟其他学生用书编撰得好，教师和帮助学生的人们又指导得法，学生就可以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2]35

赞同“经典训练”，却声称“一辈子不读《论语》《庄子》，却能知道孔子、庄子的学说；一辈子不读《史记》《汉书》，却能明晓古代的史迹”。这种“买椟还珠”式的主张，显然是有违朱自清通过《经典常谈》“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的“本心”的。1980年的“重印序”，叶圣陶似乎又后退一步，他说：“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对朱先生和我自己的这样考虑——就是，经典训练是中等教育里的必要项目之一——想有所修正了。”“修正”后的结论是：“我想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2]120

20世纪的中国语文教育，是以反传统为背景的。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读经”到“废经”；二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三是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强调文学的独立地位，把“文”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深入了解这一教育文化背景，了解1945年和1980年的社会思想背景，叶圣陶的“退两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一读者”的意义，在于奠定阅读史的基调。叶圣陶的看法，以其在语文教育界的崇高地位，极大地影响了后人对经典、对“经典训练”、对《经典常谈》的看法和评价。二十年后的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把《经典常谈》收入“蓬莱阁丛书”出版，钱伯城先生撰写了长篇“导读”。“导读”开篇，钱先生细心地指出，《经典常谈》“可以同时适应三个层次读者的需要”；继而谈到“经典训练”问题，钱先生马上亮出“废经”的坚定立场：“我们知道，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这是‘五四’运早已解决了的问题。”[3]3转而，钱伯城先生以大量篇幅指导我们欣赏《经典常谈》的“散文特色”、“通俗化手段”，以及“采择近人新说”和朱自清“平和宽容”的学术器度等等。钱先生的这些论述精辟而精彩，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作者，认识作者的学问，认识作者用散文手法介绍古代经典的本领。然而，我总感到有一点缺憾，那就是没有像朱自清所期望教育者的那样，最终目的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

回顾《经典常谈》75年阅读史，可以发现，从朱自清、到叶圣陶、再到钱伯城，有一个共同立场，那就是首先坚定撇清与“读经”的关系，然后再来谈经典，谈“经典训练”，谈《经典常谈》。那么，“读经”真的那么可怕吗？不“读经”怎么进行经典训练？“四书五经”究竟是洪水猛兽还是民族瑰宝？

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语文教育史，是“废经”与“读经”的交锋史。自民国初年废止读经后，几乎每十年都有人发起一场读经运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者“国学热”，读经活动在民间兴起，在社会推广，并逐渐深入校园课堂。

从晚清民国到改革开放后的共和国，为什么不断出现国学热，为什么不断有人发出读经呼声？对这种不断出现、不断重复的文化现象，是不能简单斥之为“复古”、“保守”、“开倒车”的，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和精神实质，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一种思想观念或学术思潮的兴起和衰亡，无不具有社会文化的必然性，其背后无不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心灵诉求。

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今西方世界呼吁“阅读经典”的著名学者。他在研究西方文学史上“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的《西方正典》中，有一句名言：“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在第一章“经典悲歌”的结尾，布鲁姆写道：

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莎士比亚赐予我们的不仅是对认知的表现，更多的是认知的能力。莎士比亚与其同辈对手的差异，既是种类的也是程度的差异。这一双重差异决定了经典的现实性和必要性。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4]29

那么，为什么“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实质上，歌德老人早已给我们作出了回答：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前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再思考而已。[5]3

歌德所说的“前人”，指的是哪些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处于笼统理解的状态。当我读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了解了他关于“轴心时代”的深刻论述，恍然大悟：歌德所说的“前人”，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和哲学家。

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出现在什么时期？雅斯贝斯认为，可以“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人类最不平常的事件都集中在这一时期。例如，“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总之，“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类仍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源端”。这也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特征。

雅斯贝斯进而指出，“轴心时代”的文化，在轴心期以后的世界历史中，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写道：

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6]14

雅斯贝斯认为，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不断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就是“六经”的时代，就是“诸子”的时代，就是“孔、孟、老、庄”的时代。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不断出现的国学热和读经运动，正是这种回顾“轴心时代”的文化冲动的表现，其深层动机就是从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取历久弥新的生命智慧。“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雅斯贝斯的思想，同样包含在鲁迅这句智慧的格言中。

“现代人”是多么傲慢啊！傲慢的现代人无不抱有一个不证自明的偏见：既比上一个时代的人更聪明，也比下一个时代的人更睿智。真所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自我为老大！在傲慢的现代人看来，历史从我开始，我在开创未来，几千年前的古人古书，怎么可能为现代人指点迷津，怎么可能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

然而，《圣经》作了肯定回答：“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谢灵运作了肯定回答：“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钱锺书作了肯定回答：“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是古今哲人对文化的古今相通性的肯定。

为什么文化具有古今相通性？为什么我们需要到经典中获取重新出发的“精神动力”？朱自清说得好：“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7]27我愿对这句“常谈”更进一解：文化是生命的升华，生命的一次性决定了文化的重叠性。个体生命的有限一次性，决定了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而族类生命的无限重复性，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层累重叠性。扩而言之，人类文明五千年，个体生命一百年；个体生命是重复，文化生命是重叠。因此，五千年的哲学史，是百年人生问题反思史；五千年的文学史，是百年人性情怀咏叹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千年的人类文化，只有一百年的生命长度。因此，每一个现代人都能够以个体百年生活史，理解五千年人类哲学史；以个体百年情感史，体验五千年人类文学史。

杜牧《阿房宫赋》曰：“嗟呼！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陆象山《杂说》曰：“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所谓心之同然，本乎理之当然，而理之当然，本乎物质必然。这一切的深层根源，就在于生命的一次性所决定的文化的重叠性。因此，历史是教育的核心，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割断了历史，失去了经典，我们将一无所有。“历史从我开始”的无知之见，是以庸俗进化论为基础的线性时间观导致的对人类智慧史的误会。

经典是传统的载体，传统依赖经典得以延续，读经典就是学传统，学传统必须读经典；

经典是智慧的源泉，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前人都已经思考过了，没有经典，我们就会停止思考；经典是心灵的导师，个体的精神发育史，是一个人的经典阅读史，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品味和阅读经典的水平；经典是治学的起点，读透一部经典，学会一种方法，读透一部经典，成就一门学问。

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经典训练，必须亲近经典。《经典常谈》由13篇关于经典的“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构成，其目的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朱自清说：

如果读者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编撰者将自己庆幸，在经典训练上，尽了他做尖兵的一份儿。可是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以为已经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1]4

75年前，《经典常谈》是为当时的中学生写的，朱自清的“本心”是“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今天，《经典常谈》被列入“国学修养”必读书，大学生们更应当“把它当作一只船，航到经典的海里去”，亲近经典，见识经典，到源头去喝水！

那么，当今的大学生，无论你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亲近”、“见识”了哪些经典，可以算具备了基本的“国学修养”？《经典常谈》前九篇论及的10种书，除了《说文解字》，当然都是首选读物，但只涉及经、史；后四篇谈到的诸子、辞赋、诗、文，因为书太多了，只叙述了源流。

书目是治学的门径，也是亲近经典的门径。这里不谈纪昀的《四库总目》，也不谈张之洞的《书目答问》，这对当今大学生有点“大而无当”。让我们且从20世纪20年代，胡适和梁启超分别为当年清华学生开的两份“国学书目”谈起。

1922年冬，胡适应清华学生要求，开了一份书目，题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要说明的是，是184种，而不是184本；其中，《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唐诗》、《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等等，此类总集性的书籍，只算一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一位记者的来信置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随后，梁启超也发表了《评胡适之的》一文提出批评，认为书目的“误处”，一是“在不顾客观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二是“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之最低限度”。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认为是不合适的”。[8]102

1923年春，梁启超应《清华周报》记者要求，也开了一份题为《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书目。梁启超在书目“前言”中写道：“顷独居翠微山中，行箧无一书，而记者督责甚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作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浏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梁启超的书目，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启超的书目显得道高一丈；他所撰写的简明扼要的“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不过，梁启超随即发现，这份总共141种书的书目，与“初学”所需，仍不能吻合，于是又拟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其文不长，转录如下，以备参考：

右所列五项，倘能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矣。惟青年学生校课既繁，所治专门别有所在，恐仍不能人人按表而读。

今再为拟一真正之最低限度如下：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

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9]207

这份“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按经、史、子、集顺序排列，共25部，除《资治通鉴》、《宋元明史记事本末》、《文选》这三部是大书外，其余22部篇幅都不大。而把《四书》至于《五经》之前，置于书目之首，是有特别用意的。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把《论语》、《孟子》置于开篇，并写下了全目篇幅最长的导读。他指出：“《论语》为二千年来国人思想之总源头，《孟子》自宋以后势力亦与相埒。此二书可谓国人内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学者熟读成诵，即不能，亦须翻阅多次，务略举其辞，或摘记其身心践履之言以资修养。”[9]253并对《论语》、《孟子》最重要的注疏版本，从朱熹的《四书集注》、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等等，作了扼要介绍。

在书目之后，梁启超又特别指出：这份《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并非只对“文科生”而言，“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这份《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也是作为“中国学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与梁启超的“必读书目”，只要做一仔细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思路和范围是何其相似啊！在我看来，今天的文理科大学生，若能细读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进而尽可能多多“亲近”梁启超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就能获得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也可以无愧“中国学人”或中国知识分子的称谓了。

[1]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

[2] 叶圣陶.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3] 朱自清.经典常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 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M].江宁康，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

[5] 歌德.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M].程代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6]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7]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8] 胡适. 胡适文存(第2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

[9] 梁启超.饮冰室书话[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俞晓红)

陈文忠(1952-)，男，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10.13585/j.cnki.gxfdyxk.2016.06.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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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5337(2016)06-0078-05

高校辅导员学刊2016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