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之于中华文明

稻作之根在中国。栽培稻起源于我国的长江流域，这个结论不是凭空而说，而是有依据的。《水稻的故事》作者华南农业大学王宇丰教授借助考古学的考证、分子遗传学的验证、语言学的比对、民俗学的分析和佐证，跨学科追溯稻作的起源，清晰地还原稻作起源和传播的图景。你可能不会想到陶器也是推动谷物在日后成为主食的重要力量，玉蟾岩和仙人洞两处世界最早的稻谷遗址同时又是世界最早的陶器遗址，这些绝非巧合。这些不仅对研究中华文明的演进有重要的意义，对展现世界各个文化联系更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该书始终两条主线并行，一是水稻的传播，二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作者围绕上述两条主线，选取较为典型、能激发读者兴趣的相关历史进行阐述。比如，代表我国史前时代发展高峰的良渚文化的兴衰，与稻作有着怎样的关系？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和黄河流域的旱作文明是什么关系？稻的驯化是否启发并加速了粟黍的驯化？为什么良渚和彭头山之后的南方稻作文明有所沉寂，最耀眼的文明集中于以粟作为主的北方？这些都能在《水稻的故事》中找到答案。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水稻也不例外。我国南方先民发现、接受、驯化并栽培、食用水稻更是一个充满传奇的过程。这是一个 “从御寒到充饥”“从采集到栽培”“从副食到主食”的漫长过程，仅仅从栽培水稻到主食稻米，这一步就足足走了六七千年。在这六七千年间，水稻不断被驯化，发生了全方位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人类改造水稻的同时，水稻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水稻对人类最重大的改造体现在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方面的革命，徐徐揭开了文明的大幕。可以说，稻作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农业，而且基于稻作的栽培制度和农耕思想的传播染就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底色。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粮食，是历史最深层的决定者，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历朝历代的首要之事。水稻是单产最高的粮食作物，也是养活人口最多的粮食作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我们并不知道，水稻在中国历史的最后一千年才在众多粮食作物之中“脱颖而出”担当主角。那么一株毫不起眼的水草是怎样一步步登上了粮食作物界的王座？本书也给出了答案。“从‘百谷’到‘五谷’” “从‘五谷’到‘三谷’”“从南稻北粟到南稻北麦”……水稻的登顶之路并不易，可谓历尽艰辛。

“五谷以稻为贵。”古代“五谷”之说始于春秋战国，后来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版本，即指稻、黍、稷、麦、菽五种作物，分别对应着今天的水稻、黄米、小米、小麦和大豆，五谷的概念形成之后虽然相沿了两千多年，但这几种粮食作物在全国的粮食供应中，所处的地位却因时而异。唐代开始，水稻在全国粮食供应中地位才日益提高，并在唐末登上第一粮食作物宝座。宋真宗年间，从越南引进的优质品种——占城稻在江淮引种成功，逐渐推广，东南各省普遍栽种，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并得以供养宋末年创纪录的1亿人口，水稻的首要粮食作物的地位才得到彻底巩固，终于走到历史舞台的中间。稻作兴旺带来了人丁兴旺，加上人口迁徙，经济重心开始向南转移，继而带来的是文化重心的转移。

在一千年间，水稻第一大主粮的地位也经过多次挑战，仅仅宋朝就有两次，其凭借本土作物和精耕细作的体系独占王座，到明代已是“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接下来只是稻作发展的此消彼长，随着人口的迁徙和垦荒进程，水稻“南征北战”，从“苏湖熟”到“湖广熟”“从北大荒到北大仓”，一个个故事记录了水稻与区域文明发展之间的关联。1969年青海省民和县引种水稻成功，至此我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种上了水稻，水稻终于遍布全国。本书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而精彩的描述。我们读完会发现，这一过程中，人们对稻的认识与利用越来越深入，反过来稻对人们的影响也越来越深远。

在本书作者看来，稻作经济基础一定会影响上层建筑。稻作经济还建立起世界上最为紧密的人地关系，令稻作社会成为最安土重迁的社会。因此在后半部分对稻与人口、稻与政治、稻与文明、稻与经济、稻与科技、稻与环境等进行深入探讨。在本书中，水稻已不仅是理解中华文明史的一把钥匙，还是探究亚洲诸文明间联系的重要线索。

水稻不仅养育了我们的生命，还塑造了我们的文化。具有万年稻作史的中国，稻米文化已深入其中，无处不在。稻米文化不仅养成了今天中国人的许多生活习性，更培养了今天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本书从民俗、神话、语言、文学、信仰等多个角度进行阐述。稻米文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让读者不仅从中感受稻米文化的精妙和区域文明形态的魅力，更能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正如葛剑雄先生在总序中所说：“粮食的前世比它的今生长得多，一般比人类的历史还长。”水稻不仅是续命养身的第一大主粮，还是孕育中华文化和塑造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物。每一次水稻的传播和变革，都在重塑文明，改变历史，关于它的故事太多太多。本书正是要讲好水稻的故事，介绍它的前世今生和丰功伟绩，让读者领略其魅力和风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