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387】一百年前的保尔柯察金

各位观众春节好，2022年2月1号星期二，虎年正月初一，欢迎收看387期睡前消息。

现在是寒假期间，我儿子的老师要求他们假期必读两本书，其中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也很好奇，00后会怎么看待这本曾经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

我儿子告诉我，虽然已经初二了，但是之前只在学校的共产主义课程（团课）上了解一点共产主义，而且每次都是看一堆不懂的视频，抄一些看不懂的句子，就当学习了。这本书让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感性认识。

但是，因为时代差异，从第一页开始，他就有很多疑问，我收集了几条典型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小说开头提到，保尔的老师是一个信教的神职人员，教他们背圣经故事。而同一所学校的高年级，有人讲地球的历史和天文学，为什么这两种知识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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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小说里很多军队来来往往，穿过保尔的家乡，大多数军队只要打进来，用不了几天都要去杀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倒霉？

第三个问题，小说里反复提到了资产者、无产者的概念，应该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

第四个问题，保尔在战场上给其他战士读小说《牛虻》，有效地激励了红军作战的勇气，为什么一本19世纪的外国小说对保尔有这么大的影响？

第五个问题，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几百个年轻人疯狂地修铁路，拯救一个城市的冬天取暖计划。现实中很难找到理由去解释他们的工作热情。最后我儿子总结说，在没有理解共产主义精神之前，他只在宗教活动看到过类似的热情，问我保尔和他的同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工作动力。

我想，还有很多00后应该也跟着学校的惯性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打算和他们聊聊我对同一本书的读后感。但是首先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在2022年春节来说这件事。

请静静帮我读一段几亿中国人都熟悉的文字：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这段文字，出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三章。时间顺序上看，1921年深秋，战乱破坏了城市供暖，老领导朱赫来作为市政负责人，派保尔柯察金和同事去沼泽地修临时铁路，要运几十万立方米的木柴出来。1月份铁路即将修好的时候，保尔前2年战场上的旧伤复发，被送回乌克兰西南部的家乡休养，途中另外一个发型相似的青年遇难，被误传为保尔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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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回到家里卧床一个月，恢复健康，到战友牺牲的广场去悼念，在心里默念了这段话。虽然保尔柯察金是小说虚拟人物，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奥斯托洛夫斯基的准自传小说。所以，这段写到中国教科书的文字，对应的思考和悼念活动应该发生在1922年二、三月份，到今天正好100年。

现在苏联没了，乌克兰正在内战，中国的几亿读者应该为保尔柯察金举办一个百年纪念活动。

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差不多30年前。对于一个世纪来说，三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也改变了很多东西，让我和00后对同一本书产生不同的观感。

首先，我和社会革命之前的一代人，有十几年的共同生活经验，直接听他们讲过解放前旧中国的生活。而到00后记事的年代，身边的老人能提供的间接生活经历，基本上来自新中国。所以他们很难通过生活体会到旧时代的压力。

其次，长篇通俗小说，是工业化开始之后，电视剧和电子游戏出现之前的典型文艺作品。长篇小说把细致的生活描写和主角的各种经历结合，让读者体会到一段“平行人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中国开始普及电视机和电子娱乐设备，19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传统逐渐被削弱。

我小时候读了很多19世纪到20世纪的长篇小说，对那个年代各国的生活都有一定了解。现在所有长篇小说的读者比例都在下降，让00后读当代题材的小说还好，忽然塞给他们一本上世纪的外国长篇，肯定代入感要比我差一些，更没法理解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对更早的小说——比如《牛虻》，印象深刻。

第三个因素是最重要的区别。我的记忆从1984年延伸到2022年，正好横跨了中国的全面工业化年代。我读小学的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守着几亩地吃饭的小农，一年赚不到工人两个月的工资，大多数年轻人的婚姻是父母来主导。现在进厂打工已经是中国年轻人最基本的就业选项，婚姻和恋爱默认是每个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能直接体会到中国前几十年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力，知道保尔-柯察金这一代人为什么要努力改造社会。

而00后从记事开始就是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反而容易忽视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周围的革命成果是自古就有的社会环境，不觉得革命是划时代的变化。所以很难和保尔-柯察金产生共情。

一个月之前是苏联解体三十周年，这个月是《钢铁是怎样炼成》核心内容诞生100周年。尽管很多学校的老师还在推荐学生去读这本书，但似乎我周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纪念日。所以，我借着睡前消息春节特别节目的机会，和大家再聊聊这部作品。解答一下00后读完小说提出的疑问。

既然00后的阅读迷惑和生活的历史阶段相关，我在解答问题之前，想先讲讲我眼中的近代史。前面我提到了我直接经历的工业革命，间接体会了中国的社会革命，这特指发生在中国的两场革命。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描述了苏联的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但无论是中国的革命，还是苏联革命，都不是个孤立事件，而是全世界双重革命的一部分。

具体来说，中国工业化的基本资源是从苏联引入的，而无论在成立之前还是成立之后，苏联的工业资源和革命思想又都是从西方欧美国家引入的。中国和苏联的工业社会，当代中国人熟悉的生活环境，源头最终要追溯到1800年前后大西洋沿岸的两件事，一个是英国工业革命，一个是法国社会革命。历史学上往往把这两场革命放到一起，称为“双元革命”。

要理解“双元革命”的意义，我们首先要理解双元革命之前的世界。

双元革命包括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经济基础是农牧业和手工业。而在没有工业的年代，农业和手工业效率都非常低，绝大多数人只能生产略微超过自己需要的产品。一旦社会稍微富裕一点，人口就会快速繁衍，降低人均土地和原材料，让剩余产品回到原来的水平上，所以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穷。

穷不仅仅意味着缺吃的，缺衣服，还意味着精神和战斗力的贫乏。普通人既没有时间，也交不起学费，连识字都是稀缺能力，更不要说购买文化产品，对整个社会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穷人吃不起肉，练不出肌肉，卖了房子也换不到一套盔甲和战马，所以十个人也打不过一个专业武士。只要极少量的军事贵族加上专业知识分子，比如说僧侣和文官，就能在物质和精神上统治很多农民，把他们的剩余产品都拿过来。

反过来说，每个农民和工匠贡献的剩余产品很少，军事贵族和知识分子必须统治足够多的人口，才能养活自己优越的生活。这意味着农业社会的稳定结构一定是多数人依附于少数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用严格的等级制度限制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你如果是个普通农民、工匠，日子肯定不好过，吃饱穿暖就是最高目标，除非特别幸运，否则不要奢望有发展空间，更不要妄想和统治者谈平等，甚至连自由选择信仰的权利都没有。而如果你运气不错，生在一个统治者家庭，其实也没有多少生活自由度，因为社会没有什么经济增量，你分到的这一块财富已经不算少了。如果统治者不小心翼翼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认真维护自己的地位，作为一个阶层他们会被清洗，作为个人他们会被替换。如果你不理解我说的这段话，可以看看《红楼梦》的故事。

自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尤其是金属工具普及之后，等级制社会结构就基本建立了，接下来几千年，统治者换了一茬又一茬，但内核区别不大。500年前的明朝地主，如果忽然和2000年前的汉朝地主交换身份；或者是清朝早期的军官穿越到秦国的边境要塞，虽然都会惊慌，但用不了多久就能适应。至于说普通农民，除非遇到战乱，否则很难感受到每一代人的生活有什么区别。

这种停滞、穷困，绝大多数人没有自由的社会，历代都有人想打破它。比如说农民起义，比如说宗教领袖或者贵族官僚在内部搞改良，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但是，农业社会的结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只要普通人只能生产出略多于基本生存需求的财富，等级制和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制度就不会变。暂时打破也肯定很快回到原来的状态。只有通过工业革命改变生产效率，然后通过社会革命改变社会制度，社会才能现代化，所以我强调“双元革命”的重要性。

“双元革命”的起源在西欧英法两个国家，这不是个偶然现象。这和西欧的地理位置有很强的关联。西欧文明最先探索了全球远洋航线，控制了新大陆的资源，所以他们有机会打破农业社会的停滞状态。

我们看西欧的地理位置，首先它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这一点非常重要。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最富饶的一块土地，古代文明发展水平比其他大陆加起来还要强十倍。而且其他大陆的主要轴线基本上是南北方向，只有欧亚大陆是东西向的，适合农业文明沿着同纬度气候带传播，内部技术交流很快，包括造船技术和导航技术。第一个探索全球航线的文明，必然出现在欧亚大陆。哥伦布这种人不太可能出现在其他大陆的文明。

在欧亚大陆之外，最值得开发的陆地，显然是南北美洲。非洲虽然距离欧亚大陆很近，但是整体上是个高原大陆，大多数非洲河流在靠近大海的地方都有瀑布，航海者不能开船进入内陆，所以不适合从沿海搞开发。所以，哪个文明距离美洲的可居住土地越近，哪个文明就最容易从远洋获得回报，开拓全球的航线。

拿起一个地球仪，可以看到显然欧亚大陆去美洲温带、热带最近的地方是欧洲，西班牙到纽约只有5000多公里，而东亚大陆到美国加州，起码一万多公里。所以西欧文明通向全球海权的门槛最低。

另外，有内海的文明，可以逐步提升自己的航海水平，就算不搞远洋贸易和殖民，也会常年保持航海团队，一有机会就开拓其他大洲。哥伦布就是从意大利地中海船长改成西班牙远洋探险者的。世界上有内海的文明，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中东阿拉伯文明，但阿拉伯文明外面只有东非海岸和荒凉的西澳大利亚，西欧对面是美洲。所以最终是西欧文明发现了新大陆。

新开发的土地给欧洲文明提供了远远超出本土的资源，吸收了那些和邻居有矛盾的移民，缓解了欧洲的经济和政治压力，还引导欧洲文明开拓了包围整个地球的商业航线，让欧洲积累了明显超出其他农业文明的财富。这些财富可以用来供养更多的技术人员和商人，提升手工业水平和贸易规模，最终拉高了工资水平，让肌肉力量越来越贵，商人不得不开发机器来替代人力。

所以，西欧的手工纺织最先使用钢铁造的机器，最先用煤炭驱动蒸汽机。等到他们实现了机器造机器，烧煤的蒸汽机去运输更多的煤，工业革命就爆发了。

掌握全球海洋贸易的国家，先后是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但到了18世纪，最终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农业基础最好的西欧国家站到了现代化的门槛上。为了争夺全球贸易的主导权，18世纪中期，1756年，英国和法国展开了第一场全球争霸战，被称为七年战争。

七年战争的结果是英国赢了，变成了全球帝国，跨越了工业革命的门槛，法国虽然还是强国，也跟随英国完成了工业化，只能变成次一等的国家。一般来说，争霸失败的农业国家，都会爆发内部矛盾，出现统治阶级大洗牌。而那些对旧制度不满，希望能突破等级制，建立理想社会的人，也会趁机推进自己的事业。所以法国人先用国民公会夺了国王的权，后来还投票砍了国王的脑袋。

按照以往的规律，就算造反成功夺权，就算社会改良很有创意，但在生产力水平限制下，最终社会还要回归到农业社会的旧制度。但法国在和英国争霸的时候，本来已经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之一了，而在法国经历几十年大动荡的同时，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开始向外输出工业文化，给其他国家提供了经济样板，给更理想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物质基础。

所以，法国大革命虽然掺杂了很多农业文明历史循环的因素，但这一次真的和历史上任何一次造反都不一样，把很多理想主义方案变成了现实，而且产生了长期影响，带动了整个社会进步。现在世界各国基本公认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比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比如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起源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都持续了几十年，如果一定要给双元革命取一个标志性年份，我建议就找个好记的年份，19世纪的第一年，1800年。距离现在的时间是222年，距离保尔柯察金出生还有103年。

法国有个传说，当时有个明智的官员找法国国王报告，说巴黎街头有人群聚集，国王第一反应是“刁民又骚乱了”。官员严肃地纠正，说“陛下，不是骚乱，是革命！”。这个传闻无法证实，但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广泛流传，说明有很多当事人意识到，他们做的事情，正在突破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历史惯性。

双元革命一旦爆发，就开始影响全世界，也让最先掌握这两场革命力量的国家逐渐征服全世界。在吸收了一部分革命成果的国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资产阶级集团。这些资产阶级有的来自传统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有的是从底层农民工匠爬上来的，但不论出身，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重视经济增量，愿意把手上的财富不断投入扩大再生产，开发新科技。

这个特征在今天看起来天经地义，在农业社会末期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行为，因为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肌肉劳动，不存在持续扩大生产这回事，持续投资早晚会赔钱。好不容易攒点钱，过去的土财主或者买耕地，或者买官，哪怕是买武器训练家丁，也算正确的思路，肯定不会像资本家那样搞扩大生产。

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经济基础，只要能跟上生产力，就可以用机器干活，用煤炭提供能源，生产效率不受肌肉限制。所以资产阶级越来越兴旺，财富越来越多，最后主导了国家政权，还拿出钱训练常备军，这就是资产者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

有资产者，就有无产者。英国工业革命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法国大革命打碎了封建身份制度，所以，当不成资产者的人，可以进工厂，给资本家干活，从事更高效率的生产劳动。不过，虽然工人的生产效率比农民高，但是他们的工资不是按生产效率来的，而是按照农业社会的收入来的。因为在革命打散封建体制之后，只要工业化还没有覆盖整个国家，总有农民不断从农村出来和城里工人竞争工作。工资一定会停在比农民高不了多少的水平上，工人很难积累财富，这就是无产者。

无产者拿着比农民高一点的收入，但是失去了农村熟人社会互助的保障，对生活可能更焦虑。而且工商业经济的波动要大于农业，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工人容易失业，不像农民那样还有一点基本口粮，饿死的风险更高。所以无产者对双元革命后的现代社会并不满意，只能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候才能和资产阶级妥协，一起搞生产。

刚才我说可以把1800年看做双元革命的时间点，接下来几十年社会虽然也有很多矛盾，但在西欧国家，总的来说资本主义还是往前发展的，技术越来越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到了1840年，英国已经可以派远征军打败世界上最强大，最遥远的农业国家了，这就是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典型的工业力量打倒农业国家。一开始英国靠几十艘帆船的机动性沿海骚扰，虽然也能打下一些地方，但对于几亿人口的陆地大国来说，就像被小虫子咬几口，很烦人但不致命。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国家的命脉是内陆大运河，只要江南富裕地区的物资能送到北京，能送到西北边疆，沿海丢几个小岛不是大问题。

在农业时代，远洋帆船虽然可以进入内陆河流，但一般不会有人这么干，因为帆船要不断调整姿态才能利用风力，到了狭窄的内河不能随便用帆，只能用划桨船拖着走，没什么机动力，半夜被人放火一波就挂了。所以清朝不怕英国的炮舰。没想到，1840年的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派来了一批蒸汽拖船，没有风的时候也能拖着炮舰进长江。

所以英国人的海军开到了京杭运河和长江的交叉点，打下镇江，中国就投降了，签订了《南京条约》，要割地就给香港，要赔款就给钱。这个时候是1842年。距离现在180年，距离保尔出生还有61年。英国1000多万资产者和无产者，随便抽出一支军队就打败了农业时代最强大的封建社会。

虽然英国打赢了鸦片战争，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英国。但资本主义制度是有问题的。前面说了，工人的生产率是按照新时代的机器算的，但工人的工资也就是消费能力是按照农民的收入算的。所以，工人自己不可能把自己制造的商品都买下来，资本主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运转。一个是更新生产技术，让一部分工人去造新设备，暂时不生产商品，这样工资可以覆盖商品。另一个选择就是寻求外部市场，把商品卖到资本主义社会外面去。

更新生产技术的机会不常有，但英国连中国都能打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抢市场很方便。所以资本主义社会需要限制别人的发展，只允许自己搞高效率生产，别人提供市场就行。英国人逼中国签《南京条约》的第二年，又跑来签订了两个附件，规定了中国关税税率，而且禁止中国自己调整，就是让中国放弃搞高效率生产，只能接受英国人的商品或者投资。

但其他国家的人也是人，被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侵略肯定不乐意。另一方面英法双元革命之后，其他国家的人发现西欧和美国的社会繁荣，国家强盛，普通老百姓也能分一些好处，所以也想打破自己身边的传统社会，向西欧国家学习，搞自己的双元革命。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侵略越厉害，其他国家的反弹越严重，越容易出现自己的革命。保尔看的那本《牛虻》，讲的就是鸦片战争前后，意大利年轻人跟着加里波弟，建设自己的现代社会的故事。保尔从中看到了个人命运和集体命运的结合。

到了1848年，资本主义暂时没抢到更多的外部市场，欧洲内部倒是不少国家要推翻旧秩序了。所以革命在几天之内就蔓延到整个欧洲，甚至还扩散到欧洲之外。比如说，广州本来是中国的外贸中心，从广州往内陆去，有很多人靠外贸产业链生活。但是英国人打了鸦片战争，冲击了广州和内陆商路上的一批人口的就业，他们被迫起来造反，打出了几千年来最有创意的一次农民起义，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也可以看做广义的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场了，合作写了一篇非常有战斗力的宣传稿，《共产党宣言》。马克思首先承认了资本主义社会过去几十年的进步，认为这体现了资产者的先进性。然后他说，以往的革命和造反，都是因为财富太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生产东西太多而爆发经济危机，影响无产者的就业，最终引发了革命，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说明资产阶级已经反过来要限制生产力发展了，所以人类应该超越资产阶级社会，建设一个能更能充分发挥工业力量的美好社会。

至于谁来取代资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是无产者。尤其是当时的欧洲资产阶级喜欢仿效封建统治者的生活，摆贵族范，不允许那些来自底层，掌握技术的工人技师加入资产阶级圈子，强行要把这个技术阶层留在无产阶级。所以当时的无产阶级既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满，又掌握最先进的生产技术，看起来的确适合取代资产阶级，控制工业社会。

在马克思主义和19世纪其他类似观点的指导下，各国都出现了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这些人虽然也发动农民，但和农业时代活不下去的造反者有根本不同，他们真心相信自己夺取政权之后，能建设一个更富裕，更进步，更自由的社会。在俄国，这就是列宁参与的社会民主工党。而布尔什维克就是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的意思。

1848年的革命最终还是被资产阶级压下去了，短期原因是发现了一些新的金矿，给资本主义提供了暂时的购买力。长期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征服了更多的落后国家，找到了更大的市场。同时也开发了一些新科技，逼着所有资本家更新设备，暂时解决了无产阶级的就业问题。

但是到了1900年，也就是保尔柯察金出生的年代，全世界都被欧美资产阶级征服了，再也没有新增的外部市场来提供购买力了。而蒸汽机的技术进步基本到头，内燃机和电力设备还不靠谱。资本家也缺乏普遍更新生产设备的动力。所以几个资本主义强国开始相互看着不顺眼，随时准备把对方的生产能力打垮，让对方只能出售原材料，买自己的商品。强国相互看着不顺眼，结果就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带着奥匈帝国打英国法国俄国。这是典型的马克思说的那种因为生产过剩产生的荒谬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军事技术恰好发展到一个不利于进攻的阶段——军队有了机枪大炮，火力很强大，防御能力很强，但是内燃机不够发达，早期的汽车拉不动这些机枪大炮。一旦离开铁路，机枪大炮只能靠人和马拖着走，行动非常慢。就算强势一方打了胜仗，也只能慢慢拖着机枪大炮前进，到对方下一个火车站，去慢慢对付另一道用机枪大炮构成的防线。

所以战争打了三四年，不分胜负，每个强国都因为对方的机枪大炮损失了几百万人，再动员几百万新的士兵当炮灰。这就是保尔小时候看到那些上前线的军人。到了1917年，整个欧洲的年轻人几乎都去当兵了，他们意识到，如果战争不停下来，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都会被征兵，都会死在前线。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又让普通士兵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不是自己的国家，资产阶级战争不是自己的战争。敌人的士兵和他们没有矛盾。只是因为资产阶级不知道怎么处理过剩商品，资产阶级国家才彼此打仗。

1917年到1918年，兵变席卷了欧洲乃至全世界，保尔-柯察金看到，列车从前线开回来，普通士兵拒绝打仗，赶走车站上的宪兵。而其他国家的士兵也纷纷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军官。列宁在这一片混乱中，号召士兵不仅要离开战场，还要回头去干掉资产阶级政府和军官，和工人一起建立新型国家。这个前所未有的政权会给人民带来和平，还一定能比资产阶级更擅长搞工业，利用双元革命带来的发展机会，给所有人带来富裕和自由。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结束了，没有经过决战，几百万军队的国家忽然心肌梗塞。在俄国一边，先是沙皇退位，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然后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带领下夺取政权。而对面的德国士兵也集体兵变，赶走了皇帝和资产阶级政府。法国军队也一度有几十个师放弃战线，准备回去收拾那些送他们去死的军官。

但是，最终只有保尔所在的原沙皇俄国建立了稳定的苏维埃政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联。原因是各国的资产阶级发育水平不一样。西欧的资产阶级掌握资源比较多，而且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丢掉了贵族范，允许优秀的无产阶级通过学技术，加入自己的行列。所以在战争结束后还能稳定局势，勉强维持原来的政权。而俄国的资产阶级比较弱，还偏偏喜欢和贵族阶层结合，不允许技术工人加入自己，结果就被布尔什维克打垮了。

比如说保尔柯察金的革命领路人朱赫来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打仗的时候可以当军官，回到后方懂机械修理，懂电工，是典型的跨界人才。这样的人在西欧可能战前就成了中产阶级，但俄国资产阶级不喜欢这种人，也不给他体制内的发展空间，所以反而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

等到几万个朱赫来式的骨干把保尔这样的年轻人带动起来学技术，学打仗，列宁就有接管国家的能力了。100年前的1922年，也就是保尔柯察金思考人生意义的同一年，苏联成立，很快发展成超级大国。

近代史回顾到这里，我已经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展示了历史背景，也可以回答我儿子前面提出的那几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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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小说开头提到，保尔的老师是一个信教的神职人员，教他们背圣经故事。而同一所学校的高年级，有人讲地球的历史和天文学，为什么这两种知识会出现在同一所学校？

因为保尔生活在一个过渡年代。双元革命的力量已经开始改变俄国，但还没有完全改变俄国。传统社会的教育往往依托宗教机构进行，只有进入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学校，学习陈旧的经典，才有识字的权利。我的爷爷在20世纪30年代读私塾，明明国家已经不搞科举了，但还是要跟着私塾老师学四书五经，背书不顺利或者得罪了老师就要像保尔一样，被打手心。这是过渡年代学习文化的主要方式。

但是，新时代也明显冲击了旧时代，就算是封建贵族管理的国家，被资本主义入侵的时候，也要多少搞一点现代化，否则连农民都镇压不了。所以，保尔的学校里能看到高年级老师讲天文学，讲地质学。这个小说的序幕非常真实，既体现了保尔柯察金的生活压力，也体现了时代交替的冲突。

第二个问题，小说里很多军队来来往往，穿过保尔的家乡，大多数军队只要打进来，用不了几天都要去杀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这么倒霉？

因为农业时代的人民缺乏教育，只了解自己周围的一小块生活空间，只有接受本地的各种教士、僧侣或者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统治，才能获得文化服务。他们几乎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类型的生活，也很难理解别人的生活。我们现在工业社会的宽容精神，多样化生活方式，当时是不存在的。所以不同群体之间，只要有微小的生活习惯差别，就很容易被挑拨仇恨，相互侵犯。

而且农业社会资源很匮乏，能干掉邻居，本地人均土地就增加了。所以没文化的人民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放大自己的欲望，屠杀和自己区别很小的邻居。在保尔柯察金周围的犹太人被屠杀的年代，中国也有客家人和本地居民的冲突，我的家乡热河省有金丹道事件，农民和牧民相互屠杀。这是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

在欧洲，几种基督教徒比如说东正教和天主教、新教，本来就经常彼此屠杀，而犹太人的宗教和基督教有明显区别，潜在的对立情绪肯定更大。从职业来看，大多数欧洲居民是农民，而大多数犹太人是手工业者，小商人，相对富裕一点点。还有少数犹太人搞金融，经常放高利贷，和别人产生经济矛盾。比较适合作为抢劫对象。

在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年代，乌克兰土地上有几十种军队，大多数纪律很差，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必须给士兵发足够的军饷才能打仗，发不出军饷就让士兵去抢劫。但军官又不能让士兵把整个城市都破坏掉，那样就收不到税了。所以最好是选择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群体去抢劫，犹太人因此成为常见的目标。

第三个问题，小说里反复提到了资产者、无产者的概念，应该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

前面介绍社会简史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资产者就是追求资本，不断投资来获取财富的阶层。无产者靠劳动来生存。但是社会上往往没有这么清晰的界限，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朱赫来这种人，很容易因为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进入不同的社会集团。

第四个问题，保尔在战场上给其他战士读小说《牛虻》，有效地激励了红军作战的勇气，为什么一本19世纪的外国小说对保尔有这么大的影响？

这一点，也需要从近代史寻求答案。牛虻亚瑟，和保尔这些战士一样，都体会过类似的底层苦难，都模模糊糊意识到革命可以开创一个新时代。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幸福。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战士和牛虻的主角一样，都遇到了阻碍时代进步的阶层。亚瑟那边是教会和封建军队，在1917年的俄国就是沙皇和资产阶级政府。所以19世纪的小说，能激励保尔柯察金这一代人参加革命。牛虻小说的年代，和保尔柯察金战斗的年代，有七八十年的时间差。这相当于当代的年轻人看铁道游击队和解放战争的电影。

第五个问题，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情节，是几百个年轻人疯狂地修铁路，拯救一个城市的冬天取暖计划。现实中很难找到理由去解释他们的工作热情。最后我儿子总结说，在没有理解共产主义精神之前，他只在宗教活动看到过类似的热情，问我保尔和他的同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工作动力。

要解释保尔柯察金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要先看到宗教热情的来源。宗教给信徒许诺了天国，这在农业社会，几乎是普通人摆脱日常苦难的唯一希望，所以农业社会最强的积极性，最强的战斗力，都来自这些信徒。

但是用宗教虔诚去形容保尔他们是不合适的，因为宗教在现实中只能提供苦难和精神上的套路，越是生活艰难的地方越有效，比如说西藏高原培养了强大的藏传佛教，中东沙漠培养了伊斯兰教。

了解了“双元革命”概念之后，我们会发现，保尔不仅仅是因为反抗眼前的苦难才去革命的。保尔家的日子的确不富裕，但也要看到，他生活的小镇是俄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好几条铁路交汇到小镇上，给小镇带来了工厂和电力，还有一批富裕的资产阶级。保尔虽然是工人家庭出身，但是他读了几年书，能欣赏冬妮娅的私人图书馆，长大之后哥哥随便介绍一下，就能找个车间去学机械技术和电工技术，这可是同时代最尖端的技术，类似于今天学习搭建互联网平台，造电动汽车。

所以，朱赫来代表的布尔什维克稍微教育一下，这些工人子弟就能认识到双元革命的力量，意识到搞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有非常光辉的未来，而且这是可以用理性预计到的未来，比宗教的天国诱惑力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在布尔什维克还有革命精神的时候，任何宗教信徒的虔诚，都比不了这些年轻人的工作动力。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保尔柯察金，理解作者奥斯托洛夫斯基。

这就是我对疑问的回答。

在保尔柯察金的名言诞生100周年之际，我们发现他参与创造的那个国家早就消失了，30年前就消失了。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本小说讲述的历史当做一个答案，而是看做一个给我们带来希望的方向。方向不是结果，但也很重要，因为它打破了社会制度本身的神秘性，让我们敢于进步。工业革命的力量和法国大革命的进步思想在1848年结合，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核心思量，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所谓唯物主义历史观，就是保尔那段话的最重要的理论元素。在看清楚生产方式可以塑造社会制度之后，人类就不会认为社会制度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就会主动去改变它，设计它。工业革命给我们提供了近乎无限的物质发展前景，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制度进步消除工业发展的障碍，同时也用进步的制度释放享受幸福的机会。

比如说，传统社会男尊女卑，这不是因为有什么天经地义的原则规定了男性高于女性，而是因为在用肌肉力量工作的年代，男性有天然的优势。凡是宣称男性必须强于女性的意识形态，都是基于神秘主义的胡说八道。

而到了现代社会，大多数工作不靠肌肉力量了，男女的经济地位逐渐平等，社会地位也逐渐平等。如果在不需要肌肉力量的地方，还有一些制度打击女性参与生产的机会，那就坚决打破它。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后续的制度革命。反过来说，在充分利用机器的行业提倡男女平等，也是在释放更多的劳动力，促进生产。这就是制度革命给进一步的工业革命创造条件。

这种主动设计制度的做法，历史上有很多例子。我举两个历史课本上最常见的例子，比如说汉朝的黄巾军，用宗教力量组织造反，设计新社会；又比如说明朝末期的李自成，基于小农利益组织造反，给大家求一条生路，所以诉求是不交税，不纳粮。还有的起义者同时动员了宗教力量和农民立场，比如说太平天国。

这些起义者最大的问题，在于反抗性和理想性相互脱离。他们的反抗性来自现实的苦难，而理想性来自编造的神话。所以，在战乱结束之后，天国和不交税的政府都消失了，社会还是要回归稳定的封建制度。就算之前讲过反抗性，反抗者也变成了新的贵族。就算之前用过宗教的力量，宗教也只是个迷信说法。朱元璋的宗教起义军就是这样变成新朝代的统治集团的。

但是保尔这次革命不一样，这些年轻人学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他们眼里，所有制度都是一种工具，是工具就可以随便换。追求新社会，不是因为新制度更神圣，而是因为所有制度都没有神圣光环。

所以，保尔的革命精神不是来自于狂热，恰恰是源于理性。他打败那些阻碍进步的旧制度，打败那些把旧制度神圣化的人，为了发展生产力，增加享受生产力的机会，同时给自己的人生提供自由，提供成就感。旧世界的苦难和新世界的希望从两面给保尔压力，把他变成了钢铁。所以书名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现在回头我们可以再读一下保尔的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希望我儿子，以及所有当代年轻人，不要因为双元革命在中国已经取得很大成果，就忘掉唯物主义历史观，忘掉保尔革命精神的来源。因为毛主席告诉我们，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发挥双元革命的驱动力，用发展解决问题，给自己，也给别人创造无限幸福的可能性。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来说：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但是，我儿子的问题说明，革命的成果的确已经淡化了革命的意义，让一部分年轻人忘掉了革命的原因和目标。所以，在最后的部分，我想把话题拉回来，说说中国的近代史和当代史。

就在保尔认识朱赫来，接受唯物主义思想启蒙的1918年。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也有一个人在做类似内容的演讲。标题是《庶民的胜利》。这个演讲者叫李大钊，台下有一个听众叫毛泽东。这两个人创建、领导的共产党，接过了之前欧洲和俄国双元革命的成果。在一个比俄罗斯更落后，但是封建社会也更虚弱的国家发动了革命，31年后建立了新中国。所以，保尔说的“解放”，在中国有两个含义。广义的说法，是革命者主动驾驭双元革命释放的生产力和新制度，为全人类创造幸福。而狭义的概念，就是特指1949年胜利的那场革命战争。这形成了两个专有名词，一个是“解放后”，一个是“新中国”，都特指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而且被写进了教科书。

观众都知道我上个月和一个自媒体博主产生了争论。来自社科院的傅正在自媒体节目里说左宗棠解放了新疆，而且在B站动态和视频里各强调了一次。我对傅正说，作为一个自媒体博主，解放这个词不能滥用。你不能因为清朝比明朝新，就说清朝是新中国，更不能因为明朝打败了一个蒙古政权就说这是新中国，那当然也不能因为清朝侯爵左宗棠做了好事就说这是解放。傅正坚持说他的观点没错。

这里我要分析一下这场争论的的重要性。在傅正之前，从未有人用“解放”形容过左宗棠或者其他清朝贵族军官的胜利，也没有人用解放这个词去形容过历史上其他封建军阀。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很清晰地给出了解放和解放军的概念。指出解放是一个革命史和当代史概念。所以，我认为，古代军阀给封建帝王打下领土，只能说是封建政权的扩张。

为了确定历史事件的常见定性，我找到了傅正博士导师汪晖的论文。在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地图下面，明确说这个行为的定性是扩张。当然，这也可能是汪晖不对论文配图负责，是编辑配错了图。但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主播，不应该随便超越历史著作和教科书的说法，去搞历史创新，所以我得为我的说法找到出处和依据。我尽量使用这个学科内常见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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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傅正说清朝的军事行动“解放”了领土，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概念创新。如果以后再有人用类似的概念，都要承认傅正的首创权。反过来说，如果这个词真的成了社会共识，这也应该是傅正迄今为止最大的历史成果，其他论述都不值一提。我几乎想不出什么级别的历史论文能创造更重要的概念。傅正这一辈子都应该为自己扩展了解放的定义而自豪。

但是，很遗憾，傅正只提出了新颖的概念，自己并没有结合近代史现代史，充分解释清朝军队“解放”行为的合理性。所以我只能自己动手找依据。傅正以往的论文没提出过相关论证，我就到他所属的学派找。

我读过一些傅正导师的书，汪晖。前十几年，汪晖被称为新左派，也的确站在弱者立场，站在反自由主义立场上讲了很多话。虽然他没有对“解放”的概念做详细论证，但在理解这批学者的历史观之后，我认为汪晖的很多观点可以解释傅正对“解放”概念的扩展。

比如说，汪晖最重要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作为一本目录式的著作，这套书很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近1000年各种学术思潮的发展脉络，以及各自向现代社会延伸的过程。但这本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理解双元革命的内部逻辑作用。他把中国和西方的社会现代化，当做一场纯粹的思想制度革新，工业革命反而只是附属品。

既然是纯粹的思想革新，那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当然可以直接和历史上各个时代，各种思潮直接作对比，总能找到相似之处。比如说，他在黄宗羲、严复、章太炎乃至康有为身上，都找到了特定儒学支流和当代社会的重合之处。为此专门推出了一个“儒家（学）普遍主义”，结论是“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的诞生同时发生的。所谓儒学普遍主义实际上正是现代公理观的曲折的呈现方式”

面对现代化的冲击，西方早就有人基于本国经验提出过类似于汪晖的观点，比如前几年在中国很流行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就说，法国大革命是旧制度的碎片拼起来的，不是新东西。汪晖也引用过托克维尔的这个观点。

今天我前面的部分，专门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在“双元革命”时代的地位。我知道法国大革命从传统社会历史找到了很多思想财富和制度遗产，如果只看思想史，这些创新或者说复古，的确和工业革命关系不大。汪晖和托克维尔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历史上有无数次类似的创新和复古，主导者有的时候是体制内的改良者，有的时候是体制外的造反者，他们的创意并不比法国大革命那一代人差。但他们的创意都被农业社会的停滞性淹没了。只有法国大革命这一次，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创意和工业革命相互作用，发生了双元革命，这才创造了现代社会。所以说，在双元革命时代，工业革命起相对的主导作用，法国大革命是相对的被动因素。脱离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会去讨论思想史，只能把著作变成目录，而得不出有效结论。

当代很多中国学者，比如说蒋庆，比如说甘阳，他们拿到汪晖这种资料式的著作，就欣喜若狂，开始在中国传统儒家中寻找平等、自由、民主、民权，论证中国就算不受西方社会冲击，也会有原生的进步性。所以，他们可以把儒家“通三统”的老工具翻新再用一次。过去清朝、元朝、金朝能用“通三统”工具论证自己的合法性，看起来突兀的新中国当然也可以从历史获得合法性。

对于这种观点，我只建议他们去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读一读碑文，当代中国如果一定要寻找历史合理性，那也是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中寻找一点萌芽，犯不着把法统续到传统封建王朝。那不是一个自信的社会该做的事。

当然，我也赞同汪晖批判西方那种单线条的史观。刚才我说双元革命有很大概率爆发在西欧，跟着大航海时代一起到来。但是，概率不等于绝对必然，双元革命的核心是工业革命，是煤铁复合体，这并不一定要依赖于大规模的海洋贸易。我在其他地方设想过，也许草原帝国和中原帝国的对抗，也会在恰当的条件下创造煤铁复合体。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亚也可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甚至把儒家道家佛学一些名词套用到社会革命概念，但这和儒家本身没有关系，依然是工业革命主导的双元革命的结果。

所以说，傅正和汪晖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缺乏论证生产力和制度之间互动的能力，喜欢对着制度谈制度，这种唯心主义论证方式把自己绕进去了。最终他们忘掉了“解放”对应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不自觉地就滥用这个专有名词了。

但是我也理解傅正和他所属学派为什么这么容易绕进去，就像我前面理解我儿子会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提那么多问题一样。我儿子说保尔的革命精神，像唐僧取经一样虔诚。傅正把解放的概念滥用到封建军阀。他们的共同问题是距离革命太远，享受革命成果太多，所以反而忽视了刚刚发生那次革命的重要性，忽视了解放的历史特殊性。

我理解他们立场的来源，但也必须认真批判。因为广义的解放和革命还没有结束，主动的社会变革还必须继续推进。中国年轻人必须主动拿起唯物主义武器，破除对一切社会制度的神秘主义敬畏，才能在生产力动起来的时候跟上社会进步。

当然，我在反对滥用名词的同时，也绝对支持学术自由。傅正已经公开提出了重要的历史创新，而且很有可能因此在史学界上留名。所以我绝对支持他写论文，论证自己用词的合理性。学术自由才是思想进步的前提。

但是，傅正现在的内容不是发在学术圈，而是发在媒体。这里我想问傅正，也问观众一个问题，媒体和学术界，哪个领域的用词标准应该更严格一点？

作为一个曾经的工程师，这个问题在我这里有理所当然的答案。因为学术界类似于实验室，而媒体对应的工业领域是生产线。生产线的品控肯定要比实验室严格，因为生产线——或者说媒体行业是批量生产文化产品的地方。用词有失误，影响要比任何实验失败都严重。

所以，傅正在学术论文用什么词，我都支持他的自由。但既然他现在主动产业升级，来到了更严肃的媒体行业，我就要用媒体行业的内容控制标准来衡量言论，这是爆发用词争论的原因之一。

最后一段内容，我想对围观此事的观众说。

很多人说，这件事是吵架，是对线。我纠正一下，这里其实不存在什么争论或者所谓的“对线”，因为我不能去批一个不存在的观点。傅正从来没有严肃论证过“解放”这个词可以用于清朝，其他人也没有做过类似的创新。我不需要论证这个说法不成立，而是使用的人需要论证他成立。

但是，这件事的意义又超越了所谓的“对线”概念，我看到有年轻人对解放这个词的用法毫不在意，也看到更多的观众觉得这件事是口舌之争，是咬文嚼字，不觉得这件事关乎每个人的生活。这个态度才是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问题。我们没有把革命故事讲好，双元革命的宣传被我们媒体人淡化了，然后才有这样的错误风向。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小时讲近代史，好好分析“解放”这个词的来源，同时也要搞清楚那些修改“解放”概念的人是怎么想的。

回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毛主席说：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保尔柯察金的故事之所以能打动中国几亿读者，不是因为故事本身写得好，而是因为建国前几十年的中国青年也走到了少年保尔的发展阶段，也遇到了社会需要进一步解放的问题，需要从中继承革命精神，获得改变社会的勇气，也找到人生的意义。

在2022年的今天，中国社会从未如此繁荣。但年轻人也从未像今天这样，需要生产力和制度的双重进步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当代年轻人来说，正确的解放概念，首先像是鱼身边的水，也许因为革命战争过去太久，看不到摸不着，但是非常重要。另一方面，这些水也是我们这些“鱼”跳过龙门，发展到新阶段的依托。

我们必须知道解放是主动利用“双元革命”的成果，对制度的批判和建构。如果把“解放”这词随便泛化使用，实际上忽视了当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会让我们的社会忽视“双元革命”传统，丢掉进一步突破自身的锐气。

所以，我希望大家努力观察身边的社会，观察这个被双元革命开创，还要继续往前走的社会。希望每个人都像保尔柯察金一样理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寻求自身的解放。

好，感谢大家收看，387期节目到此结束，祝各位的新年和100年前的保尔柯察金一样充实。如果大家需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百年纪念文稿，请关注“睡前消息编辑部”公众号，会有全文登载。睡前消息节目将在假期继续更新，我们388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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