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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面线刻画像石探析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杨爱国

原文发表于《海岱考古》第十二辑，444-456页

汉代画像石是“雕文刻画，罗列成行”的艺术，其雕刻技法在20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其中滕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石刻画像正像欧洲的浮雕（Relief），有其自己的地位。”“在佛教艺术以前，中国从未有过类乎希腊的浮雕。但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有好几种，如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因为其底地磨平，阴勒的线条用得丰富而巧妙，所以尤近于绘画，像南阳石刻都是平浅浮雕而加以粗率劲直的线条勾勒，和绘画实在有相当的距离。所以我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想大别为两种，其一是拟浮雕的，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其二是拟绘画的，孝堂山武梁祠的产品属于这一类。”[1]虽然滕固当年尚未见到随着后来发现所呈现出的丰富多样的画像石雕刻技法，但他的这一分类原则至今也未失去意义。因为，如同画像石这种在石面上雕刻图像造型，基本上不外乎在石面上阴勒线条和做阳凸浮起的形式。

滕固对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法的分类虽较为概括，但也显过于简单，不能够如实充分地反映汉代画像石多种多样的雕刻技法。而后，在对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法的具体分类和定名上，虽也有各种不同意见和表述方法［2］，但其趋向还是大体一致的。到20世纪80年代，对汉画像石雕刻技法有了比较切当而成熟的分类，将其分为线刻、凹面线刻、凸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六种，或进一步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归纳为六型十二式［3］。

对汉代画像石雕刻技法进行分类有助于对它的观察与分析，但至今却很少有人对某类刻法的画像石进行梳理，探究相关问题。作为试验性的探讨，本文拟在对主要流行于山东地区凹面线刻画像石梳理的基础上，讨论相关问题。

一、凹面线刻雕刻技法的类别

在分析汉代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时，曾根据石刻工匠对地子处理方式的差别，把同一种刻法分成糙面（原生地）、平面（磨面）、凿纹地、剔地、铲地等几种，具体到凹面线刻，目前所见则仅有凿纹地和平面（磨面）两种。所谓凿纹地凹面线刻是除凹面画像的轮廓线外，为整治石材而留下的凿纹地面。例如，山东汶上路公食堂车马画像，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中车马、人物画像，嘉祥县嘉祥村画像，河南南阳杨官寺墓门画像[4]等。平面凹面线刻是物象轮廓外为打磨光平的石面。例如，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画像［5］、河南唐河针织厂墓门楣车骑出行画像［6］等。不过，这种平面凹面线刻的画像石很少，绝大多数是凿纹地凹面线刻7］。

凹面线刻画像石不仅地子的处理方式不同，刻法本身也有差别。

一种是整个物象被刻成凹面近平，然后在物象上施以阴线，刻出细部。例如，嘉祥宋山第二批第2石（图一）［8］、安丘董家庄墓中的凹面线刻画像（图二）。

一种是仅在物象轮廓线边下减，物象与其外地子基本在一个平面上，并未刻凹面，这种刻法比前一种要省事，但视觉上同样凸显了物象。例如，长清孝堂山石祠中的大部分画像（图三）。

有的画像石是阴线刻与凹面线刻两种刻法合用，又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画像主体用阴线刻，局部用凹面线刻，如肥城栾镇村建初八年（83年）祠堂后壁画像石上的鹿车画像，画面主体是阴线刻，仅车盖和车厢是凹面（图四）。另一种则相反，画像主体用凹面线刻，局部用阴线刻，如嘉祥新挑河永元五年（93年）祠堂后壁画像，除屋顶和阙顶（不含脊）外，其他部位皆用凹面线刻（图五）。

凹面线刻画像石的这种不同处理方式既可能是不同作坊的工匠雕刻传统不同，也可能是同一作坊的工匠根据不同需要所做的选择，具体情况如何，由于缺少证据，还无法做出进一步的分析。

二、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年代与区域

（一）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年代

在汉代画像石研究中，画像石的出土地点与画像石年代是基础，前者不仅能帮助学者了解画像石的分布情况，分析画像石的地域风格，还能帮助学者认识丧葬礼俗的地域特点。后者既能够帮助学者认识时代特征，又能帮助学者考察画像的时代演变。在分析汉代画像石的地域特点和时代特征时，学者常提到雕刻技法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一般认为，阴线刻和凹面线刻出现比较早，后来仍有运用，但相对数量较少，技法比早期成熟：[10]。应该说，从总体上看，这样的认识是正确的。从前由于缺少年代明确的资料，从早到晚具体演变的情形如何则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011年山东平阴县榆山办事处胡庄村食品厂发现一座拆用汉代画像石建造的墓葬，其中一块凹面线刻画像石上有“和平元年”（150年）纪年[11]，加上此前发现的几件纪年画像石，为研究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年代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便于讨论，现将凹面线刻画像石描述如下。

1.东平石马居摄三年（8年）立柱

1997年山东东平石马出土。东平县博物馆藏。纵135、横22、厚18厘米：图像采用凿纹地凹面线刻，内容为一人头戴笼冠，拱手向右站立。图像上方有隶书题记四行：

“元始二年五月中母不幸/元始三年五月中父不幸/居摄二年二月中治/三年四月中释服”［12］（图六）。

2．汶上天凤三年（16年）路公食堂画像石

早年山东汶上出土，具体地点不详。该石早年出土后为曲阜孔氏所得，继归济南金石保存所，复入山东省立图书馆，今藏山东博物馆。石已残。拓本纵27．5、横70．5厘米。图像采用凿纹地凹面线刻，内容为车骑向右前行，前面一车仅露车的后半部分；后随二骑和双马驾驶的轺车。图像左边有隶书题记二行：“……天凤三年立食堂，路公治严氏春秋……”［13］（图七）。

3．平邑八埠顶元和三年（86年）皇圣卿阙

该阙原立于山东平邑县（时属费县）平邑镇八埠顶，1932年迁移至平邑镇小学内，后人藏平邑县博物馆。在赵明诚夫妇的《金石录》中著录为第四十二“汉南武阳功曹阙铭”（章帝元和三年）。双阙皆存，形制为单檐四阿顶单体石阙，总高约250厘米。阙身为一块近方形的石柱，高153、面宽70、厚57厘米。阙身虽为单体，由于面宽近于高度的二分之一，厚度又与宽度相近，形体显得厚拙稳重。阙身四面均刻有图像，像外有两重边栏。图像分五层，皆采用上下分层的构图布局和凿纹地凹面线刻的雕刻技法制成。因久经风雨剥蚀，图像和题记多已磨泐不清。西阙正面有“南武阳皇圣卿冢之大门”和“元和三年”等题记[14]（图八）。

4．平邑八埠顶章和元年（87年）功曹阙

该阙原与皇圣卿阙同立于八埠顶，1932年与皇圣卿阙同迁移至平邑镇小学内，后入藏平邑县博物馆。在赵明诚夫妇的《金石录》中著录为第四十三“汉南武阳功曹墓阙”（章和元年）。功曹阙仅存一单阙，其形制、大小和阙身图像的造型、刻法，都与皇圣卿阙近同。形制为单檐四阿顶单体石阙，总高约250厘米。阙身为一块近方形的石柱，高150、面宽69、厚59厘米。阙身四面均刻有图像，像外有两重边栏。图像分四层，上两层与下两层之间隔以窄长的空格，皆采用上下分层的构图布局和凿纹地凹面线刻的雕刻技法制成。因久经风雨剥蚀，图像和题记多已磨泐不清。该阙南面第四层图像右边有题记，内容为：

“故南武阳功曹、乡啬夫、文学掾平邑君口□□卿之阙，卿□口口□□口困苦，天下相感，口□仟口口口三□观朝廷□□明君口直任人□口二□来□道，以为国三老，□□□□，章和元年二月十六日□子□文学叔□□石工□口□乡啬（缺11字）伯□廷直□□四万五千。”［15］（图九）。

5．嘉祥新挑河永元五年（93年）祠堂后壁残石

山东嘉祥新挑河出土，济宁市博物馆征集并入藏。该石残存右上角［16］，残纵51、残横64厘米。图像雕刻技法为凿纹地凹面线刻。图像仅存二层楼堂右半和楼右边的重檐双阙。楼顶有一鸟展翅而立；楼上有两女子并排正面端坐，双手拢袖；楼下有一人向左凭几端坐；其后有一人正面站立；楼外右边有一人执笏躬身向左站立；其后为重檐双阙，阙顶有一猴攀缘；下层檐左边有一人向左站立，右边为一鸟向左站立；阙柱右边有一人执笏向左站立；阙柱上有隶书题记一行，“大岁在巳永元五年六月成”；阙柱右边之人身后也有隶书题记一行，“此中人马皆食大仓”。

6．泗水星村镇南陈村汉安元年（142年）画像石墓

1984年山东泗水星村镇南陈村发现汉画像石墓一座。该墓为纯石结构，由前室、中室和左右耳室、后室组成，全长6．17、最宽处5．16米。墓内共有画像石12块，现藏泗水县文管所。图像刻于四合八扇门扉和面向中室的门楣上，皆凿纹地凹面线刻和凿纹地平面线刻。据前室后门楣题记可知，该墓建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7］（图一〇）。

7．平阴县榆山办事处胡庄村食品厂和平元年（150年）祠堂后壁石

平阴县榆山办事处胡庄村食品厂墓画像石纵83、横141厘米凿纹减地凹面线刻。画面外有四重边栏，栏内饰水波纹、菱形纹、连弧纹。画面中央为楼阁，两侧为重檐双阙楼内中央为两人对坐。楼前是迎宾队伍。最右边有一人躬身站立[18]，呈迎接状。一导骑引两辆轺车来到面前，车上有一主一驭，最后有一人躬身送行。右边阙的重檐间有三行隶书题记，“和平元年十一月甲子口，□口□□口□直三千”（图一一）。

7件（组）有纪年的凹面线刻画像石都在山东，其他没有纪年的凹面线刻画像石绝大多数也在山东，由此可见，这种雕刻技法是山东地区汉代画像石的特色之一。

7件（组）有纪年的凹面线刻画像石从8年至150年，年代跨度为143年，这100多年应是该雕刻技法流行的年代，其出现的年代一定比这早，在西汉晚期的石椁上就出现了。其消失的年代也一定在150年以后，如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年代被推定为东汉晚期，其具体年代当晚于150年。另外，东汉章帝在位（75-88年）前后，浅浮雕刻法已经出现，稍后减地平面线刻技法也出现了，这两种刻法是东汉中晚期画像石的主流技法，在它们流行的同时，凹面线刻仍有延续，由此可见其在师承之下表现出的传统的力量。

（二）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区域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凹面线刻画像石除在河南南阳有个别发现外，主要发现于山东，但也不是山东全境都有这种刻法的画像石，它主要出现在南起枣庄，北到济南长清，东至临沂平邑，西至菏泽成武这个区域内，此区域之外虽然也有凹面线刻画像石，但数量较少，如河南南阳杨官寺墓门画像和唐河针织厂墓门楣车骑出行画像。而山东安丘画像石墓中的车马人物画像则可能是从鲁西南此法的流行区域传过去的［19］，与安丘临近的昌乐东肖画像石墓［20］和临朐辛村画像石墓中的凹面线刻画像［21］，情形可能与安丘董家庄墓相类。

三、凹面线刻画像石的特点

根据对现有汉代画像石的观察，凹面线刻画像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早期多用于祠堂和阙画像

凹面线刻是在阴线画像石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雕刻技法，其目的是进一步凸显物象，让观者看得更加清楚。目前所见王莽时期至东汉章帝时期的凹面线刻作品主要是墓祠与墓阙，如路公食堂、孝堂山石祠、皇圣卿阙、功曹阙等，它们都是纪念性建筑，一方面死者的亲人在举行祭祀活动时可能会观看，另一方面过路的人或“牧马牛羊诸童”也会“来入堂宅”观看，图像的醒目更能彰显亲人的孝心。东平石马纪年石柱虽然是残件，但从题记文字看，很可能是墓地祠堂石柱［23］，汶上路公食堂画像石也是祠堂构件。今天的东平和汶上，在西汉时期皆属东平国，据此推测，用石材建墓祠很有可能是西汉东平国或其周边人的发明。他们不仅用石材建墓祠，而且既有财力又有喜好者，不满足于素面无纹的石祠堂，还在其上“雕文刻画”。这时，石椁及其中有画像者，已经流行百年以上，技术与画像题材不成问题，更何况还有壁画的木土结构祠堂作为参考。至于这种思想的动力究竟是来自民间还仿自上层，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目前学界有不同看法。这是另一个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二）墓室中多用于横列的历史人物故事和车马出行

山东地区虽然在石椁墓流行的西汉晚期就出现前后室的石室墓，如滕州染山画像石墓［24］，但只是个别现象，石室墓在山东地区的流行在东汉和帝以后，这时画像石祠堂、阙已经在鲁中南地区流行一段时间了，雕刻技法也不再是仅有凹面线刻，浅浮雕的刻法也出现在了石阙和祠堂上，如莒南东兰墩元和二年（85年）孙氏阙（图一二）［25］、微山永和元年（136年）王成母祠堂（图一三）［26]等，此后阙与祠堂采用的雕刻技法也多是这种浅浮雕和新出现的减地平面线刻，墓室画像石受这种新技法的带动，也多采用这两种刻法，前此流行的凹面线刻反而较少使用了。

据对现有资料的观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此前，石阙和祠堂多采用一种雕刻技法，不论是皇圣卿阙、功曹阙，还是孝堂山石祠，都是采用凹面线刻法，而和帝以后出现的画像石墓，凡是采用凹面线刻技法的，则多在门楣或过梁上采用此法，其他部位采用浅浮雕等其他刻法，最典型的是安丘董家庄墓。该墓前室东西两壁上的车马出行画像、中室南壁横梁上的孔子见老子和车马出行画像、西壁上的车马出行画像等，而中室北壁西端立柱四层人物画像采用凹面线刻法［27]，在画像石墓中较为少见，该墓中也仅此一例。昌乐东肖墓、临朐辛村墓等墓中的凹面线刻画像没有在立柱上的，且多是车马出行和人物故事。

（三）晚期简单化表明只有很少的作坊在用这种技法

从皇圣卿阙、功曹阙、孝堂山石祠画像看，早期凹面线刻画像的题材是较为广泛的，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祥瑞等，无所不包。到了后期，神话祥瑞类内容基本不见了，现实生活内容也只是车马出行，其他内容罕见，历史故事只保留了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韩朋的故事等早期使用的题材被省略了，而且从嘉祥到安丘数百千米的范围内都是如此。推测表明，只有很少的作坊在用这种技法，而且这类作坊主要采用的不是这种技法，而是浅浮雕或其他技法，临朐辛村墓仅墓门为石材，其上刻画像，只有门楣用凹面线刻，门柱和门扉用浅浮雕刻法。一个墓门找两个作坊制作的可能性极小，最大的可能是一个作坊的工匠，根据不同的部位采用了不同的刻法。

四、结语

本文选择凹面线刻画像石作为分析对象，不是随机选择的，而是考虑到它是中国古代石刻中的独特类型，不见于其他地区，如希腊、罗马、天竺等地区的石刻。

凹面线刻画像石流行的区域以山东为主体，其他地区罕见，应是少数工匠集团传习的技法。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诚如孙机先生指出的那样：“从总体上说，汉画像石是一种丧葬艺术，它和汉代的生死观、宇宙观及宗教理念密切相关。”［28］凹面线刻画像石虽然技法独特，但它的功能以及表现的观念与其他技法的画像石并无二致。

注释：

［1］滕固：《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483-502页。

［2］李发林：《略谈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及其分期》，《考古》1965年4期，199？204页；蒋英炬、吴文祺：《试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分布、刻法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108？114页；杨伯达：《试论山东画像石的刻法》，《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4期，3-24页；李发林：《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问题补谈》，《中原文物》1989年1期，88？92页；信立祥：《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234-306页；吕品：《汉画像石的起源、雕刻方法与冶铁技术发展之关系》，《河南文物考古论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401-421页；吕品：《浅论汉画像石的起源与雕刻方法》，《学术研究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115-137页。

［3］蒋英炬、吴文祺：《试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分布、刻法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108-114页；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234-306页。

［4］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象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1期，111-139页。

［5］蒋英炬、杨爱国、信立祥等：《孝堂山石祠》，文物出版社，2017年。

［6］周到、李京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文物》1973年6期，26-40页。

［7］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31页。

［8］济宁地区文物组、嘉祥县文管所：《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文物》1982年5期，60-70页。

［9］王思礼：《山东肥城汉画象石墓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4期，34-36页。

［10］同［7］，34-35页。

［12］平阴县博物馆：《平阴县博物馆藏汉代画像石》，见本书。

［12］杨浩：《山东东平石马汉画像石墓》，《齐鲁文物》（第3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262-267页。关于题记文字的释读，杨浩此文以及温兆金：《“居摄二年（公元七年）刻石”的功用及艺术价值》，《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30日第5版；曹锦炎：《“居摄三年”画像石新考》，《西泠艺丛》2015年总10期，2-4页。三文略有不同，本文对照拓片，认为曹锦炎的录文准确，本文录文依此。

［13］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1950年，图129。

［14］刘敦械：《山东平邑县汉阙》，《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5期，29-32页；王相臣、唐仕英：《山东平邑县皇圣卿阙、功曹阙》，《华夏考古》2003年3期，15-19转24页。

［15］同［14］。

［16］2007年4月11日，应济宁市博物馆解华英馆长之邀，和同事赖非先生一起去济宁市美术工厂看他们收藏的清乾隆时钱泳临汉碑。在博物馆休息时，笔者向解馆长请教该石出土地点的事，她告知，该石是由在场的王莉副馆长主持征集的，笔者就向王莉女士请教当时的有关情况。她告知，她和同事们第一次看到这块石头的时候是完整的，可是等去征集时已仅残存现在的部分。笔者还请她在笔者的记事本上写下了该石征集的地点一嘉祥新挑河。

［17］泗水县文管所：《山东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95年5期，390-395页。

［18］本文的左右是物象本身的左右，非观者的左右。如此叙述的理由参见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15-17页。

［19］曾蓝莹：《作坊、格套与地域子传统：从山东安丘董家庄汉墓的制作痕迹谈起》，《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00年8期，33-86页。

［20］昌乐县文化新闻出版局：《昌乐县汉代石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年，图版八六、图版八七、图版九十、图版九十九等。

［21］临朐山旺化石博物馆馆藏。

［22］同［8］。

［23］同［12］。曹锦炎先生前揭文认为“‘居摄二年二月中治’，是记‘中’为父母营建墓室的时间”。据笔者对原石体量的考察，该石柱体量较小，作为墓中石柱的可能性较小，作为祠堂前支撑承檐枋的立柱可能较大。顺便提一下，曹文所引徐州东沿村元和三年（86年）纪年画像石也是祠堂构件，而非如其言为墓室构件。

［24］滕州市汉画像石馆：《山东滕州市染山西汉画像石墓》，《考古》2012年1期，34-53页。

［25］刘心健、张鸣雪：《山东莒南发现汉代石阙》，《文物》1965年5期，16-19页。

［26］杨建东：《微山出土东汉永和元年画像石》，《中国文物报》1998年5月27日第1版。

［27］安丘县文化局、安丘县博物馆：《安丘董家庄汉画像石墓》，济南出版社，1992年，图版3、图版5、图版18、图版19、图版20。

［28］孙机：《仙凡幽明之间一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仰观集—古文物的欣赏与鉴别》，文物出版社，2012年，165页。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艺术史研究室（https://www.hist.pku.edu.cn/bxjj/245439.htm）目前分三个方向进行艺术史的研究，即中国古代艺术、当代艺术和世界艺术。下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编辑”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和《中国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和国际艺术史学会CIHA的秘书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