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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川陕革命根据地 它作出了怎样的历史贡献?

2024-07-06 22:1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川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四方面军开创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通南巴”(今巴中市所辖通、南、巴、平昌三县一区)是川陕苏区的首府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与牺牲。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入川,18日占领川陕边镇通江两河口,25日解放通江,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在入川解放“通南巴(平)”的同时,方面军部队组织数千名工作队员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到2月上旬,先后建立赤北、赤江、红江、巴中、南江等七个县级(特别市、区)红色政权,人口100万,为川陕苏区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军事保证。1933年2月,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和工农兵代表大会相继在通江召开,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标志以“通南巴(平)”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正式诞生,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党政军首脑机关均驻通江境内。

 

1933年2月至6月,方面军于通南巴(平)地区取得反“三路围攻”胜利,歼敌2.5万,巩固并扩大根据地一倍以上,迅速掀起土地革命、建党建政和扩大红军热潮。6月底,方面军在南江木门寺(今旺苍东凡镇)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入川时的4个师1.5万人,扩编为四个军四万余人。8月1日,方面军总部在巴中县城隆重举行阅兵大会,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巴中县城。    

 

1933年8月至10月,川陕苏区取得仪南、营渠和宣达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方面军发展到五个军八万余人,加上地方武装10万人以上,以通南巴(平)为中心的川陕苏区版图扩大到4.2万平方公里,拥有通、南、巴、仪、营、宣、达、万八座县城,标志川陕苏区进入鼎盛时期。

 

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川陕省省、道、县(市)、区、乡五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机构设置完整,共有绥定、巴中2个道(相当于地市级)、23县1市、160多个区、990多个乡、4300多个村苏维埃政权,游击队、独立团、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和雇工会、贫农团、妇女会、共青团、少先队等群团组织普遍建立;根据地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川陕边区农业收成良好”,军需民用工业迅速发展,红四方面军通江苦草坝兵工厂年生产100余万发(枚)子弹、手榴弹源源不断供给前线;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贸易、财税金融事业应有尽有,川陕省工农银行造币厂制造的纸币、布币、铜币、银币、锡币广泛流通苏区内外;宣传教育、文化卫生、文艺体育事业全面普及,铸造了赤区军民坚强革命意志与崭新社会风貌,至今巍然屹立于巴山之颠的“赤化全川”、“平分土地”等巨型红军石刻标语,书写了当年川陕军民的浩然正气。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纪念馆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迅猛发展,震撼了国民党统治。1933年10月,蒋介石委任刘湘率四川军阀110团约20余万人,对川陕苏区进行“六路围攻”。根据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实行全赤区军事化”,“动员五万新红军上前线”,信心百倍投入反围攻斗争。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在长赤成立,2000多名英姿飒爽的巴山青年妇女参军参战。历时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总计歼敌八万余人,缴枪三万余支,炮100余门,但红军也付出伤亡二万余人的代价。座卧于通江县沙溪乡王坪村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集墓,就安葬红军烈士7800名,其中师团职干部38名,成为川陕英烈不畏艰难英勇献身革命的历史见证。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川陕苏区也面临国民党蒋介石100余团30万军队新的“川陕会剿”。11月初,方面军在通江毛浴镇召开党政工作会议,制定“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军训鼓舞士气。11月中旬,又在巴中清江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依托老区、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1935年3月底,按照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关于“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的电令,方面军结束广昭、陕南战役,强渡嘉陵江长征,留下巴山游击队坚持川陕苏区斗争。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共10余万人在川西懋功胜利会师。

 

川陕苏区军民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巴中当年总人口约120万人,参加红军和脱产地方武装12万人,牺牲4万人,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提供军粮1.5万公斤,涌现出开国将军27名,省军级干部200余名。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英烈墙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这使得蒋介石与四川军阀都不得不在红四方面军伟大的胜利面前发抖起来”。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与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将中国苏维埃红色版图扩大到遥远的中国西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造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的革命中心就在南方,尤其是在东南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大部分也分布在南方长江流域。红四方面军转战鄂豫陕入川,有力地推动了川陕两省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和王维舟同志领导的川东游击根据地的斗争,解放了川陕边人民,建立了红色政权,将中国苏维埃版图扩大到遥远的中国西部,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由南向北转移建立了一块强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第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而消灭国民党军阀反革命武装,就成为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据不完全统计,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地方武装在对四川军阀刘湘、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刘存厚的作战中,共计歼敌约15万人,缴获枪支约6万,牵制了国民党川军的绝大部分力量和中央军的部分力量。

 

第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把革命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传播到川陕边。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广泛宣传了苏维埃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土地革命的纲领和路线。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有十多人负责编印宣传大纲、教材、党报党刊和标语口号,经常有200余人的宣传队,利用歌谣、戏剧、快板等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和苏维埃的主张,还有20多人的錾字队,在岩石上、道路旁錾刻红军石刻标语。“共产党是替穷人找饭吃的党!”这条巴中红军石刻标语,反映了当时苏区人民对党、红军和苏维埃的由衷之情、向往之心。通江县“平分土地”、“赤化全川”红军石刻标语,字划内可以卧下一人,十多里外清晰可见,而保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的3000多字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和6000多字的《中国苏维埃劳动法令》,竟是巨幅石刻标语原件。这一革命文化景观,是其它根据地所没有的。

 

第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动员了川陕边最广大劳苦大众投入土地革命洪流。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川陕苏区成功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使昔日受压迫最深的广大劳苦大众,开天辟地第一次分得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在川陕赤区广袤的土地上,呈现出了一派打土豪、分田地、参军参战、保家卫田的群众革命热潮,从而铸就了川陕苏区成为“第二个江西”的历史辉煌。川陕边昔日受压迫最深的广大妇女,在党和苏维埃政策法令保护下,获得了平等自由,她们立刻卷入革命洪流,参加各种革命组织的妇女达到30万人,尤其是一大批优秀青年妇女,毅然加入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2000多名巴山女红军参加长征,谱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妇运史上的奇迹。

 

第五,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四方面军的壮大,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川西。在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1935年4月底,中央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进到云南省的金沙江南岸,准备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4月29日,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5月3日,中央红军成功巧渡金沙江。中央“4•29”指示发出后,红四方面军在江油地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针时指出:撤离川陕苏区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接着,红四方面军发起了旨在突破敌人防线,占领岷江流域,打通与中央红军在川西会师障碍的土门战役,历时近一月,调动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在这一地区投入兵力达20个旅,被红四方面军歼灭l万余人。5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命令第30军政委李先念等,率部由岷江地区兼程西进,策应中央红军行动,6月3日占领理番,6月8日占领懋功。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和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北麓达维镇胜利会师。同日晚,徐向前在理番代拟了一份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中央的报告,表示“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6月15、16日,党中央、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互相致电,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会合后的10万红军主力空前集中,改变了川西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北守南攻”、“川陕会剿”、各个击破红军的阴谋。

 

第六,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对中央红军提供了大批物资支援。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川西与中央红军会师时,将所筹集的数十万斤粮食和大批其它物资,用马队、牦牛队和人力昼夜兼程地运送到驻小金县一带的中央红军部队,“雪中送炭”使翻越大雪山后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绝处逢生”。1935年8月3日的《红星》报,在《兄弟的友爱,阶级的团结》一文中,详细报道了红四方面军各部对红一方面军6000多件各种衣物的“热烈的慰劳”,并指出“这是阶级友爱的热情,这是阶级团结的精神,这是我们的力量”。

 

第七,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壮大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力量,培养了大批党和国家及人民军队的领导骨干。经过长征艰苦转战,中央红军部队减员很大,1935年6月在川西两大红军主力会师时,中央红军是1万余人,红四方面军正规部队达8万人,经四方面军领导人建议,中央批准,从四方面军抽调2600人,分别补充到中央红军的一、三军团。8月底,红四方面军第30军第88、89师等部,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发扬英勇作战、顽强拼搏精神,将松潘县北包座地区的胡宗南部第49师4000余人歼灭,打开了红军长征进入甘肃南部的必经门户。新中国建立后授衔红四方面军将军400多名,巴中籍有吴瑞林、傅崇碧、何正文、陈其通、胥光义等27名,曾在川陕苏区战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徐向前、秦基伟、洪学智、王树声、许世友等,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巴中籍有刘海清、李培基、孙洪道等80多名省部(军)级以上干部,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第八,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在创建和保卫川陕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中,无数红军将士和巴山儿女英勇战斗,流血牺牲,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巴中市作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年总人口约120万人,参加红军和脱产的地方武装达12万人,牺牲4万余人,每10人中就有1人参加红军,每30人就有1人牺牲。两年多投入运输力量约100万人次,提供军粮数十亿公斤。座卧于通江县沙溪乡王坪村的川陕苏区红军烈士墓,安葬红军烈士两万余名,为当年红四方面军总医院设计建造,系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集墓,成为川陕先烈不畏艰难困苦英勇献身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与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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