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授”担任兼职律师是真问题吗？

“情怀”不是理由

在高校或研究机构里，是否兼任执业律师，完全是教育、研究人员的自主选择，但实事求是地说，越是在学术水平比较高、学术声誉比较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氛围和风气上就越不鼓励从事兼职律师执业。整体上来看，在兼职律师业务上过于投入的“法学教授”，其在学术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可能就越小，在学术同行那里获得尊重和认同也就越难。

事实上，不管是在社会上，还是在高校与研究机构内部，反对法学教育、研究人员兼职从事律师职业的声音的确都不小。除了认为法学教授会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地位，对司法公正施加不利影响之外，比较强烈的反对声音还有两个：一是认为作为公职人员，法学教育、研究工作者拿着国家薪俸兼任律师会造成不公平；二是认为，法学教授与律师是两类职业，定位不同，职业伦理也不同。前者的使命在于追求真理、传道授业解惑，后者的使命在于提供服务、获取利益。

拿着国家薪俸却兼任律师，从道理上貌似说不通，但在法律职业上有没有特殊性呢？这可以稍后讨论。但法学教授只能“追求真理、传道授业解惑”的认识，虽然很有情怀，把法学教授们“架的很高”，说到根子上，却还不过是“钱”的事儿。法学教授当然应以“追求真理、传道授业解惑”为根本职志，这是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风骨与情怀，否则这个行当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问题在于，“追求真理、传道授业解惑”，就该高踞象牙塔，不解人间风情，不食人间烟火吗？法学教授们高妙的道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更何况，法学教授也是人，也有高堂在上需要赡养，也有子女绕膝需要抚养，也有配偶在侧需要生计，也食五谷杂粮，避不开人间烟火。

律师当然要为当事人服务，要遵守自己一套独特的职业伦理。但这也并不是说律师完全就是拿钱为当事人办事的。在我国，律师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者。虽然在实践中，由于我国整体上法治意识还不高，法律制度也不是非常健全，客观上还存在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律师办案子有时候也不是全靠专业能力，所以导致少数律师为了办案想歪招、走歪路，使得整个律师行当的形象建设仍然有待努力。有一段时间，夹个公文包，见法官点头哈腰，对当事人云山雾罩，喝酒吹牛忽悠人，甚至成了不少人心中对律师的素描，这些都是不正常的。

认为知识分子就不该谈钱，律师就是要追名逐利，好像法学教授就很圣洁，律师就该一身铜臭。实际上，这样的说法对两个职业都是一种贬损。金钱不是法学教授从事兼职律师的原因，情怀也不是将他们隔离在司法实践之外的理由。

关键在于法学教育是否需要

十年内两次修改律师法，围绕“法学教育、研究工作者”是否能够兼职律师执业的问题都引起热议，说明里面一定有人们真正的关切。最起码这不是一个假问题。实际上，法学教授从事兼职律师，对于教授们的法学学术的确有冲击，其对于整个律师行业职业水平的提高究竟贡献几何，也需要实证研究。至于法学教授太穷所以需要做律师贴补家用，或者法学教授就该追求真理、板凳要坐十年冷，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更是争议中的焦点问题。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争议的确涉及了法学教育、研究工作者是否能够从事兼职律师的敏感点，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里面的许多认识也都有其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跳开身份之争，既不对法学教授兼任律师挣大钱表示眼红和妒忌，也不对他们兼任律师所实际存在的问题充当和事佬、和稀泥，而是回到“法学教育与研究”这个争议中的根本和依托，也许我们就能找到讨论的真问题。

这个真问题，才应该是讨论的根本，也即法学教育与研究是个什么样的职业、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需要什么样的资质。而明乎此，我们也许就可以说，法学教授兼职律师执业挣不挣钱、挣多少钱，都不是大问题，更不是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法学教育与研究职业，需不需要其从业人员有实践经验；易言之，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者兼职律师执业，是不是其职业之所必须？

而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提一个类似的问题：医师法能够禁止医学教授从医吗？法学教育与研究，实际上非常类似于医学教育与研究，都属于现代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两个职业，都是专业性非常强，而又特别需要实践经验的职业。正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进过医院、从来没有实习看过病的医学院学生，简单考个医师资格证就能够作为医生执业；也同样很难想象，对于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可以禁止他到医院执业，不允许他给病人看病。这样的医学教授，有谁会相信他的水准？

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进过法院、从来没有打过官司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者，在具体的法律水平上能够有多高。哪怕是对于法理学、宪法学或者法律史学这样的基础理论性法学学科，基本的法律常识或者法律实践经验，也是必要的。设计司法改革的人，没有打过官司，甚至没有进过法院，对法院、检察院的实际运作一无所知；研究刑讯逼供的学者，没有进过公安部门或者监所。这种情况，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可否认，实践中，法学院里可能的确有不少教授对法律实践并不了解，但这并不能说明法学教授不需要法律实践经验，而恰恰说明了当前我国法学教育与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由于近代中国法学实际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从理论到概念体系都是整体上从西方移植而来，所以只要将西方的法律著作读好了，或者将中国学者基于西方著作撰写的法学教科书读好了，就能够在法学院教书，就能从事法学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法学教育与研究的现实。但我们不能说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更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理想的。

法学不是玄学，不是冥想的事业，而是实践的志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西法东渐”，我们曾经一度可以将引进或者消化西方理论当成法学研究的主业，甚至成为中国法学界的流行与时髦。但几十年过去了，在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法治建设经验的情况下，这种单纯从西方汲取理论而不加反思的做法，应该改弦易辙了。事实上，食洋不化、亦步亦趋的法学教育与研究，也导致了我们法律实践与法治建设中的许多问题。

因此，哪怕是到了今天，甚至在将来一段可见的时间段里，加强法学教育与研究人员与法律实践的联系，使他们有更多的法律实践经验，从实践经验中提炼理论，都是中国的法学研究之所需，也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之所需。而明乎此，拿着“国家薪俸”从事兼职律师会导致不公平的批评，虽然有道理，但两利相权取其重，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

当然，允许法学教授们兼任律师执业，并不是就大水漫灌、放任不管了。兼职就是兼职，兼职不是主业。法学教育和研究工作者兼任律师执业的目的，只能是获取实践经验，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学术理论研究。担任兼职执业律师的法学教授们，应该更好地将自己的实践经验融入到理论研究之中，并与同事分享。法学教育和研究机构或其主管部门，应该制定更详细的配套细则，对法学教育、研究人员兼任律师执业进行科学的规范和切实的监管，确保这种兼职律师服务不背离法学研究，兴其利而除其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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