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送瓷器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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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中国瓷器的对外输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切相关。自秦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海上交通发达，海外贸易不断，尤其是晚唐以来渐趋繁荣。瓷器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早在汉、晋时期，中国的瓷器在国外就有使用，如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一些地区，已有少量流传。因瓷器易碎，陆路运输比较困难，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展，晚唐以后大规模的对外输出主要依靠海路，由港口出发，扬帆海外，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地区。宋代朱彧《萍洲可谈》记载：“舶船深阔各数十丈……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由于船舶装载量较大，瓷器外销的数量激增。

勿里洞岛海域“黑石号”沉船唐代青花盘

唐、五代时期，特别是晚唐以后，瓷器开始大批输往海外，其由扬州、明州、广州等港口出发，销往东亚的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各地区，并远至西亚、非洲东海岸等地区，如日本福冈太宰府鸿胪馆遗址、东南亚沙捞越地区、埃及福斯塔特遗址等均有大量中国瓷器出土。前述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黑石号”沉船和印坦沉船、爪哇海域井里汶沉船则打捞出大批中国瓷器，处于我国南海贸易航线上的西沙群岛也有发现。这一时期的外销瓷以越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巩县窑瓷器、长沙窑瓷器等为主，闽粤沿海地区窑场所产的一些瓷器也是当时的外销品类之一。

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得到了空前发展和繁荣，也掀起了中国瓷器外销新的高峰，尤其是南宋和元代。磁州窑、定窑、耀州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建窑名窑产品广泛行销海外，华南沿海地区特别是泉州、广州、明州等重要贸易港口附近，还出现了一大批以外销为主要目的的外向型制瓷窑场，产品以仿烧景德镇窑青白瓷、龙泉窑青瓷等名窑瓷器为主。这一阶段，海外发现的区域扩大，遍及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东海岸各地，而且数量众多，品种丰富，规模远超前代。贸易航线上沉船的水下考古发现，具代表性的有南宋时期西沙群岛华光礁一号、广东南海一号、福建定海白礁一号、元代西沙群岛石屿二号、韩国新安等沉船，均载有数量庞大的瓷器，更是证实了瓷器大批量的外销。外销瓷器品种以青瓷、青白瓷为主，也有不少白瓷、黑瓷、白地黑花瓷、酱釉瓷、钧釉瓷等，元代则还有青花瓷等。

青花孔雀牡丹纹罐

高30.2厘米 口径20.3厘米 足径18.4厘米

大英博物馆藏

明、清时期，特别是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阶段，制瓷手工业格局与瓷器品种较之前代大变，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瓷器继续行销海外地区，直至清代晚期仍有一定发展，产品则以青花、白瓷、五彩瓷器为主。随着海外贸易模式的变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销售形式和瓷器类别，如订烧、纹章瓷等，这也促使中国瓷器外销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外销区域进一步扩大，最为突出的是，开始大量销往欧洲各国以及美洲地区。贸易航线上的一批沉船也打捞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广东汕头海域南澳一号明代沉船，菲律宾吕宋岛海域西班牙大帆船“圣·迭戈号”沉船（1600年），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等；清代则有福建平潭海域碗礁一号沉船，越南海域头顿沉船（约1690年），印度尼西亚海域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马尔森号”（1752年）、“泰兴号”沉船（约1822年）等。这一时期的外销瓷器以景德镇民窑、漳州窑、德化窑等为主，类别以青花瓷居多，五彩瓷和德化窑白瓷也较为常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克拉克瓷”，以青花开光图案为代表；在景德镇烧制、至广州上彩烘烧而成的广彩瓷器，图案多见西洋题材；德化窑白瓷的外销规模也较大，欧洲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 de Chine），有些则专为西方烧制，如西洋人物雕像，独具特色。

马来西亚海域“万历号”沉船出水克拉克瓷盘（明代晚期）

中国瓷器的外销情况，受到不同阶段海外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如，晚唐五代南方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宋元时期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明清时期时断时续的海禁与开海政策，明中叶以后西方人竞相来华开展航海贸易。

“器行天下”，中国瓷器销往海外地区，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器形类别、装饰风格等传入了海外。海外市场的需求不仅刺激了中国制瓷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不少瓷器也吸收了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如品种、器类、纹饰等方面，瓷器风格适应了当地的特殊需要。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模印贴花装饰的手法和纹样内容，唐青花瓷器的创烧和菱形花草纹图案等，都受到了阿拉伯风格的影响，有些还直接源自中亚、西亚一带的陶器、金银器。宋、元时期的军持，元代青花瓷器风格等也受海外地区影响。明、清时期，国外订烧瓷器甚多，据《景德镇陶录》记载：“洋器，专售外洋者，商多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互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这类瓷器中最为普遍的餐具和咖啡具式样不一；还有一类独特的带有西方徽章图案的“纹章瓷”，种类多样，颇有特色。

越南头顿沉船出水瓷器（约1690年）

与此同时，“技传海外”，中国的瓷器风格和制瓷技术也影响和流传到了国外地区，尤其是日本、朝鲜半岛制瓷手工业的发展，以及18世纪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日本奈良三彩、朝鲜新罗三彩虽属釉陶器，但制作方法源自唐三彩陶器。9~10世纪，朝鲜半岛从中国引进了龙窑技术，并开始烧造青瓷；其后，陆续烧制出的白瓷、青花瓷，以及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等窑炉技术，均受到了中国制瓷技术的影响。14~15世纪，东南亚地区泰国的青瓷、越南的青花瓷则是受到龙泉窑、景德镇窑的影响烧制而成。16~17世纪，日本出现了分室龙窑、横室阶级窑，这应是受到福建德化窑、漳州窑的影响，烧制成功了青花、五彩瓷器，并与中国瓷器在欧洲市场上相竞争。欧洲地区也相继模仿中国瓷器，烧制了仿中国样式的陶器，如荷兰代尔夫特陶器等。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多次反复试验，德国的伯特格尔利用优质高岭土于1709年烧制出欧洲第一件白釉瓷器，1910年建立新的迈森瓷厂，烧制白瓷和彩绘瓷器，轰动了整个欧洲。18世纪，法国瓷器迅速发展，以巴黎郊区的塞佛雷斯瓷器为代表。毫无疑问，欧洲瓷器的烧制成功，离不开明清时期瓷器的影响，这也是中国古代制瓷手工业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土耳其托普卡普宫博物馆藏元代青花梅瓶

“景德产佳瓷，产瓷不产手。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这是清代乾隆年间浮梁知县沈嘉徵所写《民窑行》，这首诗不仅生动地记述了当时制瓷手工业中心景德镇对工匠能手的吸引力和瓷器的生产状况，也描绘了瓷器行销的广阔市场。世界各地和四大洋各海域沉船中数量众多、品类丰富的中国瓷器的发现，再现了“佳瓷”之器成而行“天下”的盛况。

唐代以来，海外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瓷器的重要市场，瓷器成为当时中国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杰出代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中国瓷器外销所反映出的海上贸易线路，即是与北方陆路贸易“丝绸之路”遥相呼应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路线，亦谓“陶瓷之路”，即是从制瓷窑场出发，至沿海港口，而后扬帆远航，或由福州、明州等地向北、向东航行，到达朝鲜半岛、琉球、日本等地；或由泉州、广州等地向南航行，至东南亚南海诸国，再至南亚、非洲东海岸、西亚，以至欧洲、美洲、澳洲等地。

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伟大发明和象征之一，漂洋过海，畅达世界，这也正是悠久而绵长的海上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的生动写照。

海上丝绸之路运送瓷器的见证——古沉船

在地球的大洋底下，究竟有多少艘沉船，恐怕永远是个谜！

在中国水域，就发现有著名的碗礁一号和南海一号沉船，在中国的邻国，也都发现了不少载有中国瓷器的沉船，其装载的瓷器往往数以万计。仅以越南为例，就有数例数十万件瓷器被打捞出水。1990-1992年被发现和打捞的“头顿”沉船，就发现中国景德镇、汕、德化窑生产的中国外销瓷器六万件（套）；1998-1999年打捞的金瓯沉船，也出水了既有中国传统风格又有欧洲风格的中国清代瓷器五万多件，其中有的青花瓷器落有“大清雍正年制”款。另外，在此期间发现和打捞的“建江”沉船和“占婆岛”沉船，也都发现了中国以及越南、泰国的瓷器。

后面我们介绍的沉船，是每个希望了解海捞瓷的收藏者都应该知道的。它们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陶瓷的生产年代、窑址、品种、器型和釉色，都会有极大的帮助。海底沉船，隐藏着一部完整的陶瓷贸易史，记载着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史，这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需要人类的高度重视。了解这些沉船的年代和装载的陶瓷，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陶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一部实物写就的中国古代陶瓷史。

克拉克号

在和陶瓷相关的古代船舶中，“克拉克号”，也许在世界上最为出名了。“克拉克”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不仅是一艘船的符号，而且是一种瓷器的符号，它是特定年代特定纹饰的一种瓷器的符号，在陶瓷界，只要一说“克拉克”瓷，人们就知道，这是指一种典型的青花瓷器，它的器型包括盘、碗、瓶等等，其中以宽边的青花瓷盘最具代表性，这种青花瓷盘往往盘心是蓝底的装饰性的主体纹饰，而盘沿绘着开光的各种青花纹样。这种青花瓷盘的生产年代为明晚期至清初，或者称之为十七世纪的典型青花瓷器。在日本，把这种青花瓷器称之为“芙蓉手”。

克拉克瓷的命名，也许来自于一艘葡萄牙的远洋海船。公元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了解这些瓷器的产地，荷兰人就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不过，很有可能“克拉克”不是船的名称，而是同类船只的型号，因为在1602年至1604年之间，荷兰人所截获的两条葡萄牙大船，一条为“圣·亚哥”号，另一条为“圣塔·卡塔得那”号，这两条船所载的数以万计的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时，引起了疯狂的抢购，从此，精美的中国瓷器，不再是欧洲皇室独享的珍品，它开始进入欧洲普通百姓的家庭。

明代万历青花盘（河南省博物院藏品）

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尽管它在欧洲很为出名，但在中国国内，长期以来，很少有克拉克瓷的报道，它的生产窑址也一直是个谜。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国内才在福建的平和地区找到克拉克瓷的生产窑址，后又在景德镇也发现了克拉克瓷的窑址，说明大量的国外市场需求，使得这种“克拉克”瓷器成为各地争相生产的对象。

明代万历青花盘（河南省博物院藏品）

从现有克拉克瓷盘的形状观察，它往往有比较类似的盘形，完全可能是由金属模具压制生产的，因而它的器壁较薄，器形不规整，精美和粗糙并存，这是为适应市场需求而大规模生产的结果。从明代嘉靖开始至清代康熙终止的克拉克瓷，在中国陶瓷史和中外贸易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当然，克拉克号并不是一艘沉船，而是被俘获的商船。而1643年沉没的“哈察”号上就装载着典型的克拉克瓷器，这艘船被打捞出25000件瓷器。在世界各地陆续打捞的古代沉船上，许多都发现了克拉克瓷。

哥德堡号

瑞典的哥德堡号也许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艘古代沉船了，因为，一艘复制的命名为哥德堡3号的瑞典仿古船在2005年10月2日清早，正式远航中国。中国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两位记者随船采访。

2006年7月10日-17日,记录新哥德堡号远航的大型记录片《追逐太阳的航程》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热播，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上午,哥德堡号胜利抵达广州港,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2006年7月18日中午,哥德堡号顺利停靠广州南沙客运港,人们欢庆哥德堡号和瑞典国王王后的到访。

2006年7月21日下午,哥德堡号驶入广州内河,广州市民在洲头咀江面举行了龙舟欢迎仪式，晚上又举办了名为“哥德堡号—广州之夜”的盛大焰火晚会。在访问广州期间，瑞典国王将1906年从瑞典沉船“哥德堡”号打捞出水的乾隆时期完整的青花斗鸡图盘，作为国礼赠送给当时的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先生，张市长随即将这件两百多年后重还故土的青花瓷盘转赠给广州博物馆。

2006年8~12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上海，停靠在黄浦江边，和上海人民交流。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哥德堡号访问中国香港、澳门。

在中国停留的半年，中国人民对这艘瑞典古代船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哥德堡1号瑞典商船是十八世纪来中国进行贸易的。

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1号”从广州启程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当时这批货物如果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的话，估计价值2.5至2.7亿瑞典银币之间。8个月后，“哥德堡1号”航行回到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时，突然船头触礁沉没，正在岸上等待“哥德堡1号”凯旋的人们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幸好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从沉船上捞起了30吨茶叶、80匹丝绸和大量瓷器，在市场上拍卖后竟然足够支付“哥德堡1号”这次广州之旅的全部成本，而且还能够获利14%。后来，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又建造了哥德堡2号继续开展至中国的贸易。

从随船来访的打捞出水的青花瓷器上可以看出，十八世纪中国的出口瓷器已经和克拉克瓷有了明显的变化。青花盘不再是宽边，也失去了盛行的开光图案，其釉面比克拉克瓷更为精莹。

黑石号

“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1998和1999年间，德国“海底探险公司”将“黑石号”打捞出水。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阿拉伯沉船，上面发现的唐代瓷器多达67000多件，船上所载的长沙窑瓷器和金银器已经引起极大的关注，而三件完好无损的唐代巩县窑烧制的青花瓷盘更是引起陶瓷界的轰动。

在“黑石号”出水文物的整理研究阶段，我国陶瓷界的一些知名学者曾应邀前往新加坡观摩沉船上的文物，他们拍摄的大量图片，使国内文博界对“黑石号”出水文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从2002年开始，我国国内的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扬州博物馆等都提出了购买意向，而新加坡、卡塔尔、日本等国的博物馆也表达了购买的意愿。但是，打捞方提出“必须整体购买”的标的，并开出4000万美元的高价，当时折合人民币3亿元，不知什么原因，我国的博物馆在此数字面前居然都失去了话语权。此时，新加坡的“圣淘沙”机构抢先购买了打捞文物的展览权，随后筹措3000余万美元全部购得这批出水文物，2005年所有出水的“黑石号”文物分批完整落户新加坡。

在“黑石号”打捞出水的陶瓷中，长沙窑瓷器有56500多件，使国内陶瓷界对长沙窑瓷器的产量、款式、器形、纹饰和市场有了新的认识。这批长沙窑瓷器中，以碗为主，其次为执壶，其他有杯、盘、盂、盒、罐、熏炉、油灯和少量生肖瓷塑。瓷器上的款明确记载了瓷器的用途和生产商，这些“款”不仅为当代人对唐代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更使我们对瓷器上写款的认识大大提前。比如，有的碗中写有“茶盏子”，说明了茶具的用途，有的瓷碗写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名樊家记”款识，说明产品来自长沙窑。这种带有广告性质的款记，为我们认识元代瓷器上的“张家造”、“陈家造”提供了借鉴。在唐代就出现了在陶瓷上写明生产厂家的款识，那么，在唐之后的宋代、元代和明代，也完全可能在陶瓷上出现类似的款识。而大量的花叶、莲蓬、飞鸟、摩羯鱼纹，这些带有阿拉伯风格的图案，充分说明了长沙窑为适应外销市场而作的变化，这种变化巩固了长沙窑外销窑场的地位。

如果“黑石号”出水的瓷器能够留存国内，它对我们认识唐代瓷器，以及认识我国陶瓷款记、纹饰和器型的演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碗礁一号

碗礁一号是2005年6月被我国福建省渔民在平潭碗礁附近捕鱼时意外发现的一条清代康熙年间的沉船，同年的7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沉船进行抢救性发掘，并命名为“碗礁一号”。类似由渔民首先发现的古代沉船，在中国海域内绝不会是碗礁一号一条船，这也是各地古玩市场充斥着海捞瓷的原因。在类似沉船上出水的古代瓷器，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的日常用瓷，因而也不太会引起太大的反响，但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古代瓷器，所以往往会引起收藏者的追捧。

碗礁一号就是因为船上装载着康熙时期的瓷器而被认定为清代早期的沉船。

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和出水的15000件文物，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首先，这是一艘运载外销瓷器的船舶。因为船上发现了许多带盖的高足杯和精美的咖啡具，这些器型具有明显的异国情调。另外，一些精致的造型各异的小瓷瓶，只能是西方餐桌上的装饰用具。即使在一些中国传统的器型上，也出现了典型的克拉克纹饰，如前文所述，克拉克瓷是典型的外销瓷器。

其次，碗礁一号的沉没地点说明了，福建平潭附近有中国清代贸易港口，是福州还是泉州，还有待于证实。

第三，这艘船沉没的原因是触礁。所谓“碗礁”，就是平潭海域一些碗状暗礁，这里的风浪和海流往往会使过往的船只因触礁而沉没。

第四，出水的瓷器多数是青花瓷器，也有不少五彩瓷器。青花瓷从其胎釉、发色来看，应该是景德镇窑的产品。而五彩瓷，因是低温烧制的釉上彩，所以出水后，表面多有剥落，这种自然剥落，将成为鉴定海捞瓷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五，出水的康熙瓷器，表面晶莹光亮，打破了习惯所述的古代瓷器的表面光泽。

第六，出现了简化字，这也使一些墨守陈规的“鉴定家”感到不可思议。

碗礁一号的出水对中国文博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使我们对清代早期瓷器有了新的认识，对清代早期瓷器的釉色、光泽、纹饰和器型，都应该重新作出新的判断，否则，极有可能将真东西说成假东西。

同年10月23日，中国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的馆员李滨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上看到了一种康熙中期青花大瓷盘，直径超过40厘米，标价8万元人民币，这就是他们刚刚发掘过的沉船上的文物。这样的东西已经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是让外国人买去呢还是让中国人收藏呢？让外国人买去，或许若干年后我们又要花大价钱从海外抢购“国宝”，要知道这件瓷盘的年份比圆明园的兽头要老。给中国人买去，若干年后，我们还要为这件瓷盘的真伪争论不休，谁叫它的出身如此不正呢！

南海一号

在广东阳江市海陵岛十里银滩上，有一座五个不规则的大小椭圆体连环相扣组成的博物馆，这就是“南海一号博物馆”。被整体打捞上岸的我国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就在里面的椭圆形的海水环境密闭展厅—水晶宫中展出，而相关的文物整理也在可以探视的环境中进行。

这样的整理和展出可谓世界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

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0000件，其中已经发掘整理了金、银、铜、铁、瓷类文物4000多件。与碗礁一号的陶瓷器相比，南海一号的文物年代更久、窑口更多，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就更被考古学者所重视。

“南海Ⅰ号”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超过30种。这些瓷器窑口众多，有福建的德化窑白瓷、河北的磁州窑的瓷器、江西的景德镇窑的影青瓷和浙江的龙泉窑的青瓷等宋代的著名窑口瓷器，其中许多都是可以评为国家一级或二级文物的陶瓷精品。特别可贵的是，出水瓷器中不少带有明显的异域风格，显然这些是宋代接受海外订货“来样加工”的产品。当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在为外贸的形式争论不休时，我们的祖先早在数百年前就已经接受“来样加工”这种外贸形式了。

作为一本研究海捞瓷的著作，作者当然把比较大的篇幅关注瓷器，但是，这样做很可能造成错觉。因为，南海一号的价值虽然在于它所承载的文物，在于被打捞出水的瓷器，然而，南海一号的价值更在于它本身，在于它整体的文物价值。“南海一号”对于研究海上陶瓷之路、研究我国的陶瓷史、研究我国宋代的社会生活，研究我国宋代的造船技术、研究我国的对外贸易史和研究我国宋代的对外交往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南海一号的瓷器全部整理完毕，我们对宋代瓷器的认识，必然会发出耿宝昌先生一样的感叹：“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

新安号

1975年5月，韩国渔民在新安外方海域偶然打捞出了大量中国青瓷，从而发现了元代的“新安沉船”。1976年至1984年，韩国考古界对这艘沉船进行了发掘，并最终把它打捞上岸。在这条元代中国的沉船上，总共发掘出了两万多件青瓷和白瓷，两千多件金属制品、石制品和紫檀木，以及800万件重达28吨的中国铜钱，目前韩国在木浦建立了博物馆展出新安沉船及其文物。

为什么说这是一条元代的沉船呢？这从所出水的瓷器的胎釉、器型和纹饰上可以做出判断，更可以从船上出水的铜权上的铭文可以判断，元代流行铜权，铜权上往往铸有铭文，新安沉船上铜权的铭文为“庆元路”字样，这是元代对宁波地区的称谓。同时，更为可靠的是，在一块木牌上还保留着“至治叁年”的墨迹，这是公元1323年，所以说，新安沉船是一条元代早期的船舶。

在新安沉船上有元代的一万多件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浙江龙泉窑的产品。这批瓷器不仅数量大，质量也高，堪称元瓷的精品，保存状况又非常完整。其中一件为宁波“使司帅府公用”铭龙泉青瓷盘，说明了这是一件元代官窑的瓷器，它对研究元代官制和地方志都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浙江金华铁店窑的器物，江西赣州七里镇窑的瓷器，都使我国元代外销瓷的窑口，有了新的扩充。这也说明了元代外销瓷的规模，出口瓷器的窑口已经遍及东南沿海。可惜的是，这件沉船上没有发现元代的青花瓷器，否则，对于国内关于元青花的争论一定有所帮助。

2003年10月，宁波的“海外寻珍团”一行来到了韩国新安郡木浦市的国立海洋遗物展览馆，考察这条被韩国考古工作者从海底发掘出的元代沉船遗物。当这些贵宾被数百年前的沉船上的遗物深深吸引时，他们一定感叹我们祖先的伟大。在地球的海洋之下，有多少宝物还在等待我们去打捞和发掘呢？

海捞瓷，它是中华文明的物质载体，它所记载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的信息，还有待于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当一批又一批海捞瓷出现在古玩市场上时，不是一句简单的盗卖文物就可以聊以自慰的！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海捞瓷，去识别海捞瓷，由此去认识我们还尚未认识的中国陶瓷史，耿宝昌先生说得多好啊：“搞了一辈子的瓷器研究，却从未见过如此多的瓷类珍宝，很多连听都没听说过！”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的海捞瓷。

（本文由洛阳树威古瓷鉴藏博物馆根据网上和本馆资料编辑而成，对有关资料的原作者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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