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我国古代文人的专长与拿手好戏。文人们以自己的文字劳动换取相应的报酬（现在称稿费），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写作收取报酬，即“写作受谢”起于西汉。南北朝的《乐府诗集》，宋代王懋的《野客丛书》中均记载说：“宫妃陈阿娇被汉武帝‘金屋藏娇’后失宠，别居长门，但她不甘心孤寂，听说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特奉赠黄金百斤，邀其写一篇表达心声之作，相如遂成《长门赋》，献于汉武帝，阿娇遂复得兴，册封陈皇后。”这条记载是史书上有关“作文受谢”的最早记录。

作文受谢，至唐始盛，且唐也是渐成风气的时期，社会上出现一批“以文谋生”的文人，他们中有的还靠此成为富翁。《旧唐书·李邕传》记载：“邕长于碑颂，朝中衣冠及天下闻人多赍持金帛，以求其尔。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百万。时议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杜甫在《八哀诗》中也说邕经营此道获颇丰，“干谒走其门，碑板照四裔……”。文学家韩愈一生也颇受此利，为唐宪宗作《平淮两碑》，“受绢五百匹”；为国舅王用作《王用碑》得“鞍马并白玉带”。刘禹锡曾赞韩愈作文为“一字之价，辇金如山”。在这种高额报酬的刺激下，一些文人丧失了文德，变成了追逐钱财的文痞流氓，他们攻击别人，贬低别人的作品，甚至对客户敲诈勒索。《太平广记》记载：唐宪宗时宰相裴度欲聘白居易撰写先福寺碑，皇甫闻之，大怒说：“近舍某而远取白，信犯其戾于门下矣，藻文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琴，而比之桑间濮上也！”裴无奈只好请皇甫为之，而皇甫提笔就足三千字，“一字索价三千匹”。

至北宋时期，“作文受谢”不是只通行于民间，在朝廷中也很流行，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北宋专门收集一批文人替皇帝撰写文书，称为馆阁学土，他们的工资即作文受谢之物。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外制，几草制……皆有润笔物，太宗时，乏润笔之物，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除文督之。”在宋朝连稿费的价格也渐成定数，《陔余丛考》记载：杨大年为寇准作拜相之词，甚合寇意，寇准遂例外赠金百两。既有例外则必有常例。另欧阳修《归田录》记载：“王禹偁任翰林时，尝为夏州牧继迁制文，继迁送润笔之物数倍于常。”即是在文价标准之外，另外多付给王禹偁一些。

明清时期，稿酬渐增，而更盛行。叶盛《水东日记》记载：“三五年前，翰林作文行文一首，银二三钱可求，今文价颇高，非五钱、一两不敢请。”唐伯虎有一个账本上记有为人所制文章字数，替人写作的价目表，并写有“概不赊欠”。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清时期，“作文受谢”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一种表现，已经能基本上体现社会的经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