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

　　编者按：

　　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夺权是从上海的一月革命引发的。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前后二十个月，在神州大地上发生了波澜壮阔的夺权运动，建立了三结合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本文着重分析了上海的一月革命，从宏观上勾勒了夺权运动的基本状况，并对夺权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分析。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中的第一部分。

　　目录

　　1、上海的一月革命。

　　（1）上海工人阶级内部两派组织的形成。

　　（2）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的成立。

　　（3）康平路事件。

　　（4）造反派领衔发布《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5）一月革命拉开序幕——《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

　　（6）一月革命走向高潮——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

　　（7）上海造反派内部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

　　（8）从上海人民公社到革命委员会。

　　（9）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上海的一月革命。

　　2、各地发生的全面夺权风暴。

　　（1）中央、国务院直属部门发生的夺权行动。

　　（2）各地进行的夺权行动。

　　（3）对从中央、国务院直属部门到各地夺权行动的若干分析。

　　3、关于全面夺权阶段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

　　（1）全面夺权阶段若干重大政策措施的概述。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指引文革发展的喉舌。

　　（3）无产阶级专政是全面夺权得以进行的坚强后盾。

　　（4）全面夺权进程中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5）原则性不同的两种夺权。

　　（6）全面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的原因分析。

　　4、第一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2）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3）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4）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5）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6）第一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率先成立的原因分析。

　　5、一月革命引发全面夺权风暴中的几点认识。

　　（1）一月革命发生的必然与偶然。

　　（2）全面夺权阶段是在激烈斗争中不得不延长的。

　　（3）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过四条战线指导、管控全面夺权行动。

　　（4）对于夺权和革委会建立的严格规定。

　　（5）走资派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定位。

　　（6）要注意全面夺权阶段前期与后期中央政策的重大区别。

　　全面夺权首先发生在上海。上海的一月革命引发了全面夺权风暴，从而将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夺权阶段。因而我们研究全面夺权阶段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首先从上海的一月革命做起。

　　1、上海的一月革命。

　　上海的一月革命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此前一系列分歧和矛盾发展的结果。安亭事件标志着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而后发生的《解放日报》事件又进一步将上海的文革推向前进。这个时候在上海的工人阶级中间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工人围绕如何进行文革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而我们的研究就要从两派工人之间的斗争说起。

　　（1）上海工人阶级内部两派组织的形成。

　　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两派组织，是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和上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简称赤卫队）。工总司是在北京、上海红卫兵支持下，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筹组，十一月九日召开大会成立的。[1]赤卫队则是以老工人、党团员、积极分子为基础，于十一月二十六日成立了筹委会，十二月六日正式成立的。赤卫队保护上海市委，是与工总司相对立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委支持这个组织。[2]这样就在上海工人阶级内部形成了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和以赤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这两大派组织。

　　这两大派工人组织之所以被称为造反派、保守派，是由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决定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是不是指向党员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对于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究竟是采取保护还是造反的态度。这是区别两派工人组织的主要标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工总司和赤卫队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这在安亭事件以及随后的《解放日报》事件上比较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安亭事件，不仅是由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采取了“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工总司的请愿予以答复，随后又强令载有工总司成员北上赴京告状的列车停靠于安亭车站后才发生的。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虽然赤卫队还没有成立，但是与赤卫队观点相似的保守派工人却已经在运动中表现了出来。十一月九日，保守派工人就冲击了工总司召开的成立大会。[3]这些保守派工人为了对抗工总司，随后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成立了赤卫队。《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工总司和赤卫队对待上海市委的态度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反映了出来。在这个事件中他们发生了严重的对峙，表现出对待上海市委的不同态度：工总司要对上海市委进行造反，而赤卫队则是要对上海市委予以保护。

　　不论是安亭事件还是《解放日报》事件，不仅将上海工人阶级内部工总司和赤卫队，还将上海市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不难看出，上海工人阶级内部两派组织的形成，是与上海市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存在密切关系的。赤卫队是在上海市委支持下成立的，是支持上海市委的，造反派则是要对上海市委进行造反，要在市委领导干部中间寻找走资派。这样从利益属性上来判断，也就不难理解上海市委对于这两派工人为什么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了。

　　从中我们看到，以工总司的成立、安亭事件的发生为标志，上海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他们的行动不仅遭到了上海市委的反对，还遭到了本阶级内部保守派的制约。这表明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今后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会遇到不少困难。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冲破这些障碍以后才能不断被推向前进。

　　（2）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的成立。

　　在文革形势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上海市委机关干部中间也出现了造反派，他们从内部造反，和造反派工人、红卫兵里应外合，将打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以及各级领导层。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机关干部的造反行动是由上海市委写作班牵头，各级机关造反派积极响应，以机联站为组织形式拉开序幕的。

　　上海市委写作班在机关干部中间率先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而是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对文化革命的先知先觉和政治敏锐性具有密切联系。在毛泽东提出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就在当时第一书记柯庆施领导下成立了写作班，下设文学组、历史组、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从上海市委党校、社科部门、大专院校和文艺协会选调了一批政治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到写作班工作，又从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抽调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党支部书记。不论从政治还是业务上，写作班成员都是精兵强将，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队伍。

　　写作班先后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张春桥和候补书记杨西光领导下，根据中央有关指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出发，审慎选题，部署写作，研讨文章，推陈出新，以丁学雷、罗思鼎等笔名，对在哲学、历史、文学、电影、戏剧领域存在的“合二而一”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有鬼无害”论等问题进行了尖锐地批判，写出了一批具有鲜明论战色彩而又有说服力的文章，成为地方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标兵，有力地推动了上海的文化革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写作班还为姚文元撰写《评新编历史剧》这一文革导火线的文章提供过帮助。在姚文元构思、起草文章期间，为了寻找一个安静、保密、安全的写作环境，在张春桥安排下，写作班专门在二楼为姚文元开了一间写作室，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姚文元搜集、整理明史资料。姚文元撰写的这篇文章后来造成了那么大的反响，除了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和姚文元个人的努力以及姚文为正在进行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摇旗呐喊外，也是与写作班提供的帮助分不开的。

　　由此看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写作班就参加了文化革命的工作，站在了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列，成为进行文化革命的排头兵。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论是从写作班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还是从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乃至于平时所养成的服从党中央领导的组织纪律观念，以及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和党政机关内部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所形成的强烈反差，都会驱使着他们从市委内部分化出来，举起造反的大旗。从这方面来说，写作班造反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写作班毕竟是在张春桥的直接领导之下，又与姚文元具有密切的联系，他们能够在机关内部率先造反还是与张春桥、姚文元的指导和影响分不开的。从这方面来说，写作班造反又是具有偶然性的。这从张春桥、姚文元与徐景贤、朱永嘉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上海市委任命徐景贤、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下发后，徐景贤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反思，不想再这样为市委效劳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摸气候”，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他，要他带口信给徐景贤，告诉他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他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徐景贤通电话，问他“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要他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他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上海市委写作班全体人员就起来造了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上海西效养病，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市委日常工作，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下，要徐景贤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他列席市委常委会，使他了解了许多内情，因而他对市委的批判就更显得针锋相对，证据确凿，切中要害，格外有力。[4]

　　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造反行动才被称为“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副书记郭仁杰等人联络了《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共同发起了批斗市委大会。他们的行动得到了上海红革会和工总司等造反组织的支持。红革会动员了八千多人前来助威，工总司也派了一千五百多人前来声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为首的机关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书记、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级领导干部到场接受批斗。会场四周悬挂着的大幅标语上写着“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市委写作班在大会上宣读了集体“造反声明”，徐景贤作了《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发言中称：上海市委“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的党组织“从上到下贯彻了一条黑线”。会后发行了十万份题为“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的会刊。这次大会后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机联站），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等为负责人。[5]

　　他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构内部造反的先河。徐景贤带头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机构内部的造反派纷纷杀将出来，他们成立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继续向上海市委、市人委进攻。一九六六年冬天，徐景贤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6]

　　对于上海以写作班为代表的机关干部的造反活动，毛泽东是支持的、赞赏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7]第二天下午，姚文元就给徐景贤打电话，将毛泽东对他们支持的话作了传达，同意徐景贤可以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小范围内吹吹风。[8]这进一步鼓舞了市委机关造反派的士气，激励了他们的造反行动。

　　从中可以看到，机联站是由写作班牵头、市委机关造反派组成的一个群众组织。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情况下，市委机关干部已经出现了分化，纷纷加入到了造反的行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由于这些干部平时在市委机关工作，熟悉、了解市委机关的内幕及其情况，又具有敏锐的政治能力、丰富的经验、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组织管理能力，因而一旦他们起来造反，与社会上进行造反活动的红卫兵、工人里应外合，就会起到造反派红卫兵和工人难以起到的作用。因而以写作班为核心的机连站也就很自然地在造反行动中发挥着某种领导作用。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造反活动为什么被称为“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回上海后要把机连站作为他们的工作机构了。[9]

　　（3）康平路事件。

　　康平路是上海市委大院门前的一条街道。文革进入到十二月下旬的时候，上海工人阶级内部的造反派工总司和保守派赤卫队这两大组织聚集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大院，在对峙中矛盾激化并出现了激烈冲突，酿成了康平路事件。这个事件对上海文革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① 康平路事件的诱因。

　　康平路事件的发生，还是要从上海工人阶级内部工总司和赤卫队这两派群众组织的斗争说起。这两派群众组织是文革开始后上海工人在如何对待中共上海市委的斗争中形成的，工总司是造反派，赤卫队属于保守派。在安亭事件上，工总司的造反行动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和支持，逐步取得了上海市文革的领导权。这样就引起了赤卫队的不满，于是赤卫队开展行动，谋求本派在文革发展中的地位。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市委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活动、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的“双五条”、要求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等八项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市长曹荻秋在压力下签字同意了赤卫队的要求。[10]由于当时工总司和赤卫队两派斗争非常激烈，中央支持工总司的造反行为，赤卫队又是保卫过上海市委的，尽管曹荻秋是在压力下签的字，还是将上海市委对待两派群众组织的不同态度展现在了人们面前。这样就不仅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也使上海市委在文革中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在第二天召开的上海市委书记处会议上，第一书记陈丕显批评曹荻秋不应该签这个字，要曹荻秋给赤卫队做做工作，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可是，赤卫队的工作还没有做通，十二月二十五日，工总司又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大会，要求曹荻秋到场，并当众宣布：给赤卫队签过字的八条作废，赤卫队是保皇组织。[11]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赤卫队总部知道了曹荻秋在工总司的大会上宣布了对他们八条要求签字作废的声明，于是晚上在共舞台召开赤卫队各厂的干部大会，讨论应对的措施，一致要求赴京告状。二十六日，一些地区的工人造反派统一行动，冲了各厂赤卫队的办公室。二十七日凌晨，赤卫队派陈英烈为代表去康平路请愿，要求曹荻秋承认签字继续有效。下午，王玉玺在赤卫队总部召集各区联络员会议，调集人马去康平路声援在那儿谈判的代表。次日，他们又给中央和国务院拍发了紧急电报。从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起，大批赤卫队员群聚于康平路市委机关。据有关方面估计，有两、三万人。他们进入了康平路大院之内，在市委机关摆开了阵势。[12]康平路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② 各方的反应及其概况。

　　康平路事件发生后，当时各方的反应如何呢？

　　1）机联站的反应。

　　机联站是以上海市委写作班领衔的。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听说后，决定亲自到现场走一遭，观察形势后，再商量对策。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他手持市委机关工作证，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来，还戴上了一个大口罩，挤过层层包围圈，进入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看到，楼梯头、走廊边、草坪上、树荫下，全是戴着赤卫队红袖章的工人。

　　原来住在康平路大院里的市委领导人，已经撤走了；连一向声称不害怕群众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也带着家属转移了。整个大院里只剩下已故的原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家属以及张春桥的一家。赤卫队的头头们进入康平路大院以后，到过张春桥的家里，要求张的妻子李文静为他们向中央文革小组打电话，反映赤卫队的要求，随后就退了出来。柯庆施、张春桥的家属，都是安全的。

　　徐景贤再返回到大院里，观察动静，只见赤卫队员们因为总部提出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见不到陈丕显和曹荻秋，情绪十分低落，有的人用毛笔在墙上写大标语：“曹老头决没有好下场！”“赤卫队要大造上海市委的反！”发泄自己的不满。在现场看不到有人在做宣传鼓动，加上队员们通宵集合包围市委，大家根本没有休息，当时许多人就席地而坐，背靠着背，脸上显露出十分疲惫的神色。看到这些情景，徐景贤心想：市委这下子彻底被动和孤立了，因为把两派群众都得罪了。他觉得现在正是从政治上瓦解工人赤卫队的最好时机。

　　这个时候，徐景贤看到有许多打着上海工总司旗帜的队伍向康平路涌来，迅速把康平路大院从四面八方包围了起来。徐景贤上前一问，是工总司二兵团调来的，有的人还说什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我们是来保卫中央文革的”！这时，在康平路大院门口，两支观点不同的队伍对峙着，互不相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徐景贤马上回到写作班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他说：“‘工总司’这种做法真蠢，康平路市委大院现在是一座空城，让赤卫队呆在那里，没有几天就会溃散的。现在二兵团调了大批队伍去包围，反而刺激了赤卫队的情绪，弄得不好，可能要出事。”

　　历史组的朱永嘉说：“我们还是把重点放在准备召开全市的批判大会上，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让康平路去唱‘空城计’，不要睬它。”

　　哲学组的郭仁杰说：“赶快想办法找找‘工总司’和二兵团的头头王洪文、潘国平和耿金章，要他们把队伍撤走。”

　　于是，徐景贤要市委写作班的机要秘书打电话找王洪文他们，可是到处找不到。他说：“这样对峙下去，双方很可能要大打出手，如果出了人命案子，造反派就被动了。我们还是搞文的，要大家把矛头对准市委，从政治上瓦解赤卫队。”

　　徐景贤马上通知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在康平路大院边缘上的一百八十一号楼里，设立一个联络点；要党刊《支部生活》编辑部造反队负责，在康平路大院四周高楼上，安装起几只高音喇叭。徐景贤布置历史组、文学组的几支笔杆子，立刻起草传单；徐景贤自己也撰写了一份《赤卫队为什么要大闹龙宫？》，呼吁赤卫队员们反戈一击，杀回工厂去，向市委的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传单写好后立刻被打印出来，还抄成大字报，在康平路大院周围散发和张贴，并且通过高音喇叭连续向大院内广播。经过政治攻势之后，有一批赤卫队员取下自己的袖章，偷偷从人缝里溜走了，留在大院里坚持不走、被包围着的还剩一万多人。[13]

　　写作班历史组组长朱永嘉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办公地点在武康路二号，离开康平路市委书记处办公的院子很近，所以很快就知道了康平路院子内发生的情况。我的态度是坐山观虎斗，是市委与‘赤卫队’之间闹家务事，乐得在一旁看戏。这个思想怕是当时造反派比较普遍的想法，并没有想到如何马上去应对这次事件所可能带来的结果。”[14] 从中我们看到，在赤卫队到达康平路市委大院以后，以写作班为代表的机联站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反应，而是抱着旁观的态度，看着上海市委和赤卫队进行“内斗”，静待事态的发展。他们只是从形式上看到了赤卫队与上海市委之间出现的矛盾，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所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也就是由于赤卫队和上海市委在立场上存在着一致性，仍然有着在一定条件下化解矛盾联手掌握上海文革领导权的可能性。正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清醒认识，在召开写作班会议研究如何应对工总司和赤卫队之间对峙的时候，徐景贤等人才提出要王洪文、潘国平、耿金章他们把工总司的队伍撤走，让赤卫队自生自灭的主张。

　　2）上海市委的反应。

　　赤卫队到上海市委大院“造反”，要求市委撤销曹荻秋在工总司大会上对八条要求的否决，践行曹荻秋与赤卫队签字的八条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市委是什么态度呢？

　　当时在写作组工作的朱永嘉事后回忆，赤卫队到达康平路市委大院后，曹荻秋没有出来接见他们，是马天水出来与他们进行谈判的。谈了一天，并没有什么结果。由于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曹荻秋只好出面了。十二月二十九日傍晚，曹荻秋进入康平路大院与赤卫队的代表谈判，相持到深夜。陈丕显从西效宾馆打电话给曹荻秋的秘书，要他转告曹荻秋，如果赤卫队提出要市委承认他们是合法的群众组织，可以同意，他们要求给予物质上的方便，也可以答应。[15]陈丕显后来回忆道：“在这个关键时刻，荻秋同志赶到市委机关，同‘赤卫队’进行了耐心的谈判，做了许多解释教育工作，并同意了‘赤卫队’的合理要求。29日下午，‘赤卫队’准备撤出康平路。”[16]

　　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赤卫队是在上海市委与他们做了许多工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以后，才同意撤出康平路市委大院的。这样上海市委和赤卫队就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赤卫队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的因素以外，从深层来说还是与他们彼此之间在文革立场上的一致性所致。

　　正是因为这样，不论是作为第一书记的陈丕显还是市长的曹荻秋都不会不明白赤卫队到达康平路的目的。虽然赤卫队也喊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但是这不过是他们进行斗争的策略，其真实意图还是要保护上海市委的。陈丕显后来也对此予以了说明。他说：“那时候，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但我们明白‘赤卫队’喊‘打倒曹老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要打倒‘曹老头’，而是要保‘曹老头’，保上海市委，防止‘工总司’夺上海市委的大权。他们喊‘打倒曹老头’是一种斗争策略，以免被对方说成是‘保皇派’。

　　对于这一点，张春桥他们也看得非常清楚。”[17]

　　陈丕显说的不错，张春桥确实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在赤卫队立场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去“造反”，他们的真实意图还是为了取得上海市委的支持，以便在文革中取得主动地位，掌握文革的领导权。

　　3）造反派在张春桥指导下展开行动。

　　张春桥在得知赤卫队到上海市委“造反”的消息后，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其实，在康平路事件之前，张春桥就对陈丕显主持的上海市委有着清醒的认识。十二月二十三日，张春桥在北京接见上海工总司代表时，依据文革开始后他对于上海市委的观察，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很有实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对他讲了，要他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文元当你的参谋、顾问’，但是他根本不听江青、中央文革的话，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安亭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那么多问题：‘究竟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

　　“我要告诉大家，我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复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定局，‘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当心陈丕显摘桃子！”[18]

　　从中可以看到，康平路事件发生前，张春桥就对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交了底，将上海文革的复杂性告诉了他们，让他们提高警惕，紧紧抓住文革的主动权，在陈丕显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防止他抢走了文革的胜利果实，通俗地讲，就是摘了桃子。

　　正是因为这样，当张春桥获悉了赤卫队到康平路上海市委“造反”的消息后，为了防止赤卫队和上海市委联手抢夺上海文革的胜利果实，就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

　　一是打电话给李文静，让她转告写作班造反派。他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一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了，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桃子就要被赤卫队摘去了。想办法告诉工人造反派，赶紧动员工人去康平路，对赤卫队搞政治攻势，人去得越多，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左派不能站在旁边看，要把领导权掌握过来。不然变成赤卫队和市委斗，将来胜利果实到他们手里。这件事革命左派不能坐视，要夺回领导权，不能让赤卫队直接和市委接头，胜利果实可能被人抢走。”[19]

　　二十九日早上，李文静给上海市委写作班书记徐景贤打电话，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她说：“昨天半夜里我和春桥通了电话，讲了康平路大院里的情况，春桥说：现在赤卫队造了曹荻秋的反，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要告诉徐景贤转告上海各造反组织注意，不要让赤卫队把胜利果实夺走了！”

　　随后，徐景贤向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员传达了张春桥的指示，还和几位领导核心商量如何落实张春桥的指示。徐景贤说：“春桥同志的提醒很重要，不然我们造的反，让赤卫队摘了果子，岂不前功尽弃？我们召开大会的口号看来要升级了，不能再用‘火烧’、‘揪出’等提法，一定要提‘打倒’。大会一过年就开，口径要统一，按春桥同志的电话指示精神，正式喊出：‘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20]随后，写作班就如何联合工人造反派以及进行宣传等问题作出了部署和安排。

　　二是给上海工总司打电话。张春桥知道，单纯依靠机联站一群秀才和机关工作人员，是对抗不了赤卫队的，因而他在给写作班打电话的同时，还给上海工总司打了电话。当时上海工人造反派实际上是两支力量，一支是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总部，一支是以耿金章为首的工总司二兵团。他在北京打电话，找不到王洪文和潘国平，于是通过他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给在北大未名湖旁的招待所的耿金章，要耿金章立即回上海，上海发生紧急情况了。耿金章问是什么事，何秀文说，你不要再问了，回上海就知道了。次日上午耿金章就乘飞机赶回上海。下午两点召集二兵团的常委们开会，会上说了赤卫队冲进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冲了张春桥、柯庆施的家，又说王洪文（实际上是徐景贤）在衡山宾馆成立了临时指挥部。

　　耿金章在召开二兵团常委会后，便立即设法集合两万多人去广元路一带加强康平路周围造反队的力量，把通往市委书记处大院的道路都切断了，以防各区的赤卫队员前去增援。而耿金章则进入了衡山宾馆二楼现场的临时指挥部。[21]

　　后来，张春桥找到了王洪文，从北京给他打电话说：“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22]到了晚上，王洪文才赶来二兵团的总部，最后汇合在临时指挥部，决定各区指挥部的联络站及各厂基层的赤卫队由王洪文、戴立清指挥工总司的造反队处理，康平路现场归二兵团解决。造反派以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张春桥的家，鼓动造反队员与赤卫队决斗的情绪。攻击的时间选择在三十日的清晨。[23]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工人造反派说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张春桥的家，是没有依据的。张春桥夫人李文静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着或坐着，以后也没有再来。”柯庆施夫人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了一张名为《造谣派破产》的辟谣传单，上面写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张维维说明了事实真相以后还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他们称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说“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24]

　　由此可见，虽然当时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家属纷纷离开了大院，大院内只剩下了柯庆施、张春桥的家人，但是赤卫队并没有去抄家。即便鼓舞士气，造反派撒这样的谎言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就将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阴谋化，严重损害了造反派的声誉。张春桥发现以后提出了批评，让徐景贤转告造反派，再也不要提抄家这样的事了。[25]

　　这个时候在采取什么方式处理赤卫队的问题上，造反派内部产生了分歧。写作班主张通过宣传，瓦解赤卫队的斗志，而耿金章却是主张进入市委大院，将赤卫队赶走。二十九日晚上，在紧挨着康平路大院的荣昌路六十号临时指挥部里，徐景贤派的王承龙、朱维铮和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耿金章在知道了张春桥的来电以后，不愿用文攻，继续增调大批工人造反派，急于指挥他们打进去。[26]由于造反派工人是主力，在争论中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决定进入市委大院将赤卫队赶出来。

　　三十日凌晨三点，二兵团的造反派在孙玉喜带领下开始从大院的前门和后门发起攻击，曹荻秋在书记处三楼的窗口看着造反派向赤卫队发动进攻的情景，赤卫队谈判代表让人将被打伤的赤卫队员抬到曹荻秋面前，曹荻秋跑到广播室，呼喊双方停止武斗，让赤卫队安全撤出。至清晨六点，康平路大院全部被造反派占领，赤卫队员蹲在大院的草地上，连市长曹荻秋自己也被二兵团的人带走了，把他安置在东湖路的军人俱乐部，上海党和政府的威信扫地。[27]

　　七点钟，近两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周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赤卫队三百多名骨干被工总司扣押。当晚，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各区的大部分赤卫队基层组织相继被取消。[28]

　　这是文革历史上的第一次武斗。武斗结束以后不到半小时，张春桥从北京亲自打电话给徐景贤，向他详细询问了武斗的情况，徐景贤一一作了汇报。

　　张春桥听完汇报后，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临了，他又说：“再也不要提‘赤卫队抄张春桥的家’了！”

　　徐景贤回答：“我知道啦！最近几天，我们准备集中全力，召开一次‘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牢牢把握斗争的大方向。”[29]

　　三十日早晨，赤卫队总部得到康平路大院内赤卫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决定在人民广场集会抗议造反派的行动。红革会知道以后，立即组织宣传车在人民广场进行干扰。当赤卫队通过西藏路向人民广场集结时，王洪文则调集人马在西藏路一带拦截了这部分赤卫队，把他们包围起来缴获了大量赤卫队的袖章。

　　造反派为了进一步消除后患，根本上铲除赤卫队的组织结构，工总司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还发出了一则《特急通令》，在这份通令中，它下令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抓起来，押送公安局。各工厂企业工人赤卫队头子中，有反无产阶级司令部言行的也一律抓送公安局。所以从三十一日晚上起，工总司与二兵团便开始抓捕赤卫队的骨干押送公安局的行动了。在短短的十多天内，被造反派扭送到公安局扣压的赤卫队骨干有61名，属于区、县二级的赤卫队负责人有23人。就康平路事件本身而言，它的过程便到此为止了。[3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平路事件是上海市委、赤卫队和工总司围绕是否践行八条要求而引发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从形式上看是上海市委与赤卫队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他们在文革的立场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实际上还是心照不宣地站在了一起的。这预示着他们存在联手取得文革领导权的可能性。赤卫队到达康平路的行动起初都没有引起机联站、工总司的重视，他们是在张春桥的提醒并指导下才到达康平路并参与到这一事件中去的。至于强行将赤卫队赶出市委大院是工总司自行作出的决定，而非出自于张春桥的指示。康平路事件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的胜利而告结束的。

　　③ 康平路事件在上海文革发展中的作用。

　　康平路事件是由赤卫队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游行、示威引起的。要分析这起事件在上海文革中的作用，还是要从两派的政治立场及其在文革中的不同作用说起。

　　我们知道，工总司和赤卫队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两个群众组织。两派的形成缘自于他们对待上海市委的不同态度。工总司是造反派，赤卫队属于保守派。上海市委在文革中支持赤卫队，与工总司则处于对峙状态。在两派工人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造反派，希望能够做好保守派工人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转变立场，站到造反的行列中来。这在安亭事件和随后发生的《解放日报》事件上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对待两派工人的问题上，中央是与上海市委存在严重分歧的。

　　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到底那一派工人的行动才符合文革发展的要求呢？

　　“十六条”明确指出：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1]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层，因而造反派工总司将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是符合文革发展要求的。而保守派赤卫队则是反对这样做，因而他们的行为是与文革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正是因为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对工总司的造反行动采取了支持的态度。

　　这样在两派工人的斗争中，保守派赤卫队希望依靠他们在保护上海市委过程中所形成的密切关系，让上海市委承认自己是革命群众组织，以便借助上海市委的影响力，在上海文革发展中取得主动地位，夺取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虽然彼此之间是心照不宣的，但是鉴于当时两派工人的斗争态势、上海市委自身的处境以及中央对于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上海市委在对赤卫队的表态上表现出犹豫不决乃至于出尔反尔的态度。这在曹荻秋对赤卫队的表态上展现出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成为众矢之的，防止在汹涌澎湃的文革大潮面前处于更加孤立、被动的状态，反映出上海市委领导人在两派斗争的氛围中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心态。

　　我们注意到，在康平路事件发生的时候，张春桥和上海造反派的反应是不同的。从写作班来说，他们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静看事态的发展。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当时工总司也没有对此及时做出反映。造反派没有意识到赤卫队到康平路上海市委大院的行动会对下一步上海文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张春桥的看法却与他们不同。在获悉了这个消息以后，鉴于赤卫队与上海市委的密切关系，从中央支持造反以及上海两派斗争的大势出发，张春桥敏锐地意识到赤卫队到上海市委的“造反”行动，极有可能让赤卫队与上海市委达成某种默契，将造反的旗帜被赤卫队紧紧抓在手中。这样在赤卫队的立场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上海市委又是对文革持抵制态度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联手控制上海文革的领导权，致使造反派处于被动、孤立的状态，甚至有可能使上海的文革付诸于东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春桥才给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耿兵章打电话，要他们派工人造反派到康平路去。同时，又给他的夫人李文静打电话，要她告诉写作班，立即组织动员起来，配合工人造反派的行动，防止赤卫队与市委联手夺得上海文革的领导权。

　　从中可以看出，张春桥对赤卫队到康平路市委大院的行动是敏锐的，这与造反派表现出的默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在赤卫队和上海市委的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时候他们联起手来，就会将造反派架空，夺取上海市的文革领导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防止陈丕显和赤卫队摘了桃子。[32]张春桥将这个事件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表述出来，不管造反派的文化水平如何，都是不难理解的。这对于调动造反派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防止上海文革领导权的旁落，当然是有意义的。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从现已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张春桥当时只是要求造反派到康平路市委大院去，其目的还是为了显示造反派的力量，给上海市委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向赤卫队妥协，与赤卫队联合起来控制上海市的文革领导权，并没有说要工总司去进行武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工总司在与赤卫队的对峙中还是出现了武斗。从中可以看到，武斗的决定是由工总司负责人自己决定的，与张春桥并没有直接关系。因而这个责任应该由工总司负责人自己来承担。

　　虽然徐景贤在康平路事件以后，也在电话中向张春桥汇报了事件的经过，张春桥也知道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武斗，但是他在指示中还是将矛头对准了上海市委，而不是赤卫队。这是因为赤卫队虽然与工总司的政治立场不同，对文革持保守态度，但是他们与造反派工人一样都属于工人阶级中的成员，是教育、争取的对象，并非文革的重点。这说明张春桥不是把保守派赤卫队而是把上海市委作为文革的重点。这个主张是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一致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工总司和赤卫队是上海工人阶级中的两大派组织，他们在康平路事件中的斗争，实质上就是要争夺上海文革的领导权。这是因为工总司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而赤卫队则是与工总司相对立的保守派组织，在赤卫队没有转变立场的情况下，他们在康平路事件中斗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究竟由谁来领导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如果工总司在斗争中获得了胜利，那么上海文革就会在造反派的领导下进行；反过来如果赤卫队获得了胜利，那么上海文革就会在保守派的领导下进行。由于两派对待上海市委的态度不同，那么上海市委在两派争夺文革领导权的斗争上究竟要支持哪一派，也是不难想象的。一旦出现那样的情况，就会形成上海市委联手赤卫队来掌握上海文革领导权的局面，上海市的文革无疑会被引向歧途。这是张春桥竭力要避免的。

　　康平路事件虽然最终是以工总司的凯旋而告结束的，但是在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武斗，这样就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先河。在这方面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显然负有更大的责任。工总司的行动虽然符合文革的要求，具有正义性的一面，但是毕竟在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武斗，是违背“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要求的。[33]从这里我们看到，康平路事件中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的行为具有两重性：一是勇于造反、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正义性；一是采取措施、手段上的非正义性。这种用武斗来消除对方抵抗的行为固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却给以后解决文革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造反派是在文革发展中不断壮大的。工总司在搞垮了赤卫队以后，吸收了大量的赤卫队工人，这使得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上海工人阶级的凝聚力增强了，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无疑为下一步进行的全面夺权和上海文革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还要指出的是，上海工人赤卫队在康平路事件中没有发生顽强的抵抗，除了上海造反派力量的强大以及采取了果断行动外，也是与上海赤卫队中的工人所具有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思想觉悟分不开的，同时又与上海市委领导人尽管与赤卫队站在一起并支持他们的行动，但是却没有与他们死死地捆绑在一起，也没有给予他们实质性的帮助密切相关。这无疑对上海文革的下一步发展是有利的。

　　由此我们认为，康平路事件在上海文革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这个事件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最终打垮、收编了保守派赤卫队，解决了上海市委所依靠的社会力量。造反派在上海文革的舞台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掌握了文革的领导权。后来，张春桥对山西太原的造反派代表讲话时谈到了这个事件，他说：“‘赤卫队’进入康平路以后，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34]此时的上海市委在经过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和康平路事件的重重打击之后，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样就为下一步进行的全面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4）造反派领衔发布《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

　　在上海文革形势蓬勃发展的时候，造反派领衔发布了两个文件——《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文件是在上海进入全面夺权的时刻发布的。当时为什么要发布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发布后，又对上海文革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①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要大家在文革中不要脱离生产闹革命，而是要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那么，这个“人民书”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布的呢？

　　1）《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背景。

　　康平路事件虽然是以造反派的胜利而告结束的，但是赤卫队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在王玉玺带领下联合了一帮人，要到北京上访告状。在他们到达上海郊区昆山县的时候，造反派工人将他们拦住了。两派工人在昆山的对峙和斗争，造成了上海铁路的中断，并惊动了中央。

　　上海铁路局调度所八十多人中，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在离开了工作岗位后造成运输无人指挥，上海铁路交通中断。从三十日凌晨到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中，停开客车二十六列，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五万多旅客被阻于中途；停开货车三十八列，中途停车二十二列，货物积压数万吨。在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干部普遍受冲击，党政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再加上这一严重事件，使上海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35]

　　上海出现的问题迅速报告中央，在周恩来主持下召开解决上海问题的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给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张春桥给上海造反派打电话，要他们携手解决上海出现的问题。

　　我们先看周恩来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电话的情况。

　　文革开始后，陈丕显一直在养病，由市长曹荻秋在一线主持工作，但是重要的决定还是要由陈丕显来“拍板”。现在曹荻秋遭到冲击，开展不了工作了，因而解决昆山事件造成的交通瘫痪问题就要由他代表市委出面来解决。这个时候北京传来消息，说中央决定要陈丕显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并说周恩来直接给陈丕显打电话。一月一日凌晨三点多，周恩来将电话打到了上海北站铁路公安局。

　　周恩来询问了昆山事件的情况，陈丕显在电话里作了简要汇报后，周恩来说：“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昆山事件’要尽快解决，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中断。”

　　周恩来又说：“对于昆山事件，不能使事态发展下去，要缓和一下形势。”“革命秩序要搞好，这样才能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

　　陈丕显说：“我听从总理指示。我现在已在铁路局，我们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

　　周恩来高兴地说：“那好，我等着你的回音！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丕显拣心中感到最困惑的问题对周恩来诉说道：“总理呀，有些问题我真想不通啊。上海市委、市人委已被造反派斗得不能工作了，荻秋同志处境异常艰难，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前些时候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今天是‘昆山事件’，明天又不知什么事件，这样下去不行啊……”

　　周恩来听着陈丕显的诉说，也十分坦诚地说：“阿丕，这些问题我很难回答你啊。但有一条，大不了就罢官嘛。没罢官之前，照样工作。你好自为之吧！”

　　陈丕显思考一阵以后，立即叫秘书通知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到市委东湖招待所连夜开会。[36]

　　当时事态紧急，首先要恢复铁路交通秩序问题。但是，市长曹荻秋已经难以开展工作，第一书记陈丕显却是在病休，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才亲自给陈丕显打了电话，动员他出来参加工作。从陈丕显在电话中说的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文革究竟如何搞以及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来看，他对文革是存在强烈的抵制情绪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此后他在文革中的政治命运。

　　要解决上海的铁路交通秩序问题，不仅需要上海的领导干部，而且还需要造反派的配合与参加，于是张春桥就给上海造反派——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打电话，要他告诉造反派和市委领导干部一块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六七年元旦零时十分，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他在电话那头着急地说：“上海的赤卫队闹着要乘火车到北京来告状，中央不同意，但是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有一个赤卫队的头头，名字叫王玉玺，他利用职权同意调车，我们知道了都很生气。刚才中央开会研究了，已经由总理直接打电话通知上海市委陈丕显，要他到铁路分局去对王玉玺采取措施。同时，还告诉陈丕显，让他召集各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开一个会，讨论一下怎么把上海的秩序稳定下来。赤卫队几千人上北京的话怎么办呀，还是要‘抓革命、促生产’嘛！不过，现在陈丕显说话可能不灵了，造反派的头头们不肯听他的，所以我打电话给你，你可以在会上说一说中央的精神，做做工作……”。

　　徐景贤听完电话，赶快穿衣起床，乘市委办公厅派来的小车到达东湖路市委招待所。[37]

　　从中我们看到，工总司和赤卫队在昆山的对峙造成铁路交通瘫痪后，中央要求上海领导干部和造反派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恢复铁路交通问题，而要恢复铁路交通问题，就要解决工总司和赤卫队在昆山进行的对峙和冲突。为了使上海市委和造反派合作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周恩来、张春桥才分别给陈丕显、徐景贤打了电话。

　　接到开会的通知后，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络绎不绝地来到了东湖招待所的餐厅。北京和外地的几个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驻沪联络站的负责人，几乎都到齐了，有北大的捍卫团、清华的井冈山、北航红旗、北京地质学校、体育学院、电影学院，此外，还有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的驻沪红卫兵代表。上海的红卫兵组织有红革会、红三司、炮司、交大反到底、同济东方红等。工总司的王洪文来得比较迟，他穿着一身较旧的黄绿色棉军装，戴着雷锋式的棉军帽，满脸病容，他翁声翁气地对徐景贤说：“我这几天感冒了，正在发烧。今天开什么会呀？”徐景贤便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

　　最后一个来到会场的是工总司二兵团的司令耿金章，他虽然打着工总司的旗号，但根本不听王洪文和潘国平的。耿金章披着一件军大衣，足蹬一双高筒皮鞋，咋咋呼呼地说：“我刚刚从昆山回来。被我们从康平路打走的赤卫队又集中起来了，他们在北站没有上得了火车，几千人转移到昆山，准备从那儿上火车。我已经把我们二兵团的队伍调去了，把赤卫队堵住在昆山城里……”。

　　大家听到他从昆山带来的消息，马上议论纷纷，对如何处理目前这些混乱的局面，各抒己见。

　　正当与会者议论的时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了。当时他还兼着上海警备区的第一政委，身穿一身军装，一进门就告诉大家：“我刚才接到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要贯彻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做好赴京上访工人的思想工作，交通不能中断，革命的秩序要搞好。总理要我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协商，一起解决面临的严重问题。接到电话以后，我赶到上海铁路分局了解情况去了，那个调度所的负责人王玉玺，擅自签字同意发车，破坏交通，我已经按照总理的指示，把他扣押了起来……”。

　　陈丕显边说着边脱下军大衣，然后在白布铺成的长条桌子前面坐下，继续向大家介绍上海当前的严重局势：

　　“……赤卫队要北上告状，现在被阻拦在江苏昆山一带。上海铁路分局调度所的八十多个工作人员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员，都离开了岗位。沪宁线的铁路交通，已经完全中断。从十二月三十日凌晨到现在的二十六个小时中，已经停开客车二十六列，有五万多旅客不能上车，还有五万多旅客被阻拦在中途，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停开的货车有三十八列，中途停下的还有二十二列，货物积压了好几万吨。还有最严重的，就是整个上海市只剩一个星期的存粮了。所以，要和大家商量一下，怎么来扭转这个局面。”

　　各造反组织的头头们听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开了，有的指责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要陈丕显自己到昆山去处理问题，还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乘机要陈丕显批条子给他们配备几辆摩托车做联络用。

　　徐景贤一看这个混乱的局面，觉得离开张春桥的电话要求太远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刻假如由他出面帮陈丕显说话，难免有当保皇派的嫌疑。于是，他走到会场正中，站在陈丕显的对面，先将他批判了一番。他说：

　　“造反派的战友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散在昆山和其他地方的几千名赤卫队员弄回厂里去，使沪宁线铁路畅通，把上海的社会秩序和生产恢复起来。究竟谁应该对这个局面负责呢？就是你，陈丕显。你这个市委第一书记长期躲在幕后指挥，让市长曹荻秋站在前台，你们先是不承认工人造反队，扶植了一支赤卫队，然后又想把赤卫队甩掉。你们才是这次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的罪魁祸首，这笔帐我们以后再跟你清算！”

　　接着，徐景贤传达了张春桥刚才打给他的电话。大家一听，觉得他的来头不小，就安静下来，炮司的几个红卫兵还一句一字地记下张春桥的“中央文革特急来电”，马上出去印发传单了。徐景贤顺势出主意说：“现在我们这些造反组织，要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出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全市群众把矛头对准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欢迎赤卫队反戈一击，回到上海的各个岗位上来，抓革命、促生产。我们还要勒令市委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岗位，听从革命造反派的指挥，维护上海的革命秩序，这个声明写好以后，让陈丕显签字马上送到市委印刷厂去，大量印发。……至于昆山那一边，刚才我已经和‘工总司’王洪文、耿金章同志商量过了，我们立刻赶到那里去，做做赤卫队的工作，动员他们回上海。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坚决和各兄弟组织的战友们站在一起，并肩战斗！”

　　大家同意徐景贤的建议，徐景贤又问陈丕显同意不同意？在陈丕显表示同意之后，他们当场进行了分工，中央音乐学院驻沪的红卫兵舒泽池、王立平和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的杨小兵愿意执笔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陈丕显陪在旁边等着签字付印；至于徐景贤和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带了其他几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昆山。

　　徐景贤和几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在昆山活动了一整天，又赶往苏州，最后在城外的一所大厂里，集中了上千名溃散的赤卫队员。徐景贤和造反组织负责人与铁路分局协商后调来一列客车，大家蜂涌上车，抵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清晨了。[38]

　　王洪文虽然参加了一日凌晨的会，但是对于会议召开的情况摸不着头脑，因而也就在会议上没有发言。会后他立即给张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于是在一月二日叫了陈阿大、廖祖康等坐飞机到北京，由聂元梓接待，负责联系。三日晚，他们在《解放军报》社二楼见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陈丕显出面，出乎我们意料。他秘书说他病得厉害，怎么突然出来了？我们想请示一下。”

　　张春桥说：“这件事我们商量过。曹荻秋说话显然没人听了，没有人出来不行。我们三番五次劝陈出来工作，他硬是拖着，不着急出来。你们从上海来的人都说陈丕显是幕后操纵，应该拖他出来表演一番。现在出来了就好了。”

　　王洪文说：“陈丕显一出来就高姿态。”

　　张春桥说：“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39]

　　从中我们看到，当时陈丕显不仅出来工作了，而且还是比较积极的（即高姿态），因而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等人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这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才向张春桥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陈丕显对于文革的态度究竟如何，他的变化到底是权宜之计还是立场上的改变，这个时候张春桥也一时难以判定，因而只好对他们说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的话，意思是说，究竟如何那还是要看陈丕显以后对待文革的态度了。

　　一月一日凌晨在上海市委东湖招待所开会讨论后起草的这个声明，最后冠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末尾署名的造反派组织有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市反到底联络总部、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这个“告人民书”在造反派起草完毕后，由陈丕显签字印刷20万份，在上海市广为散发。一月五日，“告人民书”在上海《文汇报》上刊登出来。在这样一张大报上刊登造反派组织的“告人民书”还是第一次。[40]

　　2）《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主要内容。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以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为指导，指出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在批判上海地区党内一小撮人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也取得了初步胜利，并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

　　“告人民书”论述了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我们革命造反派工人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我们深深懂得：不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的生产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滑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亲身经历的事实越来越多地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了，生产才会有更大的发展。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

　　“告人民书”指出了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所采取的手段。

　　运动初期，他们以“抓生产”为名，来压制革命，反对抓革命。在造反派起来造反以后，他们又以极“左”的面目，煽动大批被他们蒙蔽的工人赤卫队队员借口北上“告状”为名，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以达到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最近，更有一小撮反动的家伙在策化停水、停电、停交通。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决不能让他们的罪恶阴谋得逞。

　　“告人民书”肯定了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革命的工人同志们，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但要做抓革命的先锋和骨干，而且也要做促生产的先锋和骨干。但是，最近在很多工厂中出现部分或大部分的赤卫队员停止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现象，这就直接违反了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直接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的革命造反派工人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顶起了全厂的生产，有力地打击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粉碎了他们企图用破坏生产来打击革命的大阴谋。我们全体革命造反派的同志，都要向他们学习。

　　“告人民书”对工人赤卫队呼吁，提出殷切的希望。工人赤卫队的广大的要革命的阶级兄弟们！拥护不拥护、执行不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是一个原则问题，大是大非问题。你们受他们煽动而离开工作岗位，究竟是对谁有利呢？你们这样做到底是使谁高兴、使谁心痛呢？我们希望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擦亮眼睛，明辩是非，不要再受骗了，敢快觉悟过来，回到生产岗位上来，回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一定会热情地欢迎你们回来，和我们共同革命，共同搞好生产，我们一定不会责怪你们，因为我们都是阶级亲兄弟，因为你们中绝大部分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人，是受党内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蒙蔽的革命群众。

　　“告人民书”最后号召，全市一切革命学生和革命的机关干部们，让我们和广大革命工人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广泛地开展宣传和斗争，将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

　　最后是上海工总司、红革会、反到底联络总部等十一个造反派组织的签字。[41]

　　这个《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从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出发，以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指导，针对赤卫队脱离生产的实际情况，要求妥善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呼吁赤卫队返回工作岗位，尽快恢复铁路交通和生产秩序。

　　3）《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意义。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在康平路事件出现后，被打败的赤卫队不服，要到北京去上访告状，却被工总司拦截在昆山，致使铁路交通出现瘫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才形成的。这个事件发生后，迅速反馈到中央。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后，由周恩来、张春桥分别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造反派机连站负责人徐景贤打电话，要他们立即携手解决这个事件，采取措施尽快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在双方开会讨论以后才起草、发表的。

　　我们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反复强调要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这不仅是中央文件和指示中反复强调这一方针，而且在这个时候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由于赤卫队离开工作岗位要去北京上访，还有不少工人脱离生产进行运动，这样不仅造成上海铁路交通秩序的紊乱，也严重影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损害了文革的声誉。发表这个文件是为了让赤卫队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不要离开工作岗位到京上访，而是回到工作岗位上进行运动。

　　我们注意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将赤卫队离开岗位到北京上访视为走资派的破坏，从具体情节上来说，倒不见得是领导干部中有人对他们进行了策化和鼓动，但是从事件的整个逻辑关系上来看也不能说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的。这是因为上海市委和赤卫队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赤卫队就是在上海市委的支持、帮助下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赤卫队是保护上海市委反对造反派工总司的。在工人队伍的分裂、保守派赤卫队的形成以及和造反派工总司的斗争中，固然有保守派赤卫队自身认识上的局限，但是上海市委对于两派工人的不同态度以及对于文革的基本立场，对于保守派赤卫队的形成及其两派矛盾的激化乃至于到京上访告状仍然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从这方面来说，上海市委是对此负有重要责任的。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十一个造反派组织共同署名的。这个“人民书”从当前面临的形势出发，以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为指导，从大局着眼，对赤卫队员晓以利害，把他们视为阶级兄弟，不仅做了思想工作，还热情呼吁赤卫队员能够觉悟过来，欢迎他们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共同推动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高潮。这说明上海造反派执行中央的方针，对保守派工人采取团结的态度，也反映出他们的觉悟和胸襟。这是值得称赞的。

　　至于陈丕显说这个“人民书”是他提议并提出主要观点的，虽然他对文中有些观点不赞成，但是从稳定和维持大局考虑，还是决定签字，同意公开发表。[42]这是不是事实真相呢？后来，这个“人民书”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表扬，还在中央报刊上公开发表，陈丕显这样讲是否有表功的成分呢？

　　我们注意到，陈丕显是在周恩来打电话之后才出来工作的。当时迫切的任务是恢复铁路交通秩序，只要是有利于恢复交通秩序的工作，陈丕显从当时大局出发还是支持的。这个“人民书”就是为了恢复铁路交通秩序才搞出来的，其意图是不要赤卫队到京上访而是在工作岗位上进行运动，只有这样才能恢复铁路交通秩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陈丕显是同意这个“人民书”的。但是，“人民书”不是由他的秘书、上海市委而是造反派起草、署名的，而且还对上海市委中的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持批判态度。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是有不同意见的，当然这个时候也是不便于表现出来的。不管怎样，陈丕显毕竟是在周恩来动员下才出来工作的，还签字同意发表了这个“人民书”。从这一方面来说，他对此还是做出了贡献的。

　　不管这个“人民书”及其主要观点是不是他提出来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发布这样一个声明、表达“抓革命，促生产”的观点，是当时包括造反派在内的与会人员的共识。退一步说，即便是陈丕显提出来的，在造反派占会议绝对优势且又执笔起草这个“人民书”的背景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共识“人民书”也是绝不会形成和发表出来的。这也正如后来张春桥所说：“《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中的一些想法，我们在北京时曾讲过。我曾说，‘赤卫队’这样搞，我们只有高举‘抓革命，促生产’的旗帜，才能把他们打下去。”[43]其来有自。

　　至于有人拿赤卫队到京上访和工总司上访来进行比较，说安亭事件时工总司工访得到了承认和肯定，为什么赤卫队到京上访却遭到了打压？其实，将两者生拉硬扯地弄到一块来进行比较，是不公平、不公正的，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两者在文革中的立场是不同的，工总司属于造反派，遭到上海市委的打压，当时是为了了谋求进行文革的正当权力而进行上访的。而赤卫队则是属于保守派，是保护上海市委的，上访是为了维护保守派的利益。这是与文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支持、保护造反派，限制、分化保守派，两者所持的立场不同，又怎么能够将两者相提并论呢？同样是上访，又怎么是一样的呢？当然，一般来说，不论是哪一派，都是不能脱离生产进行运动的。

　　从中我们看到，《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是由造反派起草并联合署名，经过陈丕显签字后才发表的。这个“告人民书”实际上是造反派和上海市委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两者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虽然造反派和上海市委对于文革的立场有所不同，但是在中央的要求下，能够暂时合作起来，恢复上海铁路交通秩序。这对于恢复上海的生产秩序，维护上海文革的进行，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告人民书”着重反映了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要求革命、生产两不误，坚决反对脱离生产来闹革命的行为。这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正确理解和执行中央的文革方针，对以后上海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 《紧急通告》的发表。

　　上海文革进行过程中，出现了一股经济主义逆流，严重干扰了上海文革的发展，《紧急通告》就是对经济主义逆流的批判中产生的。前文我们已经对北京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这股经济主义逆流进行了研究，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1）《紧急通告》发表的背景。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文化革命，也是一次政治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是一次经济革命。但是，在文革进行过程中却出现了一股经济主义逆流。有些人虽然打着文革的旗号进行造反，实际上却离开文革的要旨，脱离当时国家实际的发展水平，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要求涨工资、发补助，为临时工、合同工转正，以前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则要求重新安排工作。同时，文革开始后，成立了各式各样的造反组织，这些组织毫无例外地都向党政机关要求给他们发放经费、办公用品、提供办公场所。

　　比如，有人组织了一批临时工、合同工起来造反，成立了一个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闹长工资，闹待遇、闹转正，找到陈丕显，要他批条子刻图章、供应红布做袖章，还提出个“八项要求”要他签字。否则，就批斗他。[44]

　　其实，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不是工厂的正式职工，而是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还有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后来被动员回乡的“回乡支农”职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支援内地的职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文革中上海在职职工提出经济要求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当日，上海港务局所属九区的部分学徒工在抢人事档案时发现一份有关学徒工工资的上级文件。对照这份文件，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局党委书记李广签字同意补发一年。这个消息一经传开，各单位的在职职工纷纷起而仿效。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速地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工厂和企业。几乎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被抢来抢去，逼着他们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

　　非正式职工以及已经去外地的职工提出的要求只是改变身份，而在职职工的要求则直接指向经济利益。

　　据上海市革委会一九六七年四月统计：上海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经济主义风潮中，仅增加补发职工工资、奖金，以及发放串连费、物资等等，就耗资3500万元到4000万元。其中，华东电业管理局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一天便为所属工厂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相当于该局四个月的工资总数。仅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的短短五天里，全上海被抢占的公房有2.2万平方米，私房被抢占的有30多万平方米。[45]

　　这个时候不少领导干部面对群众的要求，在汹涌澎湃的大潮面前，为了缓和与造反组织的紧张关系，表示自己是支持造反的，在运动中少挨斗，因而在群众组织的要求下，不顾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盲目的发钱发物，造成很大浪费。同时，党政领导机关中的走资派，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则是转变斗争策略，由直接对抗变成间接抗衡，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面对群众的无理要求，不是认真对待，给予解释和劝阻，而是满口答应，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批条子，发物资，笼络人心，逃避对自己的打击。当时就被人们识破，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这样不但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使文革的进行遇到了很大困难。

　　当时限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一时还拿不出更多的钱来解决全部工人的工资问题，在工人队伍中出现正式工、合同工、临时工和外包工，在当时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一般来说，这是由经济发展阶段而非领导人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即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解聘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也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而不是领导者个人的主观意愿，因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反对，不仅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也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消极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发放补助和奖金，也要着眼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但是，不少人却打着造反的旗号，脱离当时的具体背景，向领导干部提出这些要求。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些领导干部为了减少对个人的冲击与批斗，在多数情况下会批准这些要求。这样就会将文革引向解决个人生活待遇和经济利益，致使经济主义的逆流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偏离斗争的大方向。

　　从中可以看到，由于经济主义专注于个人和团体利益的追求，在社会上有着极强的诱惑力，已经成为文革洪流中的一股逆流。如果不能对此给予有力的回击并加以正确引导，提醒人们注意并及时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那么就会淡化文革的政治目标，扭转文革的斗争方向，破坏文革的发展。

　　正是因为这样，为了解决经济主义问题，一月八日上海造反派组织由耿金章主持在锦江饭店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王洪文、朱永嘉等人参加了会议。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受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不能搞经济主义，不能冲击当前运动的大方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找出办法来。会议在讨论后形成了十条意见，由朱永嘉整理成文，题目定为《紧急通告》。至于在通告下方是否署名，由各组织自行决定。

　　工总司属下的二兵团、三兵团等组织闹独立性，是以独立的单位署名的，王洪文虽然不高兴，从当时大局出发也只好作罢。外地造反组织在沪的联络站也都签了，上海各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基本都签了。这次签名的组织有32个，比上次《告全市人民书》要多得多，呈现出大联合的局面。临时工、合同工的红色劳动者造反队，还有回乡职工、崇明农场职工等造反司令部，因为这个文件跟他们的造反要求不一致，把他们的要求压下去了。所以有三、四个组织说他们反对，没有签字。[46]第一书记陈丕显代表上海市委在通知上签了字。[47]

　　这样在造反派通力合作下，起草了《紧急通告》，而后又在《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之于众的。

　　2）《紧急通告》的主要内容。

　　《紧急通告》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在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的。为醒目起见，两报还特地加写了编者按。

　　通告首先指出了经济主义的表现。通告说，正当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条路线决战的时候，正当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被打倒的时候，一小撮党内走资派与社会上资本主义势力相结合，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造成工厂停工，交通堵塞。他们任意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补助费，煽动群众强占公房。通告指出：这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

　　通告分析了经济主义产生的原因。通知说，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采取这种阴险手段，一是要以破坏生产，中断交通，危害国计民生来破坏文化大革命；二是利用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上去，以物质利益来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

　　通告在对上海市委发出警告的同时，号召革命造反派要团结起来，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夺取文化革命和生产的双胜利。

　　为此，通告向革命造反派提出十条要求：革命造反派的工人、机关干部、学生，要坚持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说服各地串连人员立即回沪，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超额完成一九六七年的生产计划；从即日起，过去签发的串连证明一律作废，追回各单位发出的大量串连费（车费除外）；除必要的生产、工资、文化革命、办公及其他正当经费外，各单位的流动资金一律冻结，由革命造反派组织监督各级财务机关执行；为了避免转移斗争大方向，关于工资调整、工资补发、福利待遇等，原则上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是改造学生世界观，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由之路。不许向学生发放较高的劳动工资，破坏工学结合；对公房和没收的私房在运动后期由国家统一安排，不准个人强占公房；文件希望各造反派组织和革命群众立即执行这一规定，市委、公安局要照此执行，违犯以上各条，立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查处。

　　最后是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红革会、红卫军指挥部、机连站等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签字。[48]

　　3）《紧急通告》发表的意义。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紧急通告》是在经济主义出现的情况下，由造反派召开联席会议并领衔署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签字后发表的。参加署名的造反派组织达三十二个之多，足以看出反对经济主义是当时这些造反派组织的共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周恩来要求陈丕显出来工作以后，虽然一月六日上海市造反派召开了打倒市委、市人委的大会，但是在中央批准之前，陈丕显仍然是市委第一书记，因而他也参加会议、签字同意了这个《紧急通告》。

　　《紧急通告》是为了遏制运动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文革进入一九六六年冬季特别是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不少进行造反的组织和个人纷纷为团体、个人利益展开行动，经济主义迅速蔓延开来。这无疑干扰了文革的进程，转移了斗争的方向。如果不对这股逆流予以反击，任其泛滥开来，就会冲击文革的洪流，甚至有可能使正在进行的文革化为泡影。

　　这就要采取果断措施，展开反对经济主义的行动。造反派要联合起来共同与这股逆流作斗争。不仅要对经济主义进行充分的揭露，指出其严重危害性，还要对其作出严厉的批判，说明反击经济主义的正当性，提醒造反派战友们反省自己的言行，做好人们的思想工作，真正认识到经济主义只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尽快摆脱这股逆流的影响，站到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轨道上来。

　　经济主义逆流的出现，不仅是由于领导干部内部走资派的趁机捣乱，也与参与造反的人的认识和谋求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参与造反的人，既有真正的造反派，也有抱着个人私利的人。当时可以说是鱼龙混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这个时候提出反对经济主义，就是要使那些在造反上存在糊涂认识的人能够转变思想，为谋求个人利益参与造反的人改弦更张，摆脱经济主义的束缚，跟上文革的步伐。同时，也震慑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使得他们以后不敢再通过经济手段来腐蚀革命的造反群众。这样从领导和群众两个方面下手，共同来遏制住这股逆流。

　　客观地说，在文革中出现的经济主义逆流，是群众和领导干部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参与造反的一部分群众斤斤计较于眼前的经济利益、局部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这是造成经济主义逆流泛滥的内部原因。领导干部特别是其中的走资派则是从外部腐蚀、拉拢、分化、迁就造反的群众，这是造成经济主义逆流泛滥的外部原因。一般来说，内因是决定性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因而历史地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还是应该由造反群众中深受经济主义影响的一些人来负责任，而领导干部特别是其中的走资派则是要负次要责任的。正是因为这样，《紧急通告》才是由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联合署名后发表的。实际上，这就是要求参与造反的群众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果断措施来刹住这股风。

　　当然，从当时斗争的形势出发，通告是不便于直接批评造反群众的，而是对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出他们应该对这个问题负主要责任。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从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说，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是当时进行文革的主要障碍，况且他们当时也确实存在这样的行为。因而今天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局限于当时的视野，而是要对双方斗争中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历史地具体地指出双方应负的责任问题。

　　《紧急通告》的发表表明，正在斗争中的造反派不仅已经注意到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而且还呼吁大家要正视这个问题，并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不仅反映出当时上海造反派的认识和觉悟，也说明他们是要同文革中存在的不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这对于消除经济主义的影响，保证文革的健康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陈丕显能够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予以签字，也是值得肯定的。

　　③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在上海文革发展中的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反对脱离生产闹革命的。《紧急通告》则是反对文革发展中的经济主义，防止经济主义干扰文革、转移斗争方向的。两者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保障文革健康发展才采取的行动。

　　为了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就要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既不能因为革命而忽视生产，也不能因为生产而不要革命，要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抓革命来促进生产的发展，以生产来保障革命的进行。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领导干部内部的走资派就以生产来压革命，认为进行文革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压制工人的造反运动。这是在革命和生产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造反派起来以后，又出现了离开岗位闹革命的现象，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不仅给领导干部中的走资派提供了口实，也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虽然这个问题在“人民书”中是针对保守派赤卫队提出来的，实际上也是造反派对自己的警醒之言。这是革命和生产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要想使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既要反对运动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运动中产生的“左”倾机会主义，妥善处理好革命与生产的关系，将文化大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布的。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毛泽东在获悉这个“人民书”以后，才要求《人民日报》予以转载的。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经济主义，已经严重干扰了文革的发展，使得群众专注于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样势必在严肃的政治斗争中迷失自我，不知不觉中转移了运动的方向。经济主义的产生，既是来源于群众，也是由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造成的，从根本上来说则是因为群众尚处于自发而非自觉阶段，缺乏对自身使命的深刻认识所致。不然的话，即便这些党内走资派有通天的本领，也是难以找到突破口，达到他们分化、腐蚀群众的目的的。鉴于此，就要在实践中教育群众，揭露这股逆流的本质，指出它的危害性，用先进的思想来武装群众的头脑，提高他们在运动中对于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识别力，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坚决的斗争，摆脱经济主义的影响。《紧急通告》虽然言简意赅，却用锐利的语言批驳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性。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人们的认识能力，保证文化大革命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论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还是《紧急通告》都是在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两个文件是在造反派组织的会议上，经过讨论以后由造反派集体署名，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签字后发表的。这表明造反派敏锐地发现了上海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意识到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严重影响上海文革的进一步发展，甚至还会对上海文革先前取得的成果造成严重破坏。因而这两个文件不仅反映出上海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还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团结及消除内部的分裂主义乃至于以后上海市的文革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5）一月革命拉开序幕——《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造反派夺权。

　　前文我们介绍、分析了由造反派领衔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是为了解决上海文革发展中的问题，纠正业已出现的错误，防止上海文革发生挫折所采取的行动。两个文件的发表，为上海文革的进行创造了条件。

　　这个时候，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报社内部的造反派夺权，那么为什么上海的夺权首先发生在这两个报社呢？中央对这两个报社造反派的夺权是什么态度呢？这两个报社的夺权对上海文革的发展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① 《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被夺权。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上海市的夺权首先发生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两个报社，不是没有原因的。《文汇报》是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阅读对象的报纸，惯于在报纸上展开学术争鸣和理论研究，经常发表一些有影响力的探索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一文就是由上海《文汇报》首次发表，拉开了文革序幕的。文化革命的观念在《文汇报》社具有重要影响。《解放日报》虽然是上海市委的机关报，但是在前不久发生的《解放日报》事件中，报社内部的造反派已经对报社编辑部与上海市委的关系以及在文化革命的表现上产生了不满，而且在事件发生过程中还采取过具体行动。在《解放日报》事件中，这两个报社的造反派曾经互相支持，并肩作战，一块进行斗争。他们从内部支持红革会的行动，与到报社的造反派红卫兵里应外合，还得到了工总司等工人造反派的声援。两个报社的造反派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这就为夺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还与当时斗争的形势密切相关。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后，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提出要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取得斗、批、改的决定性胜利。[49]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就要动员起来，齐心协力，排除干扰，冲破障碍，一鼓作气，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因而单纯像以前那样进行的斗争，就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新要求了。两个报社的造反派，正是着眼于形势的新发展，以知识分子的敏锐和先知先觉，才采取果断措施，进行夺权行动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50]这是一个普遍的政治斗争规律。上海要进行一月革命，自然也是这样。鉴于《文汇报》、《解放日报》在上海报刊宣传媒介中所处的喉舌地位，两个阶级的斗争特别是面临夺权这样决战的时候，就在意识形态方面掌握舆论的报社首先反映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两个报社造反派进行的夺权行动，并不是那个领导人的策划和指使，也不是所谓的奉旨造反，而是他们基于文革形势发展所采取的自发行动。从根本上说，这不过是政治斗争规律的具体表现而已。

　　《文汇报》、《解放日报》两个报社发生的夺权，并不是偶然的。这与当时两个报社在文革开始后所受到的影响、斗争的形势发展、政治斗争规律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敏锐性密切相关。从中可以看到，两个报社的造反派是在相继采取措施以后，才夺取了权力的。

　　一月四日，《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后，发布了《告读者书》。《告读者书》说，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造反有理。《文汇报》过去犯了严重错误，现在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行动指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办报思想，走群众路线，依靠革命造反派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办报，发扬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战斗风格，将《文汇报》办成一张革命造反的报纸，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成斗、批、改的战斗任务。[51]

　　一月五日，《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后，以报社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了《告读者书》。《告读者书》指出，由于《解放日报》一九六二年以来所犯的错误，《解放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有责任接管《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这个权，我们是夺定了！今后《解放日报》要成为革命左派的报纸，成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专政工具，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办好《解放日报》的指针。我们要大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解放日报》成为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革命无罪，造反有理！[52]

　　就这样，两个报社的造反派夺了权。他们既没有向上请示，也不是哪个人的诱导，而是他们从斗争形势出发自主做出的决定。这毕竟不是以前进行的示威、炮打和批斗，而是进行的夺权斗争。这并非是在中央批准后才采取的行动，而是他们基于自主判断做出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夺权行动到底能不能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不仅直接关系到这次夺权行动的成败，也关系到他们自己及其造反组织的政治命运。因为他们的夺权行动只有在获得中央的认可和批准以后，才是成功的。

　　② 毛泽东支持《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夺权。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夺权以后，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对于两个报社的夺权表示支持。

　　一月八日，毛泽东召集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53]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明确地加以肯定。他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54]

　　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毛泽东还批评我们的报纸很死，提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55]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56]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明确支持两个报社的夺权，还从性质上高度肯定了两个报社的夺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对于上海、华东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全面夺权风暴即将掀起的时候，两个报社的夺权实际上开了全面夺权的先河，引领着上海、华东和全国的夺权行动。毛泽东是把两个报社的夺权放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整个战略部署中来看待的。

　　两个报社是搞宣传舆论工作的。毛泽东在这里又一次强调了要进行革命就必须舆论先行的道理，指出了报社夺权对于文化大革命导向的重要性。他批评过去报纸死得很，要求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战斗性，充当文化革命的号角。他还指出，许多事情领导机构管不了，我们大家都管不了，说了多少话下面就是不听，但是红卫兵一上来就管住了。这样就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毛泽东用“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这个典故，既批评了一些领导干部尸位素餐，站在领导岗位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反复对他们做了思想工作以后，仍然对文革表现出抗衡的态度，又肯定了报社造反派的夺权行动，给他们进行鼓劲，希望他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醒造反派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要脱离生产闹革命，还告诫造反派不仅要注意革命力量之间搞好团结，对于中、右也要酌情使用，不要搞清一色。在刚刚进行夺权的时候，毛泽东的这些警醒之言，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远见的。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造反派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箴言，在运动中处理好相关问题，致使文革的发展遭受挫折。当然这是后话。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支持、肯定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还指出了这两个报社的夺权对于全国文革发展的重要意义。这表明两个报社的夺权是符合文革发展潮流的，对于即将发生的全面夺权风暴也是具有重要导向作用的。

　　③ 《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在文革发展中的影响。

　　从前文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肯定了两报夺权对于文革发展的作用，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做出分析。

　　我们注意到，两报夺权并不是出自于哪一级领导人的策划或指导，而是由报社造反派自主决定的。他们这样做，既是由于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所焕发出来的造反激情，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文革形势发展所做出的准确判断。他们不是在别人引导下循规蹈矩地造反，而是在把握了斗争形势发展特点以后自主做出的决定。这说明他们当时对于文革形势的发展还是具有比较敏锐的洞察力的。

　　这次夺权与以前的斗争形式存在重大不同。以前的斗争形式表现在静坐、示威、批斗、炮轰、炮打上，这次他们突破了以前的斗争形式，采取了夺权的行动。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是在中央没有明确号召的情况下，根据自主判断做出的决定。从文革发展历程来看，这种果敢行动，也是在以前方式不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为了将文革进行下去的不得已选择。

　　两报夺权是在上海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刻发生的。这次夺权是两报造反派基于对文革形势发展的先知先觉所主动采取的行动。在上海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总要选择一个突破口爆发出来。从这一方面来说，两报夺权的发生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夺权在两报而不是别的地方发生，又与两报在上海报刊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文化革命中的影响和作用及其内部斗争密切相关。从这一方面来说，又是具有偶然性的。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两报发生的夺权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偶然性，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两报夺权发生在上海，更有利于推动文革的深入发展。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地区之一，不论是在经济、地缘还是工人阶级集中程度上来说，都是别的地区难以比拟的。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和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都是发生在上海。上海造反派的力量也比较强大。这也就注定了两报夺权发生以后，就会以极大的辐射力影响到上海、华东和全国的文革发展。

　　从中我们看到，这次夺权行动与以前斗争形式相比具有重大不同，是报社内部造反派基于对文革形势发展思考后所采取的自主行动。之所以产生那样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这个事件发生在全面夺权的关键时刻，也是处于上海这种特殊地缘位置的缘故。毛泽东对两报夺权采取支持、肯定的态度，是因为两报夺权顺应了当时文革形势发展的需要，开了全面夺权阶段的先河。他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势上来看待两报夺权的。从这里可以看到，两报夺权就是以后全面夺权的预演，以其果敢的行动拉开了上海一月革命的序幕。

　　（6）一月革命走向高潮——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

　　两报夺权拉开了上海市全面夺权的序幕，而后造反派又以召开大会的方式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从而将一月革命推向高潮。那么，造反派是如何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的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张春桥、姚文元以调查员身份飞赴上海。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就说：“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57]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北京、上海、天津也是重要的工业化城市，这四个城市和地区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最为集中。毛泽东希望重点在四地进行文革，以四地的文革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

　　由于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化城市，也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方，处于东部沿海的中心位置，这个时候又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安亭事件，建立了具有全市影响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机关干部率先起来造反，成立了机联站，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走在了斗争的前列，因而上海的文革就不仅对于华东，而且对于全国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月二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58]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不久前都在上海工作过，与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很熟悉，因而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前一天，姚文元就给徐景贤打电话，问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地方，现在干什么用？他和张春桥想用这个地方行不行？徐景贤当即在电话中作了肯定的回答，还向姚文元汇报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筹备情况。姚文元对这个问题没有表态，只是说这件事需要他和张春桥商量一下，就挂断了电话。

　　接完电话，徐景贤和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商量了一下，他们都对姚文元的这个电话感到突然和兴奋，研究后一致认为，张春桥和姚文元一定要到上海来了，所以才提出要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的这个地方。[59]其实，他们判断的不错，姚文元给他们打这个电话，就是给他们提前打个招呼，让他们思想上有个准备，防止到时候来个措手不及。

　　从中我们看到，张春桥、姚文元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调查员的身份到达上海的，他们的职责是向中央反映上海文革的真实情况，为中央进行文革决策提供依据。他们到达上海是“出师有名”、奉命而行，是以调查员而非领导者的身份展开行动的。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对于上海文革的重视，也反映出他对于上海文革寄予很大的希望，瞩望着上海文革能够成为全国文革的排头兵。

　　② 造反派召开夺权筹备大会。

　　康平路事件以后，造反派就在筹划召开批判上海市委领导人大会，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夺取上海市党政大权。为了开好这次大会，造反派还举行了筹备会议，在交流意见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为大会的召开做好准备。

　　1）机联站牵头召开筹备会议。

　　机联站是以上海市委写作班为代表、各级机关造反派组成的联络站。机联站的造反派，由于在各级领导机关工作，不仅熟悉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状况，还具有较高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文化水平，见多识广，四通八达，因而就由以写作班为代表的机联站来牵头组织这次筹备会议。

　　一月二日晚上，上海市委写作班牵头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的筹备会议。由于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在外面处理昆山事件，这次会议就由哲学组郭仁杰主持，机关联络站、工总司、红革会、首都三司、新北大及其他造反组织和军报记者等四十余人参加了会议，基本上还是市委机关、工人、学生三方面的力量。会上确定分头发言，写作班负责起草发言稿。[60]

　　这次大会的全部发言稿，由写作班历史组的朱永嘉、吴瑞武负责撰写；大会的一、二、三号通令，由哲学组郭仁杰和上海作家协会的几个人负责撰写；大会的组织工作，由市委党校的程绮华抓总。面对这种状况，徐景贤心里不是滋味：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只晓得冲冲杀杀，把握不住主攻的方向，连一篇发言稿都拿不出来，只能由他们写作班先做幕后工作；但是，等到开会的时候，大会的主持人、发言人以及宣读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全部通令的人员，要由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来担任，因为只有这些人能够拉出工人和学生的队伍来，而他们这些机关造反派，却是孤掌难鸣的。这次大会要正式宣布“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有一个大联合的声势，因而就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为夺权的成功创造条件。从这方面来说，尽管造反派之间存在一些矛盾，但是从大局出发，还是能够同舟共济的。后来他们又在市委党校召开了几次各群众组织的协商会，经过争吵和辩论，最后确定大会在一月六日召开。[61]

　　从中可以看到，筹备会议是以写作班为代表的机联站牵头召开的，造反派工人和红卫兵能够拉出队伍，写作班为代表的机联站则担负起了发言稿的起草和大会组织工作。造反派虽然在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则存在不同意见。从会议的发言稿主要由写作班来起草，而由其他造反派头头出头露面来发言看，徐景贤在心理上是不平衡的。尽管如此，由于造反派这个时候在夺权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因而即便他们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从联合夺权的大局出发，也是能够团结起来的。

　　2）上海市委写作班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大会筹备情况。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康平路事件期间，徐景贤在和张春桥通电话时，就告诉张春桥他们要开一个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当时为慎重计，张春桥对于他们的行动没有表态。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前，为使徐景贤在思想上有个准备，姚文元还特地在电话中向徐景贤打了招呼。一月四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后，姚文元就给徐景贤打了电话，说他和张春桥已经到达上海，要徐景贤找几个写作班核心成员到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住地谈话，听取他们关于大会召开问题的汇报，还特别关照他们来上海的事，暂时要保密。

　　下午两点多种，穿着军装、披着军大衣的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武康路二号写作班楼下东厅，热情地与徐景贤、郭仁杰、程绮华、朱永嘉、吴瑞武、王知常等写作班人员一一握手。大家围着长桌子坐下，张春桥首先开了腔：“写作班的造反在上海、在全国的影响都比较大，推动了全国省、市一级的党政机关干部起来造反。最近，中央文革正在起草党政机关文化大革命的若干条，里面也吸收了你们的经验。毛主席在接见中央文革的成员时，肯定了你们的造反，文元已经给你们传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想先见见你们……”

　　张春桥说到这里，略为停顿一下，脱下军帽放在桌上，慢悠悠地点了一支烟，接着往下说：“这次我和文元到上海来，是中央文革派我们来的。我们两个来了当然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联络站就作为我们的工作机构。我们到上海来的任务，是做调查研究，然后向中央报告，所以我们不想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同时，我们到上海来的消息，暂时也不想公开。你们的工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不必等我们。”[62]

　　我们看到，张春桥在谈话中不仅支持写作班的造反行动，还指出了他们的造反活动对于文革的重大影响，又向写作班传达了毛泽东对于他们造反的肯定态度。这样就鼓舞了写作班的斗志、信心和勇气。张春桥表示，这次他们到上海把写作班作为他们的工作机构，是和写作班这些造反派站在一起的。他还毫不讳言，这次他们到上海是做调查研究的，为的是向中央报告上海的真实情况，并不介入上海的具体活动，暂时也不要公开他们的身份，上海造反派要按照他们的计划继续进行文化革命。这样张春桥就将他们这次到上海的任务、职责、权限向写作班主要成员作了介绍。这种开诚布公的方法，让写作班主要成员思想上有了准备。

　　这时，姚文元插话说：“你们讲一讲最近有些什么动向，那个大会打算什么时候开？”

　　徐景贤当即把康平路事件以后的上海形势，作了一个概要的汇报，特别提到自从张春桥打来电话，指出赤卫队已经提出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提醒他们不要让别人把胜利果实夺走了以后，联络站就集中全力，准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接着，徐景贤就把大会的名称、发起单位、八个发言的题目和发言人的姓名、三个通令的内容等，统统作了汇报。当他谈到有一个重点发言准备让工总司王洪文来讲，内容是安亭事件以后市委常委围攻张春桥的情况时，张春桥听到这里好奇地问：“这个情况你们怎么知道的？”

　　徐景贤回答：“我们翻阅了市委档案室里的档案，这些情况是从当时市委常委会的原始记录中摘出来的。”

　　张春桥恍然大悟，说：“大会发言稿给我看一下。”

　　徐景贤马上答应：“草稿已经送到报社排印去了，等清样出来以后再送给您审查。”

　　徐景贤接着在汇报中谈到了写作班和工总司在大会召开地点上的分歧，还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应该怎么办？他说：“开大会的准备工作经过几个发起单位的讨论，大都取得一致了，我们提出一月六日上午开会，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和市委常委们都要到场接受批斗，根据气象预报，那天可能有雨雪，所以我们建议大会放在文化广场室内开，‘工总司’提出要拉到人民广场露天去开，我们怕效果不好，所以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今天你们两位来了，关于开会的时间、地点，要向你们请示，请你们决定。”

　　张春桥沉吟了一下，他觉得写作班和工总司两个造反派组织既然在会场安排上出现了分歧，那么在工总司成员没有在场的情况下，不便于这个时候由他们直接做出决定，因而在征求了姚文元的意见后，才说：“关于大会的开法和内容，我和文元都没有什么意见，就照你们的安排开。至于会场究竟放在文化广场还是放在人民广场，我们打算明天找‘工总司’的人见见面，到时候听听他们的意见再定吧！”[63]

　　从中我们看到，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后，不仅与写作班通了电话，还首先约见他们进行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了解上海文革的进展情况，支持他们召开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他们在谈话中将这次到上海的情况和盘托出，把写作班作为他们在上海的工作机构，表明他们对于写作班是信任的。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当场同意写作班在会场安排上的意见，而是表示在征求工总司成员的意见以后再做出决定。这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在处理造反派分歧的问题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3）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写作班与工总司在筹备大会安排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张春桥、姚文元在接见了写作班成员以后，一月五日下午又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东厅接见了上海工总司的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蒋周法等十来个负责人。由于事先不知道谁要接见他们，当他们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走进东厅的时候，王洪文惊奇地说道：“咦，春桥同志！文元同志！前天在北京遇见到你们……”

　　张春桥环视了一下到会的人，微笑着说：“是呀，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又不好告诉你们：我和文元马上要回上海去了。所以，在北京见了你们一面，要你们赶快回上海。现在，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张春桥坐下后，王洪文一一介绍了与会人员。张春桥边听汇报，边在纸上记下几个字。他说道：“现在赤卫队垮了，你们这支队伍的步调是不是一致，关系到上海的全局。上海的两百万产业工人，是我们的基础。上海的工人阶级要能够左右上海的形势，工人运动不要受红卫兵特别是外地学生的操纵。这就是我和文元到上海以后首先要接见你们的原因。”张春桥点上了一支烟，接着说：“现在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了，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把要害部门都控制起来，包括海港、铁路、电厂、水厂、煤气、电话等，你们看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64]

　　从中可以看到，张春桥在谈话中对上海工人阶级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这是上海文革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及其行动关系到上海文革的成败。张春桥希望上海工人阶级既要联合其他造反派，又不受他们的操纵，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文革舞台，担负起进行上海文革的重任。他在谈话时讲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造反派内部的团结问题，一个要控制要害部门，保证上海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问题。这是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上海的社会稳定，也是关系到文革能否在上海取得进一步发展。这样就为上海文革指明了发展方向。

　　张春桥开了一个头，工总司的与会者纷纷汇报起情况来。这时报社印刷厂送来了排印好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发言稿和通令的小样，徐景贤马上整理出一式两份，分别送到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面前。张春桥抽出其中的一份发言稿，拿起铅笔，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就在稿样上修改起来。

　　张春桥改着稿子，要徐景贤把大会的筹备情况以及开法、打算向大家讲一讲，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商量，也一并提出来。徐景贤作了概要介绍以后，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大会的主持人，提议由工总司负责人担任，请他们考虑；另一个是大会预定在一月六日上午开，天气预报有雨雪，会场究竟放在人民广场还是文化广场，急需定下来，马上要进行布置，他倾向于放在文化广场。

　　这个时候工总司的陈阿大站起来提出不同意见：“不行，不行！文化广场太小，非放在人民广场开不可！落雨落雪算什么，就是下刀子，也要放在那里开！这次大会要宣布打倒上海市委，到会的人要多，气魄要大！”

　　陈阿大原来是上海良工阀门厂的工人，后来在福建前线解放军部队里当过炮兵，复员后又到工厂做过翻砂工和钳工，是正宗的产业工人，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敢说、敢闯、嗓门大，活动能力很强，文革开始后积极参加造反行动。徐景贤说：“是陈阿大同志吧！”这是他第一次和陈阿大打交道，看着陈阿大抓下头上的罗宋帽，用劲地拍打着自己的胸膛，禁不住笑起来：“人民广场开会，要几十万人参加，这么多人，有把握调来吗？再说，调来以后，会场内外的音响不好，会影响大会发言的效果。”

　　陈阿大见徐景贤对调动工人参加会议有疑问，于是就拍着胸脯保证说：“调队伍的事包在我身上，调个十万、二十万，小意思，我想调它一百万人。过去赤卫队号称有八十万，现在我们就调一百万造反派来，显显威风。假使人民广场进不去，队伍可以站在广场四周的马路上。我马上通知市内电话局，连夜在全市的主要马路上拉线，装上高音喇叭，让大家直接听大会的实况广播。”

　　陈阿大的一番话，说得人们动心了，大家就同意到人民广场开会。张春桥这时也下了决心，说道：“好，既然大家的意见要开得大一点，那就放在人民广场开吧！会场的秩序一定要维持好，保证不出问题。”接着，又议论了一下大会的主持人，因为王洪文要在会上作重点发言，大家就推举潘国平主持大会。

　　徐景贤看到大局已定，站起来说：“时间紧迫，我马上去落实会场！”

　　陈阿大用手摩挲着他的平顶头，也感到自己刚才发言时的唐突了，这个时候也笑着同徐景贤打招呼：“老徐，我们是不打不成相识啊！”

　　徐景贤走出会议室，赶紧找来《支部生活》编辑部派到市委机关联络站工作的王承龙，要他马上组织市委和市人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力量，布置人民广场的主席台。

　　王承龙听说大会放在人民广场开，劲头十足，向徐景贤提议说：“明天我们把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等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和所有的常委，统统押到会场，接受批斗。人民广场的台很大，还要把各部、委、办和市委、市人委系统的主要局级干部，统统带到会场陪斗！”

　　徐景贤问：“这么多人怎么集中呢？”

　　王承龙说：“没有问题，现在市委警卫处也成立造反组织了，名称叫‘红色警卫员’，所有的市委书记和常委，都可以由警卫处的这个‘红警’造反队负责带去。其他各部、委、办的陪斗对象，由我们办公厅造反兵团负责，今天晚上就把他们集中到东湖路招待所，明天一早用大客车送去会场。”徐景贤觉得他的主意不错，表示同意，并说等一下再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告一下。

　　正当徐景贤忙于部署大会的各项事宜的时候，忽然得到了《文汇报》夺权的报告，而且还看到报纸上赫然刊登着各群众组织在东湖路共同商定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他觉得事关重大，急匆匆拿着报纸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告这件事。张春桥、姚文元听后也觉得这件事来得比较突然，没有马上表态。张春桥边翻报纸边说：“这件事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呀！”徐景贤说：“我也没有听说，连发表各个群众组织联合署名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也没有先打一个招呼。”姚文元向张春桥建议：“这件事需要向中央报告一下。”张春桥点头表示同意。

　　谈到这里，张春桥交给徐景贤一份经他修改过的大会发言稿。他接过一看，原来是他们代王洪文起草的重点发言：《揭露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张春桥在稿样上用铅笔改了多处，有的地方还加了几段。

　　这个发言是根据会议记录起草的，没有将当时争论的一些情况讲清楚。张春桥作出的修改，还原了当时争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争论的要害所在。不仅如此，张春桥还向徐景贤介绍了当时争论的具体情况。他说：“你们找到的市委常委会围攻我的那次会议记录，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当时，他们一个劲反对我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条，特别是承认‘安亭事件’是工人的革命行动这一条，责问我为什么不事先跟市委打招呼就签字同意了。曹荻秋还指责我这样做使市委陷于被动，说什么春桥到了中央文革工作，还是上海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嘛！言下之意，要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我当场在常委会上就顶了他们，我说：工人运动起来了，你们不要做陈独秀！陈独秀当年就是压制工人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后来我回到北京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保护我，肯定了我的做法，主席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刚才我已经把这些情况补充修改在稿子上了，你们再看看吧！”

　　徐景贤听后高兴地说：“我们马上送去改排，重新打出清样来。……另外几份发言稿和通令，你们两位还有什么意见？”姚文元说：“我们带回去再看看，有意见再告诉你。”这时，徐景贤又向他们汇报了大会上的主斗对象和陪斗对象的安排，并且乘机发出了邀请：“明天是否可以请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参加大会，和群众见见面。”

　　张春桥挥挥手说：“不去喽，不去喽！明天你们开吧，我们在家里看电视转播。”

　　有了张春桥的这句话，徐景贤马上通知了电视台，开创了全国用电视实况转播批斗大会的先例。[65]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张春桥又在写作班住地约见了工总司负责人，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文革的实际情况。他听取了写作班和工总司两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的汇报，解决了两个造反派组织在会场安排上的分歧和矛盾。当时将大会的规模搞得更大些，打出造反派的声势，是参与造反的人们的共识。这对上海文革的发展无疑是有利的。张春桥、姚文元对此是采取支持态度的。

　　我们也注意到，张春桥、姚文元是以调查员的身份到达上海的，他们的职责和任务就是将上海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向中央报告，同时，对于上海文革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协调造反派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使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但是，他们对于上海文革的发展却没有决策权，原则性的问题必须向中央报告、请示以后才能做出决定。这个时候张春桥、姚文元并不公开露面，而是约见造反派代表进行谈话，了解上海文革的进展情况，从幕后支持造反派的行动。他们这样做，除了调查员身份的限制以外，主要还是为了到达上海后先要通过调查研究将上海文革的真实情况搞清楚，而不是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表意见。这表明他们在上海文革的问题上是非常谨慎的。这个时候上海文革仍然按照自身的逻辑继续发展着，张春桥、姚文元不过是给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而已。经过会议讨论，上海造反派终于在大会的安排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这样我们看到，上海造反派经过协商、讨论和争辩以后，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下，终于解决了他们在大会召开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随着这些分歧和矛盾的解决，说明批斗大会的筹备任务已经完成了。这就为大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③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召开夺权大会。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这次大会的召开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机联站、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在协商、讨论以后才决定下来的。这次大会的名称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大会批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还把全市高级干部几百人揪到会场陪斗。[66]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权。而后在全市迅速掀起了夺权浪潮，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权先后被夺取。

　　1）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上海市人民广场举行的。为了扩大影响力，让全市市民能够收听、收看这次批斗大会的实况，上海造反派作了充分准备，除了在市人民广场设了一个中心会场之外，还在全市设了369个分会场，并通过14个广播中转站向全市市民广播，上海电视台同时转播批斗会的实况。[67]

　　一月六日早晨，天气阴霾。虽然昨晚下了雪，天冷路滑，道路泥泞，但是一列列打着红旗的造反派队伍，却士气高昂，激情迸发，朝着市中心人民广场的方向前进。许多满载着人的卡车，鸣着汽笛，向人民广场驰去。几条主要街道上全部新装上了高音喇叭，里面放着人民广场直播出来的歌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为了大会能够安全召开，造反派还在广场四周设置了几道纠察线。

　　大会召开前，广场上旗似海，人如潮，万头攒动，水泄不通。这一天是融雪天气，地下稀湿，无法坐下休息，人们就像插蜡烛似的站在那里，参加会议的人员约有二十多万人。那些迟来的队伍没有机会再挤进会场，就分别排在福州路、西藏路、武胜路、龙门路、望亭路上……人群以广场为中心，向四周散射，人头上飘动着各单位的旗帜，一眼望不到边，场外的人数比场内要多得多。“看来真得有近百万人呢！”会议组织者、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高兴地估量着：“再加上拉线收听广播和电视转播，大会的影响就大了……”（会后，张春桥、姚文元在向中央写报告时，对参加大会的人数只报了十万人。）

　　参加陪斗的市委、市人委各部、委、办以及各局以上的领导干部，总共有一百多人，在昨天晚上就被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的人员集中到了东湖招待所，这时候也乘两部大客车到达了会场，站在了主席台的后部。有一个办公厅的女造反派，命令他们站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下面，低头陪斗。徐景贤注意到，队伍中有几个是张春桥、姚文元的老同事，有的是他的老领导，见到这些人以后便掉过头去，心里想：这些人未必就是走资派，不过群众运动嘛，让他们烧一烧也好。

　　大会预备安排八个人发言，期间还要领读毛主席语录，呼口号，发布三项通令，宣读向毛主席的致敬电等，加上《解放日报》的造反派临时赶来，说他们才夺了报社的大权，要求在大会上宣布一下。从大会的议程来看，没有三个钟头大会是结束不了的。就在这个时候，大会主持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却不见了。昨天夜里他曾经对人说，要“打游击”找个地方睡上一觉，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他睡在哪里？徐景贤只好找到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要他从工总司中再找一个人来主持大会。王洪文举荐工总司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工人造反报》又参加过大会筹备工作的范佐栋主持大会。

　　全场齐声诵读毛主席语录后，范佐栋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正式开始，他一声高喊：“把陈丕显、曹荻秋押上来！”只见市委警卫处红色警卫员造反队的几个人，把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马天水、王一平、杨西光、王少庸、梁国斌等，从后台带出来。每个批斗对象，交给两名工人造反队员看管，虽然说是不搞喷气式，不搞武斗，但仍然是在他们的头颈上挂上了大纸牌子，悬在胸前，牌子上颠三倒四地写着他们的名字，还用红笔在名字上打了几个大“×”。主席台上搭了几张乒乓桌，陈丕显和曹荻秋被带上桌子。低头弯腰，面对着广场上的群众。

　　为了保持大会批斗的严肃性，大会筹备组事先通知陈丕显不准穿军装，所以他穿了一件灰色的棉袄，曹荻秋仍然穿着蓝卡其上装，满头白发已经很久没有理了，被强劲的寒风吹得乱蓬蓬的。其他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们，都分列在乒乓桌的两旁，发言中叫到谁的名字、问到谁的事情，就让他上乒乓桌去“示众”。

　　在大会发言揭发批判的时候，每当发言人要陈丕显回答问题，陈丕显总是顶得很厉害，曹荻秋则用满口四川话一再说：“前一个时期是我在主持上海的工作，我应该负责！”这时候主席台上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就大场呼喊：“陈丕显必须老实交待！”“曹荻秋必须低头认罪！”“打倒陈、曹！”“打倒上海市委！”

　　在批判会上马天水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工交系统的造反派在发言中点到马天水的时候，他跑上乒乓桌，伛偻着腰，抓住前面那个放得很低的话筒，主动地说：“我有罪，我要向上海人民请罪，我要交待！”接着他就做起自我检查来。徐景贤觉得还不是马天水亮相的时候，就示意范佐栋停止了他的检查，让下一个揭发人发言。

　　这天融雪天气很冷，会场上人们又是站着，时间长了情绪有点松散，徐景贤当即决定删去了两个发言，让工总司的王洪文上台发言。王洪文穿着一身褪色的黄军棉袄，戴着一顶圆形的翻毛帽子，向台下行了一个军礼，就念起经张春桥修改的那份发言稿来。这份发言稿以上海市委会议的档案记录为依据，又经过张春桥的审改，不仅再现了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上对于张春桥围攻的真实情形，还以点睛之笔针砭了上海市委对于文革发展到工厂的反对态度，揭示了上海市委最终被打倒的深层原因。王洪文在发言中讲着一口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声情并茂，气势不凡，提出质问，颇具火力，展现了造反派的斗争精神，收到了比较理想的效果。

　　最后，北京体育学院驻沪联络站的一个女红卫兵上场了，她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排球运动员，念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她代表各群众组织宣读了大会的三项通令。[68]

　　《第一号通令》说：

　　（一）从1967年1月6日起，上海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市长。

　　（二）责成大会服务团大会后立即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批准在上海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

　　（三）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并责令其彻底坦白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第二号通令》中说到：“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就如何操纵指挥曹荻秋和上海市委进行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向革命造反派进行彻底坦白交代。”

　　《第三号通令》说：“大会认为，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必须彻底打倒。”

　　张春桥、姚文元是以调查员身份到上海的，大会结束后，当天（一月六日）姚文元就向中央写了《情况简报》，节录如下：

　　“上海开了10万人大会，从上午10时到下午3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马、梁（韩指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马、梁指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梁国斌）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市长、市委书记，曹监督劳动、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完全垮台了。”

　　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上海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说过：“1月6日的大会上就夺了权了。”[69]

　　我们看到，上海造反派是以联合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方式来夺取市委、市人委领导权的。虽然数九寒天，天气又不好，但是会场气氛却是热烈的，组织安排上是周密的，造反派齐心协力顺利、安全地完成了大会的各项议程，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

　　2）徐景贤在张春桥提醒下向中央报告夺权情况。

　　由于张春桥、姚文元没有参加这次大会，大会结束以后，徐景贤想了解他们两位对于大会的反映，同时也向他们请示大会的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如何发表的问题，因而大会结后的第二天，徐景贤就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情况。

　　徐景贤进了会客室，看到张春桥、姚文元正坐在沙发上谈话，问道：“看了大会的实况转播没有？”张春桥说：“看了，我们昨天从头到尾都看了。大会开得很成功，特别是下面群众的情绪很好，一直坚持到底。你们把陈丕显、曹荻秋揪上台批斗、搞臭，很好。就是开会的时间长了点。”

　　姚文元也说道：“上海的工人阶级真好，真好……那么冷的天，地下又是湿的，站在那里几个小时，一动也不动，真有纪律，真有纪律，了不起！”

　　张春桥接着谈了几位被批斗的市委书记的态度：“几个人当中，陈丕显态度最差，曹荻秋老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比较起来，还是马天水的态度好一点，这和过去上海造反派的反映是符合的，也和我们在北京中央工交工作会议以后，和他打了招呼有关系……”。

　　姚文元侧过身来问徐景贤：“你们把魏文伯拉到会上去干什么？他不是已经调到华东局去了吗？”

　　徐景贤说：“魏文伯过去长期担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机关干部对他意见很大，他在市委工作时的那些帐，应该清算。”

　　张春桥淡淡一笑，说道：“这个人看来民愤比较大。”

　　接着，徐景贤向他们汇报了市委党刊《支部生活》的造反派提出的要求：希望把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致敬电等，全文在《支部生活》刊物上发表，出版一个专辑，印它一百万份，向全市全国发行。这样既能扩大大会的影响，又能在实际上把市委党刊的权夺到手了。徐景贤支持他们的设想，但涉及到点名批判，所以需要请示一下。

　　张春桥沉思了一下，说：“在中央没有批准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以前，我想，批判发言稿在内部刊物《支部生活》和《工人造反报》、《红卫战报》上登登，还是可以的。”他看了一下姚文元，“文元，你看怎么样？”

　　姚文元说道：“同意。只要《解放日报》、《文汇报》暂时不点名，就可以。关于在大报上公开点名的问题，我们以后要向中央写一个请示报告。”[70]

　　从中我们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认为一月六日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是成功的，不论群众情绪还是会场纪律都是好的，会将上海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陈丕显、曹荻秋、马天水这几位市委书记在会场上的表现，也是与此前上海造反派对他们的反映相符合的。这不仅印证了造反派对于他们所做出的评价，也进一步反映出他们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不难看出，这个时候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间已经出现了分化，马天水开始转变态度了。这里固然与张春桥等人对他打了招呼有关，也是与马天水对文革思想认识的转变分不开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在成立新的政权机构的时候，马天水能够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被结合进革委会了。至于魏文伯离开上海市委到华东局工作了还要被拉出来批斗，也是与群众对他存在种种意见分不开的。从群众运动的逻辑来看，这也是难以避免的规律性现象。

　　从中可以看到，在《支部生活》造反派提出将发言稿、通令和致敬电公开发表后，由于涉及到点名批判，徐景贤没有擅自作主，而是向张春桥、姚文元请示怎么办。这表明徐景贤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慎重的，也是遵循组织原则的。张春桥、姚文元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是谨慎的。因为他们是以调查员的身份到达上海的，对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大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在中央批准之前他们是没有权力作出答复的，因而只能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作出原则性指示。这表明张春桥、姚文元是严格按照中央的授权来行事的。

　　谈话中，张春桥问徐景贤：“你们的那些大会发言稿，还有通令，有没有报送中央？”

　　“没有呀”徐景贤嗫嚅着说：“我以为……你和文元同志已经……报告中央了……”。

　　张春桥的脸色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我们汇报是我们的事。你们开了大会，宣布了打倒上海市委，你们又念了通令，宣布不再承认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可是，你们又不向中央正式报告。如果得不到中央的批准，那你们的大会和通令，怎么能生效呢？不能开过大会就算了，大会后怎么搞，不能都由我们两人包办，你们要直接报送中央……”。

　　“那好，我马上回到康平路去办。”徐景贤紧张的脑门上都沁出了汗珠，问道：“你看……用什么名义报？”

　　“就用你们几个发起开大会的革命群众组织的名义报，”张春桥说得非常轻脆，而且具体地传授了上报文件的方法：“一式印十五份，直接通过机要交通送中央办公厅，这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成员都可以看到了！”

　　徐景贤急忙赶回市委写作班，重新印刷了大会的全部发言稿、通令、致敬电等，整理出一式十五套，由他亲自装进大信封，贴上了绝密件的签条，写上了送中央办公厅收启的字样，然后打电话叫来了两个机要交通员，当面布置他们明天一早就乘飞机到北京去，把文件袋直送中南海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完了这件事，徐景贤又打电话给张春桥作了汇报，才算舒了一口气。他心里不断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要向中央报告呢？这次亏得张春桥的提醒，才补报了……。[71]

　　张春桥对徐景贤的提醒是必要的、及时的，批评也是严肃的、认真的。他和姚文元作为毛泽东派遣的调查员到上海来，就是要将上海文革发展的真实情况及时写成报告上报中央。同时，又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上海文革以必要的指导。这是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上海造反派既然召开了打倒市委的批斗大会，就应该在大会结束后立即以他们的名义将相关材料上报中央，请求中央批准他们的行动。因为没有中央的批准，造反派的行动就不会取得合法地位，更不会取得成功。后来各地夺权行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毛泽东又重申过这件事。[72]令人遗憾的是，上海造反派特别是大会的组织者徐景贤等人却忽视了这件事。正是因为这样，张春桥才对徐景贤等造反派没有及时将相关材料上报中央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徐景贤是在张春桥的提醒、批评下，才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将相关材料上报中央的。这又一次表明作为中央调查员的张春桥虽然支持上海造反派的行动，却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展开活动，对于造反派的提醒、批评和帮助，也是按照相关程序来进行的。

　　从中看到，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造反派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既支持、指导造反派的行动，又对他们予以批评和帮助，以便使上海的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3）上海掀起夺权浪潮。

　　我们看到，一月四日、五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夺权，六日上海造反派又召开大会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这些夺权行动，特别是一月六日的夺权在上海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浪潮。从一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的三天内，有49个市级、区县局级单位被夺权，其中有本单位造反派夺的，也有本单位联合外单位造反派夺的。[73]这些夺权行动是在一月六日以后发生的，是全面夺权在上海各地的进一步发展。

　　这里我们简要介绍上海市公安局从夺权到建立保卫委员会的过程。

　　一月五日，上海市公安局机关成立了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公革会。这个组织成立后，印过一个宣言，虽限于市局单位，但已有相当规模。一月十一日下午，复旦红三司红卫兵在安文江带领下，打着红旗到达上海市公安局，要接管公安局的大权。当时在“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朱永嘉闻讯赶到现场，了解情况以后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打电话，让他请示张春桥怎么办？由于公安局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不能随意夺权的，但是造反派的行动又是符合文革发展要求的，况且这个时候张春桥还没有征求公安部领导的意见，因而张春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便于表态的。在这种情况下，朱永嘉只好建议红三司的安文江和公安局内部的造反派取得联系，商量一个两全的接管办法。这种缓冲的办法，得到了安文江的赞同。朱永嘉随后将双方采取联合接管的办法向张春桥秘书何秀文作了报告，又告诉了机关联络站。

　　对于群众组织接管公安局的行动，张春桥征求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意见，取得了他的支持后，一月十三日上午，张春桥、姚文元在锦江饭店接见了公革会的人，听他们汇报公安局内部文化革命的情况，并说公安工作受苏联克格勃的影响，要改变这种状况。张春桥在谈话中认可了他们的行动。也就是在这这一天，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于是十三日下午，张春桥就把工总司、红三司与炮司及红革会的人一起找来谈话。他说，公安工作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要保护左派，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维护革命秩序。过去的公安系统已经瘫痪了，不能保卫文化大革命了，因而冲击一下过去公安工作的旧作风，对他们进行接管是对的。公安工作要与群众专政相结合，要有工人、学生一起来参加公安工作，因而要成立全市性的文化革命保卫委员会，搞一个宣言，让各个群众组织派代表参加。

　　张春桥讲话后，一月十九日朱永嘉就帮工总司、红革会、红三司、公革会及检察、司法系统的造反派搞了一个《关于加强上海市公安工作的通告》，这个通告宣布由公革会出头与各革命造反组织联合组建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简称文保会。[74]

　　文保会由工总司等十五个组织组成，王洪文任主任，文保会的职能是“参加接待、调解工厂、企业、学校两派纠纷，负责全市性的集会，维持全市治安。”三月一日，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成立，文保会保留组织名义，停止一切活动，政法指挥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构。[75]

　　上海市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建立了取代文保会的政法指挥部。鉴于各级公安机关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从公安机关的职能及其实际作用出发，不宜由群众组织擅自夺权，后来中央关于公安部门的夺权有着特别规定。上海市公安局的接管、夺权也是在张春桥征求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同意以后才批准的。

　　从中我们看到，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取了市委、市人委大权以后，全市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浪潮，各级党委的领导权纷纷被接管、夺权，全市上下进入大规模的夺权风潮中。

　　4）“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的成立。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取市委、市人委大权以后，全市掀起了全面夺权浪潮。原先的各级领导机构纷纷被夺权或者陷于瘫痪之中，严重冲击了上海市的生产、生活秩序。如果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被打破，文化大革命在上海不仅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难以进行下去。因而在全面夺权开始以后，维护社会经济发展，保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上海造反派的肩上。他们联合起来，齐抓共管，成立机构，同舟共济，担负起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任。“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起来的。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系统的造反派首先行动起来，铁路系统的铁联与机务段、车辆段、列车段、南翔编组站动员起来，恢复正常的运行秩序，码头上恢复正常的装卸作业。一月七日晚上，海运联络站的严忠琪提出在海运大楼让出半个楼面，给交通系统各局联合办工，建立交通六局办公室，核心是王明龙、谢鹏飞，每局各出一人，港务是庄明仪，海运是龚士根，长航是余雪泳，交运是裴兴发，铁路是谢鹏飞，邮电是顾方德，办公室是华师大历史系的红卫兵霍达，同济的李世桢，交大的汪洋，各局运行状况的简表交给写作组王知常统一汇总，每天一份直送张春桥上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当时先处理好交运问题，生产才能恢复正常。一月八日下午张春桥再次召开座谈会讨论“三停”问题，批准了七日晚上成立的交运系统联合指挥部。当天晚上，工总司所属海港、邮电、长航、交运、海运、铁路六局造反队的指挥部联合成立了六局指挥部，负责恢复全市的交通运输。六局中铁路最强，所以六局指挥部都以铁路为主。召集会议的工总司代表王明龙，成为会议的负责人。六局指挥部后来改名为“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简称为火线指挥部。

　　九日，王明龙来武康路二号汇报这件事，要求机关联络站提供支持。听取汇报以后，徐景贤让朱永嘉作为机关联络站的代表随王明龙去了六局指挥部。六局指挥部在福州路高等法院楼上，吃住条件很差，工作人员一共只有两个房间。除了六局来的造反队代表外都是学生，主要是华东师大、上海师院、同济东方红和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一共有30多人。火线指挥部内部有核心、办事、宣传、联络四个组，核心组成员是六局的代表各一人，加上王明龙，日常工作由王明龙与谢鹏飞主持。朱永嘉在那里主要做些协调性工作。

　　当时各局的造反派为了恢复交通都在本部门接管了调度工作，在铁路码头帮助恢复交通的是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一月九日中午，铁联造反派冲进铁路局调度室宣布接管，派了12名熟悉业务的造反队员接管了业务。同时在300名同济东方红红卫兵的配合下控制了北站。海港的港务局也是在这个时候被接管的。这样造反派就接管了海运、邮电、交运等局日常的业务管理工作。由火线指挥部协调各局之间的协作关系，如杨浦电厂缺煤，那儿没有铁路的专用线，为了保证电厂用煤，便从望厅调了两列装满煤炭的列车到杨浦站，再用卡车转运到杨浦电厂，保证杨浦电厂对市区的供电不中断。[76]

　　夺权以后，造反派自发行动起来，维护上海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上海市的革命、生产两不误，以实际行动践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显示出上海造反派的素养和自觉性。张春桥、姚文元不仅指导、支持了他们的行动，还到铁路和海港视察过，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一月十九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了火线指挥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参加铁路、海港工作的红卫兵代表，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这个时候，交通运输已基本恢复正常，“三停”问题已解决。张春桥对火线指挥部的工作大加表扬，说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一种新政权的形式，火线指挥部就是经济苏维埃，将来可以代替市人委的作用。那一年，春节快到了，市场上煤饼、煤球供应紧张，南市区有一个老太太家的阁楼上，因存积煤球太多而被压坍下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当时市民的心理。市场煤球店卖空了，为此报告到张春桥那里，张批示暂停两家用煤大厂的供应，保证市场煤球的需要。三天以后，各煤球店的煤球堆积如山，一下子人心稳定，抢购煤球风就此平息。不仅如此，火线指挥部还参加了春节的市场供应、广交会参展等活动。[77]

　　“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是在进行全面夺权的背景下成立的。这表明造成派在夺权以后已经担负起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领导重任。这个指挥机构的成立，对于将造反派组织起来，协调彼此行动，采取措施维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当然，参加这个机构的许多人员没有专业管理经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瑕不掩瑜，这个机构毕竟是在夺权的情况下，担负起了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重任，因而就成为巩固上海文革成果、保护上海文革进行的有力保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以一月六日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批斗大会为标志，上海造反派夺取了市委、市人委的大权。随后，上海造反派将夺权情况上报中央，请求批准。与此同时，上海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各级党政领导权纷纷被夺取或者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造反派自发组织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担负起了维护上海生产、生活秩序的领导重任，将上海的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④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月四日、五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后，八日毛泽东就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时表明了态度，对于他们的夺权予以了肯定和支持。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以后，不论是张春桥、姚文元还是上海造反派都将相关报告和材料上报中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此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这次行动能否得到中央的批准，直接关系到夺权的成败。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毛泽东对于一月六日夺权行动并没有立即表态，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后才予以肯定的。看来，他对于这个问题也在收集各方面的信息，观察斗争的发展状况，在经过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决定。这反映出在上海造反派夺权市委、市人数领导权的表态上，他是非常慎重的。

　　1）转发上海造反派的两个文件和中央发出贺电。

　　毛泽东虽然没有对一月六日夺权马上表明态度，但是却对《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迅速表示了肯定和支持。不仅如此，他还对上海造反派联合署名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两个文件以及上海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纷纷参加文革的报道予以称赞，于是要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份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这是因为上海的文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不仅在运动中执行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还反对业已出现的经济主义，同时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真正动员起来，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因而给上海造反派发出贺电并在中央报刊上转发这些材料，不仅可以鼓舞上海造反派的士气，总结、推广他们的造反经验，而且对于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月八日毛泽东针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发表谈话，《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依据毛泽东的谈话当即写成《人民日报》一月九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经毛泽东当场审定后定稿。这个编者按全文如下：

　　“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月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加上了这个编者按。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革命职工”因这个编者按中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向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致敬电；《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据毛泽东一月八日谈话的综合报道《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78]

　　这个综合报道新华社发了电讯稿。一月十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发出》。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把这两个电讯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一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79]

　　上面这些贺电、文件、报道也在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80]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毛泽东对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没有立即表态，但是却主持起草了转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随后在中央报刊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和关于上海文革的“综合报道”，以及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出的贺电。这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是赞许的。不过是由于对当时斗争的形势还要予以观察而不便于立即表明态度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贺电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出的。这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也意味着中央文革小组今后在文革中负有更大的责任。中央文革小组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负责文革的办事机构，采取这种署名方式，主要的还是由于进入一九六六年冬季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受到了党内和社会上的巨大压力，有不少人直接或间接地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从而使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的缘故。

　　从毛泽东提议以中央名义给上海造反派发出贺电，却没有对他们一月六日的夺权活动予以明确表态来看，他对上海文革的发展情况还要做出进一步思考。从逻辑上来说，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无疑是符合中央要求的，斗争的方向也是正确的，因而中央向他们发出了贺电。既然如此，那么中央为什么不对他们的夺权行动予以明确表态呢？看来，毛泽东还要对上海的斗争形势作出进一步观察，寄望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的觉悟，看看能不能将他争取过来。这在下文张春桥与徐景贤的谈话中反映了出来。

　　2）陈丕显对中央希望他出来工作采取了拒绝态度。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张春桥就做陈丕显的工作，希望他主动接触造反派，早日站出来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为了消除陈丕显的后顾之忧，还表示可以和姚文元一起做他的顾问，陈丕显却以生病为由拒绝了。陈丕显心里是这样想的，他生病以来，曹荻秋、魏文伯一直在一线顶着，他们对外的表态、做法，都向他汇报过，他们的认识是一致的。这个时候把别人搞下去，让他站出来，他是绝不会那样做的。当陈丕显的夫人谢志成对江青说，陈丕显身体确实很不好时，江青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气愤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那是他柴米酱醋管得太多了。[81]从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陈丕显对于文化大革命仍然抱着抗衡的态度，即便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出面做他工作、表示给他当顾问的情况下仍然如此。这样就不能不对他以后的政治命运产生重要影响。

　　进入十二月份以后，以写作班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开始造反了。十二月十八日机联站召开造反大会，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常溪萍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20多个部局级领导到会场接受批判。这是陈丕显第一次接受群众批判。主席台周围贴的标语口号是：“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当时陈丕显是怎么想的呢？他后来回忆说：“他们（指造反派——引者注）对市委是‘炮打’，对曹荻秋是‘揪出’，对我是‘火烧’，是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对我发难，又还假装对我留有一点余地，并希望我能明白这个‘区别’，按照他们的旨意站出来。对这点，我心里是明白的，但我怎么可能按照他们的旨意去做呢？我十分清楚，不管我站出来还是不站出来，不管我怎么做，我和荻秋同志的命运和下场都会是一样的！因此不管如何风吹浪打，我们都要坚定地站在一起，决不能学习刘建勋、潘复生。”[82]

　　刘建勋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们二位在群众起来造反的时候，积极欢迎群众向省委造反，主动站在造反派一边，这在当时省部级一把手中还是比较罕见的。陈丕显从会场上的标语中觉察到造反派对他们采取了策略性的处理方式，这显然是为他转变态度留下了余地，希望他在批斗大会后能够像刘建勋、潘复生那样站在造反派群众一边。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陈丕显虽然觉察到了造反派的用意，但是仍然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毛泽东一月八日对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谈话，通过红卫兵小报迅速传播开来。陈丕显看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陈丕显后来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自己当时的想法，他说：“我对其中一些提法也不理解甚至不满意，比如把《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组说成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我心里就暗自惦量过，造反派们算是什么阶级呢？被夺了权的《解放日报》编委、《文汇报》编委，又算是什么阶级的人呢？‘保守派’不抓生产，这个‘保守派’又是指谁呢？除了我和曹荻秋，这个帐还能算到谁的头上去呢？死了的‘张屠户’，又是指谁呢？”[83]

　　从陈丕显提出的疑问表明，他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谈话，对毛泽东把他和曹荻秋称为保守派也不以为然。这说明他不仅没有认识到继续革命中的阶级划分与以前存在重大不同，更没有领悟到继续革命的理论真谛，也反映出他对正在进行的文革仍然存在着抗拒的心理。

　　尽管这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陈丕显还是寄予希望的。不仅张春桥、姚文元来上海之前是如此，就是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召开了打倒市委的大会后也是这样。这在张春桥与徐景贤的谈话中反映了出来。十一月十一日晚上，徐景贤到兴国路招待所向张春桥汇报次日庆祝中央贺电大会的准备工作时，张春桥对徐景贤说：“我已经找陈丕显谈过话了。”

　　徐景贤觉得有些意外，问道：“是在哪里谈的？”

　　张春桥说：“把他找到兴国路来谈的……”看到徐景贤有些不解，张春桥稍作停顿后又说：“去年十二月，主席生日的时候，提出你们写作班造反时的口号‘火烧陈丕显’，主席很风趣，他当时还说：‘烧一下可以，不过不要烧焦了！”

　　听到这里，徐景贤不由得愣了一下，心想：去年姚文元打电话给他，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时候，没有讲这句话嘛。

　　张春桥继续他的话题：“这次我们来上海以前，中央的意见，是希望陈丕显还能出来工作。所以，我在找他谈话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在和群众见面之前，先找你谈谈。我把中央的意见也告诉了他。陈丕显听了以后表示：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出来工作有困难。”

　　这个时候张春桥也说道：“我看，他现在也确实难以出来工作。”[84]

　　不难看出，张春桥找陈丕显谈话，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是受命而行，向陈丕显转达中央希望他出来工作的意见。看来，直到这个时候中央也没有放弃争取陈丕显转变态度的作法，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陈丕显仍然像以前一样拒绝了。以前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青、张春桥希望陈丕显出来工作的时候，陈丕显以生病为由予以拒绝，这次在张春桥向他转达中央意见的时候，又以出来工作困难为由予以了拒绝。两次拒绝中央要他出来工作的意见，表明他的态度和以前一样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陈丕显最后一次选择工作的机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直接决定着陈丕显在文革中的政治命运。

　　虽然陈丕显拒绝了中央要他出来工作的意见，但是在文革蓬勃发展的形势面前，他还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比如，他曾经签署了造反派起草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一月一日，他签字同意拨给二兵团活动经费15万元，小轿车、摩托车、自行车一批。一月二日，他躲在华山路招待所，给红卫兵头头开介绍信去无锡。三日找熊中节、夏明芳去华山路招待所要他们建立地下接待站，给群众组织车辆、物资和经费。四日上午，他打电话给南京的当权派陈扬，介绍自己的经验，说：“你们要依靠造反派，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我现在就是同造反派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十五日，在红革会总部给红革会签了一万元经费。[85]

　　这反映出陈丕显在大形势下，还是采取了一些支持造反派的行动的。从陈丕显在上海文革中的总体表现来看，这些行动不过是他在上海文革形势蓬勃发展下的策略性选择，并不表明他对待文革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否则的话，他为什么对中央希望他出来工作的意见予以拒绝呢？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做会对他以后的政治命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由此我们进一步分析，毛泽东对于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迅速表明态度，而对于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权市委、市人委的权力没有立即表态，不仅是由于他要对上海双方斗争的形势进一步观察，做出深入的思考，同时也寄望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态度的转变，站到造反派一边来。从这方面来说，毛泽东没有对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夺权立即作出表态，不过是给陈丕显留下了思想转变的时间罢了。张春桥向陈丕显转达中央意见，特别是选择在他和姚文元公开与群众见面之前与陈丕显谈话，是因为陈丕显的态度究竟如何，不仅关系到陈丕显个人的政治命运，也关系到上海新领导班子的组成、以后的斗争形式、上海文革的走向乃至于对全国文革的影响。但是在陈丕显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希望最后也就只好化为泡影了。

　　3）上海召开庆祝中央贺电大会。

　　一月十一日，上海造反派收到中央的贺电后，欢欣鼓舞，计划在人民广场召开一次盛大的庆祝大会，会后还要进行游行。既然召开这样的大会，造反派就要在协商中取得一致意见，做好大会的筹备工作。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了大会的各项安排工作后，张春桥表示同意，还说他和姚文元要参加这次大会并讲话，和上海的群众见见面。[86]

　　十一日深夜十一时，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会议在党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工总司等四十多个组织的代表。张春桥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贺电，并讲了话，他说：“毛主席决定把上海的两个文件向全国广播，指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名向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发出贺电，这是解放17年来从没有过的大事，集中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支持。”他还说：“我们工作还不够，距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很远，据我的观察，各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还不够好，有些事做得不妥当，例如有的组织为署名问题、登广告问题要封新生的《文汇报》、《解放日报》。”接着张春桥建议为筹备第二天欢庆中央贺电的全市大会并进一步加强造反派的团结与协作，建立一个上海各造反组织的联络站，以更好地联合起来，反对经济主义，进行上海的文化大革命。[87]张春桥的提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同，还就大会议程在协商中取得了一致意见，为第二天庆祝大会的召开做好了准备。

　　一月十二日，上海召开了“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同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88]下午两点，全市数十万群众在人民广场隆重举行了庆祝大会。工厂不当班的工人几乎都来了，还在十个郊区设置了转播站，收听的人数高达数百万，盛况空前。张春桥、姚文元出现在这次会议上，和广大革命群众见了面。他们两人的公开露面并发表讲话，将大会进一步推向高潮。张春桥在会上亲自宣读了中央贺电全文，接着发表了讲话。[89]

　　他说：“同志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元同志和我到上海来，是来做调查研究工作的，是来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的经验的，是来当小学生的。我非常高兴地参加今天的会，并且我们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身体也非常健康，这是我们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对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向是非常关心的。大家都还记得：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是从对《海瑞罢官》这出反动戏的批判开始的，而这个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在上海揭开的。上海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小撮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他们贪天之功，好像他们在这一方面还有什么功劳，可以拿来当作抵挡革命的挡箭牌，这是非常可耻的。”

　　张春桥接下去说：“毛主席最近给我们说过，他说：‘上海很有希望，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各方面都起来了。上海搞好了，就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他对上海有很高的希望。刚才我宣读的昨天已经向全国广播了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更加集中地体现了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关怀。这是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对上海革命人民最大的希望，最大鼓舞，最大的支持。这个贺电也是对于一切反对上海革命人民的家伙的最沉重的打击……”。[90]

　　姚文元在讲话中则是批评陈丕显、曹荻秋过去把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贪天之功为己有，现在竟然要把上海革命造反派创造的成绩算在自己名下，真是厚颜无耻。接着姚文元指出，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动再次证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现在革命造反派应该挺身而出，把无产阶级的各项领导权夺回来，使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91]

　　张春桥、姚文元讲完话后，王洪文上台，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92]

　　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张春桥还是姚文元在讲话中都批判了上海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贪天之功为己有，这到底符合不符合实际情况呢？

　　这个问题在分析以后才能得出答案。公正地说，进行京剧革命和批判《海瑞罢官》虽然不是上海市委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进行过程中上海市委还是给予了不少支持和帮助的。这是应该肯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来，特别是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安亭事件发生以后，上海市委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走向了文革的反面。《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虽然是陈丕显签署的，但是这两个文件却是由造反派牵头并且署名搞出来的，陈丕显是在造反派搞出这两个文件后例行公事、签字画押而已，充其量不过是参与了这个事件，在其中并没有起到主导性作用。

　　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陈丕显及其主持的上海市委即便参加了其中的一些工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对于文革则是表现出淡漠、抗衡的态度。不论是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还是陈丕显在中央反复劝说下也不愿意出来工作，就是这种态度的集中体现。虽然他们在文化革命过程中确实干了一些具体工作，但是对于他们的定性，不是看他们是否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而是根据他们对待文革的根本态度做出的。他们在上海文革中所做的这些具体工作，不足以改变依据他们对待文革根本态度所形成的定性，因而不能因为他们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就否定依据定性对他们进行的批判。至于是不是贪天之功为己有，陈丕显对这次大会的事后回忆就为此作出了证明。他后来回忆道：

　　“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和曹荻秋及其他上海市委、市人委以及部局领导都被揪到台上批斗。

　　那天的人民广场，大约有几十万人，声势浩大，锣鼓喧天。群众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看着‘热烈庆贺中央来电’这条标语，我心中不由哑然失笑：中央来电是祝贺《急告全市人民书》（后来在中央转发这个文件时改名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引者注）、《紧急通告》的；可是，作为这两个文件出台参与者、签发者的我，却被造反派揪在批斗台上。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93]

　　看来，陈丕显认为中央来电是祝贺这两个文件发表的，而他作为文件的参与者、签发者，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却和市委、市人委各级领导干部被揪出来批斗，这是不公平的，自己也是冤枉的。其实，批斗这些领导干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对待文化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淡漠、抗衡乃至压制态度，这次批斗不过是借庆祝贺电的机会例行公事罢了。陈丕显虽然参与、签署了这两个文件，但是他的作为不足以改变因他对于文革根本态度所形成的定性。陈丕显也不想一想，为什么在中央反复劝说之下，他仍然对于出来工作表示拒绝呢？即使在这次庆祝大会召开前，张春桥代表中央又一次找他谈话的时候也是如此，这又能怪谁呢？

　　即便如此，陈丕显的信息还是灵通的。召开这次批斗大会的前一两天，就有许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渠道，将消息透露给他和他的家人，说这次批斗不同往常，可能会有大动作，要他做好准备。因而十二日早晨，他起床后就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为了免受武斗，又穿上了一身新军装，还向妻子儿女作了告别。到了会场后，造反派要他换下军装，陈丕显予以拒绝，僵持之下最后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方法，陈丕显仍然穿着军装，但要取下领章、帽微。不过事实证明陈丕显还是多虑了，这次批斗大会既没让他们戴高帽子、弯腰，又没有让挂黑板，只是让他们低头站着。

　　站在批斗台上的陈丕显，心中想到：“毕竟不是第一次挨批斗了，站在台上，我显得比较坦然。可是，面对台下几十万狂热的人群，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工作了十几年的这座城市，要说不难过、不痛心那是假的！难道群众就是这样给我们判了‘死刑’吗？中央就是这样给我们下结论了吗？这是一个有着八百万人口的全国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全国经济、文化中心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这么重要的位置，中央真的对此就一点不考虑，撒手让它进入疯狂的无政府状态了吗？”[94]

　　从中看到，面对会场的批斗，他仍然表现出迷茫、不解和抗衡的态度，不仅没有认识到进行文革的必要性，而且还对正在进行的文革表现出“难过”和“痛心”。如果我们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宏观历史视野来看，形式上他似乎是在为上海的发展和稳定着想，实质上则是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置之于脑后了。可悲的是，他与许多领导干部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这次大会上，在张春桥提议下，造反派决定成立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这是上海造反派建立的统一组织，呈现出大联合的趋势。成立这个联络总站，是为了化解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协调彼此之间的行动，团结起来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将上海文革进行到底所采取的组织措施。这次大会的召开，不仅鼓舞了革命群众的斗志，中央贺电的传达和张春桥、姚文元的亮相，更进一步坚定了上海造反派进行文革的信心。这样张春桥、姚文元以调查员的身份公开登上上海文革舞台，指导着上海文革的深入发展。

　　4）中央批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虽然中央给上海造反派发了贺电，上海也召开了庆祝中央贺电的大会，但是在中央没有批准他们一月六日夺权以前，他们的夺权仍然是不合法的。因而一月六日夺权能不能获得中央批准，就成为他们夺权是否成功的关键。

　　当时，由于毛泽东没有对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表态，因而即便在中央领导层中也有人对上海的夺权行动发出了疑问。陈伯达没有请示毛泽东，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庆祝中央给上海贺电的十万人大会上说，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群众组织只能监督，不能夺权。陈伯达讲的是福建话，人们听不懂，由王力给他在旁边当翻译。当时来自上海的王洪文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陈伯达这样讲，还作了检讨。

　　当天下午刚散会，毛泽东就知道了，认为陈伯达的表态是错误的，马上开会批评陈伯达，支持上海的夺权行动。毛泽东说，上海造反派组织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呢？是他们（上海市委）采取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形式，群众把他们的权夺了，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95]

　　通过批评陈伯达的错误讲话，实际上毛泽东已经表明了对于上海一月六日夺权的态度。但是，要批准上海夺权，从组织程序上来说，还是要在中央核心领导层会议上予以通过。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96]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会议上不仅讲了夺权的原因，还肯定了上海夺权的行动，认为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夺权后可以选举新干部。群众起来夺权以后，业务还是由原来的人来搞，群众对他们起监督作用。这样既有利于保证工农业生产、生活秩序的稳定和正常进行，防止出现大的动荡，也为文革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张春桥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在上海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对此予以了说明，他说：“1月16日，主席批准夺旧市委、旧人委的权。”[97]毛泽东批准上海一月六日夺权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系列文章，向全国宣扬上海的夺权经验，指出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月十六日出版的一九六七年第二期《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这篇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同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98]该文用墨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99]

　　“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提出的革命方针和采取的革命行动，给全国树立了榜样，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经验。

　　他们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把上海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我们，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任务，归根结底，就是无产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的斗争。这是现阶段我国阶级斗争的焦点，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集中表现。”

　　“现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广播上海市各革命群众组织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支持上海工人阶级同其他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在一个市的范围内，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的斗争。这是在新形势下所采取的又一个伟大的战略措施，这个措施将推动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一个新的飞跃。”[100]

　　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让毛泽东思想占领报纸阵地》。社论说：“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里，从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把被他们篡夺了的各种权力统统夺回来，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勇敢地承担起来的战斗任务。”[101]

　　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在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中说：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事，是关系到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大事。”

　　“几个月的反复和曲折，一场场惊涛骇浪的阶级斗争暴风雨，深刻教育了革命造反派。他们越来越明白了：革命之所以受挫折，原因不是别的，只是因为印把子没有攥在自己手里。那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所以如此猖狂，之所以最于这样欺负人，就是因为他们还有权！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没有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就只是一句空话。”文章最后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102]

　　我们看到，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终于批准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夺权。从一月六日至十六日这十天时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方面在观察上海市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在期待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个人的态度转化。在陈丕显拒绝出来工作而上海的文革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上海造反派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同时从文革发展的方向和大局出发，批准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夺权。

　　中央批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夺权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因为上海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是在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不仅是符合这个阶段文革的发展方向，也是要完成这个阶段文革的任务。中央之所以没有在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夺权后立即予以批准，还是从慎重出发，要对上海文革的发展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以后再做出决定，当然也在期待着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思想的转变。没有立即批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夺权行动，主要还是处于策略考虑，其实从文革形势发展的大局上来说，对夺权的批准不过是个时间早迟的问题。

　　从中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上海夺权的表态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先是支持、肯定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而后在中央报刊上转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并向上海造反派发出了贺电，最后一月十六日才批准了上海造反派一月六日的夺权。由此反映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没有情绪化的表态，而是在广泛调查和反复思考以后才做出的决定。这说明中央对于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是慎重的、冷静的、理性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上海夺权做出肯定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中央报刊也适时发表文章，以上海的夺权为背景，向全国宣扬文革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各地闻风而起，掀起了全面夺权风暴。

　　（7）上海造反派内部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

　　虽然一月十六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批准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是在建立上海市临时权力机构的过程中，造反派内部红卫兵、工人和机关干部之间的矛盾却趋于激化，围绕夺权与反夺权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激烈斗争，致使临时权力机构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难。在斗争中，上海造反派的主体力量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导下，团结起来，排除干扰，以大局为重，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最终建立了上海市临时权力机构。

　　① 工八司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的第一次夺权。

　　一月中旬，有一个自称工八司（即工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工人组织，拉拢几个小组织，乘着几辆卡车，直接闯进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们把除了档案室和机要室以外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贴出大布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徐景贤听说后迅速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张春桥、姚文元并不赞同这种未同其他造反派组织协商就擅自夺权的行为，因而要徐景贤打电话通知工八司等组织马上撤出。徐景贤将电话打到康平路机要室，从电话中听到夺权者与接线员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吵，找到工八司的负责人，严肃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和上海的主要组织协商，是没有资格接管市委的，要马上撤出来！”

　　这个负责人提出抗议：“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徐景贤警告说：“这不是我的意见，是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见，你们如果不执行的话，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这批夺权者在徐景贤措词强硬的警告下，又看到张春桥、姚文元也不支持他们的夺权行动，贴了几张大标语后便灰溜溜地撤走了。[103]

　　从中可以看到，这次夺权行动尚未真正实行便流产了。这些造反派组织毕竟力量小、名气也不大，因而在徐景贤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意见，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以后，才不得不撤走的。这反映出当时造反派组织对于权力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

　　② 二兵团和上三司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的第二次夺权。

　　二兵团，就是北上返沪二兵团，曾经在耿金章带领下参加了安亭事件。当王洪文与张春桥达成“五点协议”率领到京上访的工人回到上海的时候，耿金章却带领部分工人单独徒步北上，张春桥后来在苏州又与他们签署了第二个“五点协议”。这样耿金章带领工人回到上海后，便树起了北上返沪二兵团的旗号。耿金章是共产党员，从部队复员后到上海纸浆厂当工人。虽然二兵团挂靠在工总司名下，却具有较大的独立性，比如在签署《紧急通告》的时候，虽然工总司已经在前面署名了，耿金章还要以二兵团的名义单独署名，否则的话就要砸掉刊登这个文件的报社。

　　上三司（即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负责人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赵全国。一九六六年底，他曾经把华东六省一市的省、市委书记弄到上海，准备以上三司为主在虹口体育场召开一次华东地区的批斗大会。周恩来听说后，在电话里严肃地批评了他，并表示不能同意召开这样的大会，赵全国才被迫偃旗息鼓了。

　　二兵团和上三司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的这次夺权发生在一月十五日凌晨三点半，他们在赵全国、耿金章带领下，调动了一批工人和学生队伍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力。他们的行动得到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沪联络站等十一个组织的支持。为了使这次夺权合法化，他们用工总司二兵团和上三司等组织的名义，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汇报他们已经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请求中央承认；同时，还在电报中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提名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请求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

　　这次夺权主要是在二兵团和上三司领导下进行的，一个是工人造反派，一个是造反派红卫兵。如何处理这次夺权行动，不仅关系到上海夺权行动能否得以顺利进行，还关系到造反派队伍是走向统一还是分裂。因而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这次夺权行动主要是在二兵团和上三司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两个造反派组织中的二兵团是工人组织，当时力量比较强大，因而就要先做好他们的工作，只要二兵团的工作做通了，上三司也就孤立了，这样他们进行的夺权活动也就迎刃而解了。于是张春桥、姚文元决定邀耿金章、徐景贤到兴国路招待所住地谈话。徐景贤领导的机联站没有参加这次行动，让他参加谈话是为了让耿金章知道机联站等造反派组织是不赞成他们这次夺权的，以便促使耿金章思想上能够及早转过弯来。

　　张春桥、姚文元坐在面朝门口的沙发上，徐景贤和耿金章坐在他们的对面。

　　张春桥问道：“老耿呀，你们二兵团这次调了多少人进康平路呢？”

　　耿金章回答：“里面的几百人都是我调去的，他们‘上三司’根本没有几个人，其他参加夺权的组织更是摆摆样子的！”

　　张春桥又问：“这么说，二兵团是这次夺权的主力了？”

　　耿金章喝着茶水，大大咧咧地说：“是呀，没有我们‘二兵团’，他们谁也夺不成！”

　　姚文元插嘴问道：“你们夺权以后给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电报，你知道不知道？”

　　耿金章说：“知道。电报我没有看过，但是‘二兵团’的联络员给我说过这件事。”

　　张春桥这时才转入正题：“今天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你们和‘上三司’等夺权，只是少数几个组织干的，别的组织都没有参加，要是承认你们的话，会引起很大的矛盾。前一时期，别的组织的夺权，我们都没有承认。最近，我和文元准备召开上海各个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你们也可以参加，大家共同来讨论上海夺权以后政权机构的形式问题。所以，希望‘二兵团’能够从康平路退出来。”

　　耿金章听到这里，抽着烟，默不作声。

　　张春桥接下去说：“但是，有一件事应当告诉你们，就是你们发到中央去的电报，提名张春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毛主席还有指示。”

　　耿金章和徐景贤一听毛主席有指示，马上集中注意力，正襟危坐，屏息静听。

　　张春桥缓慢地一字一句地传达：“毛主席说，他赞成由群众自下而上地提名市委领导人的这种方式。毛主席还要我来负责提出市委委员的名单。”

　　张春桥继续平静地说道：“因为这是毛主席看了你们的电报以后的指示，我和文元考虑不好对你们封锁，所以决定找你们来传达一下，让你们知道。但是，因为毛主席没有对你们几个组织的夺权表态，所以不便把‘上三司’等其他组织统统找来，就找你耿金章作为代表。至于要我提名市委委员的问题，现在看来时机还没有成熟，需要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再考察了解一下。”

　　接着，张春桥谈起耿金章的身世来，提到耿金章父母去世得早，是他姐姐领大的，与穷苦的姐姐感情很深等，看到耿金章对此感到不解，张春桥笑着说：“你的档案材料我都看过。你们‘工总司’几个人的材料我全看过。过去市委不是说你们‘工总司’的头头都是一些‘社会渣滓’吗？我对你们这些‘社会渣滓’，总应该有所了解呀！”

　　耿金章也嘿嘿地笑了起来。他听罢毛主席指示的传达，当场就爽快地表态说：“那好，我回去就通知‘二兵团’的队伍撤出康平路，还要做做‘上三司’的工作。至于什么时候开联席会议，我就等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通知吧！”

　　谈话结束后，夜已经深了，张春桥还特地关照让厨师做了一大锅肉丝汤面，耿金章和随从们吃了个精光，然后乘了轿车风风火火地走了。

　　第二天一清早，二兵团的队伍就撤离了康平路，二兵团一旦撤出市委机关，上三司就孤立了，赵全国策划的第一次夺权流产了。[104]

　　我们看到，对于二兵团和上三司进行的这次夺权，张春桥、姚文元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而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在谈话中既入情入理，又讲究策略，通过思想工作的方式，釜底抽薪，先将二兵团负责人耿金章争取过来。失去了二兵团的支持，这次夺权行动也就失败了。这样张春桥、姚文元就成功化解了这次夺权造成的危机。

　　③ 上三次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的第三次夺权。

　　张春桥、姚文元找耿金章谈话后，耿金章还把张春桥传达给他的信息，告知了红卫兵组织上三司的头头赵全国。这下子赵全国不服气了：你张春桥和姚文元当市委书记还是我主张向中央打电报提名的呢，可是现在居然把我撇开了。

　　赵全国组织了一个五人代表团飞北京告状。到了北京，听说《人民日报》将要发表支持夺权的社论，就认为上三司在上海夺权的大方向没有错，北京既然没有人理睬他们，就又飞回上海，联络了一些造反组织，在一月二十二日的中午，第二次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宣布正式接管上海市委。

　　赵全国第二次进驻康平路之日，正值张春桥、姚文元忙着和各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讨论上海联合夺权后的组织形式之时。这天晚上，赵全国从康平路市委大院里直接打电话给徐景贤，发出最后通牒，要徐景贤转告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到康平路云接见群众。张春桥、姚文元没有理会他。

　　当天晚上，各个造反派组织在余庆路招待所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成立联络总站的问题。大家提出希望来一个大联合夺权，不希望关系破裂，要徐景贤再次打电话给赵全国，邀请他来参加会议。谁知道赵全国一口回绝，反过来通知大家集中到康平路他那里去开会，说市委的权是他们上三司为主夺下来的。大家一听赵全国的态度就火了，工总司的潘国平正在主持会议，气得跳起来说，赵全国破坏上海的联合夺权，去年他要召开华东六省一市的造反大会，还伪造周总理的指示，走，我们一起把他抓起来。在他的号召下，几十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一拥而上，分乘两辆大客车，直奔康平路，冲进上三司设在市委大院的指挥部。潘国平找到赵全国，争执了几句，大家你推我搡，前呼后拥，当场把赵全国扭送到公安局了。上三司的又一次夺权就此结束了。[105]

　　我们看到，上三司召集若干造反派组织又一次进驻康平路市委大院夺权，甚至在大家邀请的情况下也拒绝参加造反派联席会议，还主张以上三司为主召开造反派联席会议，这样就站在了上海造反派的对立面了。上三司虽然在上海文革过程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不论是从造反派组织的力量对比上，还是对上海文革的发展贡献上，上三司都是与工总司、红革会这些造反派组织没法比的。特别是在一月六日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的大会以后，更需要上海造反派组织团结起来，成立联合权力机构的时候，上三司的行为无疑造成了上海造反派的分裂。因而遭此结局也就是咎由自取了。

　　④ 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第四次夺权。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上海最大的一个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即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十几支红卫兵队伍，一个晚上同时出动，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人委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区人委共二十三个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宣告他们已经把上海的大权统统搞到手了。接着，红革会又占领了上海展览馆内的一幢房屋作为指挥部，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解放军保护他们这些左派。其他造反派组织听说他们单独行动夺印后，都很气愤，摩拳擦掌，批评指责，造反派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

　　红革会是当时上海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个造反派学生组织，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声名鹊起，与工总司并肩战斗过，还支持过机联站的造反活动，但是某些负责人却自恃造反有功，骄气很盛，听不进不同意见。它的领导核心，主要是由复旦大学的学生组成的。对于这样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应该如何处理他们的夺印事件呢？这是摆在张春桥、姚文元面前的一个难题。

　　红革会夺权后，也知道单凭他们这一派是掌不起权的。为了使他们的夺权合法化，当天晚上，复旦大学红革会负责人马立新给徐景贤打电话，说红革会愿意和工总司、农司（筹）以及机联站一起联合夺权、掌权，希望他马上前去会商，签署夺权声明。同时，马立新也给工总司、农司（筹）打了类似的电话。

　　徐景贤放下电话后，立即到张春桥、姚文元住地紧急请示，张春桥、姚文元对徐景贤谈了处理这个事件的方针、政策及其斗争策略。这个时候上海警备区应红革会请求，经张春桥同意后，还向展览馆红革会临时指挥部增派了许多解放军巡逻哨。派出巡逻哨，不仅是为了对红革会提供保护，安抚他们的情绪，也是为了防止他们手中的大印流出，免生意外。

　　徐景贤深夜走进红革会临时指挥部时，见到满满坐了一屋子人，有的人已经躺在旁边的双人叠床上睡着了，工总司的潘国平、农司（筹）的夏桂伯已被他们请来了。夏桂伯是浦东农村的一个大队长，因为打出造反旗帜比较早，成为农民造反组织筹备组的负责人。

　　红革会的一把手马立新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山东人，还是写作班哲学组郭仁杰的学生，与徐景贤打过多次交道，这时走过来说：“我们夺大印事先没有和你们打招呼，因为怕知道这次行动的人多了可能会走漏风声，所以我们单独采取了这次革命行动。但是，我们‘红革会’不想一家掌权，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共同发布一个夺权声明。我们这四个组织是上海最大的或最有影响的，只要我们四家的步调一致，那么，上海的党、政、财、文大权，就由我们掌定了！”

　　徐景贤听后，觉得不能直接拒绝，那样的话，就会将关系搞僵，不好做他们的工作了，于是只好采取迂回战术，对他们讲道：“红革会”想搞联合夺权的想法是可取的，夺权以后当然要掌大印，可是夺印并不就等于夺权，关键在于掌权者说的话有没有人听，发号施令有没有人执行。这就涉及到联合夺权究竟是“小联合”好还是“大联合”好的问题。我们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光是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的，就有二十几个，而且都是得到中央贺电肯定的，再加上北京和外地的驻沪红卫兵组织，平时经常在一起联合开会采取共同行动的，总共已经有三十二个组织，至于其他各种名义的组织，还有好几百个。如果我们四个组织夺了权，把别的组织都撇在一边，就有可能出现上海造反派大分裂的严重局面。因此，我希望“红革会”总部的常委们要慎重考虑夺权的方式，我的具体建议是：由四个组织出面，召开全市各造反派组织的联席会议，共商夺权大计。徐景贤的这番话，是刚才和张春桥、姚文元共同商定的。

　　工总司的负责人潘国平在徐景贤来之前本来已经松口，表示可以考虑红革会的设想，听徐景贤这么一说，也就缄口不言了。红革会有的负责人又提出由四个组织联合发布一个声明，肯定这次夺权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些印章由红革会负责保管，上海各造反派达成协议后，再移交给联合掌权组织。这个时候潘国平又不同意了，他觉得这些大印应该由工总司保管，因为工人阶级应当掌握主要领导权。于是徐景贤以这些印章长期流散在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为由，向他们提出了警告。

　　会议直开到凌晨三点左右，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来。农司（筹）的夏桂伯，本来是作为农民的造反代表拉来做点缀的，这个时候直打瞌睡，潘国平干脆倒在床上睡起了觉，徐景贤趁机到隔壁一间办公室里给姚文元打电话，汇报谈话情况和各方态度。姚文元这个时候还在等待徐景贤的消息，听了汇报和张春桥商量后对徐景贤说，先要潘国平听电话。姚文元在电话中告诉潘国平：工总司决不能在四方夺权的声明上签字，一定要说服红革会与其他造反派组织一起搞大联合夺权，并说这是春桥和他两个人的意思，希望小潘照办。潘国平在电话里允诺下来。

　　接着，姚文元又要红革会的一把手马立新接电话。姚文元说：上海的很多造反派对红革会的这次夺权有意见，准备要造舆论“炮轰红革会”。春桥和他认为，在上海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造反派决不能打“内战”，现在春桥和他已经说服了那些组织，停止“炮轰”；同时，希望红革会也要顾全大局，和大家一起搞大联合夺权。为了让红革会体面下台，思想上转好弯子，姚文元在电话中说：张春桥和他准备亲自召集各造反组织的联席会议，商讨上海各造反组织如何联合夺权，还要讨论新的政权机构的形式和组成等问题，他们在会上将要专门讲一讲红革会夺权以后把大印保存得很好，而且主动表示愿意和其他组织联合夺权和共同掌权，红革会的风格值得肯定。姚文元告诉他：为了不影响上海市和十个区的日常工作，希望红革会今天（天已经快亮了）就把印章全部交给上海警备区，由部队出面交回各单位。最后，姚文元又让徐景贤听电话，把这些底都交给了他。

　　听完电话，四方会谈继续进行，潘国平明确表态要搞大联合夺权，不签四方声明，徐景贤马上表示支持，农司（筹）的夏桂伯随声附合，红革会的负责人感到大势已去，马立新嘟囔着说：“算了，就按春桥、文元的意见办吧！”会议结束后，警备区的负责人就来取图章了。[106]

　　我们看到，红革会作为一个在上海有着较大影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未与其他造反派协商就擅自抢走了上海市委、市人委和各区县的大印，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上海夺权能否顺利进行，还关系到造反派队伍的稳定，搞不好的话，还会造成造反派的分裂。面对这种情况，张春桥、姚文元从大局出发，为了维护造反派队伍的统一，防止发生分裂，保证夺权活动的正常进行，制定了处理问题的方针、政策及其斗争策略，终于以妥善、和缓的方式解决了红革会夺权造成的危机问题。

　　⑤ 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以炮打张春桥的方式进行第五次夺权。

　　红革会的夺权行动，不仅没有获得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而且还使他们企图与若干造反派联合掌权的设想化为泡影，这就引起了红革会的不满。同时，红革会与红三司、上三司之间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张春桥、姚文元刚到上海的时候，红革会就向张春桥、姚文元告了红三司、上三司的状，当时双方在造反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并非根本性质的分歧，因而张春桥、姚文元从造反派之间的团结出发，没有对他们的话表示支持，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这个时候红革会与红三司、上三司在复旦大学劳模——保守派蔡祖泉转向造反派的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的文革政策为指导，报经毛泽东同意后，认为对于蔡祖泉这些原来的保守派，只要态度转变了，就应该对他们表示欢迎。这是文革大局发展的需要，也是造反派队伍壮大的要求，这也引起了这些造反派组织的不满。[107]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春桥，以炮打张春桥的名义开始了夺权行动。

　　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既然要炮打张春桥，那么从哪里下手呢？由于上海市委写作班是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工作机构，平时与张春桥联系密切，因而他们决定先从写作班下手，把写作班作为炮打张春桥的突破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绑架了徐景贤、朱永嘉和王知常等人。

　　在工总司二兵团刷出了要求张春桥、姚文元当市委第一、二书记的标语后，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孙悟空则刷出了相反的标语。一月二十四日，这个组织将炮打张春桥的巨幅标语“谁欺骗毛主席就打倒谁！警惕陶铸、王任重式的人物！”、“坚决反对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贴到南京东路、西藏中路和淮海中路一带。次日，又贴出《一问张春桥》、《为什么？——20问张春桥》等大字报。[108]不仅如此，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还到市委机关联络站找徐景贤进行辩论。徐景贤问他们为什么要刷出那样的标语？孙悟空的负责人不顾张春桥与上海市委其他成员在安亭事件以来重大问题上的不同，以张春桥曾经是上海市委成员为借口，对徐景贤说道：我们造反的目标是打倒上海市委，张春桥是上海市委书记，难道他就没有问题吗？我们认为现在市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因而反对张春桥等人当新市委的领导。

　　红革会由于以前夺了全市大印的时候没有得到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对二兵团提名张春桥、姚文元担任市委领导也存在不同意见，又听说炮司（即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孙悟空等造反组织正在收集材料，准备炮打张春桥、姚文元，于是召开了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绑架徐景贤，从徐的身上打开缺口，收集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材料，以此作为火力侦察，看看张、姚有什么反应。

　　一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多钟，复旦大学红革会的十多名红卫兵，到市委党校三楼会议室，连拉带拖，强行绑架了徐景贤，写作班的王知常抱住徐景贤不让他走，结果红革会的红卫兵就连徐景贤、王知常一块赛进停在后门的吉普车开走了。徐景贤乘人不备，撕掉了身上的记录本和电话簿。

　　红革会的红卫兵本来与徐景贤很熟，以前都是并肩战斗的造反派战友，这个时候意见不同却反目成仇。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半，双方在复旦大学进行了一次唇枪舌剑般的交锋。

　　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穿着绿色军大衣，这个时候用浓重的山东话开了腔：“徐景贤！我们红革会总部今天对你采取了革命行动，现在你要老实回答我们的问题！”

　　徐景贤冷冷一笑：“你们凭什么？”

　　这时红革会另一个姓劳的成员说：“你是当权派，我们红卫兵就是有权审讯你!”

　　“我算什么当权派！”

　　“你是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你要管历史组、哲学组、文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这么多笔杆子，你又是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你这个丁学雷怎么不是当权派？”

　　“你为什么不提我现在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呢？就在几天以前，你们还口口声声称我为战友……”

　　红革会成员七嘴八舌地说：“你们是全民造反！”“市委写作班是假造反！”“你们市委机关干部造反，我们信不过！”

　　“那好，我们市委写作班开造反大会，你们‘红革会’为什么要把文化广场的会场让给我们？在这次大会上，你们为什么要到会祝贺！大会开过以后，你们的《红卫战报》为什么要和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合编《大会专刊》？还有，你们说我们是假造反，那么为什么上个星期你们还要拉我们和‘工总司’一起联合夺权？”

　　“上海市委搞修正主义，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了，张春桥也当过市委书记处书记，抓过思想文化工作，难道就没有问题吗？为什么就不能‘炮打’？我们认为：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张春桥、姚文元现在不能当市委书记和市长，他们都领导过市委写作班，他们和你都应当接受造反派的审查！”马立新终于把他们的意图亮了出来。

　　这时红革会勤务组的谢葆晨拄着拐杖，指着徐景贤说：“你徐景贤在市委工作了十几年，你最了解张春桥和姚文元，你是张、姚的‘材料袋’。现在在上海，张春桥和姚文元是老大、老二，你徐景贤就是老三。今天，你‘徐老三’应当站出来揭发张春桥和姚文元嘛！”

　　“‘徐老三’老实交待！”“‘徐老三’应当马上反戈一击！”这些红卫兵又纷纷嚷道。

　　徐景贤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于是反守为攻：“你们绑架了我，把我当成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材料袋’，想要从我身上打开缺口，‘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这可是打错了算盘！不错，我了解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也知道他们的不少情况：他们组织和写作了《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揭开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他们又通过《评‘三家村’》这篇文章，端出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市委。你们都知道，这些斗争都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他们这次来上海，也是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派来的。难道中央文革也可以‘炮打’吗？你们自称是最忠于毛主席的红卫兵，可是你们却干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奉劝你们赶快悬崖勒马！”

　　他们听了徐景贤的话，面面相觑。其中有一个红卫兵提出了新的质疑：“张春桥和姚文元如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为什么要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

　　徐景贤惊讶地问：“你这话从何说起？”

　　那个红卫兵回答：“刚才张春桥和姚文元派了军队要到我们学校里来搜查，我们已经在市委党校和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展开了大辩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张春桥、姚文元派出持抢的解放军，抢上还上了刺刀，把枪口对准红卫兵小将，强行要进入我们学校，这不是镇压学校运动是什么？”

　　徐景贤这才明白过来：“哦，你们这是什么逻辑？我们都学习过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布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的中央文件，假如你们不太健忘的话，就在几天以前，‘红革会’总部夺了全市的大印，你们不是也请求上海警备区派军队保护过你们的吗？今天，你们突然袭击，绑架了一个上海造反组织的负责人，而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派出战士来寻找我，完全合理合法，这能叫做‘镇压学生运动’吗？”

　　“‘徐老三’你别嚣张！”“你这个黑秀才，老的就是一张嘴！”这些红卫兵气得嗷嗷叫，有人还把面前的折椅踢翻了。

　　徐景贤一听解放军都来找他了，胆子更壮起来，于是索性提出要求：“我既然来了，愿意奉陪到底！第一，我要提出强烈抗议，抗议‘红革会’总部侵犯我的人身自由，无故绑架一个造反组织的负责人，你们要当面向我道歉！第二，刚才在市委党校，你们绑架我的时候使用暴力拗我的手，上车以前还殴打我的头部，我到现在还觉得头晕头痛，我强烈要求去医院验伤，并且要你们交出打人凶手，不然我要向全市提出控诉！”

　　这些红卫兵交头接耳了一阵后，马立新说：“我们不跟他多啰嗦，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讨论，大家到总部去！”于是他们呼啸而去。[109]

　　几乎在绑架徐景贤的同时，一月二十七日深夜复旦大学红革会两个红卫兵也以了解情况的名义，将正在生病吐血的朱永嘉骗到复旦大学软禁了起来。[110]这样朱永嘉也被红革会的红卫兵控制起来了。

　　再说徐景贤被绑架以后，市委写作班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他们一听这个情况感到非常严重，于是马上通知上海警备区派人寻找徐景贤，保证他的安全；另一方面，张春桥要市委写作班和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电报，将这个情况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请示应该怎么办。

　　警备区接到通报后，迅速派出了警备师的四个摩托化排到处寻找徐景贤的下落，直到二十八日早上有人亲眼看到徐景贤人身是安全的以后，才把部队撤回。红革会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张春桥、姚文元派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整整一个下半夜，红革会的一些人在市委党校，围住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徐海涛，和他展开大辩论，要他交出幕后指挥者。为了缓和与红革会的矛盾，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一月二十八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约见红革全的负责人谈话，在上海展览馆谈了六个小时，红革会代表围攻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没有取得进展。

　　被绑架在复旦大学的徐景贤从门口往外望去，见有人正在校园的围墙上刷大字标语：“张春桥、姚文元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谁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当时红革会已经通知各大专院校的基层组织，上街刷炮打张春桥、姚文元的大字报，满街贴满了这样的炮打标语。工总司和其他的造反派组织，反对红革会的做法，正在准备组织反击；王洪文和耿金章本来已经拉出队伍，要在南市区一带打派仗，听说了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各自把队伍撤回来，决定联合起来对付红革会。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红革会勤务组的谢葆晨拄着拐杖，把徐景贤转移到窗户上装着栅栏的二层学生宿舍里。这个时候市委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来了。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和复旦大学红卫兵都很熟悉，那天红革会的人借口讨论上海形势来绑架徐景贤还是郭仁杰给引见的。因而郭仁杰一见到徐景贤就说：老徐，我对不起你，我陪你一块来蹲禁闭。徐景贤说：你怎么会到这来？郭仁杰说：那天晚上你被抓以后，我马上报告了兴国路，今天打听到你的下落，我就赶来了。我和复旦的人比较熟悉，留在这里，假如有人要对你下手的话，我也奉陪到底。

　　一月二十九日晚饭后，红革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通过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将大会实况传遍校园，会议主持人宣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现在开始！”接着，各派红卫兵的代表争前恐后地上台发言。

　　复旦红革会大队部的代表首先介绍了对徐景贤采取革命行动的经过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声称这次火力侦察取得了成功，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复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在会上分析形势说：上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清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抓徐老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炮口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提议：明天一月三十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有十万红卫兵参加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把徐老三拉到大会上去斗；开完大会，全市红卫兵举行炮打大游行，到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去示威！

　　听到这里，徐景贤、郭仁杰感到事态严重，为了及时将这个信息传出去，避免流血冲突的发生，于是他们一起说服了看管他们的那个学生，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拨通了兴国路招待所的号码，向张春桥作了汇报。汇报完以后，徐景贤向张春桥请示应该怎么办？张春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要徐景贤他们还返回原处，免得惊动红革会负责人，还要他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顶住，并告诉他们坚信中央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个事件的。[111]

　　前文我们已经说了张春桥要机联站和市委办公厅的造反兵团给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电报，那么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是如何表态的呢？

　　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中央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来电报，进行了明确表态，支持张春桥、反对红革会一些负责人的错误行为。后来有人说，这个电报是张春桥自己起草后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来的，并没有事实依据。关于这件事，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后来有一个回忆，他说：“这事情发生了以后，毛主席亲自抓这件事，不断地要掌握上海的动态。本来毛主席要我同张春桥直接联系，另外他还有其他渠道。这时他坐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随时掌握上海动态。他亲自决定，采取什么措施，发什么样的电报。电报调子是他定的，不能说口授，也差不多。现在有人说中央文革小组给张春桥的电报草稿是张春桥本人起草的，是张春桥伪造的，不知有什么根据。”“这电报不是张春桥起草的，是北京传去的。”“给上海的电报是我起草的，但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定的调子，当面对我讲的，我记下来，又经过中央文革小组讨论，我把它整理成文，文革小组讨论通过，江青送给毛主席，告诉主席这是王力根据主席意思起草的。”[112]

　　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发到上海以后，张春桥批示：“印八开，20万份”，发到全市。[113]北京红卫兵驻沪联络站闻风行动，一月三十日凌晨，他们就将广播车开到了复旦大学门口，向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宣传中央文革小组发来的电报：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联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

　　（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广播刚完，复旦大学扣押徐景贤、郭仁杰宿舍的门就被人踢开了，有人高喊着紧急集合，于是宿舍内的红卫兵一阵风地跑了出来。徐景贤看看手表，正是一月三十日清晨五点钟。[114]随后，红革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举行炮打张春桥的大会和游行，撕掉他们张贴的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的大标语，释放他们绑架的徐景贤、郭仁杰和朱永嘉等人，还由勤务组谢葆晨带人到机联站向他们道歉。张春桥主张要把红革会战士与少数头头区分开来，欢迎红革会战士起来造反，还说这场斗争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一月三十日上午，朱永嘉也获得了自由。徐景贤还到复旦大学保健科的病房内去看望朱永嘉，向他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的内容，劝他好好养病。第二天傍晚，姚文元见到了朱永嘉，询问了他的身体情况后说，红革会那么残忍不讲人道，你生病吐血在床，还把你拖到复旦去，太不讲道理了。朱永嘉说，事情过去了，就算了。[115]

　　这样以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宣布、被红革会扣押的徐景贤、朱永嘉等人获得自由为标志，红革会炮打张春桥的行动失败了。从双方的斗争来看，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推动造反派大联合的努力是正确的，红革会的行动则是极“左”思潮的反映。即便红革会等造反派组织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作法存在不解，也可以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予以解决，如果暂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也可以保留意见，以待将来进一步解决，而不能动不动就采取炮打的方式，干扰新的临时性政权机构的成立。这样做不仅会造成造反派内部的分裂，还会影响上海文革的正常进行，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⑥ 二兵团等造反派组织进行第六次夺权。

　　在工总司内部，北上返沪二兵团的耿金章是和王洪文、潘国平相对抗的力量。批斗陈丕显的时候，耿金章就另有打算。他指使手下人将陈丕显抢到手后藏了起来。为了防止陈丕显被别的造反派抢走，他还将陈丕显转移了一个又一个地方。表面上看，他对陈丕显还是尊敬的，总是陈书记、陈政委地叫着，要求手下人善待陈丕显，照顾好他的生活，保证他的安全。他还对陈丕显说，我们支持你、拥护你，也希望你站出来支持我们二兵团。陈丕显后来也说，这个时候他确实少受了一些折磨，了解了造反派内部的一些情况，要不是文化大革命，耿金章或许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厂基层干部。当然，耿金章这样笼络陈丕显，还是为了取得陈丕显的信任和支持，以便在成立新政权时将陈丕显以革命干部的名义结合进去，增加他与王洪文等人抗衡的资本。[116]

　　耿金章率领的二兵团属于工总司的属下，因而是以工总司而不是二兵团参加新政权筹备会议的。耿金章发觉没有让他参加筹备上海人民公社的会议，便在二月二日傍晚在市委党校召集本市和外地没有参加筹建人民公社的36个组织的头头开会，决定成立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准备与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同时也致电中央。张春桥、姚文元获悉耿金章在党校的动向后，便在三日与四日凌晨两次找耿金章谈话，说服耿金章取消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

　　同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召集筹委会议，建议把人民公社38个发起单位改成组成单位，这样可使其他群众组织逐步加入人民公社，避免形成两大派的对立。并提出发起单位不登报、不署名，召开成立大会时，非发起单位的代表也可以上主席台，这样耿金章也可以上主席台了，避免了工人两大派之间的冲突。在大局稳定以后，鉴于耿金章屡次闹独立性及其他一些作为，二月二十五日王洪文在报经张春桥同意后，让杨浦分局对耿金章进行隔离审查。但是耿金章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处理“三停”问题、起草《紧急通告》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毕竟是作出了贡献的，后来还是给他在市革委会安排了一个委员的职务。[117]

　　我们看到，耿金章又在筹建上海临时政权机构的过程中，虽然又一次发起了夺权，但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说服下，为二兵团的耿金章留下了位置以后，才取消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这样就为上海新政权机构的建立扫除了障碍。这反映出夺权以后，在建立上海临时政权机构的过程中，造反派组织都希望在新政权里为自己谋求一个位置，才致使他们之间的矛盾逐步激化，甚至为此争斗起来，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夺权斗争。

　　⑦ 对上海造反派夺权与反夺权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上海造反派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集中发生在一月中旬到二月初，具体说来是在中央向上海造反派发出贺电以后到上海新的临时权力机构成立这一段时间内，造反派内部围绕新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先后进行了六次斗争。这些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在中央以及中央调查员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造反派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以比较和缓的方式得以平息了。

　　这个时候造反派进行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造反派组织围绕新政权内部权力分配进行的斗争。当时参加夺权的造反派都想在新政权内部为个人及其组织谋取一个更好的位置，这个目的一旦得不到满足，就要发起新的夺权斗争。这样就使刚刚稳定的形势又进一步陷于混乱，致使文革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

　　从上海造反派的组成中我们看到，既有外地造反派，又有本地造反派。在上海本地造反派中，既有红卫兵、工人，又有机关干部和农民；在红卫兵中有红革会、红三司、上三司、炮司、孙悟空等大大小小的组织，工人中又有工总司、二兵团等工人组织，机关干部中有以市委写作班为代表的机联站，农民中又有农司（筹），还有形形色色的争取个人利益的经济主义组织，等等。这些组织之间及其内部由于种种原因存在着复杂的矛盾，一旦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被激化而又没有恰当的方式予以解决，就会形成夺权的温床。夺权与反夺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出来的。

　　一般来说，从夺权斗争的历程上来看，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权以前，从上海文革形势和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这个时候进行的夺权是正义的行动，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但是，在造反派夺取权力以后，因为自己所在的造反派组织及其个人的利益没有得当满足而进行的夺权，不仅呈现出浓厚的本位主义色彩，也是极“左”思潮的表现，这个时候进行的夺权则是非正义的行动。不论是对于夺权的发起者还是跟随着、拥护者来说，都是这样。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是利益问题，许多时候这两个问题是搅合在一起的。在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权力以后，这些造反派中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在建立新的临时性政权的过程中，斗争手段已经由夺权变为成立、建设、保护新的临时性政权了。这个时候造反派之间即便出现一些分歧和矛盾，从文革的大局发出，也要采取协商、讨论的方法来解决，暂时取得不了一致意见，还可以保留意见，以待以后解决，而不宜像以前那样采取夺权的激烈行动。造反派中的不少人在这方面是存在认识误区的。

　　坦率地说，在构建新的临时性政权机构的时候，造反派组织在新政权机构中的位置应当得到合理照顾，特别是在文革发展过程中立下功劳的造反派组织。但是，当时的造反派组织多如牛毛，造反派组织不可能都进入新成立的政权机构，在名额的分配上也不尽相同，这样就形成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应该说，这个时候造反派组织在新政权机构中为本组织争取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样做既要量力而行，又要适可而止，在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时候，要遵循这样的原则，本组织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而不能一旦本组织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像以前那样采取造反的形式发起夺权斗争。

　　由于认识不同和为本组织利益作祟的原因，酿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在权力的争夺上此起彼伏，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局面。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就要求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及其成员，不仅要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还要从自发走向自觉，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处理问题，而不能抛开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满足本组织的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当时许多造反派不仅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为此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是令人惋惜的。

　　上海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暴露了造反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本位主义和极“左”思潮，他们没有认识到夺权前后在斗争的目标、手段上具有重大不同。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就由过去破坏旧政权转移到建设新政权的轨道上来，这个时候再因认识不同和本组织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进行夺权斗争，就会由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文革的破坏者。有这种行为的造反派，如果在教育、开导之下仍然一意孤行而不悬崖勒马的话，最终会在历史的转弯处被文革的列车甩了出去。不少造反派组织及其负责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栽了跟头的，还有人栽了跟头后仍不觉悟，不去反省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自己是受“委屈”了、“上当受骗”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这就不能不引发我们的深思，这些造反派参加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想趁着文革的机会乘机夺权，为本人或小团体“捞一笔”，谋求一个比较好的位置，还是为了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进行的造反行动。如何是后者，又何必计较个人或小组织的名利得失呢？这说明即便对积极参加文革的造反派也要适时整风，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不论是红卫兵、工人、农民还是机关干部都是这样。既要深刻认识到夺权前后的不同及其斗争目标、手段的变化，也要严厉审视、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采取措施予以改正。这是夺权后对造反派的重大考验。

　　从上海夺权与反夺权斗争的历程中可以看到，新的夺权斗争发生后，在中央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导下，又有上海其他造反派组织的配合，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一次又一次地将激烈的斗争予以平息。为此，张春桥、姚文元也成为有些造反派组织的攻击对象，遭到了他们的炮打，最终是在中央的引导下才化险为夷的。

　　上海进行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并由此引发的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这种状况不仅在上海存在，以后我们还会发现各地几乎普遍存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造反派自身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对文革的健康发展造成隐忧。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对于增强造反派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也对文革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从上海人民公社到革命委员会。

　　经过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后，建立上海临时政权机构的条件逐步成熟，于是在张春桥、姚文元指导下，上海主要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召开筹备会，商议如何建立新的政权机构。在新的临时性政权机构成立过程中，造反派之间又发生了分歧和争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主导下，这些分歧和矛盾最终在协商和讨论中予以化解，新的临时性政权机构建立起来了。

　　①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

　　一月六日虽然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会，而后为了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又相继建立了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联络总站，但是只有建立起综合性的临时政权机构，才能担负起上海市的领导重任。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虽然只存在了七十二天就失败了，但是巴黎公社的原则是长存的，精神是不朽的。巴黎公社的斗争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118]这样毛泽东就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比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也就是北京公社。从巴黎公社到北京公社，通过类比不仅指出了北京公社与巴黎公社的相似性，而且也肯定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文革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随后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指出：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人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后提名，反复讨论后选举，随时可以改选、撤换。[119]这表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机构。

　　鉴于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地位，因而不论是毛泽东的讲话还是中央的文件中，都多次将文化大革命与巴黎公社的原则进行类比，并且指出文化大革命就是践行巴黎公社原则的实际行动。因而一月十九日，在工总司等造反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决定要按巴黎公社原则来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并将这个机构定名为新上海公社。后经张春桥与陈伯达、王力商定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120]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建立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就要召开大会，为此需要起草一个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宣言。这个任务就主要地落到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头上。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张春桥、姚文元听了徐景贤关于宣言起草工作的汇报以后，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组的设想，让徐景贤将起草宣言的初稿统改以后，交给他们两个定稿。徐景贤将统改后的稿子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大家一致赞成，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排了。[121]

　　从资料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起草宣言的时候，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在余庆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权的筹备工作，有几个负责人擅自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连夜向张春桥、姚文元报喜，致使张春桥、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号召开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理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机构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还没有‘解放’，那么，就算我和文元算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总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呢！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像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请你们也要认真看过，我们再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向全国发布。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

　　这时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其他的人也主张尽量早开，最后张春桥拍板：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122]

　　面对造反派组织急于成立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张春桥是冷静的、慎重的。他认为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造反派内部也要达成一致意见，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的成立应该促进造反派内部的团结而不是相反。张春桥执行中央的决定，以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进行大联合夺权，建立一个三结合的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

　　于是，王洪文带人开进南京路市体委大楼，具体筹备大会的组织工作。徐景贤和起草小组一起，争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负责审改各界代表的发言。二月四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把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还给徐景贤，题目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们还要徐景贤在宣言后面署上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个造反派组织的名称，送给《文汇报》排印，以便晚上开筹备会议。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份夺权宣言的署名问题上，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徐景贤在征得张春桥、姚文元同意后，将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签名以及本地和外地驻沪联络站的较有影响的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名称，署在夺权宣言的后面，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然后把宣言全文送到《文汇报》社去排印。

　　文稿一到报社，消息马上传了出去，三十二个组织里有的对排名的次序不满意，首先就闹起来，要把自己这个组织的名称排在前面。风声传到社会上以后，其它造反派组织也想挤进来，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个以复员、转业军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自称打倒上海市委有功，要与工总司平起平坐，不让他们在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报社，冲及筹备会议的会场。《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老朱，打电话给徐景贤反映了这个紧急情况。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感到很棘手，马上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商量后又向中央请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点钟，他们突然通知徐景贤：马上把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集中转送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开筹备会议，对外不要宣布开会的地点。为保密起见，正在市体委大楼筹备会议的王洪文、王承龙将各组织负责人送上大客车，转移几个地方后，才到达展览馆。徐景贤还单独通知了上海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深夜十一点钟，徐景贤陪着张春桥、姚文元赶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的记者都出动了。张春桥还通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的首长，他们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台座位上。

　　张春桥主持会议，唱罢《东方红》，他让工作人员给到会的人员每人发一份宣言，然后让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女红卫兵全文朗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

　　读罢宣言，张春桥让徐景贤介绍宣言的起草经过。到会的人对宣言一致鼓掌表示拥护。但是，当讨论到宣言后面的署名问题时，会场上却哄闹起来。这个时候其他造反派听说这里开会以后，也纷纷赶到展览馆门口要求参加大会。会场内有的组织负责人主张坚决抵制临时要求来参加会议的人，有的则是在为他们说情，要求把他们放进来。

　　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徐景贤一把抓过桌子上的话筒，生气地说：“大家别闹！我们成立上海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又不是挤公共汽车，谁挤进来就算数，这像话吗？再说，这几天全市一下子冒出来六百多个组织，都涌到大会筹备组来，宣称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级组织，你们能承认他们吗？如果现在让大门口的这些人进来参加会议，那么，其他组织都会大闹，谁来负责？”

　　张春桥却并不发火，他在话筒前慢悠悠地开了腔：“同志们哪，现在可不是造反派闹分裂、打内战的时候啊！今天在座的这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确实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是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当之无愧的成员，我们要共同来掌管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可是，大家应当考虑到：上海有一千万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外，都应该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员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有我们这三十几个组织组成，那么势必要把很多群众都排除在外，这样，有相当的一批人会不高兴，也会影响到我们新的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告诉大家一件事，就在我们来开会以前，‘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已经找了另外的三十几个组织，在其他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这样我们上海的群众队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刚刚跟耿金章他们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让他们参加到上海人民公社里面来，他们才答应不再另外成立第二政权机构。所以，我们的团结面一定要越广泛越好。”

　　张春桥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点起一支烟，徐缓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考虑行不行？……”

　　大家听说张春桥、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谛听：

　　“我们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作为我们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座的三十二个群众组织，都是上海人民公社临委会的当然委员，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各组织可以自己推选代表参加临委会，也有权力撤换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当然，这个权力机构应当是‘三结合’的，除了群众组织的代表，还要有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我们已经向中央作了报告：驻沪三军的负责人作为军队的代表，我和文元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上海的三结合权力机构，已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场里热烈的鼓起掌来，张春桥看到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继续讲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为这样，我们建议：今天到会的三十二个组织，不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而是作为发起单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个组织的名称统统写上去了，只消署上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这样，既代表了军队、革命干部和我们这些发起单位的群众组织，又避免了因为署名引起的许多麻烦。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组织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话，都可以提出申请，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临委会统一审查批准。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大家赞成的话，今天晚上散会以后，请大家到外面去宣传，凡是想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单位，欢迎他们明天都到人民广场去参加成立大会，这样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组织安定下来。大家看这个办法是否可行？”

　　徐景贤心里想：张春桥真不愧是处理复杂问题的能手，这一来可以把许多问题都摆平了，所以就带头叫喊起来：“赞成！”其他的人也纷纷表示同意，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于是全体人员一致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项议程是确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春桥、姚文元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表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

　　筹备会议到此圆满结束，姚文元兴奋地站起来，用手指连敲着桌面，大声地说：“现在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点钟了，应该说是今天……今天下午两点，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123]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来到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各个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帜表示拥护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的领导人和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登上主席台，天空中出动两架飞机撒下了五彩缤纷的传单……。

　　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致词：“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

　　姚文元在会上发表演说：“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124]

　　《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还说：“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建议，并且得到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同意，姚文元同志和我两个人即日起参加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工作。”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任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正副主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陆、海、空三军发言表示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坚决支持。[125]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到了外滩，便进入了原来是汇丰银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大厦门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用重磅数锤砸碎，丢在火堆里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夺权以后新的机构正式开始运行。[126]

　　当天发布了《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第一号通令》，主要内容如下：

　　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自1966年5月16日以来由旧上海市委、市人委签署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指示、文件，从即日起，宣布一律作废（转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文件除外）。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全市各级、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权，凡是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都必须实行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寸权必夺，毫不退让，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保护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公安局、法院、检察院、电台、报社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都受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统一领导和监督。全市各革命造反组织，都有义务支持保证他们进行正常工作，不得随意冲击。

　　各单位必须拥护和执行《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和各项通令，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这两个极其重要的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节约闹革命”的伟大号召。

　　必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对地、富、反、坏、右分子，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法办。

　　凡要求加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工作的各革命造反组织，应提出申请，由临时委员会集体审议批准。[127]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以后发表的，[128]对上海的一月风暴进行了充分肯定。社论指出：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代理人的决战。

　　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立即坚决支持，号召全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号召人民解放军积极地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毛主席的这个伟大的号召，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热烈响应。无产阶级革命派组成了浩浩荡荡的队伍，对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踞的堡垒，正在一个一个地夺取，一个一个地巩固。“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129]

　　从以上资料中可以看到，上海将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是有渊源的。这是因为巴黎公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毛泽东和中央对于巴黎公社作出的指示以及巴黎公社的原则与文化大革命一致性的缘故。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成立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的时候，造反派之间又出现了分歧和矛盾。面对这种情况，张春桥从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出发，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造反派之间的矛盾与纠纷，使得二月五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能够如期举行。这反映出张春桥在处理文革矛盾和纠纷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但是，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将上海临时性权力机构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应当首先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以后再实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是在没有报告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付诸实施的。这也就不难理解随后为什么毛泽东在北京压下了上海关于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了。

　　② 人民公社改名为革命委员会的原因。

　　二月六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就进入外滩大厦办公了。虽然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天天在宣传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但是一连三、四天却不见新华社、《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出现了流言：“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徐景贤听说后，对这些话嗤之以鼻，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他也搞不清楚，于是就问张春桥、姚文元：“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消息他们没有发？”张春桥、姚文元也没有回答他。

　　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张春桥、姚文元把徐景贤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告诉他：明天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夺权和建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他们。[130]

　　我们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要到北京去汇报上海夺权和建立人民公社的事了，其实也是想了解中央报刊不转发上海人民公社成立报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后，毛泽东二月中旬先后与他们进行了三次谈话。我们先看二月十二日进行的谈话。

　　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一九六七年二月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毛泽东年谱》六卷编者著），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131]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样的大事上没有请示、汇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是被他压下，没有在《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上发表的。这是因为如果中央报刊一登，各地都叫公社，这样就会发生国号、政体的改变问题，还涉及到外国重新承认的问题。

　　为了使他们便于接受，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列举了巴黎公社和苏维埃的事例，旨在说明关键还不是叫什么名称，而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因而毛泽东建议新的政权机构叫革命委员会。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谈话中又对工人、学生掌权进行了分析，说把他们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从这里可以看到工人、学生的造反行动对于推动文革的发展是必要的，但是工人、学生由于自身原因在治国理政方面又存在不足。这就要正确处理和界定他们在文革发动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在临时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他在这里还提出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这只有在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以后，才能整党、建党，在革委会内部成立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起到核心领导作用。虽然这个时候一时还难以完全实行，但是毛泽东已经前瞻式的看到了这个问题，提前作了布局。建立革命委员会，就是要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实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军队代表的三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后来，分管工业的马天水、分管农业的王少庸就是以革命干部的身份被结合进上海革命委员会的。

　　十二日谈话以后，至十八日毛泽东又先后两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事件时才几千人，现在100多万了，这说明上海工人组织得很快。这次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是我们发动的。要想夺权，就必须找一个大联合的最好形式——这就是三结合的形式。青年人做了贡献，但是马上让他们接省、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上海人民公社应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还是提“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张春桥二十四、二十五日在上海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部分内容。[132]

　　从中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谈话中肯定了上海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再一次提出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同时，还批判了以“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面目出现的极“左”思潮，要求以后不要提“打倒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口号了，不要采取挂牌子、戴高帽子这些变相武斗的形式。这表明毛泽东不仅指出文革中存在的极“左”错误，而且要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极“左”的错误，缩小打击面，禁止武斗，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以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从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到，是毛泽东压下了中央报刊关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报道，原因是因为这涉及到国号、政体以及外国重新承认等问题。毛泽东提出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为使革命委员会具有权威，就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组成。这样毛泽东就不仅对建立新的临时性权力机构的名称、组成以及保持权威性等问题做出了部署和安排，还为全面夺权后新的权力机构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先后进行了三次谈话以后，张春桥、姚文元既弄清了中央报刊没有发表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原因，又对新成立的临时性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政策有了透彻的了解，于是准备回上海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回上海前夕，张春桥给徐景贤打电话说：“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问题都解决了，你先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回来以后开全体委员会议要用……”。

　　徐景贤赶紧照办，决议草稿刚起草好，张春桥、姚文元就回来了，当天就把徐景贤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将他和姚文元在北京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以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作了介绍，说我们到北京当天，主席就接见了我们。主席对上海夺权表示支持，但是对于我们夺权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有意见。

　　徐景贤听后便着急地说：“现在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姚文元这个时候也说：“这件事不能怪群众、怪你们，主要是我和春桥考虑欠周到、欠妥当。”

　　张春桥微微一笑，往下说：“二月十二号那天，我们已经向主席当面作了检讨。主席考虑的真细致，连改什么名称都代我们想好了，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主席还说，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你们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虑，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体的改名活动怎么进行，我不是要你组织起草一个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吗？”

　　徐景贤说：“已经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带来了。”

　　张春桥说：“那好，这个决议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署名，在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一下，同时由我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说明，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动。我们设想的这个方案也向主席作了报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么关于改名的问题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发不发消息？”徐景贤还是担心全国的报刊不登上海成立权力机构的事。

　　张春桥笑道：“我们已经和新华总社打过招呼了，开过大会、通过决议以后，由上海分社写一则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当前上海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由新华总社转发全国，根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这不等于向全国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始行使职权了吗？”

　　“对！对！这样好！”徐景贤恍然大悟，击掌赞赏。

　　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徐景贤宣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会后，一辆彩车驰到外滩，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进了博物馆。

　　《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报道，报道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他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新华总社还向全国发了电讯。[133]

　　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革命委员会，是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改过来的。在全面夺权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就成为各地夺权后的首要任务。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不能搞“清一色”，“清一色”本身就是派性在作怪。单独依靠革命群众，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是难以建设稳定的有权威性的领导机构的。为了使新成立的革委会有权威性，毛泽东主张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毛泽东主张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关键所在。

　　（9）从历史的角度来透视上海的一月革命。

　　前文我们介绍了一月革命的基本概况，对一月革命过程中造反派发起的夺权以及造反派内部进行的夺权和反夺权斗争作了简单的回顾，现在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一月革命再作出进一步分析。

　　① 一月革命发生在上海的原因。

　　一月革命为什么发生在上海，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月革命发生在上海不是偶然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表现在毛泽东将上海作为文革的重点地区，上海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也是文化革命较早发生的地区，以及上海的地缘战略位置所决定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毛泽东说：“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重点是北京、上海、天津、东北。”[134]这表明毛泽东希望在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也就是在全面夺权阶段，以这四个地区为重点，通过这四个地区的文革来推动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上海就是进行全面夺权的四个重点地区之一。既然上海成为进行全面夺权的重点地区，那么为了及时了解上海的文革情况，对上海文革予以必要的指导，使上海文革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毛泽东派出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调查员的身份到达上海来从事这项工作。这样就建立了上海与中央直接联系的通道，为一月革命创造了重要条件。毛泽东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上海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四个重点地区之一，也是由上海的特殊情况和地位所决定的。

　　上海具有一月革命发生的经济、阶级基础。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时候，红卫兵起到了先锋的作用，但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了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历史重任。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在谈话中就指出了这个问题。[135]在工农群众中，虽然从人数上来说，农民阶级远远大于工人阶级，但是工人阶级却是处于领导阶级地位，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因而人数虽然比农民阶级少，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是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因而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的作用。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现代工业最发达，也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二百万上海工人阶级就是上海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主力军。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以及一月六日夺权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走在了全国工人造反派的前列。这是上海发生一月革命的阶级基础。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才说：“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136]

　　一月革命发生在上海，还是与上海一直在文化革命中的先锋作用分不开的。在柯庆施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就曾经倡导“大写十三年”，批判“有鬼无害”论，支持京剧革命，促成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写作，即便在陈丕显主持上海市委工作的前期也是这样。[137]文革正是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才拉开序幕的。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市委执行中央文化革命的方针，站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文革全面发动起来特别是中央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陈丕显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走到了文革的反面。其实，毛泽东还是希望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能够转变态度的，即便一月六日造反派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会以后也是这样，但是却遭到了陈丕显的拒绝。[138]上海以前走在了文化革命的前列，提供了进行一月革命的历史条件，但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陈丕显主持的上海市委却走向了文革的反面，又为进行一月革命创造了前提。这构成了上海发生一月革命的重要背景。

　　一月革命发生在上海，又是与上海的地缘战略位置具有重要关系的。上海处于长江的入海口，又是东部沿海的中间位置，是华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殊的地缘位置，便利的交通设施，又对全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辐射和推动作用。这就为上海文革向周边的扩展提供了地缘条件。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在获悉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夺权后，要说出“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话了。[139]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月革命发生在上海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表现在上海是全面夺权阶段的重点地区，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以前又走在文化革命的前列，同时还处于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上。这些因素为一月革命在上海的爆发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全面夺权前后，上海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在一系列事件中既走在了全国工人阶级的前列，又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陈丕显主持的中共上海市委则是对此采取消极、抗衡的态度。这样进行一月革命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

　　② 一月革命的经验教训。

　　一月革命的夺权活动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获得了中央的承认，取得了成功，但是从一月革命的历程上来说，也是既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沉痛的教训，其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在各地夺权活动中也出现过，因而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经验值得推广，教训必须汲取，否则的话，即使夺取了政权，也会给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隐忧，甚至是毁灭性灾难。

　　工人阶级在一月革命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从上海文革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以学生为主体的外地和当地红卫兵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文革舞台上，革命的知识分子起来了，革命的机关干部后来也成立机联站进行造反了，这些造反力量的出现进一步壮大了造反派的力量，将上海的文革推向前进。但是，真正在上海文革舞台上起到主力军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工人阶级。上海的造反派工人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由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的一千多人发展到第二年一月上旬的一百多万人。[140]工总司的成立、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和一月六日召开的夺权大会，以及随后成立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保卫委员会、造反派组织联络总站，上海工人阶级都在其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没有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取得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上海一月革命的胜利，再一次说明了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不仅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也是工人阶级以领导阶级的身份发挥主人公作用的使命和选择。

　　两派工人的形成造成了工人阶级队伍的削弱与分裂。上海工人阶级在文革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保守派赤卫队和造反派工总司，两派工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赤卫队是保护上海市委的，工总司是向上海市委进行造反的。两派工人的形成实际上是两条文革路线在上海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反映。工人阶级队伍中两派形成的原因虽然是复杂的，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缺乏清醒的阶级意识，没有洞察文革的真谛，尚未进入到自觉斗争阶段所造成的。这里面既有保守派工人，也包括一部分造反派工人。两派工人的形成，也是与上海市委具有密切关系的。上海市委对于两派工人的态度是不同的，支持赤卫队，反对工总司。工人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武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仅仅进行自发的斗争，还伴随着浓厚的经济斗争色彩，这样就会极易被人利用，成为他们火中取栗的政治工具。这就要求斗争中的工人阶级，要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抛弃派别偏见，既要正视两派工人存在的重要分歧，更要认识到两派工人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防止工人阶级由国家主人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个阶级利益的前提下，又有什么样的个人利益和分歧不能得到克服呢？因而造反派不是跟保守派打派仗，而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将他们作为阶级兄弟来看待，及时将他们争取过来，站到造反派的队伍中，共同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在一月革命前后，上海造反派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就是他们在斗争中争取保守派工作的重要成果。

　　造反派的分裂酿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夺权斗争。造反派是由红卫兵、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这些阶级和群体组成的，在每个阶级和群体里面又有着不同的造反派组织，相互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在全面夺权以前，这些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虽然存在，但是不占主导地位；在全面夺权以后，这些造反派围绕本派在新政权机构中的地位和结合哪些领导干部等问题产生的分歧和矛盾迅速激化，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就在上海一月革命及其随后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夺权斗争。即使在革委会建立以后，工总司王洪文与机联站徐景贤之间的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还逐步走向激化，比如这个时候出现的王小七挑战徐老三、工总司半周年成立纪念等等问题。[141]虽然这些问题以比较和缓的方式得到解决，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但是却反映出不少造反派缺乏坚定的阶级意识、阶级自觉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往往被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冲昏头脑，讲排场，比阔气，争地位，耍威风，流露出流氓无产者的风气。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对造反派也要整风，进行阶级、路线教育，及时将屡教不改者清理出造反派队伍，否则的话，这些人上行下效，拉帮结派，就会对文革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论是“十六条”还是毛泽东的指示、谈话和中央的文件中，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在上海一月革命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武斗。武斗不仅出现于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中，也在批斗上海市委、市人委领导干部的时候以挂牌子、游街、跪在无轨电车车顶上的形式表现了出来。[142]进行武斗，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造成形势的恶化，败坏文革的声誉，给反对、诋毁文革的人提供口实。造反派斗争的方向虽然是对的，但是采取武斗的方式则是错误的。因为这违背了文革的原则。文革的发展要求造反派搞好文斗，讲清道理，使人们在斗争中认识到进行文革的必要性，批判党内走资派的正义性，改造人们的世界观，而不是靠武斗把人压服。这是对造反派的严峻考验。其实，这不仅是一个斗争方式问题，也是造反派思想认识水平和阶级自觉性的反映。这就要求造反派在斗争中要提高自身水平，通过文斗使广大群众受到教育，提高他们抵御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

　　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就是既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一般说来，在夺权以前主要反对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夺权以后主要反对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这是因为在夺权以前，夺权是主要任务，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对夺权的动摇和反对，因而要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夺权以后，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原先领导干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上，容易出现过火的行为，因而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还要注意的是，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全盘肯定一切是右倾机会主义，全般否定一切则是“左”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一九六七年二月中旬在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只能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143]这是向“左”倾机会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在两派斗争中，一般来说，保守派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造反派犯的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两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这就要求我们从思想上要高度注意，在实践中要准确把握，防止它们扰乱革命的阵线。因而在一月革命中，既要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又要进行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还要认识到“左”和右在不同时期所处地位的不同，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

　　从对一月革命的分析和总结中可以看到，在一月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工人阶级内部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造反派内部之间的斗争，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及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构成了上海一月革命经验教训的基本内涵。上海的一月革命走在了全国夺权的前列，斗争中出现的经验教训后来也在其它地方不同程度地发生过，因而上海一月革命的经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具有普遍性的。

　　③ 一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一月革命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既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又要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线索梳理中来进行，才有可能揭示一月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乃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

　　意义之一，一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我们知道，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理论的具体实践。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终通过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以前整风、社教、“四清”的方式来进行，说到底还是因为这些方式不能解决上层建筑领域社会矛盾的缘故。这样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探索中，最终找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面夺权也不是预先就设计好的，而是从文革的全面发动到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仍然采取抗衡、反对态度后的不得已选择。[144]一月革命是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力，是全面夺权的具体表现，因而一月革命就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是理论见之于实践，将文革实践推向深入的具体行动。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正是通过一月革命才做到了历史的统一，在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由此我们说，一月革命是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革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意义之二，一月革命是摆脱历史兴衰周期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效途径。一九四五年七月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谈到历史兴衰周期率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策，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45]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表现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在斗争中识别干部、考验干部、审查干部、罢免干部，夺权不过是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高形式。在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上，无产阶级专政是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根本保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就难以实行无产阶级民主；同样，无产阶级专政又是建立在无产阶级民主之上的，没有无产阶级民主的专政，就会脱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走向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严格监督，人民群众不能有效行使民主权利，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必然会为所欲为，由政治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变成掌握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这种严格监督和有效行使民主权利，只有在一月革命进行夺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个时候失去国家机器保护的党内走资派已经成为纸老虎，当人民群众向他们夺权的时候，就再也难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镇压群众了。因而人民群众通过一月革命的方式，才能够践行无产阶级大民主，从党内走资派手中夺权，清除隐藏在党员领导干部中间的走资派，纯洁党员领导干部队伍，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意义之三，一月革命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实质性保证。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处于当家做主的地位。虽然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地位在宪法和法律中都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才能够保障人民群众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行使民主权利，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严峻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不论是反右派斗争还是反右倾斗争，也不论是整风、“三反五反”还是“四清”运动，都出现了许多违背社会主义民主、打击报复、将斗争矛头指向一般群众的问题。随着这些运动的深入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依靠各级党委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运动，已经难以解决出现的这些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仍然出现了工作组问题。虽然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却遭到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抗衡，人民群众的造反活动受到重重限制，难以行使正当民主权利。这是因为潜藏着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仍然掌握着权力的缘故。[146]这个时候要想将文革进行下去，就必须剥夺走资派的权力，这就要进行夺权。因为只有夺去这些人的权力，人民群众才能行使民主权利，真正实现当家做主，保证无产阶级政权的性质不变，舍此是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的。

　　意义之四，一月革命在文革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我们知道，一月革命是文化大革命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是不得已的选择。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因而一月革命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造反运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试想，如果丢掉了政权，经济又怎么能够发展成功呢？即使经济发展成功，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不过是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罢了。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就要在理论的发展上、制度的构建上以及实践的探索上找到一种方式，来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一月革命实际上浓缩了文化大革命的要义，是通过批斗走资派、夺权的方式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而一月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是文革走向高潮的重要标志。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拉开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中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文化大革命则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探索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不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解决的是如何夺权政权的问题，而文化大革命解决的则是怎样巩固政权的问题。无产阶级不仅要夺取政权，更要巩固政权，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确保红色江山的长治久安。因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在国际共产义运动史上是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时俱进的里程碑。正是因为这样，作为文革走向高潮重要标志的一月革命，不仅在文化大革命同时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总之，一月革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无产阶级夺权政权以后，如何巩固这个政权、保持政权的性质不变，如何避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背叛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摆在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首要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全面夺权的斗争。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空前壮举。一月革命就是上海造反派进行夺权的造反行动，是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的风向标，因而也就以其鲜明的贡献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发出璀璨的光辉。

　　以上我们对一月革命从发生在上海的原因、经验教训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总结。一月革命是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不仅对上海也对全国文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上海一月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在随后各地进行全面夺权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因而上海一月革命就成为我们分析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一个标本性事件，通过上海一月革命的研究对于我们把握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是具有重意义的。

　　2、各地发生的全面夺权风暴。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上海一月革命引发全面夺权风暴。不论是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部门还是各地的领导权纷纷被夺取，这场全面夺权风暴迅速传遍神州大地。随着全面夺权风暴波及到各地，诸多矛盾也不断激化起来，文革整个形势进入前所未有的激荡之中。

　　（1）中央、国务院直属部门发生的夺权行动。

　　这里说的中央、国务院直属部门发生的夺权行动，是指发生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等中央和国家直属机关的的夺权。这些中央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部门即使在文革前就已经出现了修正主义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比如，中央农村工作部（后被撤销）鼓吹“三自一包”，中联部宣扬“三和一少”，统战部“不讲阶级斗争”、“向资产阶级投降”，文化部成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1]卫生部成为“城市卫生部”、“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国家计委成为“独立王国”，中宣部变成了“阎王殿”，[2]等等。当然，也有比较好的部委（比如石油部、冶金工业部等部学习解放军的办法，建立政治机构，大搞思想政治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彰。[3]），但是总体上来说这些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题。这些问题就要依靠文化大革命来进行解决。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至二、三月份，中央（即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等中央机构）所属的各部委大部分也都夺了权。[4]这些部门发生的夺权行动，有的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有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具体采取什么方式，还是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比如宣传部就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解除了陶铸的部长职务。为了精简机构，提高机构的效率，中央直属机关的各部统一改为组，比如中宣部就改为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5]

　　中央、国务院的各部门，是中央、国务院的职能部门，负责管理中央、国务院分派的具体工作。这个时候一旦转入夺权，往往会陷入混乱，难以履行既定的职责，致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遇到很大困难。因而当着夺权导致的混乱影响到大局稳定的时候，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都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的设想是，夺权只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各部门的业务仍然由原来的人来搞。这样既将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又能够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在谈到“接管”（即夺权）时说：“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6]

　　根据这一精神，周恩来在讲话和座谈中多次向造反派重申了这个观点。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在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7]

　　一月二十一日，周恩来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时对该部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等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要松懈。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8]

　　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斥，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长随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9]

　　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首先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10]

　　从中看到，周恩来针对中央和国务院部委在夺权行动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要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进行监督，以此来保证日常工作的进行。针对造反派在夺权行动中存在打倒一切的倾向，要冲击一切当权派，周恩来耐心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他们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告诉他们领导干部并非都是走资派，在运动中要对领导干部区别对待，妥善处理这些问题。

　　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中还发生了反复夺权的问题，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一月三十日，针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11]从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中存在的问题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存在着以“我”为中心、小团体主义的倾向。毛泽东主张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要他们加强团结，以大局为重，正确对待并团结反对过自己的人，巩固好夺权成果，搞好中央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国务院直属职能部门夺权以后，要搞好本单位的业务工作，特别是一开春就要抓好农业生产问题，周恩来找这些机关、单位的造反派谈话，布置好相关工作。二月十一日，周恩来接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说：今天找你们来谈，就是要求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就完了，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12]

　　在夺权过程中，一般来说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业务权还是由原来的人去做。这样来保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但是，一旦业务权被夺，或者部委的领导干部被长期批斗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的开展，周恩来就要采取措施予以干预了。

　　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绝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先念、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负责，其他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又说：你们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交出来。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13]

　　从这里可以看到，造反派对这些部门的领导干部是进行了武斗的。周恩来这个时候讲出这样的话也是不难理解的，一月二十二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张霖之因为遭到造反派毒打，在被批斗后自杀身亡。周恩来得到张霖之的死讯后，异常激动地对造反派质问：“这么一位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14]

　　张霖之在被造反派批斗后自杀身亡了，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这里面既有批斗组织者造反派的责任，也有张霖之个人的责任。张霖之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被毛泽东点名的走资派，[15]遭受批判也在情理之中。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着与会高级领导干部的面，在刘少奇质问下，毛泽东究竟为什么说张霖之是走资派，这涉及到批判张霖之的合理性、正义性问题，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关键的问题上，现在公开的史料却对此遮遮掩掩，闪烁其词，不言其详，将真相掩盖在历史的尘烟中。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张霖之虽然在批斗中遭受了皮肉之苦，但他不是被打死而是在批斗后自杀身亡的。他虽然在战争年代有功，在战场上不愧是冲锋陷阵的好汉，却没有能够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在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当在运动中遭受冲击的时候，以自杀来了结残生。这是令人惋惜的。试想，如果他是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在群众运动面前，即便遭到武斗，遇到不公正对待，又有什么怨言可发呢？这个时候就应该思考为什么自己会激起那样的民愤？个人又存在什么样的错误和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又怎么会走上自杀的绝路呢？

　　周恩来这个时期在讲话中对造反派反复说，哪些权不能夺，夺权要经过中央批准，否则的话不算数。这是为了将中央和国务院部门的夺权行动纳入有序轨道，以保证中央和国务院部门能够处理相关事务。

　　二月十八日凌晨，周恩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指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16]

　　二月十八日，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时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允许你们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是监督。重申：“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又说：国防工业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17]

　　二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在介绍山西夺权情况的会议上，指出：自一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十七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脚嘛！

　　当谈到中央国家机关夺权时，他说：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权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上。[18]

　　从这里可以看到，并不是中央和国务院部委的权力都是不加限制地随便可以夺取的，哪些部门的权力可以夺，哪些部门的权力不能夺，在这方面还是有所限制的。即便对于领导干部也要区别对待，不管大小领导干部统统“靠边站”是不对的。这样势必会造成打击面过大，犯“左”的错误，影响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周恩来及时指出并纠正了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使中央和国务院部门的夺权行动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不致于陷于混乱，走入歧途。

　　三月一日，周恩来召开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工作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对造反派说：现在不许乱揪人了，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不得随意揪斗干部。要揪，打电话告诉我，我派联络员把人要回来。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又说：现在，业务工作已经耽误了。各部要恢复正常秩序，部级、司局级干部要恢复工作。[19]

　　三月十七日，周恩来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对领导干部排个队，给他们检查的机会，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20]

　　三月十八日，周恩来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军管问题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长宣布准备实行军管。信中还就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军管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阅批：退总理照办。[21]

　　三月二十一日晚，周恩来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22]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二十一个部委的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说：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23]

　　周恩来不断召开各部门的造反派代表开会，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做好本部门的工作。对于特别混乱的部门，从大局出发，为了保护这些部门能够行使职权，只好实行军管，通过军管来使这些部门在职能行使中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直属部门也进入到夺权行动中。这是因为只有通过夺权才能清除这些领导机关中的走资派，使这些机关中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群众性的造反运动是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些直属部门是中央和国务院的职能部门，领导着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而这些部门的夺权又直接影响到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对这些部门的夺权就要非常慎重。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直接管控着这些部门的夺权行动。他在毛泽东领导下，指出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能夺业务权，同时在夺权行动中所做的具体规定，就是为了保证相关部门日常工作的进行。他还对造反派的激进行为进行了限制，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旦有些部门因为夺权导致的混乱出现难以履行职能的时候，就果断对这些部门实施军管，保证了相关部门职能的有效行使。这样就既在中央和国务院直属部门中进行了夺权，又保证了其职能的必要行使，从而使得这些部门在夺权进行中完成其所负责的业务工作。

　　（2）各地进行的夺权行动。

　　下面我们研究各地发生的夺权行动。由于上海、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北京六个省市夺权以后，很快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成为全国第一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市，下文还要对它们进行介绍，因而我们在这里就略去了这六个省市的夺权行动。下面我们以大区为单位，对二十三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行动进行概要介绍，并作出简要分析，以便使大家对于各地的夺权行动有一个宏观的认识。

　　① 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三个省，由于下文我们还要介绍黑龙江，因而这里我们这里只介绍吉林、辽宁的夺权行动。

　　1）吉林省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央和东北局报告说：“当前主要问题，是省委已经瘫痪，无力担负繁重、紧迫的斗争任务。书记处同志，在省委工作的十人，因犯有严重错误而停止工作的二人，因病不能工作的三人，其余五人经常在群众组织中，无法坚持工作；五名常委，因犯有错误停止工作的一人，其余四人，一般也只有一个人能坚决工作。由于省委领导长期分散，不能形成集体，因而对运动中的问题，不能研究，对中央的指示无力贯彻执行。”一月十八日，中共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告：吉林省市统战系统、吉林师大等五个群众组织决定，立即接管省委统战部，一切权力、一切文书档案归造反派，查封档案，封存印鉴。同一天，长春市红卫兵总部（简称二总部）等六十二个单位的群众组织联合召开长春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猛烈开火大会，提出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夺权斗争。晚九时，长春市二总部与省委机关的造反派进行了联合夺权，成立了接管委员会，查封了省委机关各部门，发出六条通令。与此同时，吉林省人委、长春市委、市人委也都被接管。接着其他市、地、县相继被接管。

　　但吉林省夺权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造反派的分裂。吉林省著名的造反派组织地院兵团、工大造大和光机八一五等于二月初宣布退出二总部，另行组织了长春公社。吉林省驻军支持二总部的夺权，认为长春公社是“分裂主义的产物”，“大方向错了”，不予承认。到二月下旬，长春市形成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与二总部为一派，也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为一派，称为公社派），两派矛盾日益尖锐，后来形成长期武斗的局面。[24]

　　从中可以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中共吉林省委已经瘫痪了。从吉林省委的报告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一方面是来自于运动的冲击，一方面还是由于这些书记、常委对于文革的消极、抗衡态度所致。吉林的造反派在夺权以后，又发生了分裂，两派四个组织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当地驻军在支左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又进一步使双方的矛盾复杂化，因而造反派之间形成了长期武斗的局面，一时难以建立起一个有权威的领导班子。

　　2）辽宁省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辽宁大学八三一群众组织与一部分相同观点的工人造反组织成立了八三一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一月三十一日，由二十四个群众造反组织发起成立的辽宁省革命造反夺权指挥部于凌晨三时宣布接管辽宁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夺权指挥部在夺权后立即给中央文革小组发了致敬信，并发表声明：省委、省人委今后一切日常工作，由夺权指挥部负责。除亮相的领导干部（即表示支持造反派并得到谅解的干部）以外，其余干部一律停止工作，检查交待问题。至此，辽宁省委、省人委及其直属各部门便全部停止活动。辽宁省的夺权并不成功，在各群众组织之间矛盾重重，互不相让。二月十六日，辽宁省暨沈阳市二十多万群众，代表全省七十四个群众组织在沈阳市人民广场举行集会，宣告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成立。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宣言》和《紧急呼吁书》。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辽宁省军区第三政治委员杨弃、原中共沈阳市委书记莫文祥等在大会上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五月十日，一些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在沈阳南站站前广场召开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成立誓师大会。辽革站还组织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声讨和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东北的代理人大会。辽宁省军区第三政委杨弃、副司令员凌少农参加了大会。至此，辽宁省形成了八三一、辽联、辽革站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25]

　　辽宁本来是毛泽东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文革的四个重点省市之一，这个时候辽宁省的造反派也夺取了辽宁的党政大权，但是却没有团结起来进行联合夺权，而是在夺权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派鼎足而立的局面。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东北局、当地驻军和沈阳市的领导是支持他们中的某个派别进行夺权的。这个时候的造反派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团结、统一起来，结束三足鼎立的局面，就成为辽宁夺权能否成功的关键。

　　东北三省的夺权，黑龙江首先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了革委会，吉林、辽宁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都出现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之间的复杂矛盾。因而黑龙江的夺权就在东三省夺权过程中起到了龙头作用，并进一步推了东北地区夺权行动的发展。

　　② 华北地区。

　　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市、河北省、山西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五个省市自治区，北京、山西的夺权行动下面我们还要进行介绍，因而现在我们就先介绍河北、天津、内蒙古三个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行动。

　　1）河北省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六年四月，河北省会由天津迁回保定。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这次河北省会的搬迁仓促匆忙，一切都因陋就简，如同战争时期机关疏散的情况一样。省会搬迁到保定后，中共河北省委、省人民委员会机关由天津市迁往保定市办公，省直各厅、部、委、办、局，除少数单位迁往保定外，多数单位分散到天津至保定、保定至石家庄一线的各个市、县。十一月后，北京、天津及河北各地的红卫兵猛烈冲击省委机关，批判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省委第一书记柳子厚分别于十一月十二日、二十七日、三十日和十二月四日共四次在造反派召开的批判大会上作检讨。一月五日，天津和保定的红卫兵造反派查封了《河北日报》。十二日，造反派组织主办的《河北日报》出版。十三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停止自办节目，除播送天气预报外，全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一月二十三日，在保定的各派红卫兵同各造反派组织发起夺权运动，一天之内，省委、省人委、保定地委、保定专署、保定市委、保定市人委等在省会的三级党政领导机关全部被夺权。同一天，唐山地、市委被夺权。二月一日，石家庄地、市及各直属部门和单位统统被夺权，所有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省、市、地领导人多次遭到大会批斗。[26]

　　我们看到，河北省会从天津迁回保定后，造反派于一月下旬夺了河北省的党政大权，随后各地、市的党政大权也先后被夺取，各级领导人遭到大会批斗。虽然造反派夺取了权力，但是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却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造反派之间及其与领导干部和当地驻军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造成的。当然，这个问题还需要史料的进一步印证。

　　2）天津市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决定：天津市由河北省辖市改为中央直辖市，解学恭任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任市委第二书记。上海造反派的《紧急通告》发表后，天津的造反派也闻风而动，纷纷开始夺权。从一月七日到月底，《天津日报》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天津电视台、市电信局、市公安局、市计委、新华书店等单位，相继被造反派夺权，但全市性的夺权并未发生。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市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由群众组织、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方组成的领导班子，也称夺权领导小组）成立，解学恭任组长，萧思明任副组长。三月五日，天津市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会议。天津夺权领导小组准备召开各方协商会议，商定革委会及其常委会名单，并预定于三月十二日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周恩来于三月九日将天津即将成立革委会的情况报告毛泽东。三月十日，周恩来打电话给解学恭，要他考虑先开大学、中学、工人、农民、机关革命派代表会议，然后再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革委会的程序。毛泽东也在周恩来九日的报告上批示：“以推迟到三月下旬成立，照总理十日意见办理为宜。”

　　三月十五日，天津市夺权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天津市工人、农民、大学红卫兵、中学红卫兵、干部五个代表会议筹备小组成立。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天津市先后召开了市贫下中农、市级机关干部、大专院校红卫兵、中等学校红卫兵和职工等五个系统的代表会议（即五代会），分别选出参加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会议的代表317名。因为五代会是仓促召开的，一些有不同意见的组织没有被吸收进去，因此在天津造反派中间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分歧。三月二十四日，解学恭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和北京军区报送《关于天津夺权问题的请示》，希望中央批准天津早日成立革委会。四月七日、九日、十日，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三次接见天津代表团。鉴于天津造反派内部分歧较大，短时间内难以统一，中央在接见后明确对天津问题的处理方针：“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扩大革命派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成立临时权力机构，还需要做一段工作。”[27]

　　从中看到，天津是新成立的中央直辖市，天津造反派在斗争中先夺了不少中层领导机构的权，对天津市的党政大权却没有夺取。天津是在中央指导下成立三结合的夺权筹备小组，在召开工、农、红卫兵、学生、干部、职工等代表会议后，再召开全市革命组织协商会议和群众大会，酝酿成立三结合的革委会。中央的批示是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完成革委会的成立程序，但是事与愿违，在执行过程中却没有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在造反派之间造成了许多矛盾和分歧，致使造反派内部分歧较大，这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一时建立不起来了。

　　3）内蒙古的夺权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在一月革命中的夺权活动，是围绕着《内蒙古日报》展开的。一月十一日，《内蒙古日报》社内部的群众组织东方红战斗队（简称东方红）突然查封并接管了报社，夺了报社党、政、财、文各项大权，停止了《内蒙古日报》的出版，代之以《东方红电讯》。

　　当时内蒙古已成立了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无产者）、呼和浩特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呼三司）等全区性组织。工农兵、无产者与呼三司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工农兵、无产者指责后者为大杂烩，而造反精神更强的呼三司则将前二者视为保守派。

　　一月十八日，东方红的对立派组织红卫军总部（无产者派的）在《内蒙古日报》社进行了又一次夺权。一月二十三日，无产者出版了黑体字作报头的《内蒙古日报》（新1号）。东方红串连呼三司酝酿再次反夺权。这期间，报社发生多次武斗事件。掌权的红卫军总部一派跑到内蒙古军区，要求军区支持。军区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发批判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乌兰夫，以后又揪斗了军区第一副政委吴涛和军区副司令员孔飞、副政委廷懋、副参谋长塔拉和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全军区停止工作、靠边站和被揪斗的干部多达235人。当时主持军区工作的是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萧应棠。经请示中央军委后，军区领导决定派一个连到报社制止武斗。去制止武斗的部队支持了报社红卫军总部，引起了对立派呼三司的愤怒。

　　一月二十九日，呼三司数千人包围了内蒙古军区南大门并在那里静坐示威。刚刚发布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明令禁止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所以军区有恃无恐，并不把呼三司放在眼里。为防止意外事变，军区又在南大门修筑了临时工事，在楼项上架起了机枪，枪口直对南大门外。

　　二月五日，呼三司围困军区已达七天。正午十分，内蒙古师范学院四年级学生韩桐手持话筒，正在向军区喊话。军区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不可遏，对着喊话的韩桐举枪扣动枪机，韩桐应声倒下。子弹从韩桐左边第五根肋骨打入，肺动脉被击穿，经抢救无效身亡。

　　枪击事件迅速上报中央。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立即在二月六日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特急电报，要求内蒙古军区立即停止冲突，不要扩大事态；同时要求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内蒙古军区、呼三司和红卫军总部四方面，各派三至五名代表来京，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当时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许多领导人已被造反派抓走批斗，从书记处书记中推出王铎、李树德以及李质、张鲁、郭以青五人及四方代表共二十人，分乘两架专机直飞北京。

　　二月十日，周恩来与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内蒙古四方代表，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打死韩桐的经过，当即命令内务部调查事件原委。内务部部长曾山立即带领技术人员飞抵呼和浩特。经过详细调查，查清了柳青开枪打死韩桐的全部过程。柳青后来遭到拘押，一九六九年内蒙古全面军管后，柳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判为无期徒刑。一九八○年，服刑十三年的柳青获得释放。[28]

　　从中看到，内蒙古的夺权行动是围绕《内蒙古日报》展开的，造反派围绕《内蒙古日报》进行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内蒙古在夺权过程中形成了三个区级的群众组织，三者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军区支左人员没有认识到当时派性斗争的复杂性，贸然支持当时在报社反夺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红卫军，而不是化解双方的矛盾，促进双方的团结，结果引发了呼三司的不满，导致了呼三司在军区门口的静坐事件。军区相关人员又没有冷静处理这个事件，而是擅自开枪，结果酿成了流血事件。内蒙古问题的复杂化乃至流血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群众组织内部的争斗以及军队支左人员违背政策、情绪化处置所致，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

　　华北地区除去山西和北京以外，河北、天津、内蒙古在夺权过程中造反派之间出现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军队支左人员也没有处理好这些问题，结果在内蒙古问题上发生了流血事件。这三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及时成立革委会，还是因为内部造反派、军队支左人员与领导干部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造成的。

　　③ 华东地区。

　　华东地区包括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七个省市。上海一月革命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前文已经对此作了介绍，山东全面夺权以后很快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我们下面还要进行介绍，因而现在我们就对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个省的夺权行动予以简要介绍和分析。

　　1）江苏的夺权行动。

　　南京一三事件后，江苏省最大的保守派组织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简称赤卫队）等组织被压垮，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省红总）等造反组织说武斗是江苏省委、南京市委策划赤卫队挑起来的，揪斗了省市党政负责人，冲击了党政机关。一月九日，南京地区造反派接管了《新华日报》、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并召开十万人大会，控诉省市委的罪行。一月十六日，由造反派控制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一切权力归革命造反派》，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一切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此后，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南京八二七、南京地区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总站等组织先后召开揭发控诉江苏省委罪行大会、打倒江苏省委、砸烂书记处大会，批斗江苏省委、南京市委负责人等，为夺权制造舆论。省委负责人江渭清、彭冲、许家屯等被揪斗并戴高帽子示众。

　　造反派在如何夺权、由谁掌权的问题上充满了分歧和争斗。

　　一月十七日，南京地区造反派联络总站开会决定成立江苏南京地区革命造反联合会筹委会（简称筹委会），由文风来等九人组成常委会，负责各造反派组织的统一行动。

　　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等组织密谋在一月二十二日清晨行动，夺取江苏省委、省人委、南京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后因内部意见不一致而未能付诸实施。

　　一月二十四日，南京地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三百余人在中苏友好馆电影馆开会，省红总为首的一派与以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为代表的一派未能就夺权方案达成共识。一月二十五日，省红总等造反组织决定抢在南京八二七、南工东方红一派前进行夺权。省红总等二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及三个外地造反派驻宁联络站负责人开会决定成立夺权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南京师范学院。

　　一月二十六日清晨，夺权指挥部调动一万多人，冲入江苏省、南京市机关，并将省、市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南京师范学院，宣布夺取了江苏省、南京市的党政大权。一月二十七日，夺权委员会在南大召开会议，决定除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的四枚印章外，其余印章交各部门造反派掌管。一月二十八日，夺权委员会在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声明》，公布了三个通告和一个通令，宣布一切权力归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一二六夺权得到了江苏省军区和南京军区的支持。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于二月五日在江苏省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筹委会会议上说：“一二六夺权，我们当时就讨论了，要坚决支持。后来提出，印要解放军保管。我们想，如果把印交给我们保管，就等于一二六夺权不算数了，这样解放军就成了一个中间人物，所以我当时就坚决不同意。我们坚决支持的。”

　　由于夺权是在十分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江苏省的范围内并没有联合起大多数造反派。参加夺权并掌握大权的以省红总为代表的造反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没有参加一二六夺权的南京八二七和南工东方红等造反派组织立即发表《紧急声明》，不承认夺权行动，认为一二六夺权是抢权，“好个屁”。南京地区的造反派由此分裂成为好派和屁派。

　　省红总将对立派称为新老保，并以“谁反对一二六夺权谁就是反革命”的帽子压制对方。一些反对一二六夺权的南京造反派到北京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他们在北京的大街上书写了许多大标语：“一二六夺权是混蛋夺权！”“江苏一二六夺权是一小撮个人野心家的灵魂的大暴露！”“坚决砸烂江苏省夺权委员会！”省红总在《新华日报》上连续数天用整版的篇幅，在“一二六夺权就是好”的通栏大标题下刊登拥护一二六夺权的稿件。江苏省人民广播电台也反复播送“一二六夺权就是好”的报道和广播评论。在两大派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三月五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江苏实行军事管制。[29]

　　从江苏省的夺权行动中可以看到，造反派没有实行大联合夺权，而是有些造反派参加了夺权，有些造反派却没有参加夺权。这样在夺权行动中造反派分裂了，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称为好派，没有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称为屁派。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是在夺权过程中趋于激化的。由于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无视造反派在夺权上的分歧和矛盾就盲目支持一二六夺权，致使本来已经产生的矛盾进一步复杂化。中央是在造反派难以取得一致意见，革委会一时建立不起来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才不得不实行军管的。

　　2）浙江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以浙江美术学院学生张永生为首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在杭州成立。当天，省联总联合本省及北京、哈尔滨等外省市驻杭联络站的二十二个造反组织查封《浙江日报》社，夺了编委会的权，由省联总主编，改出《新华电讯》，并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封掉——告全省人民书》。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省联总等组织正式宣布夺取《浙江日报》社的领导权，形式上恢复《浙江日报》。与此同时，《杭州日报》社的造反派在省联总等组织支持下，接管了《杭州日报》社。一月五日，省联总为首的造反组织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冰大会，提出：打倒陈冰（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委党校校长），火烧江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第一书记）、李丰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浙江省委被迫撤销陈冰、于冠西（时任《浙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一月七日，他们又在省体育场召开批判、揭发、斗争陈伟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大会。一月十一日，省联总等二十五个组织依照上海的形式，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批评省委“大搞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用‘糖衣炮弹’向革命造反派进攻。”一月十四日，省联总所属浙江大学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以揪“杀人凶手”（省军区领导人的亲属）为名，组织几千人冲击省军区。一月十六日，省联总和所属三十多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宣布：凡是省、市一级的夺权，须经省联总同意，凡是省、市以下单位的夺权，须经省联总所属有关组织同意。一月十八日，省联总又同省级机关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机总）联合发出《紧急通令》，宣布直接对省委办公厅、省人委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等部门的夺权，对省府大院其他部门则由本单位造反派监督管理或夺权。同时，省联总向全省派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动员并帮助各地造反派夺权。

　　一月下旬，省联总等造反派与浙江省军区的矛盾逐渐激化。二十五日，造反派强行占据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企图却持省军区主要领导人。事后，他们又组成控告团，赴京告状。二十六日，省军区指战员在游行时与造反派发生冲突。二十七日，《浙江日报》发表社论《省军区一小撮人想干什么》。三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把造反派连续冲击省军区的责任归咎于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人，责成省委和省军区有关人员作出深刻检讨。三十一日，中央指派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共中央办公厅丁钧到杭州处理该事件。

　　浙江省的夺权并不被中央认可。二月九日，周恩来就浙江省军区是否参加省联总批判江华大会一事批示：会议可以参加，但不讲话，不表态。

　　二月下旬，由于周恩来、谭震林等人几次讲话指出“毛主席要保江华”，造反派内部在对待江华问题上出现分歧。当省联总决定十二日召开揭批江华大会时，十一日夜，周恩来派专机责成造反派将江华送往北京。省联总仍于十二日召开数万人参加的批斗浙江头号走资派江华大会，但被浙江大学红暴会等一批人冲散。会后，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首的一批人组织成立了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与省联总相对立。此后，两派发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三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30]

　　从浙江的夺权行动中可以看到，省联总在夺权行动中一家独大，垄断了浙江省的夺权事宜。这表现在全省各地发生的夺权行动都要经过它的同意才能算数。这样就难免与其它造反派产生矛盾。在夺权行动中，省联总与浙江省军区的矛盾趋于激化。虽然中央批评了浙江省军区，但是省联总的夺权也没有被中央所认可。在如何对待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的态度上，省联总与中央是存在分歧的。江华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干部，毛泽东也说过对江华还是要保，但是省联总却揪住江华不放，一味地批斗江华。这样即使在造反派内部也产生了矛盾，浙大红暴会等一批人冲散批判江华的大会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同时，这个时候也出现了与省联总相对立的浙江红暴。中央是在浙江形势难以稳定的情况下才决定实行军管的。

　　3）福建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厦门市第八中学、华侨中学、厦门大学以及南下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封闭了中共福建省委大楼，并发表封闭公告。十一月四日，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省体育场召开的群众组织和红卫兵大会上作第一次初步检查。十一月十七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指出县以上（不包括县）大、中院校党委会应立即停止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撤销院校党委文革办。各院校应按“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大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和文革代表大会，作为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各院校党委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只负责日常行政工作，组织学习毛著和过党的生活等。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福州工人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等十个群众组织联合发出《告全省人民书》，号召群众起来造省委的反，提出要反对经济主义、工联主义等，并要求“除必要的生产、文化革命、办公经费外，各机关团体流动资金一律暂时冻结。”

　　一月中旬以后，福州市一一二三行动指挥部和八二九组织的部分成员，挟持叶飞、梁灵光、许亚、郑重等省、市领导，到福州魁岐召开打倒叶飞、郑重联合会。一月二十二日，福州市效六十多个群众组织共二千多人在中共福建省委驻地举行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会上通过了《给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省农民书》，大会倡议建立福州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从此全省农村相继成立造反组织。

　　福州军区在夺权行动中没有积极支持造反派，因此引发造反派的不满，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连续发生了造反派冲击军区的事件。此后，福州军区借《军委八条命令》之威，在福建造反派中抓了一批“反革命”。一月三十一日，福州军区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警告造反派说：“为了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法分子，实行了纪律处理。外部如有借此进行造谣诬蔑，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构，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按照最高统帅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二月六日，中央军委转发了《福建前线部队公告》。

　　为解决福州军区和造反派的矛盾，中央召集造反派代表王云集、陈文德、庄志鹏等十二人进京，参加福建问题座谈会。三月三十一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福建赴京全体代表，指出一月二十六日冲击军区是错误的，但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揪住不放，凡是一月二十六日冲击福州军区和和二月七日冲击《福建日报》社有牵连被打成右派而被捕的，一律释放。

　　四月三十日，中央就福建问题提出十点意见，指出冲击军区和报社事件不能作为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也不能作为革命与保守的分水岭，不予追究，但冲击军区是不对的；一切因此被捕的，应立即释放；一切因此被打成反革命或反革命组织的，应立即平反；要求各革命群众组织实行大联合。中央同时宣布，福建先实行军管，并责成军管机构按中央精神，处理近几个月来发生的事件。[31]

　　从中我们看到，福建的造反派发展到农村，农村也建立了造反派组织。造反派在夺权中与福州军区的矛盾趋于激化。造反派冲击了福州军区，福州军区则逮捕了造反派，还将他们中的一些人打成右派分子。最后在中央的干预下，在京召开了福州军区和造反派座谈会，解决双方存在的矛盾问题。一方面要求福州军区释放造反派，给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组织的造反派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同时也批评造反派冲击军区的行为，强调要实行革命的大联合。鉴于福建形势的不稳定，中央决定对福建实行军管。

　　4）安徽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安徽省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和安徽省合肥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为首，联合安徽省暨合肥市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在北京三司和安徽省军区的支持下进占安徽省委、省人委、合肥市委、市人委机关，宣布夺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权。当天中午，成立了安徽省革命造反派夺权联合总指挥部（后改名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并召开夺权大会。大会发布了《夺权通告》和《罢官通令》，宣布：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时起，正式夺了安徽省委、省人委和合肥市委、市人委的一切大权；宣布罢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葆华、李任之、桂蓬、杨效椿、赵凯的官。

　　一二六夺权后，由于对夺权的意见分歧，合肥地区造反派组织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派，一派认为一二六夺权好得很，一派认为好个屁，后来人们将两大派分别称为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派矛盾愈演愈烈，以致酿成武斗。三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指出：根据两个月实践检验，安徽一二六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没有把矛头指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没有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对一二六夺权不予承认和肯定，决定立即成立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安徽省军事管制委员会。[32]

　　从中可以看到，安徽省造反派虽然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但是由于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严重分歧，形成了好派（G派）和屁派（P派）两大派。这与江苏两派的形成简直如出一辙。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甚至酿成了武斗。两派是围绕一二六夺权形成的。两派的产生及其武斗，不仅说明中央反复强调的大联合夺权的重要性，也反映出造反派及其负责人是唯我独行还是注意团结兄弟造反派共同进行斗争。这是对他们的严峻考验。没有民主作风，没有大局观念，眼中只有小团体利益，又如何能够当好接班人呢？中央是在安徽造反派没有实现大联合夺权的情况下，从维护安徽社会稳定出发，才决定对安徽进行军管的。

　　5）江西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南昌地区三十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号召“万炮齐轰司令部，烈火猛烧省、市委”。十三日，《江西日报》社造反团宣布接管《江西日报》，夺了报社的权。十六日，《江西日报》发表社论《权，只能由造反派来夺》。十四日，省直机关造反派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夺权。十七日，南昌地区三十二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十七日，江西省省直机关部分厅局级干部成立造反队，二十一日，发表《彻底摧毁省委内的黑堡垒》的宣言，号召省直机关领导干部起来造反。二十四日，南昌市造反组织夺了南昌市的党政大权。二十六日，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夺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

　　造反派夺权后的一大举动就是否定八一南昌起义。二月四日，造反派在人民广场举行大会，“造八一建军节的反”，宣布彻底砸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二月五日，《江西日报》发表题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社论。[33]

　　从江西夺权行动中可以看到，江西造反派先夺报社和广播电台的权，而后成立了江西省造反派革命委员会。江西省委机关干部特别是一批厅局级领导干部也起来造反了。造反派在行动中夺取了江西省的党政大权。当然，斗争中也出现了曲折，否则的话，夺权后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在江西建立起来呢？我们现在尚未找到这方面的斗争史料，因而只好暂时空缺。至于造反派夺权后要否定八一南昌起义，就是一种“左”倾盲动情绪。后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一错误作法。[34]

　　从华东地区的夺权可以看到，上海、山东在夺权后很快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而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则没有建立起革命委员会。这些省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了分裂，而且有的省的造反派与军区的矛盾逐渐激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对这些省进行军管的。

　　④ 中南地区。

　　中南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个省自治区，这五个省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省自治区的革委会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以后才得以成立，反映出这五个省自治区斗争形势的复杂性。

　　1）河南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中共河南省委召开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商讨群众组织夺权和省委对策。会议决定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一月十七日，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郑州工学院、河南农学院、郑州粮食学院和河南中医学院六所大学的造反派组成炮轰省委联络站，抢占省委办公大楼，同省委机关造反派结合在一起，造省委的反，搜集省委负责人的材料。一月二十一日，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开会决定，六所院校的革命造反派接管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一月二十二日，郑州大学等六所院校的造反派组织又进驻省委机关。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委、省人委被夺权。[35]

　　从河南造反派夺权的情况可以看到，在夺权过程中，是社会上的造反派和省委机关内部的造反派里应外合进行夺权的，省委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但是由于造反派内部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迟迟建立不起来。关于其内部斗争的具体情况，尚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披露。

　　2）湖北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封闭《湖北日报》。十二月十八日，北京南下和武汉地区的造反派进占汉口红旗大楼，封闭了《武汉晚报》。一九六七年一月初，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头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胡厚民（武昌造船厂工人)等利用其控制的造反组织刊物《工人战报》进行夺权的舆论宣传，宣扬“要造黑省委的反”，“造反就是夺权”，并关押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王任重和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张体学。一月十四日，《湖北日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称：“《湖北日报》的新生标志着革命造反派全面夺权的开始。”一月十九日，工总等四十一个造反组织联合在《湖北日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宣布“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责令省、市委中“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极少数顽固坚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家伙”，“必须立即从地下黑窝里爬出来，立即回到原工作地点，接受革命造反派和革命人民的监督、批判和斗争。”到一月二十一日，省科委、省公安厅、省广播电台、武汉市公安局、电信局、教育局、总工会、银行系统、市广播电台等几十个部门和工厂企业被夺权。一月二十六日，湖北省各造反组织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夺权大会，把湖北省委党、政领导人张体学等押到会场，宣布夺取湖北省领导权。但造反组织之间在权力分配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一月二十七日，工总等五个组织宣布一二六夺权无效。[36]

　　我们看到，武汉造反派虽然夺权了湖北省领导权，但是在权力的分配等问题上还是出现了意见分歧。这样围绕一二六夺权就在造反派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斗争，事实上造成了造反派的分裂。材料中没有提到的是，这个时候武汉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没有支持造反派，却支持了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从而使武汉的形势急剧恶化，最终酿成了七二○事件。当然，这是后话。

　　3）湖南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长沙地区造反组织召开批判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省委领导人上台检讨。十四日，以搜查黑材料为名，长沙地区造反组织强行冲击、搜查、封闭省委和省人委机关办公大楼，继而又冲击、查封《湖南日报》、《长沙日报》社和省公安厅、省人民法院。对省委办公楼的查封持续十余日之久，省委许多领导人或被揪去批判斗争，或被迫离开机关躲避。由此开始，省委处于不能正常工作状态。一九六七年一月下旬，湖南各派群众组织开始夺权。《湖南日报》社内部群众组织宣布夺取报社领导权，声明该报从此脱离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也不再是省委的机关报。报社内部夺权又招来外部夺权或反夺权。湖南大学一部分群众组织抬走人民委员会存有印鉴的保险柜，声称夺了省人委的权。一月十五日和二十日，湖南两大派群众组织长沙市高等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高司）和湘江风雷分别召开批判中共湖南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等被挂牌批斗游街，并被群众组织控制起来失去自由。张平化后来被省军区找到离长沙去北京，中共湖南省委完全瘫痪。二月四日，中央文革小组批示湖南省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要“采取专政措施”，此后，湘江风雷遭到严厉镇压。二月二十七日，湖南省军区主持召开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宣布由军区会同地方成立省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全省工农业生产事宜。[37]

　　从中看到，湖南造反派在夺权行动中查封省委机关、报社及其直属机构，当时省委机关实际上已经陷于瘫痪状态。造反派忙着抢走装有省人委大印的保险柜，以此作为夺权的标志。不难看出，当时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混乱的局面。湖南省军区在支左过程中，报经中央文革小组、中央碰头会批准后，镇压了湖南造反派湘江风雷，犯了严重错误。后来，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后，才改正了错误，为湘江风雷恢复了名誉，承认它是革命群众组织。[38]

　　4）广东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晚，广州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等组织开会，决定夺省委的权。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广东省造反派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后，造反派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云等省委领导人带往中山大学。二十二日上午，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的造反派向赵紫阳宣读了一个《夺权通令》，要求他交出广东省委、省委办公厅和文化革命办公室的三颗大印。赵紫阳当即给省委书记林李明写了个条子：“林李明同志：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林李明在接到赵紫阳的条子后，又打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未获得答复。林李明也被带到中山大学。赵紫阳等人经过研究，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几个省委书记都签字表示同意交印。赵紫阳说：“交印嘛，就是夺权的象征。”造反派向赵紫阳等省委领导人交待：夺权后书记处仍要在造反派的监督下继续工作，不许消极怠工，不许躺倒不干。二十二日下午，召开了有造反派代表参加的省委书记处会议，书记处书记除曾志外（在北京）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起草一个《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当晚，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各部委、各系统负责人和造反派代表参加了会议。省委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机关工作、接待工作要正常进行，不能瘫痪。以后，省委书记处会议和常委会议都要有造反派组成的监督小组参加，所有的决定都要经监督小组同意才能生效。省委领导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和向造反派汇报思想情况。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广东省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委）。

　　对广东省这样向造反派交印让权的行为，周恩来感到十分恼火。二月二十七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也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

　　广东省的夺权是仓促进行的，造反派的联合极不充分，夺权后不久即产生了对夺权两种不同的态度：省革联的人说夺权好得很；包括北京三司驻穗联络站在内的反对派则把这次夺权说成是假夺权，是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说省革联堕落成为“赵紫阳的御用工具”。二月十九日，广东五万多反对省革联的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强烈声讨省革联的“假夺权”，扬言要把省革联夺去的权重新夺回来。二月二十一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二月二十二日，广东四十多个群众组织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筹委会）。至此，广东出现互相对立的、跨行业的两大派群众组织。[39]

　　从中可以看到，在汹涌澎湃的造反运动面前，赵紫阳任第一书记的广东省委面对夺权作出了投机性的决定，即主动向造反派进行交权，以此作为他们支持造反派的证据，企图避免或者减少造反派对他们的冲击。试想，如果他们真正支持造反派的话，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大联合夺权呢？此前他们对待造反派的态度难道不能说明问题吗？因而他们的这种行为不仅引起了周恩来的不满，也在造反派内部引发了分歧，认为这是“假让权，真反扑”。这样围绕夺权问题逐渐演变成广东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形势一时稳定不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报经毛泽东批准后，才对广东进行军管的。

　　5）广西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广西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总部、广西工人革命造反总部（简称广西工总）、广西建筑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建司）、广西汽车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广西汽司）、广西红卫兵造反总部（简称广西红总）、红卫兵南宁八三一部队（简称南宁八三一）、自治区直属机关造反联络站等广西各主要群众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当晚，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在南宁召开西园会议，传达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的指示：区、市党委的屁股一定要坐在造反大军方面，一要支持造反大军封管《广西日报》的行动，二要支持造反大军夺权。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的社论。当晚，首都三司驻南宁联络站召集南宁各群众组织头头开会，策划夺权。会议决定并成立以广西工总为主体的有二十六个群众组织参加的广西革命造反派夺权行动委员会。当天，广西工总、广西红总、南宁八三一和广西艺总等二十多个造反组织，在南宁市组织首次大游斗。被游斗的自治区党政领导人有伍晋南（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钟枫（自治区人委副主席）、尚持（区党委组织部长）、陆地（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二十三名干部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一月二十三日，广西工总、红总、南宁八三一、广西八一八红卫兵总部、首都三司驻邕联络站等造反组织的头头率领二十六个造反组织的夺权队伍，于凌晨三时进入自治区党委，夺了各部委的一切大权。相继被夺权的单位还有区人委、区公安厅、高级法院等。之后，各地、市、县层层都搞起了夺权，有的地方甚至大、小生产队和街道居民委员会也被夺权。一月二十四日晚，广西造反大军夺权行动委员会在南宁朝阳广场召开夺权祝捷再战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46个单位的四万多人。广西军区的代表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坚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40]

　　从广西的夺权中可以看到，广西造反派组成了革命造反大军，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要求区、市党委支持造反派夺权。这显然又是一个投机性的决定。广西造反派组成的革命造反大军夺取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政大权及其下属机构直至基层的权力。他们的夺权行动得到了广西军区的支持。但还是由于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分歧以及其它矛盾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一时难以建立起来。

　　中南五省区的夺权行动，虽然河南、广东、广西省区党委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的，但是在他们内部还是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的。这五省区的夺权行动不尽相同，但是从它们都难以迅速成立革命委员会来看，这五省区不论是造反派内部还是省区委以及支左部队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比较尖锐的。革命委员会只有在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起来。

　　⑤ 西南区。

　　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四个省自治区。贵州在夺权以后很快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其它三个省区则是经过了个一个较长的时间才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因为这三个省区内部的分歧和矛盾更为严重的缘故。

　　1）云南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原来已经联合的造反派又发生分裂。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九日由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组织联合组成的大联委（全称为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内部矛盾冲突不断，一月二十二日，以云南大学炮兵团为主的六十二个组织从大联委中分裂出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简称新云南）。此后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省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当夺权风暴刮到云南时，两大派便各自为政，争相夺权。

　　一月二十六日，昆明新云南所属造反派组织兵分两路，一部分到省人委宣布夺了省人委及其所属厅局的权，一部分到省委和昆明市委机关宣布夺了省、市委的权。当晚八时，昆明大联委又召开十万人的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到省委机关，再次宣布夺了省委的权。在夺权活动中，双方发生对峙局面，最后省委的印章被大联委派抢走。夺权之后，两大派发生了激烈的大辩论。夺权之风很快遍布全省各地。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等及两大派代表赴京商讨云南局势，希望能够推动云南省的三结合。三月，中共中央决定对云南省实行军事管制。[41]

　　我们看到，云南造反派在全面夺权前就已经矛盾重重，在全面夺权过程中迅速分化成两大派，他们围绕夺取云南省的党政大权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全面夺权阶段两派不是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而是各自为政，在夺权过程中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才不得不电召云南省委领导和两大派代表赴京商讨云南局势。在成立三结合 的革委会前，从云南政局稳定出发，中央才决定对云南进行军管的。

　　2）四川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由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七个组织主持，在成都召开了二十五万人参加的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李井泉、廖志高在会上作了检查。大会进行中，红成川大支队高呼口号，冲击主席台，致使会议中断。此后不久，红成川大支队宣布退出红成，成立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简称八二六），成都地区的造反派开始分裂为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

　　十一月十八日，李井泉经陶铸批准离开成都前往上海治病，不久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成都。十一月二十一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被工交系统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状，于十二月返回成都后，被扣留在成都东效。十二月下旬，四川省委书记许梦侠、杜心源被造反派揪往北京告状；省委书记杨超被工交系统造反派扣留；省委书记赵苍璧被省公安厅造反派看管。四川省委自此完全瘫痪。十二月四日，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发生大规模武斗，数十人被打伤。十二月十七日，造反派查封并占据了《四川日报》社。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派夺权并占据。一月十九日，部分造反派封了四川省委印章，并宣布夺权。一月二十四日，由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四十多个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的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会夺取了重庆市委、市人委和市级党政机关的一切权力。同日，重庆市造反派在外地来渝串连造反派的支持下，砸了所谓重庆市的保皇四军——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毛泽东思想文艺军。驻重庆的五十四军明确表示坚决支持重大八一五等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二月八日，四十六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公告》，宣称：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成立，负责行使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任革联会主任。由于造反派在权力分配中意见分歧，后逐渐分化为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和反对革联会的反到底派。[42]

　　我们看到，四川造反派早在全面夺权前就已经分裂为红成和八二六两大派。重庆造反派虽然夺取了重庆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而且还获得了重庆警备司令部的支持，但是却因观点不合又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川的造反派和保守派以及造反派之间发生了尖锐复杂的斗争，这就使得大联合的夺权遇到很大困难。这种状况无疑造成了四川形势的进一步动荡，严重影响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3）西藏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晚，《西藏日报》社红色新闻造反团宣布夺了该报社的权。随后，新华社西藏分社、广播电台、中共拉萨临时市委和市人委以及自治区的各部、委、厅、局也相继发生夺权。全自治区的夺权发生在二月五日，拉萨市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同时宣布夺权，并发生冲突。区党委内乱成一团，工作陷入瘫痪。二月九日，北京红卫兵和拉萨革命造反总部成员冲进西藏军区，要揪斗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中共中央已于一月下旬同意张国华到北京治病，任命周仁山为区党委代理第一书记），并要求军区支持他们搞的二五夺权，造反派高呼打倒张国华的口号，在军区大院内滞留十多个小时。

　　二月十日，中央军委决定：西藏军区领导机关和军区生产部的文化大革命暂时停止下来，转入正常的战备工作。西藏所有军垦农场要集中精力搞正面教育，一律不搞“四大”。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军区领导人把电报内容告知北京红卫兵和拉萨造反派，但他们宁可相信来自北京的小道消息（张国华参加了二月兵变）而不相信中央军委的电报，还是要揪斗张国华。二月二十四日，又由中央文革小组打电报给拉萨革命造反总部等组织，说明中央军委的电报是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的，中央文革小组完全拥护这个电报所说的内容。[43]

　　从中可以看到，二月五日西藏两大派群众组织同时宣布夺取西藏党政大权，并由此引发两派冲突，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其中一派群众组织冲入西藏军区，要揪斗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张国华是土生土长的井冈山人，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一个小号手成长为高级领导干部，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严峻考虑。当年是他率领十八军排除万难解放西藏的。鉴于此，中央、中央军委研究后认为张国华虽然有缺点、错误，但是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基本上是一个好同志，因而要保护他。[44]虽然中央、中央军委在电报中向造反派表明了中央对张国华的态度。但是有的造反派还是揪住张国华不放，致使中央文革小组不得不拍来了二次电报对他们进行说服工作。鉴于西藏处于边疆地区，从战备需要出发，中央军委才暂时停止了西藏军区的文革，军垦农场以搞正面教育为主，不搞“四大”。由于西藏地区处于西南边疆，形势复杂，因而西藏成了最后建立革委会的省级自治区之一。

　　西南四省除贵州以外，其它三个省区的文化大革命在进行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或者是造反派的分裂，或者是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当地驻军与造反派之间也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这样三个省区的革委会一时就难以建立起来，中央对于形势比较严峻的云南省也就不得不采取军管的措施了。

　　⑥ 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包括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个省自治区，也许是因为处于中国西北及边疆地区，这些省区没有一个在全面夺权以后，迅速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还是最后建立革委会的省级行政区。

　　1）陕西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西安地区大中院校文化革命统一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夺权问题。确定由陕西师大、陕西工业大学、西安石油学院、西安外国语学院的造反组织和红造司等夺西北局的权；西安交大、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造反组织和西安地区炮打司令部战斗队等夺省委的权；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的造反组织夺西安市公安局的权。之后又吸收工联、农总会等造反组织参加，成立了各级接管小组。从此，西北局、省委、省人委、西安市委、市人委、各区县、各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也相继被夺权。陕西省的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分裂，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旬以后即形成的，以西安交大为首的东派，和以西军电、西工业为首的西派两大派之间的矛盾又重新激化，夺权后未能成立临时权力机构。

　　二月二十三日，西安军分区党委暂行西安市委、市人委的职能。三月二日，经兰州军区批准，由陕西省军区、兰州军区空军、二十一军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简称支左指挥部），对西安铁路局、陕西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广播电台、西安广播电台、《陕西日报》社、《西安晚报》社、东方红广播站实行军事管制。三月十二日，西安驻军支左指挥部决定，由二十一军派出五十七名干部和一个连队，分别进驻省、市委办公厅、工交政治部及省、市各工业局等二十一个部门“抓革命、促生产”，并决定由二十一军副军长苏锦章、参谋长马友里、西安军分区司令员刘文华等和原主管工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萧纯、副省长惠世恭等分别建立陕西省、西安市工业领导小组。不久又成立了陕北省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这些组织措施在维持社会、生产和工作秩序方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45]

　　我们看到，在全面夺权前陕西造反派就已经形成了东、西两大派。虽然在全面夺权阶段造反派能够联合行动夺取了西北局、陕西省及其下属机构和西安市的大权，但是在夺权以后造反派内部原有的分歧和矛盾迅速激化，因而难以建立起统一的临时性权力机构。当地驻军对陕西省的部分单位进行了军管，在支左的同时还协助地方搞好工农业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当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宁夏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宁夏日报》发表银川地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等二十二个群众组织的《紧急通知》，声称要“坚决开展全面的夺权斗争”，并于当天组成了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宁夏大学学生安建国任联委会主任。一月二十六日，宁夏军区党委根据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的决定，表态支持联委会。一月二十七日，联委会夺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的党、政、财、文大权。同时，还接管了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联委会于一月二十八日在《宁夏日报》发布《夺权公告》宣布：“一切领导权，由本联合委员会接管，委员会下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建设委员会。”二月十一日，宁夏军区发表声明，撤销了对联委会和一二七夺权的支持。宁夏军区还对造反派已夺了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实行了军事管制，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此后，参加一二七夺权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分化。三月十日，银川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处（简称筹备处）成立。三月十二日，宁夏军区表态支持筹备处。三月十八日，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简称总指挥部）成立。宁夏开始形成两大派群众组织对立的局面。[46]

　　从中可以看到，宁夏造反派在宁夏军区支持下夺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银川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后来宁夏军区却撤销了对于造反派的夺权支持，还对已经夺权的报社和公安厅进行军管，又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参加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产生了分裂，酿成了两大派对立的局面。这反映出军队支持与否和造反派组织分化 的能动关系。

　　3）甘肃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甘肃省造反派联合组成的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夺了甘肃省委、省人委的权。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都支持红联和二五夺权。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詹大南以军方代表的身份，参加并主持红联指挥部的工作。夺权后，各群众组织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逐渐激化。五月初，红联产生了分裂，原红联内的工联、长征团、七一、兰铁红司、大专院校三司、省级机关遵义公社、市级机关三司、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杀出红联，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在对待甘肃各群众组织和准备结合的干部问题上，甘肃省军区与兰州军区发生了分歧。以詹大南为首的甘肃省军区支持原红联，反对红三司；支持原甘肃省委书记王世泰，反对原甘肃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而以张达志为首的兰州军区支持红三司，支持胡继宗，反对王世泰。

　　五月十日，在周恩来召集的扩大的常委碰头会上，决定对河北、甘肃两省实行军管。五月十二日，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出了《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其中提出：“鉴于当前甘肃省成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还不成熟，中央决定对甘肃实行军事管制。”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看了兰州军区党委关于支持红三司的请示报告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指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引者注）、冼（指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冼恒汉——引者注）、詹大南诸同志商处。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

　　七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其中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同志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愈来愈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建议由冼恒汉同志任组长，徐国珍、张忠、胡继宗同志任副组长。”[47]

　　我们看到，甘肃省造反派在省军区支持下夺了甘肃省的党政大权，随后造反派内部又产生了分化，红三司从红联当中分裂出来了。这个时候对两个造反派组织及所结合省委领导干部的问题上，兰州军区和甘肃省军区出现了分歧。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主持中央常委碰头会，认为成立革委会的时机尚不成熟，主张对甘肃实行军管。毛泽东认为既然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已经站出来了，而且与军区又意见一致，积极支持红三司，因而在做好兰州军区和省军区的工作、统一思想以后，可不实行军管，经过一段时间后即可成立革委会。从中反映出军队支左态度的不同与造反派分裂及其所结合干部之间的能动关系。

　　4）青海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初，青海省的造反派组织形成了以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简称八一八）为一方和以红卫兵总部为另一方的两大派。在夺权行动中，两派的斗争相当激烈。一月四日，红卫兵总部等组织封闭了实际上掌握在八一八一派手里的《青海日报》，改为无地方稿的《新闻电讯》版。八一八于一月十二日又正式接管了《青海日报》，并将《新闻电讯》版改为《特刊》。一月十五日，八一八派的《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发表告读者书，宣告新生的《青海日报》正式出版。一月二十三日，八一八派又相继夺了青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权。同时，支持八一八夺权的省委办公厅一名负责人和个别工作人员将省委印章送交八一八的头头。一月二十四日，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通知召开党委会议，研究交权问题。一月二十九日，八一八派的四十个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在西宁召开了夺权大会，宣布夺了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的党、政大权。一月三十日，《青海日报》对此作了报道，并发表了夺权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和告全省人民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青海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通告第一号、第二号以及《告全省农民书》等。青海省军区在收到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群众的决定后，即确定支持八一八的夺权，并上报兰州军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消息一公布，引起红卫兵总部这一派群众组织的强烈反对，他们冲进省军区机关揪斗了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此后，刘贤权又召集军区常委会，撤销了原来的决定，决定把支持八一八这一派群众组织，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二月十五日以后，刘贤权被夺权，失去了自由，并遭到批斗、毒打、隔离和武装看押。省军区的领导权落到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手里。[48]

　　从中可以看到，青海造反派在夺权前就已分裂为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和红卫兵总部两大派。八一八派红卫兵单独夺了青海省党政大权，而且还得到了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的支持。但是，这却引起了红卫兵总部的不满，于是他们组织起来冲击青海省军区。在这种情况下，刘贤权召开会议由支持八一八改为支持一切革命左派。但是，却因为军区内部的纷争及其他复杂的原因，最后被夺权而失去自由，省军区的领导权落到了副司令员赵永夫的手中。赵永夫后来利用手中权力镇压了八一八派红卫兵，酿成二二三惨案。这是后话。

　　5）新疆的夺权行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新疆日报》社造反派宣布夺了《新疆日报》社的权，改出造字号的《新疆日报》。一月十九日，新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红二司）等群众组织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召开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并发出《紧急呼吁》、《紧急通告》，呼吁新疆造反派组织实现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一月二十五日，红二司等造反派组织宣布夺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乌鲁木齐市委、市人委的权，向全国、全疆发表了《夺权声明》，成立了自治区夺权指挥部。随后，自治区各单位、各地、州（市）、县也先后被夺权。自治区各级领导机关完全陷于瘫痪，全疆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

　　一月二十六日，在石河子市发生了大规模流血事件。一月十九日，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主要领导人丁盛、裴周玉所支持的一派夺取了兵团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权，继而，从兵团到各师、团场、连队层层夺权。二十六日凌晨三点到下午三点，兵团独立团和农八师武装处调集的六个武装值班连队，先后在石河子八一毛纺厂、工四团木工厂、农八师师部等地，与前来夺权的另一派群众发生冲突，冲突中共打死二十七人，打伤七十八人。兵团、军区、新华社记者和中央文革小组对此事件的观点大相径庭。以裴周玉为主任的兵团临时文化革命委员会给中央的电报说：“一·二六事件是武光（时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兼政府第一副主席）、张仲翰（时任自治区党委常委、文革前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工作的第二书记、兵团第二政委。）等勾结坚持反动立场的国民党旧军官、旧军人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一手策划的反夺权、夺军权的反革命事件。”军区认为这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中央文革小组在一月三十一日的《文化革命动向》上刊登了《新华社记者评述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认为是一起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处于边境安全的考虑，在此事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而是支持了军区的意见。后来将此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并逮捕所谓“一·二六”犯罪分子四十六人。

　　二月七日、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二月十日，新疆军区的造反派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批斗军区参谋长何家产，强行给何戴上高帽子，实行了变相体罚。经中央军委批准，新疆军区拘留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二月十一日，自治区夺权指挥部组织几千名学生和群众包围了军区大院，要求军区将何家产停职检查，把军权交给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领导人。中央军委及时制止了这一乱军的行为，并明电指出：“新疆军区对公然违抗毛主席批准的中央军委命令的分子执行纪律是完全正确的，全体指战员、革命师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都必须支持这个正确的措施，希望所有包围新疆军区机关的革命群众都自觉回到本单位去，向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决定将支持造反组织的军区个别领导人和四个部长调北京学习，事件才得以平息。

　　二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二条）。规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军事管制下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上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对兵团的文化大革命不许干预和串连”；除大中学校、医疗单位、文艺团体和科研部门外，“其余所有单位一概不搞夺权斗争”；“所有武装部队，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以利战备”等。[49]

　　从中我们看到，新疆的红二司虽然夺了自治区、乌鲁木齐及其下属单位的党政大权，但是新疆的局势并没有进入稳定状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夺权与反夺权还酿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鉴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处于边疆、民族成分复杂、担负着战备任务及斗争形势严峻，中央认为新疆夺权条件不成熟，计划对新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军管，还对于新疆的文化大革命在范围和方式等方面作出了严格限制。这样新疆的革委会一时就难以建立起来，新疆成为最后建立革委会的省级行政区了。

　　从西北五省区夺权后文革形势的发展来看，造反派在夺权前后发生了严重分裂，军队支左对于造反派组织的统一与分裂及其演化具有重要作用。军队、造反派以及领导干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西北地区形势的复杂性，是导致西北五省区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决定性因素。

　　（3）对从中央、国务院直属部门到各地夺权行动的若干分析。

　　上海的一月革命掀起全面夺权风暴，在中央、国务院直属部门和各地省市自治区及其下属机构中间迅猛发展。这是比先前的红卫兵运动更为彻底、触及面更为广阔、影响更为深远的革命行动，是文革走向高潮的标志。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整整二十个月期间，从中央、国务院许多直属部门到各地省市自治区及其下属机构的权力先后被夺取，神州大地进行了一次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反修防修的演习，基本上完成了全面夺权的任务。

　　从全面夺权阶段（二十个月）在文革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个阶段（二十个月）是文革十年最为混乱的时期。由于要夺取党内走资派的权力，因而这个时期也是文革十年最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之一（另一个发展阶段是斗、批、改，是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资产阶级的权）。[50]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全面夺权阶段的混乱，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平衡的。从时间上看，则是集中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月至九月（即前九个月），以后的十一个月（即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即便在个别时间段内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混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全国还是比较稳定的；从空间上看，则是集中在其中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局部区域，并非全国或者绝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处于失控状态。即便有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瘫痪了，就立即实行军管来维护秩序。因而不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一九六七年的前九个月是文革十年最为混乱的时期，这种混乱主要集中在部分省市自治区和一些省市自治区的局部区域。中央、国务院的直属部门虽然在夺权中出现了一些混乱，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些部门还是能够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的。这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乃至文革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造反派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的造反派由工农群众、红卫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组成，而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在其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没有以工农为主体的造反派的参加，没有他们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到夺权斗争中，要取得夺权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在夺权过程中群众分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夺权前后在造反派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种状况几乎在所有省市自治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许多地方的群众形成两派或几大派组织，置中央反复强调要大联合夺权，实行革命的三结合于不顾，围绕由谁主导夺权、本派在新政权中的地位以及结合什么样的领导干部，互相攻击，争斗不休，进行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激烈斗争，酿成了局势的严重动荡，一时难以稳定下来，致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我们注意到，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搞不起来的。因而当着局势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正常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就果断决定，派遣军队进行“三支两军”，不仅支持地方的文化大革命，还要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混乱地区实行军管，在军校开展军训。“三支两军”的执行，不仅推进了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保证了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文革发展和经济社会程序稳定的有力保证。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还是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方向路线错误。这表现在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以后，许多军队领导干部不是支持左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这里面固然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军队领导人不是站在文革的立场上，离开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不去耐心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斗争双方的实际情况，而是主观随意地决策，则是导致他们犯错误的主要因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后来有人对此讳莫如深，因而使得我们对这方面史料的搜集上遇到一些困难，致使本文难以引用这方面的详细史料来对此进行论证和分析。这是应该在这里予以交待、说明的。但是从军队支左的历程来看，由于军队和地方党委平时存在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他复杂的因素，许多军队支左人员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就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比如武汉七二○事件的发生就与此密切相关。

　　中央在进行“三支两军”的同时，从文革发展及其成果的巩固出发，反复强调在大联合夺权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干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一个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干部在中间起着领导作用，军队代表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作为造反派的革命群众代表则是参加管理并起到监督作用。这样就组建起一个有代表性的、权威的而又精干的领导班子。这是文革后新的政权机构的雏形，也是改革国家机构建立一个能够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的新的尝试。

　　从夺权到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全部建立，不是最初设想的几个月，而是经过了二十个月的时间，不是没有原因的。从这二十个月发展的历程来看，革命群众、领导干部和军队这三股力量之间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群众发生了分裂，出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造反派又出现了分裂，群众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此起彼伏。军队本来是支左的，但是许多支左人员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大军区和省军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之间在支左问题上的矛盾也走向激化。地方领导干部也发生了分化，有的支持造反派，有的进行投机性交权，还有不少人则是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抱着抗衡和抵制的态度。这些复杂的因素搅合在一起，致使全面夺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夺权的方式，才能清除党内走资派。要进行全面夺权，就要在军队支持下，革命群众与革命干部一道，清除党内走资派，使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手中。这些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层内，手中掌握着权力，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如果不是进行文化大革命、实行全面夺权的话，是难以斗倒他们、将他们清除掉的。这是因为平时一旦对这些走资派的面目进行揭露，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质疑的时候，就会遭到他们的疯狂报复和打压，从而扑灭斗争的火焰。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虽然一些人还在巧利名目，想方设法动用国家机器来为自己服务，也在分化离间群众，借助群众中间的保守派（拉拢其中的造反派）来保护自己，但是在全面夺权的大背景下，这些手段即便让他们得逞于一时，从根本上来说再也难以取得以前那样的成效了。这就为革命群众进行夺权提供了有利条件。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就是革命群众运用社会主义民主，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实际行动。只有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结合起来，在军队支持下，才能夺取党内走资派的权力，让这些权力重新回到人民手中。正是由于这样，全面夺权过程中才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不仅是当时斗争形势下的内在要求，也是巩固文革成果的必然选择。一旦形势稳定以后，就要“权归政，兵归营”了，这个时候军队代表退出革委会也是文革发展的形势使然。因而不论是军队代表参加革委会还是后来退出革委会，不是来自于人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当时文革形势及其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后来林彪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逆这种历史要求所造成的结果。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阶段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后，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的抵制和抗衡，为此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召开了具有民主生活会性质的中央工作会议，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思考以后，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局出发，依靠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才将文革推进到全面夺权阶段的。

　　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既要反对抵制夺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盲目夺权的“左”倾机会主义。这就要正确理解全面夺权的涵义。文革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并不是说一切权力都要夺，要全面、彻底地改造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的时候就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彻底改造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都是反动的。[51]即使到了一九六七年十月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在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52]这样在全面夺权阶段就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对全面夺权进行抵制、抗衡的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倾向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中间；一是对无产阶级政权进行全面改造的“左”倾机会主义。这种观点一般存在于造反派特别是极“左”派中间。只有在排除了这两种错误倾向以后，文化大革命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不断被推向前进。

　　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整个历程来看，夺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而是文化大革命的手段，是清除文革障碍的必要条件。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改造人的世界观，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主要目的是斗、批、改，夺权、批斗走资派不过是文化大革命的任务而已。[53]因而进行夺权就是要排除文革障碍，为下一步进行文化大革命，完成斗、批、改，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所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要从整个文革的发展历程上，从全面夺权与斗、批、改的关系上，从文革目的与手段的相互作用上，来看待全面夺权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全面夺权的要义及其作用。

　　二十个月的全面夺权行动，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排山倒海而又震古烁今的滔天巨浪。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壮举。在建立政权以后，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向着自身猛烈开火，古今中外不仅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权从来没有实行过，即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没有发生过。发动亿万人民群众起来造反，向党内走资派发起夺权斗争，在运动中审查干部、评定干部、罢免干部、使用干部。于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基层、住干校、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实行“三同”，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才会这样做，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领袖才能这样做，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才敢于这样做。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所采取的行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探索如何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所进行的伟大实践。理论是伟大的，实践是光辉的，探索是艰辛的，原则是长存的，精神是不朽的，经验是宝贵的，教训又是沉痛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史上的壮丽篇章！

　　3、关于全面夺权阶段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

　　为了对全面夺权阶段的若干重要问题有一个明晰的认识，我们先选取这个阶段的几个问题进行剖析，以便能够梳理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脉络，探究全面夺权阶段的政治力量及其复杂关系，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决定性作用，革命大批判运动又是如何在全面夺权阶段推动文革发展的，全面夺权阶段与“四清”运动期间在夺权上所具有的原则性不同，以及全面夺权阶段最后不得不延长的原因。这对于我们理清全面夺权阶段的线索，把握其发展状况是必要的。

　　（1）全面夺权阶段若干重大政策措施的概述。

　　全面夺权虽然不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也并非信马由缰放任不管任由各地随意实行的。这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引导、监控之下，充分发挥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凝聚力量，创造条件，排除障碍，指明方向，经过了一次次斗争以后才得以实现的。

　　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既要反对抵制文革、打压造反行动的右倾机会主义，又要反对“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艰难前行的。右破坏文革，“左”同样也破坏文革。虽然“左”右所站的立场不同，但是从对文革造成的破坏性上来说则是没有区别的。况且，极“左”和极右又是互相转换的，形“左”而实右更是在运动中屡见不鲜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论是反右还是纠“左”都不是来自于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左”右两股势力对于文革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就要求及时、准确地发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的右或“左”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予以迅速解决，扫除障碍，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因而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促进文革的顺利发展，防止在文革过程中出现大的曲折和动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要密切关注各派政治力量在文革中的表现，真正把握文革动态，及时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各地在夺权行动中出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军队支左人员、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的斗争不断激化。不同阶级、群体、机关、单位、工矿企业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既有保守派，又有造反派，后来还发生了造反派的分裂，两派、多派之间的斗争几乎遍布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乃至大规模武斗。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革命大联合的前提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组成一个临时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1]通过大联合夺权，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确立的重要方针。

　　省市自治区的夺权行动，虽然是由各地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自发进行的，但是在造反派发生严重分裂以及保守派仍然存在的情况下，群众与军队支左人员、领导干部之间仍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为了使夺权行动能够有序进行，防止因夺权造成政局动荡局面的出现，中央及时召开由各派群众、领导干部和军队支左人员参加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协调他们的关系，解决他们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中央确定大联合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以后，还要求省市自治区及重要机关、单位的夺权只有在中央批准以后才算有效。[2]这样就加强了中央在各地夺权行动中的监控力度，以便能够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

　　全面夺权阶段，为了进一步支持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进行夺权，同时也由于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在冲击下陷于瘫痪，出现了局势的混乱，严重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军队介入文革，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3]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支持左派群众夺权（当然是政治性的），以支工、支农来保证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于严重混乱的省级行政区以及中央部委和重要单位进行军管，以维护局势的稳定，制止武斗，防止动荡局面的出现和升级。同时，还要对学生以及相关单位人员进行军训，遏制业已出现的偏激情绪，将文革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这样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各级党政机关不同程度地遭到冲击、陷于瘫痪的时候，通过“三支两军”不仅保持了局势的总体稳定，还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重点单位和部门工作的正常进行，为全面夺权任务的完成提供了根本保证。

　　全面夺权阶段出现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严重的派性斗争，一时联合不起来的时候，中央将各派群众和军队支左干部以及领导干部集中到北京，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或者召开联席会议，在中央领导人主持下，让他们面对面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曲直，化解隔阂分歧，解决他们之间出现的矛盾和纠纷。同时，中央和各地还将他们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进行培训，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文革批示和中央文件，做好自我检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在取得意见一致以后，再让他们回去建立革命委员会。各地又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入问题比较多的厂矿企业和机关、单位，宣传中央的文革政策，解决它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4]这是解决派性斗争混乱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以及相关单位的重要方法。

　　文革期间出现的派性斗争以及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即便是对党内走资派也是这样。许多军队干部在支左中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也是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改正错误，转变态度，支持造反派群众。[5]即使武汉发生了对于文革造成重大冲击的七二○事件，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以后也是将对这个事件负责的军队领导人作为党内错误来处理的。针对北京高校发生的武斗事件，是通过派工宣队进入大学来解决的。对于冲击中南海和国防部的学生，也是通过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撤出的，并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6]解决文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一般来说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处理的。这就要采取民主而不是专政的方法，通过思想工作来解决存在的问题。

　　从中我们看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为了文革的顺利进行，中央并没有放任不管，而是制定并执行了政策措施的。这些政策措施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通过反右纠“左”来排除文革的障碍，为全面夺权开辟道路；通过革命的大联合来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来完成全面夺权的任务；由中央掌握省市自治区和中央部委、重要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审查、批准权；实行“三支两军”，支持左派夺权行动，维护工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实现政局稳定，是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根本保证；办学习班，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重要途径。这些政策措施实行以后，使得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既没有偏离既定的轨道，又夺取了权力，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完成了全面夺权的任务。这样就将文革进一步推向了前进。

　　（2）《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指引文革发展的喉舌。

　　我们知道，《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这两个报刊是党中央的喉舌，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其中的重点文章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并经中央碰头会讨论后发表的。在全面夺权阶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号召、主张、政策、措施直接向社会上发布，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了解、掌握文革的方针政策，紧跟党中央的步伐，投入到夺权行动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中来。

　　全面夺权阶段，由于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各级领导干部成为批斗对象，党政机关遭到冲击、陷入瘫痪，因而依照组织程序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传达到各级党委，再由各级党委向社会上传达的作法，实行起来就遇到了重重困难。同时，党内文件也是不便于直接向社会上公布和传达的。这样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号召、主张、政策、措施就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以社论、评论员、编辑部和个人署名文章的名义发表，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领会、掌握中央的文革精神，跟上文革的步伐。

　　全面夺权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如何运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这一喉舌来指引文革发展的呢？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号召。这是进行全面夺权的宣言书。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7]元旦社论是根据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精神起草的。这次谈话发出了全面夺权的动员令。

　　一月六日，上海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全国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浪潮。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同日，《人民日报》转载。[8]

　　全面夺权阶段不是单独一派或少数几派夺权，而是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为了在夺权斗争中能够正确对待干部，准确锁定走资派，防止出现夺权中的派性斗争，促进夺权斗争的顺利进行，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9]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毛泽东在修改中指出，要正确对待干部，不能对干部一概打倒，允许干部改过自新，同时还要求干部经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新的功劳。[10]

　　在夺权斗争中，干部队伍遭到普遍冲击，许多领导干部被揪斗，出现了“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行为。为了在夺权行动中纠正这种现象，在斗争中正确对待干部，识别干部，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防止造成扩大化，三月一日出版的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文字，指出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11]

　　同时，鉴于干部队伍中仍然存在着“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许多干部对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采取抗衡态度，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人民日报》等转载。[12]

　　在夺权行动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引导着夺权行动的发展。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13]

　　夺权阶段还在进行着革命大批判运动。围绕刘少奇展开的批判明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揭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加深了广大群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红旗》杂志和四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首次不点名地把刘少奇作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14]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15]这两篇文章从刘少奇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言论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入手，运用唯物史观，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对刘少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为了纪念文化大革命发动一周年，推动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将“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第七期《红旗》杂志发表《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围绕“五一六通知”这一历史文件，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总结了一年来文革的经验教训，初步阐述了毛泽东继续革命的观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这是《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文章。[16]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重要文章特别是关于文革方向性的文章，都要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甚至修改，有的还要经过中央碰头会讨论后才能发表。可是《红旗》杂志却在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中不仅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这一关系文革发展方向的错误口号，而且还是在未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情况下就发表了这篇社论，因而犯了严重错误。

　　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是由关锋主持起草，八月一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17]

　　在全面夺权阶段，通过实行“三支两军”来促进社会的稳定，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必须会造成对于军队的严重冲击，破坏文革发展的大局。因而毛泽东后来断然否定了这一口号。[18]虽然这个口号是在武汉七二○事件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但是像这样关系文革下一步发展方向的文章即便抛开内容不论，单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要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后才能发表的，遗憾的是《红旗》杂志却没有这样做。这篇文章的发表直接导致了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的倒台。

　　在全面夺权浪潮中，为了让广大群众进一步加深对于文革的认识，从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来分析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第十三期《红旗》杂志发表署名《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八周年，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第十五期《红旗》杂志发表国庆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万岁》。社论回顾建国以后的历史，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论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提出了今后的战斗任务。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20]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全面夺权的高潮已经过去，这个时候相当数量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这些省级行政区的革命委员会业已或者即将成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1]于是在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对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和总结，以作为文革进一步发展的指针。

　　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第十六期《红旗》杂志发表为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22]这六个理论要点构成了继续革命的基本内涵。

　　从文革发展的形势上来看，一九六八年将要在全国建立起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完成文化大革命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于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发出了迎接文革全面胜利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两报一刊发表毛泽东审阅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23]

　　当多数省市自治区已经成立或即将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又重申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提出国家机关改革的目的，要求在建立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必须遵循这些原则。

　　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第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24]

　　进入一九六八年四月，一些省级行政区的局部地区派性斗争严重，仍然存在着大规模的武斗。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要求大家对派性斗争要进行阶级分析，认识到派性斗争的本质，处理好派性斗争，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

　　四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五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25]

　　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即将完成，斗、批、改就提上了文革的议事日程。这个时候姚文元起草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向全国提出了斗、批、改的任务。毛泽东审阅时将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二期《红旗》杂志上发表，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26]

　　全国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全面夺权完成的标志。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一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别批准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九月七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27]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全面夺权任务的完成，文革进入到了斗、批、改的阶段了。

　　以上我们不过是列举了全面夺权阶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重点文章，其实针对这个阶段发生的具体事件两个报刊还发表过不少文章和评论。从中我们看到，《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传播的是党中央的声音，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指示、号召、主张、政策、措施是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传播到社会上和群众中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虽然也是党中央的喉舌，但是电台不过是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社论、评论员、编辑部和个人署名的文章以声音的方式向社会上播送罢了，因而我们在谈到党中央喉舌的时候，只是强调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没有提到广播电台的作用。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既然是党中央的喉舌，那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全面夺权阶段就是代表中央为文革的发展指明方向。因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关于这方面的重要文章都要经过毛泽东审阅、批准，有的还要经过中央碰头会讨论以后才发表的。如果这样的文章没有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时又违背、偏离了中央关于文革的导向，那么这些报刊杂志的负责人及文章起草者都要对此负责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的倒台就是与此密切相关。这些文章向社会传播了党中央的声音，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都要使自己的行动朝着中央指导的方向前进。否则的话，在全面夺权阶段如果从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偏离、背离文革的发展方向，最终会遭到惩罚，被文革的大潮吞没。后来一些造反派的命运（比如北京五大学生领袖）就是这样造成的。

　　全面夺权阶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喉舌，不仅向社会传达着党中央的声音，还指引着文革的发展方向，具有特殊意义。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是在两个报刊的指导下向党内走资派发起攻击，展开全面夺权行动的。能不能真正重视、领会并将两个报刊传递的党中央的声音见之于实际行动中，不仅直接关系到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走向，也决定着干部和两派群众的政治命运。如果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28]那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这两个报刊则是在演习中起到了信号弹的作用。

　　（3）无产阶级专政是全面夺权得以进行的坚强后盾。

　　我们知道，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组成了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根本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在这些国家机器中，军队、警察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主要暴力工具。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虽然国家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军队、警察作为国家暴力工具的职能仍然存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军队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所不同的是以前由剥削阶级掌握，现在掌握在人民手中。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继续革命是搞不起来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是继续革命的坚强后盾，那么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军队、公安机关就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要从走资派手中进行夺权，这个时候作为政权支柱的军队、公安机关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直接关系到文革发展的走向。既然文革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那么从文革发展的逻辑上来说，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公安机关，就必然会支持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为进行夺权的革命群众提供保护和帮助，而不是相反。

　　诚然，这个时候进行的夺权行动，矛头不仅指向党政机关内部的走资派，也指向了军队和公安机关内部的走资派。因为军队和公安机关也要进行文化大革命。由于军队和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军队和公安机关内部的夺权行动非常慎重，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这是为了保持军队和公安机关的基本稳定，发挥它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保护夺权的作用。但是，这些专政机构内部的走资派仍然受到了冲击，他们与党内走资派存在密切的联系，同时也由于其它复杂的原因，这些人仍然会与党政机关内部的走资派联合起来镇压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这种现象虽然在全面夺权阶段出现了，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此予以迅速纠正，因而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对文革造成根本性影响。

　　全面夺权开始后，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工具的公安机关是支持革命群众的夺权行动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运动。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行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必须适应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采取恰当的方式，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

　　文件要求打击现行反革命行为及其分子，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对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和殴打、拘留革命群众的，分清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判教育和依法惩办。文件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军、警、宪、特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一律不准串连，不准他们建立组织。凡是利用大民主或者其他手段，散布反动言论的，根据危害程度，由革命群众和公安部门分别进行处理。党、政、军机关和公安机关人员，如果捏造事实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要依法严办。[29]

　　公安机关不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进行全面夺权保驾护航，同时还要进行自身的文化大革命。

　　一月十七日，公安部下达《关于各级公安部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级公安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再受某些旧规定的约束，而应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元旦及一月十二日社论、红旗评论员一月十六日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和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支持左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公安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公安部的这个通知。[30]

　　不仅作为无产阶级专政重要工具的公安机关积极支持全面夺权阶段的文化大革命，而且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工具的军队也介入全面夺权的斗争，支持革命群众的夺权行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地方党政机关发生瘫痪，形势动荡，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一些省市自治区发生混乱，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进程，这个时候毛泽东和中央果断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发布了“军委八条”、“军委十条”。虽然军队在支左过程中也犯过严重错误，走过了一段曲折的路，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军队在全面夺权阶段是支持文革的，造反派群众是在军队支持下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这也就形成了军队领导干部后来在省级革命委员会中担任了三分之二主任的结局。[31]

　　全面夺权的任务是在军队和公安机关支持、帮助下得以完成的。本来，军队和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全面夺权阶段就是要支持革命群众向党内走资派的夺权行动。党内走资派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他们窃居在党内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手中掌握着权力，而这个权力背后的主要成分则是军队和公安机关。正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所以才能够镇压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为所欲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革命造反群众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号召下，夺取他们手中的权力。这个时候中央要求军队和公安机关支持造反群众，就剥夺了这些走资派企图利用军队和公安机关来镇压造反派群众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失去了国家机器保护、支持的走资派就变成了一个个纸老虎，在革命群众的斗争面前威风扫地，败下阵来，不得不交出权力。尽管其中也会有一些人企图制造各种借口来镇压革命群众，但是毕竟不占主要地位，更阻挡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洪流的滚滚向前。

　　军队和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全面夺权阶段任务的完成，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引下，以造反派为核心的革命群众为主体，在军队和公安机关等专政工具的支持下完成的。进行全面夺权及其任务的完成，是在剥夺了党内走资派对于国家机器的掌控，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动用国家机器支持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后，才得以实现的。因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坚强后盾。

　　（4）全面夺权进程中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开展夺权斗争的同时，又进行了革命大批判运动。革命大批判运动是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份以后以其鲜明的特色迅速发展起来的。这是由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起，以中央报刊的批判为导向，全国各地报刊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以其凌厉的锋芒，磅礴的气势，不仅推动了全面夺权斗争的发展进程，还要改造人的世界观，进一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32]

　　① 革命大批判运动产生的原因。

　　开展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不是没有原因的。全面夺权阶段是文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不仅要围绕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展开，还要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这个时期的革命大批判运动纳入文革发展的整体部署中。

　　原因之一，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是以前进行的大批判在全面夺权阶段的逻辑发展。我们知道，革命大批判并不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产生的，而是早在文革发动阶段就已经出现了，随后在拨乱反正阶段还进行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活动。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在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拉开序幕的。文革前也已经开始了文化领域的系列批判运动，比如围绕《李秀成自述》、翦伯赞等人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有鬼无害论等等进行的批判。如果追溯的更远一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进行了围绕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红楼梦》研究进行的批判和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及其集团宗派主义作风的批判，因而我们说革命大批判由来已久。革命大批判并不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才产生的，从建国后文化革命发展的逻辑来分析，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不仅是以前进行的革命大批判的继续，而且还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是以前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在全面夺权阶段的继续和发展，是为完成文化革命所采取的实际行动。

　　原因之二，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是进行全面夺权斗争的必然要求。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夺权，这个阶段的一切行动就要围绕这个主要任务展开。夺权锁定了革命大批判的内容和方向。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既是以前革命大批判在逻辑上的发展，又具有鲜明的阶段色彩。因而这个阶段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就是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为了消除夺权斗争的障碍，顺利完成夺权任务而进行的大批判。这就要从全面夺权的大局出发，着眼于全面夺权的斗争需要，从性质、内容、重点、方法等方面来谋划革命大批判，将这个阶段进行的革命大批判置于全面夺权的整体部署下，使之成为完成全面夺权任务的重要手段。

　　原因之三，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是动员造反派群众进行夺权斗争的迫切需要。全面夺权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夺权的主体则是造反派群众。这就要不仅从理论上来论证夺权的正义性、合理性，还要在斗争中吹响夺权的号角，为夺权进行擂鼓助威，鼓足造反派群众的士气，提高他们进行夺权的斗志和信心。由于这个时候夺权的对象是走资派，而且在夺权过程中还遭到他们或公开或暗地的对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从舆论上对他们发起强大的攻势，揭露他们的本来面目，指出他们对于文革的抗衡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说明他们在党内的存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发展的严重危害性，灭资产阶级威风，长无产阶级志气。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这是动员造反派群众进行夺权斗争的有效途径。

　　原因之四，开展革命大批判运动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明辩是非、净化思想、坚定信念、焕发激情的必然选择。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全面夺权的发展要求，将批判的主要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在斗争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革的主动性、自觉性。只有在现实、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批判运动中，才能取得这样的成效。因而这个时期的革命大批判不仅要有力地批判党内走资派，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活动。通过深入的革命大批判，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交锋中，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辩是非，涣发出前所未有的斗志豪情，不仅认识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因及其表现，还真切感悟到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向走资派夺权的必要性、复杂性，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以实际行动投入到全面夺权的浪潮中。

　　由此我们看到，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不仅是以前进行的大批判的继续，也是围绕全面夺权展开的行动。这是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在批判中明晰文革要义，弄清文革原因，认清走资派的真实面目，以便动员群众起来进行造反、夺权，为完成全面夺权任务而采取的批判运动。

　　② 全面夺权阶段革命大批判运动中的三篇代表性文章。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次谈话中说，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发表后，就算是到了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的阶段了。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33]

　　其实，这个阶段也就是在全面夺权完成后进入的斗、批、改阶段。[34]这个阶段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从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达到改造人的世界观的目的。不过由于在全面夺权阶段经历了比较多的波折，大联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时还难以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因而斗、批、改的阶段也就随之往后推迟了。

　　虽然革命大批判是斗、批、改阶段的重要任务，但是却在全面夺权阶段就已经展开了，结合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状况，从中央到地方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大批判运动，以其凌厉的形势发展起来，将全面夺权的斗争进一步推向前进。这个阶段在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陶铸的两本书的过程中形成了三篇代表性的文章。这三篇文章是在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表的，在当时影响很大，不仅在中央报刊刊登过，还由新华社发了通稿，并在电台予以广播，以磅礴的气势引领着大批判运动的发展。现在我们就将这三篇文章向大家予以简要介绍。

　　1）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一文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对刘少奇的不点名批判是从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的批判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称邓小平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章运用唯物史观，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以毛泽东和刘少奇围绕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分歧为切入点，结合当时的斗争状况，联系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示了围绕电影《清宫秘史》出现的分歧与斗争，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上存在分歧和矛盾的反映。

　　电影《清宫秘史》是一九四八年由香港一家电影公司摄制的，主要讲述了清朝末年光绪皇帝、珍妃与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内的争斗。电影对支持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给予了肯定，对慈禧则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影片中通过珍妃之口，说出了要光绪依靠洋人、夺取慈禧的权力。同时影片又对义和团运动充满了仇视，有许多诬蔑与不实的描述。影片完成后，先在香港上演。一九五○年三月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35]

　　这部电影上映后至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前，毛泽东至少两次提出要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第一次是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研究问题的信》中写道：“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36]

　　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写序问题，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的：《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的。[36]

　　尽管如此，从这部电影上影到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前，还是没有人能够写出一篇对电影《清宫秘史》进行严肃批判的有说服力的文章。究其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评价上存在分歧的缘故。毛泽东认为影片是卖国主义的，而刘少奇则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这样在具体操作上不好处理，因而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就将这件事拖了下来。这也是戚本禹文章中对胡乔木进行半点名（即只点姓，不点名）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泽东发表关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第二次讲话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批判运动随之兴起，同时毛泽东也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写一些批判性的文章。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有一段提到了《清宫秘史》的问题，戚本禹读后觉得文章仍然没有对影片究竟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因而戚本禹就将他一九六六年写成的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文章拿出来，联系当时正在进行的路线斗争，结合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状况，做出进一步修改，最终形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的长篇战斗檄文。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就要首先了解这部电影的内容及其相关情节，为此戚本禹是下了功夫的。他在《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的帮助下，从电影馆资料室借来了电影剧本，反复研读剧本的台词和对白。在研读中，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主席说的没错呀，这部影片确实是卖国主义的。电影借珍妃之口，要光绪依靠外国人来推翻慈禧太后，把政权夺过来。主席说过，尽管慈禧是个很反动的人，但是在民族立场上，她比光绪要好。这么多年，主席说过多次《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的，自己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看了剧本，再结合主席的评论，才弄明白了。

　　电影《清宫秘史》之所以是卖国主义的，就是这部电影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一个思潮，为了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崇洋媚外，开门揖盗，勾结列强干涉中国内政，依靠外国人的支持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清宫秘史》还无视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斗争性质，把他们丑化成一批流氓土匪、江湖术士的迷信活动。戚本禹在弄明白了毛泽东为什么说这部影片是卖国主义的原因后，又翻看了大量的有关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资料。这样就为文章的写作作好了准备。于是，戚本禹在他的秘书程理嘉等人的帮助下，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写成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一文。[37]

　　这篇文章写好后，戚本禹又进行了反复修改。三月二十二日，戚本禹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第五稿报送毛泽东审阅。由于文章将电影《清宫秘史》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一起，因而他向毛泽东报告了这篇文章的写作情况，还请示是否可以这样作，他写道：“这是去年看了《清宫秘史》影片以后写的，最近改了一下，送呈主席一阅。目前，可否联系这部电影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请主席考虑。”

　　毛泽东认真审阅了这篇文章，不仅向戚本禹提出了文章的修改建议，还亲自动手对文章进行了修改。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戚本禹的送审稿有一处引用了义和团流行的一首歌谣：“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在这旁边，毛泽东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语，戚本禹在这首歌谣的前后各加写了一段话。

　　送审稿中有一处写道：“影片还把义和团诽谤为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它借大臣赵舒饶之口说：‘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就在此一举。’”毛泽东在文中“赵舒饶”的“饶”字下划了一道，并批示道：“是翘还是饶，请查一下。”戚本禹查对后发现是自己写错了，于是将赵舒饶改为赵舒翘。

　　毛泽东在审阅文章时还加写了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毛泽东还在第二页删去了“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外，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阅后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38]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审阅该文时不仅指出了应该增写的内容，发现了人名中的错误，还亲自加写了一段文字，删去了对自己称赞的话。这表明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是重视的，在认真、细致地审改后，还对该文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在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就开会讨论、修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小组全体成员都参加了，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文章由戚本禹、王力轮番朗读，读一段讨论一段，用字遣词乃至一个标点用得如何，都要进行斟酌、讨论，直到第三天上午才把修改好的稿子拿去印刷。当天下午再拿回来进行讨论，前后进行了几次才修改好。

　　文章改好之后呈送毛泽东，毛泽东再次审阅后指示，在全国报刊发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广播。这时王力向周恩来请示这篇文章如何署名，周恩来说，这篇文章是第一篇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以个人署名为好，就用戚本禹的名义。

　　戚本禹觉得，这是第一次公开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是经主席和大家集体讨论修改的，文章形成的过程不同寻常，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不大合适，于是提出是不是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周恩来就对他说，正因为这篇文章会引起全国以及全世界的注意，按照国际上通常的作法，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是代表官方的，而个人署名的文章，再怎么说，也是个人文章，这是有区别的。把刘少奇的问题突然一下子作为官方文件提出来不好，还是由个人署名为好。康生点头称是，陈伯达、江青也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这样文章就以戚本禹个人署名的方式发表了。

　　周恩来又亲自安排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夏青、葛兰来朗读。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曾向戚本禹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读不出气势来，要他改短一点。[39]

　　戚本禹的文章是这样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

　　文章开篇介绍了《清宫秘史》一九五○年三月在北京、上海和全国其它城市上映后，即使在有毛泽东指示的情况下，却一直没有受到批判。文章将电影《清宫秘史》与随后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联系起来，说明电影《清宫秘史》是在党内走资派的阻挠下才没有被批判的。这样就将围绕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系在了一起，说明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党内是长期存在的，由此引申出双方围绕电影《清宫秘史》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和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这三个方面存在着原则性分歧。文章就是从这三个原则性分歧展开论述的。

　　在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方面，文章认为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章引用珍妃和大臣孙家鼐劝光绪皇帝依靠帝国主义列强来与慈禧太后进行斗争、以期恢复皇权的史料，说明幻想依靠帝国主义列强支持来夺取权力，就是让帝国主义列强来干涉中国内政。这是十足的卖国主义。文章引用毛泽东的论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提出要做红色买办的观点。这样就将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了。

　　在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方面，文章认为，虽然义和团在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认识上存在着局限，但是从近代历史的发展大势来看，义和团运动起着伟大的作用。文章高度肯定了义和团运动在近代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批驳了影片将义和团运动说成野蛮的骚乱，攻击义和团是什么“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乌合之众”，是什么专搞“邪术妖法”的“无知愚民”。这种说法表明影片是和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的。文章将毛、刘双方在批判电影《清宫秘史》上的分歧与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联系起来，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这种作法是和刘少奇在电影《清宫秘史 》上的态度密切相关的。

　　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方面，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抱什么态度的问题。文章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逻辑出发，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同时在一九四九年已经宣告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电影《清宫秘史》还在鼓吹改良主义，这就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了。这样就把双方在电影《清宫秘史》上的分歧与现实政治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

　　文章最后说，围绕电影《清宫秘史》展开的这一场严重斗争，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文章引用解放前夕刘少奇的天津、东北讲话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将刘少奇在三十年来所犯的错误概括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八问，进一步论证、深化了文章的主题。[40]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五期。[41]三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四月一日，在《人民日报》的头版上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新华社也发了通稿，全国各大报纸也都刊登了。[42]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刘少奇读到这篇对他进行严厉批判的文章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刘少奇是从报纸上读到这篇文章的。看完后，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43]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少奇否认自己说过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话，也否认自己讲过要做红色买办，那么真实的情况如何呢？

　　这个时候听过他讲话的人就出来作证了。胡乔木专门给中央写了一个材料，他说他记得清清楚楚的，刘少奇当时确实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只是当时他对批判刘少奇的观点有顾虑，所以没有贯彻主席的指示，为此他向毛泽东作出了检讨。戚本禹后来回忆说，胡乔木的这个材料当时他亲眼看过。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过要做红色买办的话，谭震林站出来写了证明材料。谭震林因为二月逆流事件刚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正在靠边检查。这时他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他可以证明。当时刘少奇和他都是新四军的领导人，刘少奇是政委。刘少奇给他们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可以做美国人的红色买办嘛。谭震林的这个材料，字写得很大，戚本禹也看到过。毛泽东看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以后，对中央文革小组说，谭老板还是革命的！你们老批他干什么！他是爱国主义的。他可以参加文革小组了。

　　关于要做红色买办的话，戚本禹等人当时也问过陈毅。陈毅说，他也听到刘少奇这样说过，好像是主席重庆谈判回来以后，讨论与美国关系的时候，刘少奇这样说过。陈毅说这话时，周恩来当时在场。[44]

　　从胡乔木、谭震林写出的证明材料可以看到，刘少奇当时确实讲过这样的话。既然如此，为什么刘少奇却对此矢口否认呢？这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他自己忘记了；也许是处在大批判的背景下，戚本禹的文章又用了比较激烈的语言，一时冲动之下为自己辩白，才说出了那样的话。不管是什么原因，在别人的证言面前，刘少奇否认自己讲过那样的话，只会使他的问题复杂化，同时也会对他的人格造成损害，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是没有疑问的。

　　我们注意到，戚本禹的文章在结尾处摘录了刘少奇建国前后天津、东北讲话的若干内容，又将刘少奇的错误归纳起来提出了措词严厉的八问，这到底是为了批判刘少奇编造的谎言，还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就是如此呢？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刘少奇批判的正义性，也涉及到文章的立论能否站得住脚，因而就必须把这个问题辨析清楚。下面我们运用史料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我们先看刘少奇关于天津和东北问题的讲话。戚本禹的文章是这样表述的：

　　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大唱反调，极力宣扬“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奔走呼号。

　　就在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的前后，他到处游说，大做黑报告，滥发黑指示，极力颂扬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鼓吹“剥削无罪”，“造反无理”的谬论。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他却胡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大叫什么：“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如果资本家多了，剥削多了，那么，我们就越感到舒服。”他还恬不知耻地向资本家说：“工人的痛苦就是失业，就是怕没有人剥削，所以有人剥削比没有人剥削好。”“工人要你剥削，不剥削人家就苦得很。”“资本家也是为人民服务。”“你们有本事多剥削，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利。”“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资本家的剥削是有历史功绩的，这个功绩是永垂不朽的。”他大肆宣扬“剥削合法论”，说什么“赚多少钱都是合法的，多到什么程度，花花绿绿，胭脂水纷、大吃大喝都是合法的。”他甚至学着小丑的腔调向资本家说：“资本家先生！我请求你剥削一下吧！剥削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就不得了。”

　　工人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反动的臭理论，他便污蔑工人：“不懂政治，觉悟不高。”并以资本家的帮凶的口味，恶狠狠地威胁工人说：“工人不听话，（资本家）要斗争（工人），这是合法的。”

　　与此同时，他还积极鼓吹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经济”，提倡“四大自由”（即放高利贷自由、雇工自由、土地买卖自由、经营自由）。主张大力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民”，发展富农经济。胡说什么“现在剥削是救人，不准剥削是教条主义，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关内农民到东北去，东北的富农剥削他，他就谢天谢地。”“雇人劳动，不叫剥削，它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提出雇人耕种土地“没有限制”，“雇工种地是合法的，对群众也有好处”。声称“有剥削还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东北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怕”。企图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中迅速泛滥开来。[45]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戚本禹在文章中引用的刘少奇的话是来自于他当时的讲话记录。[46]天津档案馆中就保存着这样的讲话档案。七届二中全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通过三大改造，逐步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这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显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这种分歧表现在刘少奇主张要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毛泽东主张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在东北变工互助合作方面、山西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上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刘少奇明确反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史料，但是他的天津讲话以及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反映出他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态度。因为这里面就包涵着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意思。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后来在批判中被概括为“剥削有功论”。从刘少奇在讲话中说只有资本家才能给工人饭碗子来看，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连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都没有搞清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严谨的科学分析论证了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后来薄一波在谈到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时候说，刘少奇的讲话是走了“火”，意思是说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主要是一个语言表述问题，而不是思想问题。他还说毛泽东那个时候也说过“剥削越多越好”的话不一定那么讲。[47]

　　当然，客观说来，建国前夕，天津又刚刚解放，为了稳定人心，让资本家吃一个“定心丸”，以便他们能够安心生产，保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繁荣，刘少奇用通俗、形象的语言讲出那样的话，也是具有特定背景的。那么，刘少奇讲话中的问题究竟是一个语言表述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呢？单纯从这次讲话来看，还真是难以确定。正是因为这样，即使刘少奇发表了这样的讲话，也没有动摇他在党内的接班人地位。这表现在一九五三年中央分一线、二线的时候，毛泽东委任刘少奇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当高岗、饶漱石向刘少奇发起挑战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支持刘少奇，还发起了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斗争。只是由于六十年代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一系列事件上出现严重分歧的时候，再结合五十年代乃至建国前后的分歧进行综合考察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我们再来看戚本禹文章中发出的八问。

　　文章中的八问，措词严厉，慷慨激昂，一针见血，鞭辟入里，是对刘少奇从抗战前夕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三十年间所犯错误的集中概括，也是文章的点睛之笔，将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推向了高潮。那么，这八问到底是为了渲染批判刘少奇的气氛故弄玄虚，还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真实表述？这就需要我们将这个问题辨别清楚。为此，我们将八问的原文引述如下：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

　　难道竟有这样疯狂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段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

　　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什么你要在一九六二年还重新出版过去那种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欺人之谈的大毒草《论修养》？

　　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和推行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48]

　　戚本禹文章发出的八问，到底有没有史实依据呢？是在信口开河，还是从史实当中提炼出来的呢？我们下面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问，是指刘少奇同意在北平国民党监狱当中关押的共产党干部在报纸上登反共声明出狱的问题。这就是党史上吵得沸沸扬扬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刘少奇作为中央代表到华北担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时候，当时正处在全面抗战前夕，北方局极缺干部，有人提议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一批共产党干部，只要履行狱方规定的自首手续即可出狱。由于要在报纸上登反共声明，事关重大，刘少奇没有擅自做主，而是将这个想法报告了在陕北的中央。当时毛泽东正在前线领导红军进行东征，由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在后方主持中央工作。张闻天收到请示电后批准了这个提议。于是这些关押在北京草岚子监狱中的多数党员干部就分批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声明出狱了。但是，也有以刘格平为代表的党员干部没有接受这个要求，表示即使是中央的决定也不执行，宁可将牢底坐穿，也不登报发表这样的反共声明，最后是在服满刑期后出狱的。后来审查期间在档案中对这两种方式出狱的党员干部，是以事实为依据分别记载的。这在党史上是一件颇受诟病而又争议很大的事件。

　　虽然张闻天作为中央总负责批准了这个提议，当时也有抗战前夕北方局急需干部开展抗日工作的背景，这些干部出狱后确实也在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要共产党的党员干部为了出狱去按照国民党监狱的规定，在报上刊登反共声明，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党内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这样的话，又如何对于其他共产党员开展气节教育？共产党员的宁死不屈、永不叛党的诺言又如何得以落实呢？当然，登报发表反共声明与叛党是具有本质性不同的，后来的审查除了发表反共声明外也没有发现这些人有叛党行为。尽管如此，这样做也会给党的建设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教训是沉痛的。虽然这个事件是经过中央总负责张闻天批准的，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也是合法的，但是这个事件是在刘少奇同意后并由他上报中央的，因而作为具体经办这个事件的刘少奇，无疑是应该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

　　二问，是关于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问题。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国共两党关系一度走向缓和，局势似乎向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至第二年三月初，毛泽东因病休养，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49]二月一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50]指示认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狭隘的关门主义”，因而要求全党必须很好地克服那种不相信内战会停止，不相信和平真能实现，以及不相信蒋介石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现民主改革，并能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左”的倾向。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修改、审定了这个指示。[51]

　　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共中央和刘少奇当时对形势的估计有些过分乐观，对国际苏美英三国对中国时局向和平方向发展的影响作用也估计偏高，对蒋介石破坏和平的决心估计不足。正如全国内战爆发后刘少奇曾说过的：“我们糊涂了一下，以为真正可以和，恐怕国际上也都糊涂了一下。现在证明是不可能。”[52]后来，毛泽东也说，七大的估计是正确的，今年一、二月间似乎变了。他还举例说：“复员就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53]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病休后，在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期间，认为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他在起草的中央文件中提出来的，虽然后来被中央接受，毛泽东也修改、审定了这个指示，但是从毛泽东对形势和政局发展的一贯判断及其决策方式来分析，他是从中国存在战争与和平的两种可能性出发，将立足点放在可能爆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刘少奇提出的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存在明显区别的。刘少奇在提出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及在全党的传达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因而他对这个问题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三问，说刘少奇反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是有文献依据的。这不仅由他在解放前夕发表的天津讲话，以及在东北变工互助、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上表现出来，同时邓子恢为了限制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大砍合作社的时候，刘少奇也是对此持支持态度的。[54]如果再与他一九六二年对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支持态度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他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消极乃至反对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虽然刘少奇有这些想法，但是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北戴河会议反对单干风以后，刘少奇及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与毛泽东保持了一致，这样就使得这些当时存在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没有进一步激化，但是造成的影响则是深远的。

　　四问，说刘少奇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这里涉及到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问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首先见之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并不同意八大决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但是，这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到底是什么，毛泽东也在从理论和实践中进行着探索和研究，没有得出确定的答案。一九五七年右派的进攻及反右派斗争，引发了毛泽东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进一步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将社会主要矛盾重新确立为阶级矛盾。虽然阶级矛盾还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写进了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报告，但是并不表明他接受了这个论断。[55]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他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矛盾作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而是就事论事，见木不见林。这在后来“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上集中表现出来。

　　五问，说刘少奇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从现在公开的文献资料看，刘少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动摇，这集中体现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所作的讲话中。他说，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有些问题现在还看得不那么清楚，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再来总结经验，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56]虽然不能由此得出他反对三面红旗的结论，但是他对三面红旗已经发生动摇则是没有疑问的。

　　毛泽东批评说“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三和一少”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这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存在的重要标志。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不是刘少奇而是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分别提出来的。[57]即便如此，在“三自一包”的问题上，刘少奇却不仅支持他们这样做，还同意陈云、田家英主张实行的分田到户。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就是指的这种情况。[58]从现在公布的文献资料看，对于“三和一少”刘少奇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实际上则是采取了默许、支持的态度。从这里来说，五问对于刘少奇的批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六问，批判的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的重要著作，也是延安整风时期的必读物。毛泽东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当时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是著作本身存在问题，二是刘少奇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态度所决定的。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离开正在进行的阶级斗争、革命运动和夺取政权，片面地强调修养，而不是把共产党员的修养放在无产阶级革命、夺权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大局上来考虑，也没有将共产党员的修养纳入正在进行的革命实践活动。这样就离开了唯物论，滑向了唯心论的泥潭。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他在两次引用列宁的话时，都删去了其中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如果说他在抗战期间发表演讲的时候，是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抗日，以求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做还有理由的话，那么在与苏联赫鲁赫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国内也在局部区域出现修正主义的时候，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修改他的著作时仍然作出这样的删节，则就令人生疑了。这就为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增添了一个注角。

　　七问，说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推行形“左”而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其实，毛泽东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指出，这是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59]作出这样的判断并非冲动行事，而是基于冷静思考后得出的结论。社教运动（即“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在一线主持社教运动，造成了运动的扩大化，致使许多基层干部遭受了不应有的打击。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这个时候他们的严重分歧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表现出来。分歧的焦点虽然集中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其重点上，实质上则是他们在阶级矛盾还是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上存在分歧的反映。他们在社教运动上的分歧和矛盾，虽然最终以“二十三”条的制定暂时得到了解决，纠正了以前运动中的错误，但是对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以及刘少奇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变化造成了决定性影响。[60]

　　八问，说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说的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派出了工作组。这个时候围绕工作组问题在中央一线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依靠党委（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来进行运动。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否决了中央文革小组撤销工作组的主张，运动在工作组的控制下转入既定轨道。如果不是毛泽东回京后主持会议撤销了工作组，文革就会表现出另一个模样，出现另一个结局。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61]

　　这个时候刘少奇和毛泽东存在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依靠群众还是依靠党组织（工作组）、采取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的方式、打击对象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还是群众（包括地富反坏右）上。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毛泽东回京后虽然以撤销工作组为标志在中央得到解决，但是刘少奇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变化。这表现在八月四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出工作组提出批评的时候，刘少奇以不怕下台来拒绝接受批评上。[62]这成为改变刘少奇党内接班人地位和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导火线。

　　八问是对刘少奇从抗战前夕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三十年来所犯错误的概括和总结，从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以反问的形式将刘少奇所犯的错误分列出来，使人们认识到他犯错误并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样就进一步深化了对刘少奇问题的批判。八问虽然在某些方面的表述还不够精确，有的错误也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犯过，也有的则是属于认识问题，但是如果将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并非是一个个孤立的、偶然事件，而在其中是存在着必然性的。这样就从史实出发对刘少奇的问题形成了一个系统化认识。

　　从戚本禹文章对刘少奇天津、东北讲话以及发出的八问来看，戚本禹的发问及对刘少奇的批判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历史史实为依据的。虽然在大批判的氛围下某些措词用语和表述比较激烈，在个别地方也存在牵强附会之处，但是这也并非是为了批判刘少奇才把这些问题与他个人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从当时的历史真相出发，将刘少奇在不同时期所犯的错误集中起来，通过八问的形式使人们认识到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戚本禹的文章以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为题是饱含深意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正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剥削和压迫，为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创造了前提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独立和富强的重大问题。即使在政治上赢得独立以后，能不能在经济和文化上同样获得独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仍然是一个能否维护政治独立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路线，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方针，保持经济的安全和迅速发展。在文化发展中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批判地吸收中国和外国的优秀文化，创造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新文化，彰显文化的自信和辐射力，为经济发展和政权巩固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持和精神保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展开对于洋奴哲学、买办哲学的批判，清除崇洋媚外意识，树立民族自信心。因而对卖国主义进行的严厉批判，是在取得民族独立以后，为了巩固政权、维护经济安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手段。从建国后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中，会进一步认识到批判卖国主义的重要意义。

　　戚本禹的文章发表后，从上到下掀起了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运动。从四月初起，各报刊有组织地连续发表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作为代名词，不点名地对刘少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人民日报》等报刊专门发表号召开展大批判的社论。四月三日，北京红卫兵又一次公开举行批判刘少奇的大会。[63]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社论，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的旗帜》中说：“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凯歌声中，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奋起千钧棒，以笔作刀枪，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总攻击，对他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所著的大毒草《修养》，展开了革命的大批判。”“彻底批判和清算十七年以来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面前的一个战斗任务。”

　　四月二十日，江青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说：“在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这个阶段中，应该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她在九月五日的讲话中更是明白地说出这大批判的矛头所向：“现在对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正在全国展开，各个战线上都在向他开火。要把他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我曾经在一个场合讲过，要做到家喻户晓，使他臭得比当年苏联的托洛茨基还要臭。”[64]这样报刊、杂志、电台、大小字报以及集会游行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批判运动，大批判的风潮席卷全国。

　　2） 《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对刘少奇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

　　《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在全面夺权阶段大批判中发表的第二篇标志性文章。这篇文章以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为指导，以批判刘少奇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切入点，紧紧抓住《修养》的要害在于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将《修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老修正主义相比照，既有理论上的论述，又有事例上的说明，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一步揭示了对刘少奇批判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著作。这篇著作是如何产生的呢？后来又经过了怎样的修改呢？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延安马列学院所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的第一、第二部分，原载一九三九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第八十一至八十四期，并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单行本。一九四九年经作者校阅并作了若干修改后，由解放社（人民出版社的前身）出修订第一版。一九六二年作者又校阅了一次，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将原来的两部分调整为九节，由人民出版社出修订第二版。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关于党的建设的代表著作，反映了刘少奇的思想、观点，延安整风的时候还被列为必读物，在党内具有重大影响。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这部著作的批判，不仅会进一步说明对刘少奇进行批判的必要性，将革命大批判运动引向深入，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的一次重要教育，动员他们为完成全面夺权任务而斗争。《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篇文章是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王力、关锋起草，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修改，作为《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六期和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这篇文章是经毛泽东多次审改，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发表的。文章发表前，曾经多次送毛泽东审阅。五月四日，毛泽东对五月二日送审稿阅后批示：“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即中央文革小组——引者注）及常委会碰头会讨论通过。”

　　五月六日，毛泽东对五月五日送审稿阅后批示：“退文革小组。在第7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

　　五月七日下午七时，毛泽东对五月七日送审稿阅后批示：“照此发表。”

　　毛泽东三次审阅，主要加写了两段话：

　　“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65]

　　由此看来，这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是由王力、关锋起草，经陈伯达修改，报经毛泽东多次审改、批准，又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发表的。这篇文章是紧紧抓住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论述的。

　　文章在正文前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明夺取政权的重要性：“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

　　文章对刘少奇仍然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称呼而没有对他进行点名批判，指出《修养》一书的要害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文章接着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说《修养》的作者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从根本上割裂、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本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词句，但是却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在战争年代的版本中，根本不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这两个时期的阶级斗争，根本不谈夺取政权问题。文章接着引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以及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今天的共产党的话，来说明夺取政权的重要性。由此进一步指出离开这个根本任务来片面地强调修养，就会修成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

　　《修养》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修订再版，一九六二年八月又重新修订出版，仍然是离开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来片面地强调修养。这样就不仅与毛主席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一系列伟大著作唱了对台戏，还会使人们修养成资本主义的布哈林式的人物，复辟资本主义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文章由此发问，《修养》多次重印和再版，都不提武装夺取政权，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不是偶然的疏忽呢？文章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文章引用《修养》里面的话，说明在讲到国家问题时，离开国家的阶级性质，离开无产阶级专政，抽象地讲国家问题，而且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只是抽象地对理想社会进行描述，而没有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当然矛盾和斗争的性质与以前存在着不同），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推动着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没有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巩固政权方面进行阐述，而是提出经过社会主义的长期改造的时代，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就离开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文章再次引用马克思、列宁的相关论述，说明这个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由此看出，《修养》的作者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文章接着引用列宁著作的原话，以事实为依据指出《修养》两次在引用列宁的话时，将无产阶级专政删掉了。而后又指出一九六二年将《修养》再版时，把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最好的学生，改为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还全部删掉了原来引用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中的三段话，反斯大林，也就是反列宁主义，这样做是为了迎合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需要。为了删掉斯大林，恩格斯也被陪绑，恩格斯也被删掉了。

　　文章最后做出总结，“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公式同伯恩斯坦“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公式一样，都是十足的修正主义货色。在全国胜利以前，他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全国胜利以后，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他的“修养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这个反动公式的目的。[66]

　　文章中提到刘少奇在《修养》中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特意将无产阶级专政给删掉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引用文章的原文来分析这个问题。文章指出：

　　《修养》一书的作者，不仅自己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也把无产阶级专政剜掉了。

　　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修养》一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拦腰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砍掉了。难道这是偶然的疏忽吗！很明白，在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必要的。

　　另外一段，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在斗争中百炼成钢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依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一书的各种版本， 包括一九六二年的新版，却是这样引用的：

　　“消灭阶级不仅仅是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还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既不能驱逐，又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长期的、缓慢的、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千百万人的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战胜强大而集中的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

　　《修养》的作者，又明目张胆地拦腰砍掉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为反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即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连共产党的领导也给砍掉了。难道这又是偶然的疏忽吗！

　　《修养》在一九六二年重新修改出版，为什么仍然把无产阶级专政删掉呢？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完全可以证明，这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对头，他是绝对不能容忍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就一定要把它砍掉。[67]

　　刘少奇为什么在引用列宁的话时删掉无产阶级专政，而且一九六二年重新修订出版时仍然不恢复以前删掉的无产阶级专政呢？

　　不管怎么讲，对于这个问题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以致于后来为刘少奇翻案后，再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乃至于将这篇著作编入《刘少奇选集》时，编者也对此感到颇为费解，只好对这个问题作了猜测性注释，还替刘少奇恢复了第二段引文中删掉的话（即《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的第一段引文——引者注）。我们引述如下：

　　一九八○年三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编辑部注：这里的引文以前各版在“由于这一切原因”以下，省略了“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等字。作者可能因为重点是要说明消灭阶级必须通过非常“艰难的工作和斗争”，所以作了这种省略。考虑到这里的省略不免对引文原意有所影响（这与上一段引文中的省略不同）（即《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的第二段引文——引者注），现在加以恢复。[68]（《刘少奇选集》的编者引用的是这个注释——引者注）

　　关于这个问题，当年参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九六二年版修订工作的《红旗》杂志副总编邓力群后来回忆说：

　　“在这次修改中也存在一个大的疏忽。刘少奇1939年讲共产党员修养，引证了列宁的一段话，这段话中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在民主革命的任务完成之前，我们不能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刘少奇在引用列宁那段话时把提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几句话删节了。刘少奇这样做，与当时的具体情况有关，我想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我们的疏忽之处在于：我们来回修改，谁也没有想到把这段引文同列宁的原话核对一下，看看删节的是什么，推敲一下当时为什么删节，现在再版时是否应该补上，还是保持原状。当时谁也没有用这个心里，还是照原来的样子，没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69]

　　照邓力群的说法，一九六二年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时没有补上原先删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是处于他们的疏忽，属于工作中的失误，并非他们有意这样做的。其实，即便邓力群说的是真的，果真是他们疏忽了，那么修订后的文章还是要刘少奇进行审阅、批准的，作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作者——刘少奇也疏忽了吗？当年引用这两段话的时候是刘少奇决定删掉的。这个时候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来看，要不要恢复删掉的内部不是应该认真思考一番吗？为什么这件事同样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将删掉的内容予以恢复呢？

　　况且，删掉这两段话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刘少奇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态度的一个具体表现，即便在《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批判文章中也是作为一个事例举出的，关键的问题是《修养》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离开夺取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谈实现共产主义。这更能够反映出刘少奇对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如果再与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乃至于社教和文革中的态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那么刘少奇的政治态度就会更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篇批《修养》的文章主要是从这方面来进行论述的，指出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删去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说明刘少奇在对待无产阶级专政态度上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至于邓力群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来为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删掉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辩解，也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这两部著作的内容及其侧重点不同。《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阐述中国革命理论的经典著作，阐述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是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着重阐述共产主义基本原理及党员意识形态构建的。也就是说，一个是对外的，宣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的，一个是对内的，是为了提高党员的修养，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正是因为这样，就不能拿《新民主主义论》中没有讲无产阶级专政来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删掉无产阶级专政来进行辩解，以此说明刘少奇这样做的合理性。邓力群作这样的类比是不妥当的。

　　这里的疑问是，当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是延安整风的必读物，以后又多次修订发行，为什么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才对刘少奇的这篇著作进行批判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知道，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谈到了这个问题。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指刘少奇——引者注）出的书黑《修养》不触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斯诺问：是新版吗？毛泽东说：老版。说不要夺取政权，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的。当个共产党不要夺取政权干啥啊？！[70]这里指出了《修养》的要害是夺取政权问题。而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里明确指出是老版，说明是因为老版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如此，为什么那个时候毛泽东不指出这个问题，而是到了文革期间才进行严厉批判呢？

　　我们认为，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意见不是后来才出现的，当年就存在着不同意见。不过这些意见在当时是处于次要地位而已。这个时候他对于《修养》的主导方面还是肯定的。这就如同他在刘少奇一九四三年就人性问题给续范亭的信上所作的批注一样。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两人出现了原则性分歧，酿成了严重的矛盾，这个时候毛泽东再回过头来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反思，才对刘少奇以及他的代表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个时候对《修养》的认识与以前存在着重大不同。《修养》刚刚出现的时候，是就《修养》本身说《修养》，而现在则是从刘少奇在革命和社会发展中的态度来看待《修养》。这就是毛泽东对《修养》的认识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文革期间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批判决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仅是刘少奇在引用列宁的两段话时删掉了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与著作本身没有联系当时进行的阶级斗争，没有从夺取政权这一中心任务出发，即使建国后再版时也没有联系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反修防修斗争来进行修订，以及刘少奇这个时期的政治态度造成的。

　　如果说民主革命时期限于当时形势删掉无产阶级专政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一九六二年再版时却无视反修防修斗争的现实需要，仍然删掉无产阶级专政则让人陡生疑问了。斯大林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是这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当着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对中国进行舆论攻击和施加压力，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的时候，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再版时却删掉了做斯大林的好学生以及联共党史教程里面的三段话，这无形中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起到了策应的作用。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这个时候不论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刘少奇的抵制态度逐渐显现出来。这种抵制态度并不是体现在一个偶然事件上，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形成的，而是建国前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一系列事件中反复出现过。从刘少奇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贯态度来看他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再版时的修订情况，就会发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与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上的态度密切相关。正是因为这样，他在《修养》中才没有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没有提出夺取政权，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删掉了列宁两段引文中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在删掉第二段引文中的无产阶级专政会损害原文本意的情况下，仍然执意这样做。[71]

　　其实，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巩固这个政权的根本保证。而《修养》恰恰是离开这个根本问题而不是在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来谈共产党员修养的，这样不仅难以达到修养的目的，而且还会滑向修正主义的泥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是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他们的共性。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修正主义者的要害。《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抓住这个关键问题，从理论上对《修养》展开了严肃的批判，揭示了《修养》宣扬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进一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和辨别力。

　　《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不是就《修养》批《修养》，而是以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为指导，在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背景下，以刘少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态度为依据，以《修养》为靶子，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革命大批判中发表的一篇重磅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从理论上武装了人们的头脑，让人们明白了《修养》的要害所在，认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出现的深层原因，推动了革命大批判运动的发展，有力地策应了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

　　3）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对陶铸两本书的批判。

　　《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组织的写作班子起草的。陶铸的这两本书，一本是一九六二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另一本是一九六四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想•感情•文采》。文章以这两本书为突破口展开了对于陶铸的严厉批判。

　　陶铸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还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由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委以后，他提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72]忽“左”忽右，“左”而实右，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

　　由于陶铸当时在中央的地位以及他在刘少奇、邓小平靠边站后仍然在中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又是在刘、邓以后被打倒的中央常委，社会上一时响起了打倒刘、邓、陶的吼声，因而陶铸也就成为革命大批判的对象了。由于陶铸过去经常写文章、作报告，还出版了两本书，姚文元以及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就从陶铸的这两本书入手展开了批判。

　　这篇批判文章是从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理想”、叛徒加奴才的“精神生活”、对无产阶级刻骨仇恨的“感情”、腐朽不堪的“文采”、要识别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述的。文章在毛泽东文革思想指导下，以陶铸两本书的内容为依据，抓住“理想”、“精神生活”、“感情”、“文采”这几个要点，结合陶铸在文革中的言行，对陶铸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姚文元和他组织的写作班子起草的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多次审阅，又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以后才在全国发表的。

　　武汉七二○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乘飞机到达上海。八月十七日，姚文元将起草好的稿子《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思想•感情•文采》的反动本质》报送毛泽东审阅。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在送审稿上批示：“文元同志：看了一遍，很好。题目似可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小题目不要。此外，有些地方似太简略，宜于加以发挥。但文章已不短，再加或显得太长。究应如何，可与你的写作班子同志们一商，他们可能提出些好的意见。”

　　我们看到，是毛泽东将原文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的。这样一改，虽然淡化了题目的定性、感情色彩，却具有宏大的气派，更显得公正、简洁、质朴、精练，令人耳目一新，认识到是从两本书的角度来批判陶铸的。姚文元和他组织的写作班子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不仅改变了题目，还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八月二十六日，姚文元又将修改后的文章报送毛泽东审阅。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毛泽东在送审稿上批示：“姚文元同志：看过，极好。我只改了几个字，加了一段话，是否妥当，请酌定。建议在北京发表，前一天广播，以便同北京在同一天在全国各报发表。还要先送北京，在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以三四天时间加以讨论。如有好的意见，加以吸收。”“还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毛文稿编者注）文章，你是否有时间担负起来。明后日拟和你一谈。”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修改后的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还要姚文元将文章送中央文革碰头会审阅，先由电台广播，而后在全国报刊上发表。他还要求姚文元在近几个月内写几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亲笔加写了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

　　这里说的反动组织是指当时北京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反动小组织，他们利用一九六七年五月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个“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攻击周恩来的秘密传单。这个反动组织后来很快就被清查出来，为首分子被公安机关逮捕，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毛泽东加写这段话，是立足于文革形势的发展，批评极“左”派的言行，反击当时出现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保护周恩来的实际行动。这与下文毛泽东同意删掉知识分子争论的一段文字是处于同一目的。

　　文章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姚文元和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又对文章做出进一步修改。九月三日，姚文元将修改后的文章报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五日，毛泽东在送审稿上批示：“文元同志：已看过，除个别修改外，均照办。”

　　毛泽东在这次审阅时，九月三日送审稿上原有这样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

　　九月三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请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杨成武（当时陪同毛泽东在上海视察）转报毛泽东：“姚文元批陶的文章中，有一段批评‘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第八页），这个问题涉及总理同陆定一的争论，是否在此文中不提这个问题，请主席考虑。”毛泽东在姚文元的送审稿中删去了这段话，并写下批示：“根据春桥同志意见，此段以删去为宜。”[73]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周恩来和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争论是怎么回事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在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党内是存在争论的。一九六二年三月召开的广州会议以及三月底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认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了。陈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提出了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说法。陆定一却并不同意这种看法。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召开的全国文教书记会议上，陆定一明确表示了自己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

　　对于周恩来和陆定一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争论，毛泽东并不同意周恩来的观点，而是赞同陆定一的看法。这表现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上。同时，也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的历次讲话中表现出来。[74]

　　在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陆定一的意见倒是与毛泽东趋于一致。当时陆定一已经被打倒，而周恩来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领导人。社会上的极“左”派（比如五一六兵团）已经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这个时候如果在文章中谈到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争论，无疑会为社会上的极“左”派提供借口，致使周恩来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同意了张春桥的提议，才删掉了文章中这段话的。这对周恩来无疑起到了支持和保护的作用。

　　姚文元在九月三日送审稿中，将毛泽东八月二十八日加写的一段话用黑体字排印，毛泽东阅后批示：“不要用黑体字，应与上下文一律。”

　　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等报刊。[75]同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第十四期《红旗》杂志也发表了这篇文章。[76] 《评陶铸的两本书》是对陶铸进行批判的重磅文章。这篇文章是以陶铸的两本书为切入点展开批判的。从考察中我们发现，对陶铸进行严厉的批判，主要的还不是因为这两本书引起的，而是由于陶铸在文革期间，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文革的要求背道而驰，成为文革发展障碍被打倒造成的。后来说他是最大的保皇派，其来有自。他被打倒以后，就要对他进行批判。这个时候从他对待文革的态度出发，再来审视他以前出版的两本书，就会产生新的认识，于是这两本书就成为对他展开批判的突破口了。

　　这篇文章在批判陶铸时，给陶铸戴上了大右派、修正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几顶大帽子，在措词、用语上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除了在大批判中特有的氛围外，主要还是从陶铸对于文革的态度来进行定性的。至于抓住他那两本书中的一些词句进行解读是否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陶铸当时在写文章或作报告时他本人的想法究竟如何，就要跳出文本的限制而从陶铸对待文革的真实态度上来考虑，才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这里就不难发现陶铸的言行不一了，一方面唱着共产主义赞歌，一方面又对文革采取抵制态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陶铸展开批判的。这样就会使人们对于陶铸的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提高他们对于文革中出现的形形色色事件的辨别能力。

　　虽然文章对陶铸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是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战备疏散前，陶铸一直住在中南海内，和夫人曾志生活在一起，并没有把他个人怎么样。这个时候他的心情虽然并不愉快，但是仍然可以练练毛笔字，看看书和报纸，填词作诗，不过是在家赋闲而已。[77]后来不幸得了癌症，与政治斗争并无直接关系。这个时候对他进行的监护，主要的还是为了防止造反派对他进行武斗或者将他抓走，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所采取的措施。这真是应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句话了。

　　本来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处理“彭、罗、陆、杨”问题以后，陶铸被调入中央，是应该吸取这些人的教训的。但是，他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和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常委站在一起，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撤销工作组的意见。即使如此，毛泽东仍然是既往不咎，对陶铸寄予希望，采取了团结的态度。这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时陶铸不仅成为中央常委还位列第四位上表现出来。令人遗憾的是，陶铸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改变态度，而是仍然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文革的发展，扭转文革的方向，这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矛盾日益激化，并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最终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被冲击、打倒了。批判陶铸实际上就是批判他坚持的那条路线以及他对待文革的态度，警告和他类似的人及早地改弦更张转变过来，扫除文革的障碍，推进正在进行的全面夺权斗争，为斗、批、改创造条件。

　　由此看来，《评陶铸的两本书》是由姚文元和他组织的写作班子起草，经过毛泽东多次审改，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后，才在电台广播和全国报刊发表的。这篇文章从陶铸的两本书入手，对陶铸发起了猛烈的批判，是进行大批判的力作，推动了全面夺取阶段的革命大批判运动。

　　以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和《评陶铸的两本书》这三篇文章是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标志性文章。这三篇文章都是经过毛泽东审改、批准，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在电台广播和全国报刊发表的。文章参加修改的人员之多、规格之高、视角之新颖、论证之严密、语言之犀利以及传播的范围之广和影响之深远，都是其它类似的批判性文章难以比拟的。因而这三篇文章就引领了全面夺权阶段的大批判运动，不仅推动了正在进行的夺权斗争，也为下一步转入斗、批、改阶段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我们重点介绍这三篇文章的目的所在。

　　③ 革命大批判运动的意义。

　　进行革命大批判运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仅从文革发展的历程上，还要从全面夺权的具体实施上，才有可能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有一个深入、真切而又系统的认识，进一步理解革命大批判运动在全面夺权阶段乃至文革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意义之一，革命大批判运动是承上启下、将文革推向前进的有力措施。我们知道，早在文革前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就已经在报刊上组织了系列的革命大批判。这些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巨澜，暴露出这个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重要准备。姚文元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在文革开始后，不论是在全面发动阶段还是拨乱反正阶段，都进行了革命大批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实际上是以前进行的革命大批判在新阶段的发展，同时又为进入斗、批、改阶段的革命大批判创造了条件。因而我们说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革命大批判不仅在文革前夕就已经存在，而且还贯彻于文革的整个时期。虽然在不同时期批判的内容、侧重点及其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是为了进行文革开展的革命批判运动。这不仅拉开了文革的序幕，还推动着文革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不断前进，对于文革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意义之二，革命大批判运动是推动全面夺权的重要动力。全面夺权阶段的革命大批判，是紧紧围绕夺权这一主要任务展开的。这个阶段的革命大批判从全面夺权出发，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从性质、内容、原因、方法、对象等方面展开革命大批判。为了消除夺权的障碍，激发人们的豪情，各地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大批判。通过开展革命大批判，更多的群众逐渐觉悟起来，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激情投入到全面夺权的斗争中。正在进行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就成为推动全面夺权的重要动力。

　　意义之三，革命大批判运动是宣传文革思想的有效手段。文革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革命大批判运动是在文革思想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没有外部的强大压力，没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文革思想是难以在广大群众中普及、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的。不论是报刊文章还是群众撰写的大字报，以及各级召开的大大小小批判会和各派群众之间的辩论发言，一起汇成革命大批判运动的洪流，以不同的形式将文革思想在社会上传播开来。这些文章、发言和辩论，理性剖析，耐心说教，言词锐利，批判严厉，有的放矢，入木三分，在急风暴雨般的论争中，使文革思想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在灵魂深处引发革命，改造着人们的世界观。这是一场思想领域的交锋，这是一次灵魂蜕变的斗争。文革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得以广泛传播和深入群众内心的。

　　意义之四，革命大批判运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像花草一样在温室中生长的，而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成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在革命大批判运动中，广大青年在斗争中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思想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将继续革命的理论付诸于文革的实践中，在大批判中锤炼自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他们在斗争中不仅深刻理解和把握文革的思想真谛，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力，还进一步认识到反修防修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性，增强了社会实践能力。这样就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幼稚走向成熟，逐渐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大批判运动在文革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革命大批判运动不仅贯穿于文革的始终，推动了文革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全面夺权阶段成为推动夺权的重要动力。革命大批判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文革思想的普及，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重要条件。

　　（5）原则性不同的两种夺权。

　　我们这里说的两种夺权，是指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夺权和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时期进行的夺权。虽然形式上都是夺权，但是却具有原则性的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时期的夺权是形“左”而实右，[78]犯了运动扩大化的错误，而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全面夺权则是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从两种夺权的比较、分析中，才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两种夺权的原则性不同之一，是依靠上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还是造反派群众。刘少奇主持“四清”运动期间进行的夺权，是在上级党委领导下派出工作队进行的夺权行动。[79]文革期间的全面夺权，是由造反派群众进行的夺权行动。随着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发现在各级党政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存在着更多的问题，再采用过去的方法是难以解决这些问题的。[80]这是因为在上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领导下进行夺权，一旦上级党委出现问题，它领导下的夺权又怎么能够保证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呢？在这种情况下，再像以前那样依靠上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来进行运动，就难以取得成效。正是由于这样，文革才没有在各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领导下，而是依靠造反派群众来进行运动。当然，这也是与各级党委内部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对于文革抱着抗衡和抵制的态度存在密切关系的。

　　两种夺权的原则性不同之二，是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我们知道，刘少奇主持的“四清”运动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上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领导下，采取扎根串连、依靠工作队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进行运动。[81]文革进行的全面夺权，则是依靠造反派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进行运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运动方式的不同，反映出在运动中是依靠上级党组织及其派出的工作队还是造反派群众的不同。试想，在不少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出现腐化变质的情况下，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由上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党内走资派就潜藏于他们中间）来领导运动，又怎么能够达到运动的目的呢？

　　两种夺权的原则性不同之三，是打击对象指向基层干部还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是否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否承认党内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主要分歧之一。[82]刘少奇主持的“四清”运动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夺权是指夺基层的领导权。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打击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向潜藏在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夺权。这不仅是指基层领导干部，还包括高中级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看来，中上层特别是中央出现修正主义要比下层出现修正主义要厉害得多，危害大得多。[83]一般说来，真正能够搞垮共产党的不仅是基层党员干部，更重要的还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当然，并非一切党的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派，但是走资派却潜藏于党的领导干部中间，通过文革就是要在运动中识别党内领导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运动的重点就是要对准他们，锁定斗争对象，夺取他们的权力，防止斗争扩大化。这不仅写进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中，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得到了进一步肯定和说明，真正见之于实践还是通过文革来实现的。历史地看，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打击对象上的不同，是他们在运动重点分歧上的反映。

　　从中我们看到，虽然在“四清”运动期间和文革全面夺权阶段都出现了夺权，但是这两种夺权还是存在原则性不同的。这表现在依靠力量、夺权方式和打击对象的不同上。这种不同其实在“四清”运动期间就已经出现了，集中表现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及运动的重点和方法上。文革开始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工作组问题上又一次表现出来，形成了文革进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文革就是在否定了刘少奇路线的基础上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由此我们进一步看到，两种夺权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却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上，从性质上来说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这是因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来，形成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般来说，真正能够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既不是国际上的帝修反，也不是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而是存在于共产党内部的走资派。这些人盘踞在党的各级领导层，以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份出现，讲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权力，业已在党内形成盘根错节的联系，互相呼应，狼狈为奸，依靠正常的途径是很难将他们清除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依靠造反派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夺取他们手中的领导权。只有这样才能将他们清除出党的领导干部队伍。如果这个时候再依靠上级党委及其派出的工作队来领导运动，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将斗争的矛头对准基层干部，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因而从依靠力量、运动方式到打击对象的不同，就是党内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具体表现。这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判断两种夺权是不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不是来自于双方的主观意愿，而是由他们采取的措施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作用所决定的。不管双方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采取的两种不同的夺权措施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正是因为一旦走资派控制了各级党委特别是中央领导权，就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才将运动的重点确立为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并非毛泽东的主观臆断，而是由党内走资派在中国走上修正主义道路、复辟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所决定的。而刘少奇却并不这样认为，不管他主观上的意愿如何，不论是在“四清”运动期间还是在文革中的工作组时期，他所采取的措施都不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这样也就难以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何谈避免资本主义的复辟呢？

　　总之，两种夺权形式上相似，实质上则是具有原则性的不同。这种不同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出来，从性质上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我们不能因为两者都是夺权，就混淆它们之间存在的原则性不同，而要在两者之间的比较分析中，进一步研究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文革发展到全面夺权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是在许多高中级领导干部对文革进行抵制和抗衡的情况下，毛泽东才最终不得不将文革转入全面夺权阶段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两种夺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6）全面夺权阶段不得不延长的原因分析。

　　全面夺权阶段从一九六七年一月到一九六八年八月，共用了二十个月的时间。毛泽东原来设想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以后，在二、三、四月之内决定胜负，再用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完成文化大革命。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党负责人谈话时说：“现在，两方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84]

　　后来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又延长至五月份，毛泽东预计到了五月份省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指“三结合”的阶段——毛年谱编者著）什么时候结束时，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85]

　　全面夺权以后，就要建立临时性的有权威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本文将前面毛泽东说的夺权和革命委员会建立这一、二阶段作为全面夺权阶段的两个具体步骤，把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视为全面夺权完成的标志，因而全面夺权阶段是以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宣告结束的。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就省一级来说，到二月上旬，已有二十多个省夺权。[86]但是，事与愿违，到了五月份除了上海、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北京六个省市外，其它许多省市自治区尽管夺了权，但是革命委员会还是建立不起来。这样全面夺权的任务就难以完成，全面夺权阶段也就不得不往后推迟了。那么，为什么夺取了省市自治区的权力以后，革命委员会仍然建立不起来呢？

　　原因之一，是军队支左人员支错了对象，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后盾。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军队介入文革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从文革发展的逻辑上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军队多数支左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不是支持革命造反派，而是支持了保守派。[87]各地出现的二月镇反和七二○事件不过是这种错误的极端表现而已。这样不仅导致了造反派和军队之间矛盾的激化，也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进程。这种状况出现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得不用很大的精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制定相关文件，做好军队支左领导干部的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认识到错误，行动上转变过来，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行动。

　　原因之二，是群众组织的分裂，保守派和造反派以及造反派内部各派之间的激烈斗争，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进程。进入全面夺取阶段以后，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承担起夺权的重任。但是，在夺权过程中厂矿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内部却形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同时，在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围绕由谁夺权以及革委会的建立，造反派内部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矛盾，造成了造反派内部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夺权斗争，革命委员会也一时难以建立起来。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针对当时造反派内部的派性斗争，以及对干部全盘否定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对当时头脑发热的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提出警告，说现在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同时，还要求做好保守派人员的思想转化工作，在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88]在群众组织中间出现的两派斗争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严重影响了各地进行的夺权行动，也使得革委会的建立遇到了重重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得不解决这些严重影响文革的问题，全面夺权阶段也就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延长了。

　　原因之三，是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致使形势在局部地区进一步恶化，严重影响了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进程。我们知道，在“十六条”中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反复强调这个问题，还采取措施制止武斗行为。但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局部地区仍然发生了武斗乃至大规模武斗，造成了局势的混乱，破坏了文革的进程。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这些大规模武斗的行为，即使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间仍然存在。不仅社会上存在大规模武斗，在一些高校中也发生了大规模武斗。[89]这些大规模武斗行为，不仅践踏了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和原则，扭转了文革的方向，还导致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激化，酿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造成了局势的动荡和混乱，致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遇到了更大困难，延长了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

　　原因之四，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遵循阶级斗争的规律，因势利导，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建立革命委员会。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形形色色的人登上文革舞台，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中央本来是希望在夺权后迅速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但是许多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还是一时难以建立起来。这个时候中央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式，既没有中止全面夺权的斗争，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建立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时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批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90]

　　本来，革命知识分子先知先觉，文化水平高，对时代发展敏锐性强，又具有较好的研究能力，在文革发动阶段以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阶段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在他们中间培养接班人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但是，他们的弱点也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了。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后来才着重从工农群众中间选拔革命接班人。革命知识分子当时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存在的弱点反映到具体工作上就是没有工农兵那样的革命彻底性，这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进程还是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毛泽东在这个阶段还说过：“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91]这表明毛泽东意识到革命委员会一时难以建立起来，从阶级斗争的规律上来说，也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各地限时成立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对当时的斗争放任不管，而是因势利导、在冷静观察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适时成立革命委员会了。这样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也就不得不往后延长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全面夺权阶段原来预计三个月分出胜负，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任务，后来实际上用了二十个月才建立起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多数军队支左人员支错了对象、两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的分裂与斗争、局部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以及中央遵循阶级斗争规律没有强制建立革命委员会等原因造成的。由于多数军队支左人员支持了保守派，致使他们与造反派的矛盾走向激化，同时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斗争以及造反派的分裂酿成了大规模武斗，这样就在军队、保守派和造反派及其内部各派以及地方领导干部之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就愈发困难了。中央是从阶级斗争的规律出发，采取了因势利导的方式，根据形势的发展，及时发出指示，采取相应措施，适时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这样全面夺权阶段也就不得不延长了。

　　七月十三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肖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两位专家谈话时说：“我说过，三个月，即二、三、四月，可以看到眉目。现在的设想有些改变。经过四、五、六、七月，现在八月份了，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92]

　　由于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延长了，因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也就顺势延长了。这个时候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才预计文化大革命要搞三年的（即从一九六六年六月到一九六九年六月）。后来，由于在斗、批、改阶段发生了新的更为复杂、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才延长至十年之久的。当然，这是后话。

　　以上我们对于全面夺权阶段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剖析，我们从宏观上进一步把握了全面夺权阶段的基本状况，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在领导干部、军队和各派群众组织之间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复杂、能动过程。无产阶级专政在全面夺权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革命大批判虽然势头猛烈，但是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以其真理的光芒鼓舞着人们前进。全面夺权阶段的时间是在复杂因素的作用下不得不延长的。现在我们只是对全面夺权阶段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以后随着研究的拓展我们还要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作出全面、深入的剖析。

　　4、第一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上海一月革命引发了全面夺权风暴，各地纷纷进行了夺权斗争。夺权以后就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成为第一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级行政区。由于前文我们已经对上海的夺权及其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作了介绍，现在我们就研究其它省市的夺权及其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情况。

　　（1）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首先对黑龙江省造反派群众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评析。

　　① 黑龙江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黑龙江省地处东北边陲，工业基础较为雄厚，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在东北唯一一块保存完整的北满根据地就在黑龙江省内。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黑龙江省迅速开始了夺权行动，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走在了全国运动的前列。

　　黑龙江的夺权是由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为首的造反派联合进行的。毛远新是红色造反团的重要人物。在黑龙江省委中支持和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是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潘复生过去曾经在河南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平反后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当主任，一九六五年十月初任命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潘复生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主动参加到运动中。一九六六年七月底，他指示“省委要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八月十六日，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在省委院内贴出省委不革命就罢官的大字报。当天下午，潘复生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决定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把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发动群众进一步批判省委错误，并发出了通知。八月十八日，在哈军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大会上，潘复生向红卫兵表态说，八一六通知是错误的，宣布撤销通知，支持学生炮打省委这个司令部，并戴上红卫兵袖章参加游行，成为全国第一个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其他书记处书记则对运动持暧昧态度。八月二十六日，省委机关的干部职工在八区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会上点名批判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等领导人，还给李范五、王一伦戴了高帽子。潘复生在会上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此后，省委书记处的十二名书记中，除潘复生外全部被批斗。到九月下旬，黑龙江省委已呈瘫痪状态。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电示，要求黑龙江省组织临时省委，以解决省委对全省工作的领导。由于种种原因，临时省委未能成立。潘复生因为积极投身于运动中，支持造反的态度比较坚决，所以毛泽东决定依靠他来领导黑龙江省的夺权运动。[1]

　　我们看到，潘复生是全国省市自治区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造反的省级党委第一书记，他能够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到黑龙江省不久，与以前省委的问题瓜葛不多，受到的冲击较少，而是由于他所具有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纪律观念，以及认识到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所决定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他仍然站在了斗争的前列。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开始，哈尔滨大专院校的红色造反团联合向《黑龙江日报》社、《哈尔滨晚报》社、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人民广播电台、省财政厅、省人民银行、哈尔滨市长途电信局、省和哈尔滨市公安机关等夺权。十二日，哈军工和省委机关等单位的红色造反团联合组成了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先后接管了省委各部、委、办的工作机构和省委机要室。十六日，在潘复生和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支持下，哈尔滨三十二个单位的造反团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2]

　　黑龙江造反派在联合夺权的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大力支持，先后成立了省委机关接管委员会和造反团联合总部等联合组织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他们的夺权行动却遭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在两派斗争中，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反对保守派，以此推动黑龙江的夺权斗争。

　　与红色造反团对立的多数派（保守派）组织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八八团、赤卫队等于一月十五日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黑龙江省革命造反派联络总部，准备加入夺权行列，并向一些已被红色造反团夺了权的单位发起冲击，但遭到红色造反团的坚决反击。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三军”（即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其头头被逮捕。八八团、赤卫队于一月下旬先后宣布解散。

　　一月三十一日，造反派在哈尔滨召开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大会宣布成立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同时发布“第一号公告”，称：“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自即日起归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停止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一切领导权。”哈尔滨师范学院学生范正美任班长，潘复生、汪家道为顾问。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肯定了这次夺权行动和建立的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三月二十三日改名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三月，中共中央批准潘复生、汪家道为省革委会正副主任，范正美等为常委。[3]

　　在夺权阶段的两派斗争中，当保守派联合起来向造反派进行夺权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了造反派，取缔、解散了保守派。这是因为保守派攻击造反派、逆文革潮流而动的缘故。黑龙江造反派联合起来成立了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夺取了黑龙江省委、省人委的大权。《人民日报》社论大力肯定了黑龙江省的夺权行动。经过中央批准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

　　② 对黑龙江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评析。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看到，不论是在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开始阶段还是全面夺权阶段，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都是站在了运动的前列，积极支持造反、夺权行动的。这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是罕见的。黑龙江省委书记处的其他省委书记却没有像潘复生那样积极投身于运动中，而是对文革采取了暧昧、抵制的态度。在蓬勃发展的文革形势面前，黑龙江省委书记处就这样对文革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在文革中的表现，无疑会有力地推动黑龙江省的全面夺权运动。

　　我们注意到，中央文革小组在两派斗争中支持造反派，取缔、解散了保守派。黑龙江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就这样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力支持。不仅如此，当地驻军也积极支持黑龙江造反派的夺权行动。这与其它地方因为部队在支左行动中支错对象，从而造成形势的恶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地驻军和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的有力支持，成为黑龙江夺权斗争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黑龙江省的群众虽然在斗争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但是造反派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不断增强自身的凝聚力，避免内部发生严重的分裂，通过革命的大联合，扩大自己的阵营，逐渐形成了力量上的优势。这样就为两派斗争以及夺权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总之，黑龙江省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夺权和建立革委会，是由于造反派在两派斗争中占有力量上的优势，他们的夺权行动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和当地驻军的支持，没有形成两派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斗争。这样就不仅比较顺利地夺取了省委、省人委大权，而且还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报经中央批准以后，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2）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首先对山东省造反派群众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评析。

　　① 山东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山东省的夺权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指导下，由青岛市副市长、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王效禹具体领导，联合其它造反派群众组织共同进行的。

　　山东省的夺权是从青岛开始的。一月十七日，王效禹派康生的儿子张子石等人到北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运动的情况并请示今后怎么办。一月十九日下午，戚本禹对张子石等人说：“你们赶快回去！现在的大方向就是夺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旗子不要让人家抢去。”当晚，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张子石等人，鼓励和支持他们在青岛市和山东省夺权。

　　张子石等人将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带回青岛，造反派迅速采取措施筹划夺权行动。一月二十二日，在王效禹的组织下，青岛二十三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当天，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汇泉广场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会，宣布：青岛市的革命造反派已经把青岛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从青岛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过来了。会议宣读了《告青岛全市人民书》。[4]

　　这个时候山东省省会济南市的造反派组织也行动起来，夺取了济南市委、市人委的大权。在筹划夺取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的时候，造反派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不仅形成了两大派组织，还发生了严重冲突。这样联合起来夺权就遇到了很大困难。

　　一月二十四日，济南市一些造反派组成的大联合革命委员会在职工剧院召开全市有线广播大会，宣布夺取了济南市委、市人委的权力。当天，各造反派组织还开会商讨夺山东省的权，但未达成协议。于是，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即山工总）和山东工人革命造反联合会（即山工联）两大派分别行动，到省委、省人委以及所属机关抢权。在有些地方两大派发生冲突。当晚，山工总出动近万人袭击山工联总部，砸毁了山工联办公机关，绑架了山工联主要负责人。第二天，山工总等十七个造反派组织在《大众日报》发表《告全省人民书》，号召造反派联合起来，展开全面夺权。[5]

　　既然济南造反派组织内部出现了分裂，难以联合起来进行夺权，王效禹就带领青岛市的造反派到达济南，在济南两派组织之间进行促和工作，希望他们以大局为重，摒弃前嫌，联合起来进行夺权。

　　一月二十八日，王效禹率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夺山东省委、省人委大权赴济代表团一行二十二人到达济南。一月三十日，王效禹的这个代表团紧急呼吁山东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二月二日，由二十五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二月三日，济南召开十万人大会，宣布夺取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和王效禹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通过了《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告全省人民书》和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第一号通令》。《通令》宣布：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一切权力，自即日起，全部归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所有，停止前山东省委、省人委的一切权力及活动；原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各部委负责人、原山东省人委省长、副省长、各厅局办委负责人，三日内向本委员会报到，听候处理。[6]

　　我们看到，在王效禹率领的青岛市造反团的劝说下，济南两派造反组织以联合成立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的方式进行了联合夺权，夺取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党、政、财、文等大权。从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出席大会并讲话来看，他们的夺权行动获得了省军区的支持。山东造反派联合组织夺取了山东省党政大权后，迅速组成赴京代表团向中央汇报夺权情况。

　　二月十八日晚，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山东赴京代表团，听取了山东夺权斗争情况的汇报。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再次接见山东代表团。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指示：山东要建立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王效禹从青岛到济南工作；山东省的临时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三结合，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核心领导小组，临时代行省委职权，名单报中央批准。二月二十三日，山东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改名为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共有委员六十余人。五月，根据中央决定，省革委员宣布：王效禹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任第一副主任，韩金海、王竹泉、赵修德任副主任。三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三结合”是夺权斗争胜利的保证》，祝贺山东省夺权成功。[7]

　　从中我们看到，中央肯定了山东省的夺权行动，要求建立以王效禹为首的领导核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组建中共核心领导小组代行山东省委职权。这样中央就不仅批准了山东省的夺权行动，还对山东省夺权后的领导人及其机构设置作出了明确指示。山东省革委会是在中央批准以后建立起来的。

　　② 对山东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评析。

　　从中我们看到，山东省的夺权行动是从青岛开始的。王效禹是青岛夺权行动中的风云人物，当时担任青岛市副市长，曾经以市“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的身份在崂山县搞过“四清”运动，洞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内反映出来的严重问题。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他又与造反派站在一起，积极支持他们采取的夺权行动。

　　青岛夺权成功以后，鉴于济南造反派在夺取本市党政大权以后，筹划夺取省委、省人委大权的过程中出现了分裂，形成了两大派组织，还爆发了严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带领青岛造反团到达济南，耐心做好两派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从大局出发，联合起来进行夺权。在王效禹及其造反团成员的说服下，济南两派终于能够抛弃前嫌、联合起来进行了夺权斗争，夺取了山东省委、省人委的大权。不论是夺权还是建立革委会，都是在报经中央批准以后采取的行动。由于王效禹在山东省夺权和建立革委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也就成为新成立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首要人选。

　　我们注意到，山东省在夺权行动中虽然出现了济南两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最终在王效禹等人的劝说下两派实现了和解，进行了联合夺权。这反映出山东济南两派还是以文革发展的大局为重克服派别纷争的。王效禹作为青岛市的市级领导干部，积极支持造反行动，和造反派一起进行夺权斗争，在领导干部队伍中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军队这个时候也没有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革命干部、造反群众和军队干部在夺权行动中站在了一起，这样就为进行夺权、建立革委会创造了有利条件。三结合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至于后来军队在支左行动中支错对象，与省革委会的矛盾激化，这是后话。[8]

　　（3）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首先对贵州省造反派群众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评析。

　　① 贵州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贵州省虽然处于西南边陲，但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也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风暴。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以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走在了夺权行动的前列。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贵州的夺权，是通过原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进行的。李再含原为贵州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他很早就开始批判贵州省委，曾公开声称要“反戈一击，站在造反派一边，造走资派的反。”从一九六六年九月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李再含在与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冲破阻挠直接向中央发出十八份电报，系统地向中央报告了贵州文化革命的情况，包括群众运动、红卫兵情况、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等。王力认为李再含是部队中少见的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并向毛泽东作了推荐。毛泽东了解了贵州文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李再含在文革中的行动予以肯定。[9]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批阅过李再含向中央发出的电报。

　　一月二十日，李再含向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发报，反映贵州某造反派负责人及其总部的若干问题。毛泽东于一月二十一日在李再含的这封电报上作了批示：

　　总理：

　　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若（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一日

　　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

　　李再含如约到京，在中央文革小组处得到了关于夺权的具体指示。[10]而后，李再含回到贵州，向贵州造反派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夺权的指示，和他们一起来筹划贵州省的夺权行动。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的造反派夺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一月二十六日，《新贵州报》发表《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宣布：“为保证贵州省文化大革命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自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五日起，接管原贵州省委、省人委、贵阳市委、市人委等党、政、财以及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

　　贵州的夺权得到了当地驻军的支持。一月二十六日，部队配合造反派，包围了保守派群众组织所在地，逮捕了其领导人。二月二日，贵州省军区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集会，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省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连续五次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11]

　　我们看到，在夺取贵州省委、省人委大权的过程中，贵州造反派还获得了当地驻军的支持。省军区主要领导人多次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这是夺权行动能够成功和革委会得以顺利建立的必要条件。

　　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看到贵州造反总指挥部的通告后批示：“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称贵州的夺权是“西南地区在隆冬季节响彻云霄的第一声春雷”。一月二十八日，贵州省造反总指挥部发出通告，限令原贵州省委书记、副书记、省委常委自即日起三日内到省市造反总指挥部报到，听候处理。二月三日，贵州省造反总指挥部发出“十项通令”，提出对领导干部实行“抓、罢、提、留、调”的五字方针，这个方针为甄别干部、提拔重用造反派定下了调子。

　　二月十三日，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李再含任主任，张明任副主任。[12]

　　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批准后成立了。李再含本来就是省军级领导干部，率先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在贵州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成立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后，由他担任主任就成为巩固和扩大贵州文革成果的必然选择。贵州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名字的最后确定是通过新闻稿的发表公之于众的。

　　二月十七日，陈伯达向毛泽东报送四份新闻稿，分别是：《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誓师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经验》。陈伯达在送审报告中写道：“贵州省材料四份，内容较丰富，关于三结合的经验也说得好。请主席审阅。如认为可以发表，名称是否简称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请批示！”二月二十日，毛泽东批示：“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前三篇新闻稿；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送审的第四篇新闻稿。这四份新闻稿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一词，发表时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13]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贵州省的夺权行动是在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由李再含组织贵州造反派主动出击，在当地驻军支持下，才取得成功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力支持贵州省的夺权行动。造反派夺取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大权，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报经中央批准以后以新闻的形式宣布的。

　　② 对贵州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评析。

　　贵州省虽然处于西南边陲，经济、文化并不发达，但是在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上却进行的比较顺利，走在了全国文革的前列。不论在夺权行动中还是建立革委会的问题上，都是在中央批准以后进行的。贵州造反派之间尽管也存在着矛盾，但是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时候没有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互相进行争斗并爆发大规模冲突。以李再含为代表的省级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了。造反派是在李再含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夺权斗争的。造反活动又获得了当地驻军的支持，帮助造反派，反击保守派。这些因素就构成了贵州省夺权行动以及革命委员会顺利成立的必要条件。

　　这样看来，夺权行动和革委会的成立能否顺利进行，主要取决于群众组织之间是否联合起来进行夺权、有影响力的革命干部是否站出来、当地驻军是否支持以及成立革委会的时候是否在三结合上及时达成一致意见。贵州省在夺权行动和革委会的建立上比较好地处理了这些问题，通过革命的大联合夺取了贵州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又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正是因为这样才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夺权和建立革委会任务的。

　　（4）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首先对山西省造反派群众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评析。

　　① 山西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山西省的夺权运动是在副省长刘格平的领导下进行的。刘格平是回族人，早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四月在领导庆云县民工暴动中被捕，后转押于北平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分院）。一九三六年，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执行上级组织决定，履行狱方手续，在报纸上刊登自首、反共启示出狱，刘格平是仅有两个未履行手续出狱的人之一。刘格平宁可将牢底坐穿而不在报纸上发表反共声明的态度，表达了共产党人宁死不屈的坚定信念，在党内声名赫赫，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康生电召刘格平进京，向他了解当年草岚子监狱斗争以及山西文革的发展情况。十二月底，江青又电召刘格平进京，动员他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回山西站出来当第一把手”，“领导山西的文化大革命”。据王力说，毛泽东很欣赏刘格平，曾说过：山西就让刘格平搞吧！把刘格平调到北京来，了解一下他的情况，要他回山西去，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江青委托王力、关锋在北京饭店与刘格平谈话，要刘回山西去参加文革，把革命群众组织联合起来，争取领导干部站出来，把山西革命和生产的大权掌握起来。[14]

　　这个时候山西省的文化大革命又是如何进行的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即便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也没有什么变化。[15]在这种情况下，山西省和太原市的造反派多次冲击省委，批斗省委领导人。十二月下旬，造反派在太原五一广场和杏花岭体育场相继召开十万人和二十万人大会批斗陶鲁笳、卫恒、王谦、王大任。十二月二十五日，造反派又冲击了《山西日报》社，查封了办公室、编辑部。十二月二十七日勒令该报停刊。二十八日，强行查封了报社。一九六七年元旦，红联站、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抢占了太原市有线广播站。由于山西省委机关不断被冲击，省委领导人频繁被揪斗，省委的工作基本陷于瘫痪。[16]

　　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造反派虽然批斗、冲击省委领导人，查封报社，抢占广播站，但还没有发展到夺权阶段。

　　中央文革小组与刘格平谈话后，一月六日，刘格平回到太原，召集山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张日清等开会，传达中央指示，开始组建取代省委的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这个小组由刘格平、张日清、袁振（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刘贯一（省委常委、副省长）、陈守中（省委委员、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组成，刘格平任组长，张日清任顾问。一月七日，张日清向毛泽东、林彪及中央军委发电报，请求允许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月十日，刘格平、刘贯一、何英才（省委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袁振、陈守中与山西太原造反派组织串连，并向社会公布了他们五人联名写的揭发省委、策动夺权的“五人大字报”，题为《请看！以卫恒、王谦为首的钻进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一月十二日，刘格平、张日清等人召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山西革命工人野战兵团、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北航播火兵团、首都赴晋造反大队等三十五个群众组织的头头开会，成立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会后，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调动一万余人，连夜抢占省委、省人委和太原市委、市人委机关，抢夺印章、档案，查封办公室，查抄省委领导人的家，抓捕扣押省、市党政领导人。一月十四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发出第一号通告，宣布：“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我们于元月 12日夜夺了省委、省人委、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和抄了一些坏蛋的家，搜出了大批私藏的枪支、弹药和黑材料，彻底捣毁了反党分子的巢穴。这个反造得好！好得很！”[17]

　　对于他们的夺权行动，山西省委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是不是就这样将省委权力交出去了呢？

　　一一二夺权后，山西省委多数领导人表示，没有中央的指示，坚决不能把权交给造反派。一月十八日，省委书记处书记赵雨亭和省委常委刘开基在北京向华北局反映山西的夺权情况，坚持认为夺权和五人大字报是错误的。[18]

　　从中可以看到，面对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山西省委不仅对造反派的夺权行动进行抵制，还向华北局表达了他们对于夺权的不满。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予以热情支持。

　　一月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接见山西造反派代表，明确宣布支持造反派的夺权，王力说：“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行动，我们支持山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从卫恒、王谦、王大任手里夺权！”王力在讲话中还说：“要改变一个观念——有了什么问题都要求省委解决，这没有必要，那等于要他们的命嘛！你们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可以依自己的意见去改组省委，造反派可以安排省委的名单，一句话：要夺权！”一月二十二日，林彪批准张日清《关于军队参与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左派的请示报告》。一月二十三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山西造反派夺权的消息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的第一号通告。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通告全文，并配发题为《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社论中说：“山西省的革命造反派，为全国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新的经验。山西省委内革命的领导干部为全国革命的领导干部作出了良好的榜样。山西省军区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为全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树立了鲜红的旗帜。……山西省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19]

　　在中央肯定了山西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以后，山西各地迅速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浪潮。

　　从一月十三日起，太原造反派对省直各单位都实施了夺权行动。至十八日，相继夺取了《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太原电信局等四十多个单位的权。一月二十日，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又发动第二战役，进一步夺取了电力、自来水、铁路交通等部门的权。到月底，省级领导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夺权基本完成。二月一日和七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又发出第二号、第三号通告，号召在“全省范围内展开全面彻底的夺权斗争”。至二月底，全省各地、市、县党委和人委及数以万计的企事业单位全部被夺权。在山西各地权力纷纷被夺取的情况下，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一月十二日起，由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关押、看管，于一月二十九日夜间自杀身亡。

　　三月十二日至十八日，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和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在太原联合召开山西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选出委员245人，常委27人，刘格平任主任，张日清、刘贯一、袁振、郭永彪、谢振华、焦国鼐、陈永贵为副主任。[20]

　　这样在大联合夺权的基础上，召开了山西革命组织代表大会，选举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报经中央批准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

　　② 对山西省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评析。

　　山西省虽然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但是从一月上旬开始筹划夺权到三月中旬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尖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同时省级干部队伍中也有人主动站出来积极支持造反运动，因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地进行了。

　　我们注意到，山西省的夺权行动是在刘格平组织下进行的。刘格平是山西省副省长，革命资历老，是较早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省级领导干部。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也是支持造反派的，为此还遭到了一些人的攻击。[21]省级领导干部积极支持造反运动，是进行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重要推动力。

　　至于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自杀，当然是令人惋惜的。虽然他受到批斗，但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反复要求他们正确对待群众的情况下，他不仅没有对以前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站出来支持群众的造反行动，而是仍然无动于衷，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遭到造反派的批斗，又有什么令人感到意外的呢？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既然共产党员要为党牺牲一切，那么面对蓬勃发展的群众运动，又怎么会以自杀来了此一生呢？

　　由此看来，山西省能够比较顺利地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既是由于省级革命领导干部对于造反派的支持，又是因为山西造反派在夺权和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没有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总体上来说，不论是在夺权过程中，还是革委会的建立上，革命干部、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能够进行较好的配合，通过大联合夺权，在三结合的基础上建立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委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然，后来刘格平与张日清出现的分歧和矛盾，则是后话。

　　（5）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我们首先对北京市造反派群众夺权及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再对这个问题作出进一步评析。

　　① 北京市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概况。

　　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高校最集中的城市，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就是从北京形成并迅速遍及全国的。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鉴于北京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北京的夺权及革委会的建立又直接影响到文革发展的大局，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北京的夺权及革委会的建立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防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混乱，避免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北京的夺权行动包括对于党中央、国务院部委的夺权和对于北京市委、市人委及其下属部门的夺权两部分。这两种夺权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夺权以后就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我们先看北京的夺权行动。

　　北京的全面夺权风潮是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以后出现的，各高等院校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卷入了这场夺权运动。

　　一月十二日、十四日，北京广播学院北京公社联合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些人，两次夺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权，并违背中央指示，在电台九次播送《夺权宣言》。

　　一月十五日，北京轻工学院红色造反委员会的井冈山战斗兵团到第一轻工业部夺权，发表了《关于接管第一轻工业部的通告》。当戚本禹接见他们时，问道：“你们准备如何干？”学生回答：“我们要监督轻工业部的工作，监督轻工业部的财政开支，我们当部长当不了。”戚本禹是支持他们夺权的，看到他们信心不足，就勉励他们说：“那不一定，要破除迷信。青年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就能干嘛！不要当官，但要关心国家大事，掌握国家命运。行！你们这样干，行。”

　　一月十七日，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在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支持下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政法公社与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公社的造反派联合发出的《重要通知》中说：“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为了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为了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我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郑重宣布：自今日起，由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革命造反派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特此通告。”谢富治于当天下午五时，在公安部礼堂接见政法公社和北京市公安局造反派时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接管北京市公安局的革命行动，你们的行动好得很！你们干得对！干得勇敢！你们完全是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的，你们办得好！我们公安部全体革命同志热烈地欢迎你们！坚决地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此事后来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二月十一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

　　一月十八日，有几批造反派先后到北京市委夺权。由首都职工革命造反总部、首都职工红色造反总联络站、一机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及北京市委的造反派等组织宣布接管北京市委的一切权力。一月二十日，造反派又到北京市人委夺了权。参与一一八夺权的一些组织成立了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一月十八日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在人民大会堂与北京左派学生、机关干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鼓动学生参加夺权行动。周恩来说：“今晚已有三十多个单位的造反派去（北京市委）夺权了，进驻了市委大楼，祝贺他们夺权的胜利。……北京市范围很广，夺权斗争不能一下子解决。首先要吸收厂、矿职工参加全市职工的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大专院校、特别是综合大学像北大、清华等，对北京市的夺权斗争应多负一些责任。”

　　一月十九日，北京大学红旗兵团与华北局机关造反派联合宣布夺了华北局的权，但很快被中央所制止。同日，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接管了第一机械工业部。

　　一月二十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和财政部的造反派一起夺了财政部的权。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介绍财政部夺权的经验。同日，周恩来派联络员向财政部下达指示：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夺。二月十七日凌晨，周恩来亲自接见参加财政部夺权的造反派，严厉地批评了造反派。他说：“你们要走上邪路”，“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并指出：“财政大权是党中央的”，“财政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财政部的党组要恢复”；“方毅、姚依林是党的好干部，是我下命令保护他们的，通缉令要取消，是对我下的通缉令，对三、四十年的老干部，都靠边站，一概打倒，……你们这样做，我们怎么能信任你们，支持你们？”在这次接见中，周恩来当场下令将抵制不能夺业务权命令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逮捕。[22]

　　从中可以看到，为了文革的有序进行，在夺权问题上还是作了必要的限制。夺权，只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取得对业务的监督权，对于公安、财政、外交、国防等部委的夺权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这表明中央既鼓励夺权，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又并非对夺权放任不管，任凭造反派自由行事。由此看来，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必要手段；同时对夺权行动予以必要的限制，则是为了保证夺权行动的有序进行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在他们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斗争。这在《北京日报》社的夺权上表现了出来。

　　一月中旬，北大红旗兵团、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师大井冈山等许多组织到《北京日报》社串连，酝酿夺权。一月十八日，师大井冈山支持《北京日报》社星火燎原等组织宣布夺了报社的权，成立了革命造反夺权委员会，并于一月二十一日发表《夺权宣言》，引起其他三十多个组织的不满。一月十九日，以北航红旗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为首的首都革命造反派创立新北京日报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调集千余人，对《北京日报》社进行“二次夺权”，于二十四日发出通告，宣布《北京日报》社的“一切大权归联委会”。一月二十三日，地质东方红驻《北京日报》新联络站发表声明：“一、联委会是虚假的大联合，原地质驻《北京日报》联络站不能代表地质东方红，声明退出联合委员会，并勒令其立即解散。二、目前《北京日报》实权已被以北航红旗为首的少数人操纵，新生的《北京日报》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新生的《北京日报》必须停刊，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一月二十九日，财金学院八八战斗队也声明退出联委会，并要求联委会立即解散。两派争执不休，直到三月十二日，《北京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这个时候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在《北京日报》社的夺权上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后来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和扩大，进而演化为天派和地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这是后话。

　　一月，《人民日报》社的夺权活动被中央制止，但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将北航红旗韩爱晶派去夺权的吴介之委任为《人民日报》群众监督小组的组长。

　　一月十九日，教育部北京公社在北大红旗兵团等组织的支持下夺了教育部的权。二十日，教育部延安公社在师大井冈山等组织的支持下又搞了反夺权。二月二日，两派在教育部发生武斗，数百人被打伤。

　　一月三十一日，北京石油学院、矿业学院等校造反派参加的国家计委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夺了国家计委的文化革命领导权，并对计委的业务工作实行监督。

　　二月十日，北京水电学院红卫兵、工农子弟兵参加了水电部系统二十七个组织组成的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夺取水电部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解散水电部党委，解散水电部政治部”。二月二十五日后，根据中央指示精神，革命造反委员会将夺权通告修改为“从2月10日起，水利电力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水电部革命造反委员会领导，责成水电部革命造反委员会行使职权。从2月25日起，行政业务由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进行监督。”[23]

　　我们注意到，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出现了分歧和矛盾。由于双方斗争的大方向一致，解决这些分歧和矛盾就要以大局为重，克服风头主义、山头主义倾向，着重检查自身错误而不是专注于批评别人，以便在民主协商中化解矛盾，取得一致意见。遗憾的是，造反派在夺权斗争中仍然是我行我素，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从中央的要求来看，造反派应该进行大联合夺权，而不能由少数造反派单独行事。这种大联合不仅是造反派学生的大联合，还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内各界造反派的大联合。这就要首先召开各行业的造反派代表会议，在本行业联合的基础上，再召开全体代表大会，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

　　一月二十二日，北航红旗为争得在北京市夺权的有利地位，扣押了北京市委负责人吴德。当天陈伯达、江青给北航红旗打电话说：“……起草一个决定，不必开誓师大会，考虑准备北京市工农兵和革命师生代表大会，组织市人民政府。不一定要用市长这一形式。标语和传单都暂不印，转告其他组织。工农兵都要派代表参加，哪些可以接管，用什么形式，应交给代表大会研究。立即放吴德同志回去，监督其工作。代表大会马上准备，工农兵代表大会不能交给这一派，也不能交给那一派。北京市学校比例可以多一点，可以搞主任轮流主持会议。接管问题可在会上充分讨论。”

　　一月二十四日，陈伯达接见北大、北航等校造反派。他在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建议你们工农兵学商开个临时联席会，筹备一个比较大范围的工农兵学商的代表会议。”一月二十六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时，陈伯达又提出：“跟同志们商量一下，搞一个工农代表大会……你们看条件成熟不成熟？”听了陈伯达的建议，学生们齐声高喊：“成熟！”学生们接受了陈伯达的建议，江青在讲话中就实行大联合夺权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她说：“大联合不是为联合而联合，是为夺权而联合……我说还是在三个司令部的左派队伍基础上联合，不要让别人认为三个司令部不起作用了。”

　　造反派闻风而动。师大井冈山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红卫兵联队等组织在民族文化宫开会，策化夺权事宜。会后，以师大井冈山和学部联队的名义，向中央文革小组写了一封建议信，建议迅速成立以戚本禹为总指挥的北京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由地质东方红的朱成昭主持，在政法学院召开了造反派组织头头会议，商讨成立北京工农兵联合夺权指挥部，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一月二十五日，三司发出关于迅速成立工农兵联络站的倡议，发表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告北京市革命造反派书》。

　　一月二十七日，由北大、清华、地质、师大及北京市大中学校、工矿企业共二百多个单位发起成立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并发出紧急倡议，提出：“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由于观点和利益的分歧，各造反派之间矛盾重重。二月六日，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农机东方红、林院东方红、师院革造等一些组织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一月下旬，在一片夺权鼓噪声中，北京各主要大学的造反派纷纷招兵买马，联合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好几个全市性的夺权筹备组织——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北京革命造反公社、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首都革命造反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处、首都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农兵联络站、首都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总部等。各派系之间你争我夺，各不相让，但实际上谁也没有能力承担起北京市的夺权任务。[24]

　　我们看到，虽然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以召开工农兵学商代表大会的方式实现大联合夺权，造反派也成立了若干个全市性的夺权筹备组织，但是当时北京的造反派仍然是矛盾重重，难以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实现夺权，这样就使革委会的成立遇到了很大困难。如何能够整合造反派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不仅关系到北京市的文革走向，也会对全国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没有让在造反派中呼声很高的戚本禹来领导北京市的夺权和革委会的筹备工作，而是点名叫资格老、威望高、在北京各界有较大影响而又积极支持造反派的谢富治、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来主持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和革委会的成立。

　　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时说：“最近正在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北京人民公社’，中央有这个意思，要进行筹备，要按巴黎公社原则选举它。现在中央文革在讨论，由谢副总理负责。谢副总理是各部第一个支持左派的，他首先支持了‘政法公社’，他在左派组织中有崇高的威望。傅崇碧、李震来筹备。”

　　二月一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委员会宣布合并，改称北京人民公社，并于当天发表北京人民公社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决议。这一合并后来因观点分歧而作废。

　　二月七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与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总部、首都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新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25]

　　毛泽东要谢富治、傅崇碧主持进行北京的大联合夺权和建立革委会，不是没有原因的。谢富治、傅崇碧是出身于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是中央省部级一把手中率先起来支持群众造反的，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两个都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谢富治还担任副组长。这样谢富治以革命领导干部、傅崇碧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到北京市大联合夺权和革委会的筹备工作中。

　　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谢富治在讲话中为北京市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二月九日，谢富治向北京红卫兵谈大联合的夺权问题时说：“北京市大联合的道路是工人搞工人，学生搞学生，农民搞农民，然后大联合。”“主席强调夺权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否则中央不承认。”二月十日，谢富治又说：“过去也曾讲到，要成立一个过渡式的统一组织。但是根据中央的意见，毛主席的意见，和文化大革命的参谋部——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要有三方面的代表：革命左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要搞一个临时筹备委员会，或叫筹备小组。……上海有个公社，北京就不一定叫公社，现在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根据谢富治的讲话精神，二月十三日，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达成四条协议：

　　一、按系统组织代表（工人、学生）；

　　二、北京夺权斗争委员会保持现状；

　　三、学生由一、二、三司等组成红卫兵代表大会领导，凡参加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一律撤出；

　　四、由三个工人组织和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派一个工人组织组成四人小组，负责召集工人讨论筹备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

　　二月十五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讲话说：

　　“北京市的夺权和其他各省市不一样，北京市已经夺了一次权。夺了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赵凡、陈克寒等的权，是在毛主席指导下夺的。李雪峰、吴德等成立了北京新市委，现在是第二次夺权，与各省市不一样，各省市是第一次。……北京不一定用‘公社’这个名字。现在农村有公社，还有政法公社……上海有一个公社。现在北京搞的倾向革命委员会。……现在要搞三结合权力机构。”

　　二月十七日、十八日，谢富治接见夺权斗争委员会等组织，与造反派讨论准备参加夺权的干部问题。二月十九日，戚本禹向造反派介绍准备参加夺权的干部，他说：“市委的吴德、刘建勋、丁国钰、高扬文、李清泉是比较好的，是愿意跟毛主席走的，可以工作的”，“今后要揪他们，要经过谢副总理批准，这是中央委托他做的。”

　　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红代会的领导机构为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五人组成的核心组。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决定，周景芳以谢富治、戚本禹的代表身份，主持筹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三月五日，谢富治等人向毛泽东报告说：“中央文革指示我们几个人负责筹备北京市的夺权工作。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协商，准备在最近成立九十多人的临时权力机构——北京市临时革命委员会。如主席、中央同意，我们拟在本周召开会议，成立临时革命委员会。”毛泽东于三月九日将报告批给周恩来：“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三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在致河南省军区党委的一份电报中通报了毛泽东关于北京市夺权问题的指示：“主席最近对北京市指示，夺权不要匆忙，先做好充分准备，开好工、农、学的代表大会。”

　　三月十九日，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简称农代会）成立。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简称工代会）成立。三月二十五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中学红代会）成立。

　　四月二十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谢富治任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聂元梓等人任副主任。同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宣布中共北京市委、市人委的党、政、财、文各项大权，从即日起归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四月二十三日，北京市革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埋葬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批判斗争大会，八万人参加。彭真、刘仁等被揪到会场批斗。[26]

　　我们看到，谢富治依据毛泽东关于大联合夺权和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通过召开工人、农民、学生等各行业的代表会议，首先实现了各行业的大联合，而后在此基础上，又召开全市代表大会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由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曾经解散（改组）了北京市委，重组了市委领导班子，这次就根据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及其态度来确定将谁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征求意见和民主协商，报经中央批准后才建立起来的。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就这样夺取了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

　　② 对北京市从夺权到革命委员会建立的评析。

　　以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前为朱成昭）为代表的首都五大红卫兵领袖，是在红卫兵运动中逐渐形成的。自从一九六六年国庆节毛泽东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造反派红卫兵队伍迅速壮大，逐渐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发展起来，在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最终埋下了后来天派和地派纷争的严重隐患。

　　首都红卫兵先后成立了一司、二司和三司组织，一司、二司带有浓厚的保守色彩，三司则是由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虽然江青提议由三个红卫兵组织中的左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但是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还是联合不起来，这个愿望最终也没有能够实现。不仅如此，即便是工人、农民以及其它行业的造反派也是这样。当时虽然成立了几个全市性的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局部联合，但是却在大联合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没有形成全市性的、公认的、有权威的造反派大联合组织。

　　由于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北京市夺权及革委会建立的如何会对全国文革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为了保证北京文革的有序进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才决定由谢富治、傅崇碧主持北京市的夺权和革委会建立工作。先召开学生、工人、农民等各行业的代表会议，而后再召开代表大会，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便在大联合中夺权。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京市的领导干部进行甄别，将支持文革以及业已改变对待文革错误态度的领导干部结合进新成立的革委会中。这就要实行革命干部、群众和军队干部三结合，通过与群众协商提出革委会人选草案，报经中央批准，再选举产生革委会的正式人选。这样做不仅尊重了群众的造反精神，反映了造反群众的意志，同时也从程序上服从了党中央的领导，保证了夺权和革委会建立的有序进行而不致于造成严重混乱。

　　从中不难看出，北京市的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是在毛泽东指导下进行的。在谢富治、傅崇碧主导下，不仅召开了学生、工人、农民等行业的的代表会议，实现了大联合夺权，还在中央批准后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委会。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完成北京市的夺权任务、建立革委会，也是为各地正在进行的文革提供借鉴，以便早日完成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当然，即使成立了革委会，并不是问题都已解决了，后来发生的天派、地派的激烈争论以及造反派的武斗就为此作出了说明。

　　（6）第一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率先成立的原因分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六个省市夺权以后，率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是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第一批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级行政区。就省一级来说，到一九六七年二月上旬，已有二十多个省夺权，[27]但是为什么除了这六个省市以外，其他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就是建立不起来呢？

　　本来，毛泽东预计从夺权到成立省级革命委员会，需要三个月（即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的时间就可以看出眉目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又进一步延长到五月份。他认为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了。[28]

　　但是形势的发展又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除了以上六个省市外，其它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还是建立不起来，毛泽东在与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29]

　　由此可以看出，其它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建立不起来，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些省市自治区的各个阶级、政治派别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具体在干部、群众与军队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重重矛盾中反映出来，其极端形式就是彼此之间发生的武斗和暴力冲突。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这六个省市夺权后，却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呢？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九六七年一月至四月中旬这六个省市夺权后能够迅速建立起革命委员会，不是没有原因的，具体表现如下：

　　原因之一，在夺权和革委会建立前，这些省市造反派势力比较强大，能够基本维持统一，没有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不论是红卫兵还是工农群众造反派，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具有比较强大的势力（比如上海的工总司），能够基本上维持统一的局面，没有发生严重的分裂，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不论是在造反派内部还是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中，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激烈斗争，特别是严重的武斗。当然，这不是说这六个省市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没有尖锐的矛盾，没有出现过激烈斗争，也并不是说革委会建立以后这六个省市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不会出现严重的分裂和武斗，而是说当时这种斗争不论是在规模还是激烈程度以及对文革发展的影响上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没有对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造成严重影响。至于后来他们之间产生的分裂和武斗是不会对于此前革委会的建立造成影响的。因而这六个省市造反派力量的强大以及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严重分裂，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没有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就构成了这六个省市能够建立革委会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六个省市不论是在夺权还是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都有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以夺权、建立革委会核心人物的形式起作用。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在夺权、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山西的刘格平，山东的王效禹，贵州的李再含，黑龙江的潘复生，北京的谢富治，他们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之前都是省厅级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在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主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的行动，投入到全面夺权和革委会建立的斗争中。由于他们是高中级领导干部，在当地党政军机关工作，具有较高的声望、丰富的斗争经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这样不仅可以处理好不同政治力量和派别之间存在的矛盾，消除彼此的分歧，还能够将他们凝聚起来通过大联合进行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样他们就在本省市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中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

　　原因之三，军队在六个省市夺权和革委会建立中支持造反派，没有支持保守派。这样也就没有像其它地方许多支左部队那样犯方向路线错误。从前文研究中我们看到，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委会的建立中，军队在六个省市支持造反派，没有支持保守派。即便有的地方造反派自身力量比较强大，是自己和革命领导干部一起进行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但是军队没有在夺权和革委会建立中支持保守派，实际上就是以特殊形式支持了造反派。上海工总司与革命干部相结合，即便在没有军队干部直接支持的情况下，也实现了夺权、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山西省军区政委张日清是支持造反派的。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童国贵也是支持造反派夺权的。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积极支持了造反行动，成为贵州省革命领导干部的楷模。黑龙江造反派的夺权得到了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的大力支持。谢富治任副组长、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任组员的首都工作组是进行文革的坚强后盾。在六个省市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军队支持造反派大联合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像其他许多省市自治区支左部队那样支持保守派，打压造反派，犯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为正在进行的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

　　原因之四，六个省市执行了中央夺权和革委会建立的方针，是在中央批准后成立革委会的。能不能建立革命委员会，不是省市自治区造反派自己说了算，而是要经过中央批准的。[30]省市自治区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时机是否成熟，也不是来自于中央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当地斗争形势和政治力量的状况所决定的。六个省市执行了中央大联合夺权和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在此过程中不断向中央请示汇报，在中央指导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夺权和建立革委会的任务。这不仅表现在新成立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上，还表现在与群众组织的关系，以及如何成立革委会的方法上。六个省市不论是在夺权还是革委会的建立上，不仅践行了中央的方针，还及时就具体问题向中央请示汇报，又是在中央批准后成立的，因而不论是在斗争策略还是程序上都是正义的，按照原则行事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六个省市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夺权和建立革委会，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这六个省市造反派的力量比较强大，没有发生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以及造反派内部大规模的激烈斗争，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群众组织，革命领导干部站了出来，作为核心人物积极支持夺权和建立革委会，军队大力支持造反派夺权和建立革委会，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以及这些省市革委会是在当地斗争形势稳定的情况下，经中央批准后才成立的。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这六个省市不仅实现了夺权而且还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革委会，成为第一批建立革委会的省级行政区。这对于各地夺权和革委会的建立无疑起到了示范和带头作用。

　　5、一月革命引发全面夺权风暴中的几点认识。

　　以上海工人造反派为主力军的一月革命引发了全面夺权风暴，全国掀起了从下到上的夺权运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一月革命发生的必然与偶然。一月革命是在全面夺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开了全面夺权的先河。上海发生一月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个必然性又是通过上海市委打压工人造反派这一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一月革命并不是在有人着意策划下发生的，而是文革发展到工厂、农村后，工人阶级登上文革舞台的必然结果。《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后，毛泽东以这一事件为突破口，肯定并大力支持上海的造反行动，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1]上海一月革命就是这样成为夺权的样板，推动了各地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

　　（2）全面夺权阶段是在激烈斗争中不得不延长的。本来，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毛泽东预计用三个月（即一九六七年二、三、四月）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夺权、建立革委会，后来又不得不延长至五月份，[2]实际上却用了二十个月才完成了夺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建立。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后，斗争更为激烈，形势更为复杂，矛盾更为尖锐，甚至发生了大规模武斗的缘故。具体表现在造反派和保守派及其各派内部出现的分裂与斗争，大部分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领导干部队伍的抵制与抗衡，以及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与破坏，最终导致夺权、建立革委会的时间不得不进一步延长了。

　　（3）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通过四条战线指导、管控全面夺权行动。

　　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而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的。即便如此，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也是处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管控之下，而不是任其发展的。为了将文革纳入既定轨道，党中央依靠四条战线指导、管控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一条是中央文革小组，一条是《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一条是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一条是开展反右纠“左”的斗争。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在党内处于中央书记处的地位，[3]是具体负责文革的中央机构，与各地造反派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是通过《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向社会上发布的，指导着文革的前进方向。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不仅进行支左，支持工农业生产，还对混乱单位和地区实行军管、军训，推动文革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防止局势恶化，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全面夺权阶段，文革面临着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中央果断发起反右纠“左”的斗争，使文化大革命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进。因而文革虽然不是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进行的，但是中央并非对于文革放任不管，任其发展，而是通过这四条战线指导、管控着文化大革命，进行着全国性的反修防修演习。[4]

　　（4）对于夺权和革委会建立的严格规定。夺权，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以及对于业务的监督权。[5]不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各地夺权，都在范围上作出了严格限制。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也是不能夺的。重要科研单位、国防工业部门以及边疆地区等单位和区域，在夺权上也是作出严格限制的。[6]即便有时在夺权行动中超出了限制，也及时作出了纠正。至于军队夺权范围更是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这是因为既要实现夺权，又要尽可能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正常秩序的需要，是文革发展的逻辑使然。同时，中央要求实行大联合夺权，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中央批准后作为新的权力机构行使职权。这样就对中央和各地夺权以及革委会的建立作出了严格限定。

　　（5）走资派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定位。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走资派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属于阶级矛盾，走资派既然属于阶级矛盾，那么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到底属于哪一类矛盾，还是要从毛泽东关于阶级矛盾与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述入手，才有可能做出正确的界定。毛泽东认为，阶级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来说，阶级矛盾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7]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有些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但是大多数走资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样就界定了走资派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中的地位。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对待和处理走资派，保证文革沿着正常轨道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就要求在实际行动中，既要反对保守派实行的保守主义，又要反对造反派中存在的激进主义，防止这两种错误倾向危害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6）要注意全面夺权阶段前期与后期中央政策的重大区别。中央政策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前后期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前期进行鼓动造反，后期则是建立新秩序，从形式上来看两者似乎又是矛盾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前后期面临的形势的不同造成的。前期处于全面夺权的起始阶段，是鼓励造反派进行斗争，后期则是在夺权以后，建立三结合的革委会，解决造反派之间的纷争，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建立新的秩序，实现局势的稳定。弄清中央在全面夺权阶段前后期政策的不同，对于理解中央对待造反派态度的变化，以及深入认识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以上几点认识，既是前文研究的结晶，又为我们下文的研究提供指导。通过下文的研究，我们还会将这些认识推向深入，形成系统而又全面的认识，进一步从宏观上把握全面夺权阶段的基本脉络。

　　二○二三年三月二日

　　文献索引

　　1、上海的一月革命。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50]，第194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128]，第210页至214页。

　　3、《毛泽东传（1893—1949）》，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145]，第719页至720页。

　　4、《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49]，第1463页；[54]，[56]，第1465页；[72]，第1486页；[79]，第1465页至1467页；[96]，第1468页；[99]，第1467页；[135]，第1460页至1462页；[136]，第1465页；[139]，第1465页；[140]，第1468页；[144]，第1469页，1462页，1468页，1470页；[146]，第1367页，1388页至1391页，1460页至1462页，1468页。

　　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3]，第29页至30页；[55]，第30页；[58]，第28页；[98]，第33页至34页；[131]，第51页至52页。

　　6、《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冯来刚著，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年二月第一版。

　　[118]，第427页。

　　7、《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陈丕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16]，第112页；[17]，第110页；[18]，[22]，第111页；[24]，第112页至113页；[32]，第111页至112页；[34]，第114页；[36]，第116页至119页；[39]，第120页；[40]，第122页至123页；[42]，第123页；[43]，第134页；[44]，第127页至128页；[47]，第131页至132页；[67]，第129页；[73]，第143页至144页；[81]，第80页至81页；[82]，第106页至107页；[83]，第124页至125页；[90]，第140页至141页；[92]，第141页；[93]，第135页；[94]，第136页至138页；[116]，第169页至173页；[137]，第4页至14页，23页至31页；[142]，第142页至143页。

　　8、《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九年五月第一版。

　　[2]，第123页；[7]，第122页；[57]，第118页；[66]，[69]，第126页；[78]，第128页；[88]，[97]，第129页；[101]，第130页；[113]，134页；[134]，第118页。

　　9、《——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309页至311页；[3]，第310页；[5]，[9]，第370页；[10]，[28]，[35]，第371页；[45]，第372页至373页；[75]，第376页；[120]，第380页；[125]，第380页至381页；[127]，第381页至382页。

　　10、《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95]，第532页至533页；[112]，第589页至590页。

　　11、《十年一梦——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徐景贤著，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二○○五年一月第一版。

　　[4]，第3页至6页；[6]，第6页；[8]，第6页至8页；[11]，第12页；[13]，第12页至14页；[20]，第14页至15页；[25]，第20页；[26]，第15页；[29]，第15页，20页；[37]，第21页；[38]，第21页至24页；[59]，第24页至25页；[61]，第24页；[62]，第25页至26页；[63]，第26页至27页；[64]，第29页至30页；[65]，第30页至33页；[68]，第33页至40页；[70]，第41页至42页；[71]，第44页至45页；[84]，第45页至46页；[86]，第45页；[103]，第47页；[104]，第52页至57页；[105]，57页至58页；[106]，第47页至51页；[109]，第59页至62页；[111]，第62页至66页；[114]，第67至68页；[121]，第70页至71页；[122]，第71页至72页；[123]，第72页至83页；[124]，第83页至84页；[126]，[130]，第84页；[133]，第85页至86页；[138]，第45页至46页；[141]，第92页至105页。

　　12、《巳申春秋——我对文革初期两段事实的回忆》，朱永嘉口述，金光耀 邓杰整理，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二○一四年十二月出版。

　　[12]，第169页至170页；[14]，第171页；[15]，第170页，174页；[19]，第171页；[21]，第172页，173页；[23]，第173页；[27]，第175页；[30]，第175页，177页；[46]，第193页至195页；[60]，第188页至189页；[74]，第223页至225页；[76]，第213页至215页；[77]，第216页至218页；[85]，第211页；[87]，第208页至209页；[89]录，第209页；[91]，第209页至210页；[107]，第228页至231页；[108]，第233页至234页；[110]，第227页；[115]，第243页至244页，227页至228页；[117]，第261页至263页。

　　13、《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132]，[143]，第287页。

　　1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31]，[33]，第74页；[41]，第231页至233页；[48]，第241页至244页；[51]，第233页至234页；[52]，第234页至235页；[102]，第255页至257页；[119]，第75页。

　　15、《红旗》杂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一九六七年第二期。

　　[80]，第1页至14页；[100]，第22页至23页；[129]，第13页。

　　2、各地发生的全面夺权风暴。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333页至1335页；[6]，第1468页；[50]，第1489页；[52]，第1508页。

　　2、《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505页，457页，572页。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5]，第30页；[11]，第43页；[34]，第106；[38]，第107页至108页；[44]，第48页至49页；[53]，第89页。

　　4、《周恩来传》（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二月第一版。

　　[14]，第1910页；[18]，第1917页。

　　5、《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7]，第114页；[8]，第115页；[9]，第116页；[10]，第117页；[12]，第126页；[13]，第127页至128页；[16]，第128页；[17]，第128页至129页；[19]，第132页；[20]，[21]，第137页；[22]，第139页；[23]，第141页。

　　6、《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一月第一版。

　　[15]，第370页。

　　7、《——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4]，第400页；[24]，第402页至403页；[25]，第418页；[26]，第425页；[27]，第421页至422页；[28]，第422页至423页；[29]，第410页至412页；[30]，第414页至416页；[31]，第425页至427页；[32]，第409页至410页；[33]，第414页；[35]，第420页至421页；[36]，第413页至414页；[37]，第427页至428页；[39]，第404页至406页；[40]，第403页至404页；[41]，第412页至413页；[42]，第424页；[43]，第418页至419页；[45]，第406页至407页；[46]，第416页至417页；[47]，第419页至420页；[48]，第417页至418页；[49]，第407页至408页。

　　8、《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一年版。

　　[51]，第287页。

　　9、《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下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一一年一月第一版。

　　[1]，第724页至726页。

　　3、关于全面夺权阶段若干重要问题的分析。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年九月第一版。

　　[36]，第57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38]，第292页至294页；[41]，第293页；[65]，第322页至325页；[73]，第401页至405页；[75]，第404页；[88]，第385页至389页。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70]，第173页至174页。

　　4、《毛泽东传（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 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六年八月第一版。

　　[49]，第749页；[51]，第752页；[53]，第757页。

　　5、《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第1486页；[3]，第1475页至1479页；[28]，第1418页，1420页；[32]，[33]，第1489页；[34]，第1527页；[55]，第536页至538页，717页至722页，815页；[58]，第1229页至1230页，1428页；[59]，第1428页；[60]，第1352页至1358页，1368页至1384页；[61]，第1423页；[62]，第1428页；[78]，第1428页；[79]，第1357页；[80]，第1388页，1391页；[81]，第1375页至1377页；[83]，第1390页；[84]，第1469页至1470页；[89]，第1490页，1512页至1513页，1515页，1519页至1525页；[90]，第1489页至1490页；[91]，第1505页；[92]，第1490页，1499页至1500页。

　　6、《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五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6]，第547页。

　　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冯蕙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39页，47页，55页，61页；[4]，第36页，40页，112页，122页，124页，133页，140页，141页，151页，158页，174页，175页，183页，188页；[6]，第104页，175页至176页，71页；[7]，第28页；[8]，第33页至34页；[9]，第39页；[10]，第42页至43页；[11]，第55页至56页；[12]，第70页；[13]，第60页至61页；[14]，第68页；[15]，第77页；[16]，第84页至85页；[17]，第106页至107页；[18]，第113页，126页；[19]，第110页；[20]，第127页至128页；[21]，第128页；[22]，第136页至137页；[23]，第149页；[24]，第156页；[25]，第159页至161页；[26]，第185页至187页；[27]，第192页至193页；[85]，第64页；[87]，第74页，80页。

　　8、《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5]，第170页。

　　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

　　[68]，第447页；[71]，第447页。

　　1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 [56]，第426页。

　　11、《刘少奇传》（上），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50]，第543页至544页；[52]，第545页。

　　12、《刘少奇传》（下），编者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 金冲及，副主编 黄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

　　[43]，第1056页至1057页；[63]，第1057页至1058页。

　　13、《刘少奇冤案始末》黄峥著，九州出版社出版，二○一二年一月第一版。

　　[64]，第52页至53页。

　　1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46]，第33页至47页，140页至141页；[47]，第44页，39页；[54]，第33页至47页，130页至149页，230页至264页。

　　1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薄一波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57]，第810页至811页。

　　16、《邓力群自述（1915—1974）》邓力群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二○一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69]，第341页至342页。

　　17、《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六年版。

　　[82]，第370页。

　　18、《“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31]，第167页至169页。

　　19、《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龚育之著，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二○○八年一月第一版。

　　[74]，第295页至298页。

　　20、《动乱中的陈伯达》周国全 、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86]，第83页。

　　21、《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72]，第527页，603页。

　　22、《戚本禹回忆录》（下），戚本禹著，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二○一六年四月第一版。

　　[35]，第600页；[37]，第602页至604页；[39]，第605页至606页；[42]，第607页；[44]，第609页。

　　23、《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陶斯亮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二○一三年八月第一版。

　　[77]，第41页至49页。

　　24、《“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年10月·北京。

　　[29]，第247页；[30]，第254页。

　　25、《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

　　[40]，第9页至23页；[45]，第21页至22页；[48]，第22页至23页。

　　26、《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

　　[66]，第3页至9页；[67]，第7页至8页。

　　27、《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四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

　　[76]，第1页至2页。

　　4、第一批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建立。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一月第一版。

　　[8]，第336页至339页，343页至344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28]，第1479页；[29]，第1489页；[30]，第1486页。

　　3、《动乱中的陈伯达》周国全、郭德宏著，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三年三月第一版。

　　[27]，第83页。

　　4、《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下）王力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二○○八一月第二版。

　　[15]，第498页；[21]，第501页。

　　5、《——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1966—1968）》（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卷）卜伟华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二○○八年版。

　　[1]，第390页至391页；[2]，第391页；[3]，第392页；[4]，第386页至387页；[5]，[6]，第387页；[7]，第387页至388页；[9]，第388页；[10]，第388页至389页；[11]，第389页；[12]，第389页至390页；[13]，第390页；[14]，第383页；[16]，第384页；[17]，第384页至385页；[18]，第385页；[19]，第385页至386页；[20]，第386页；[22]，第392页至394页；[23]，第394页至395页；[24]，第394页至397页；[25]，第397页；[26]，第398页至399页。

　　5、一月革命引发全面夺权风暴中的几点认识。

　　1、《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7]，第719页。

　　2、《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65页至1467页；[2]，第1469页至1470页；[4]，第1418页，1420页；[5]，第1468页。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七年九月第一版。

　　[3]，第127页；[6]，第127页至129页，120页，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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