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图案的文化人类学意义

黄友贤（黎族）

（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海南，五指山，572200）

摘  要： 海南黎族织锦文化源远流长，图案丰富多样，喻意深刻。本文从文化人类学角度阐述黎族图案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 黎锦图案；文化；意义

海南岛黎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黎族先民聪明、勤劳，尤其是黎族妇女更是心灵手巧，经过黎族妇女精心织造出来的黎锦是黎族妇女心血与智慧的结晶。黎锦图案不仅仅是黎族妇女审美观的再现，它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黎族社会、历史变迁及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也是反映黎族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

一、黎锦的社会历史地位

黎族妇女善于棉纺织工艺，黎族织锦是黎族妇女利用岛上的野生棉花，经过纺、织、染、绣四大工艺织造出来的棉织品。海南岛自古就是生产棉花的地方。黎语中把“棉花”称为“吉毫”或“吉贝”，“吉毫”即木棉，亦称“攀枝花”、“英雄树”，这种棉花纤维粗短、稍硬，织成棉布既“怕”水又不耐穿；“吉贝”即“海岛树棉”，这种棉花纤维长且坚韧，是纺线织布的好材料。黎族织锦便是采用这种原料织造而成。

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海南岛黎族的棉纺织技术已有很高水平，棉纺织业亦有一定的发展。《尚书·禹贡》记载的“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就是黎族棉纺织业早期存在的明证。

黎族织锦制作精美，图案色彩斑澜、鲜艳，无论是从艺术价值，还是从实用价值来看，黎锦都是难得的织锦珍品。西汉时期，海南岛上爆发了“广幅布”事件，就是因为当地官吏强征当时是“贡品”的广幅布而引发的民变。 “汉武帝末（前87年），孙幸为朱崖太守，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攻郡杀幸，……”⑴黎族棉织品——广幅布能列为中央封建王朝的“贡品”，足见其织造工艺的高超及图案、花纹的精美绝仑。在以后的历朝历代中，海南黎族织锦不断输入到我国大陆地区，成为汉商在海南岛贸易的主要产品。黎族棉织品如盘斑布、青花布、白叠毛  布、崖州锦、黎幕、黎单等都曾经成为历朝历代统治阶级的“岁贡”，与海南岛其他特产一起进入

作者简介： 黄友贤，男，黎族，海南五指山市人，海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海南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

我国中原地区，深受中原人士的喜爱。尤其是在宋代，黎族妇女拆取中原

色丝，加木棉挑织成图案精美、色彩鲜艳的黎锦、黎单、黎幕等棉织品，

这些精美的棉织品“五色鲜明，可以盖文书几案”，“青红间道，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 ⑵。

黎族棉纺织技艺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黎族妇女不断总结“织贝”的技艺，创造出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棉纺织工艺，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纺纱染线等工艺齐全。黎族的这些棉纺织技艺被我国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带到了我国江南地区，促进了大江南北乃至全国棉纺织业的大发展。据史籍记载，南宋时，黄道婆“少沦落崖州”，来到盛产“吉贝”的崖州水南村（今三亚市崖城镇境内），生活了四十多年，向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艺。元·元贞年间（公元1295-1296年），黄道婆回到故乡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市境），向当地人民传授黎族棉纺织技艺。“国初，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巾兑，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岁既就殷。……”⑶从史籍记载上看，海南黎族棉纺织技艺的传入，使得松江府乌泥泾一带的居民获益匪浅，人们把棉织品“转货他郡”，从而出现了“岁既就殷”的生活局面。

二、黎锦图案及其文化内涵

黎族的棉纺织品，在织绣工艺上侧重于各式花纹的表现，以几何纹为多见，以点引线，点线立图，图色并茂，图象逼真。现今已收集到的黎锦图案共有120多种，主要有：几何纹、方块纹、水波纹、龙凤纹、青蛙纹、花草纹、鱼虾纹、牛鹿纹、干栏纹、房屋纹、树果纹、槟榔纹、梯田纹、人舞纹、怪兽纹、云雾纹、星月纹、昆虫纹、山形纹、竹条纹、火把纹、雷公纹、人形纹等等。黎族的织锦花纹具有本民族的特征，图案织造精巧、美观，配图自然，衬托鲜明。如果我们仔细研究黎锦的各种图案花纹，我们会发现许多有利于探索黎族文化奥秘的一些依据。尤其在“人形纹”、“人舞纹”、“水波纹”、“人骑龙纹”、“干栏纹”、“梯田纹”、“鱼虾纹”、“怪兽纹”、“鹿纹”、“青蛙纹”、“树果纹”等图案上更能寻找到各种证据，帮助我们去探究黎族的来源及其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

1、人形纹与人舞纹

黎族的织锦图案中，除了使用花鸟虫草以及各种几何图形外，均大量使用“人形”作为织锦的装饰图案，这种图案在黎锦中占据了绝大多数。目前，对于为何使用这种图案，我们还未能得到更充分的依据。但是，据我们了解，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当中，使用“人形”作为织锦图案的为数很少。

黎族信奉万物有灵论，崇尚祖先崇拜，信鬼神。黎锦图案中的“人形”其实就是黎族民间信仰中之鬼神，黎语称鬼为“vo:t8”或“ti3”，黎族群众对它非常敬畏，因而其在黎锦中的表现意义就是人们对祖先鬼的崇敬。黎族人的潜意识中神、鬼是同一概念，它们在黎族社会中具有很神圣的地位。黎族社会中原先只有“鬼”而无“神”的概念，“神”的概念是因外来宗教文化影响而吸收进来的。“神”、“鬼”形状相同，但织造的色彩不同，“神”人纹样采用明亮的色彩体现，而“鬼”纹样则多以阴暗色彩表现。黎族人民认为，鬼是人死后的化身，它们具有人一样的形体，因而在祭祀神鬼时人们常把它画成人的模样，这种表现意义同广西左江岩画上人像群舞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是一样的。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一书摘要》中认为的那样：在古代社会“舞蹈是一种祭典形式。”黎锦中“人舞纹”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祭祀的形式，体现的是黎族人民祈求鬼神庇护的意愿，而黎锦中的人兽图案表现的是祈求狩猎丰收的意愿。

黎族的人形图案不仅用在织锦方面，在生产生活中亦有所体现，黎族独木皮鼓鼓面上多有人形纹与动物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黎族住宅墙壁画上也常出现人形图案。这些人形图案，既有庆祝丰收的，也有祈求、祭祀活动的。另外，有一幅以一个大人物与众多人形组成的图案（如左图），有人认为这是黎族神话故事《大力神》中的人物——大力神。其实，这种图案是海南白沙黎族自治县黎族润方言双面绣织锦品上常用的图案类型，它有祖神崇拜的成分，又有祈求人丁兴旺的生殖崇拜的意义，它更多地体现着黎族先民祈求人口繁衍以促进社会发展的意愿。

2、水波纹与人骑龙纹

“龙”的概念在黎族社会中普遍存在，黎族五大方言区中几乎都存在与龙有关的民间故事。但黎族社会中“龙”的概念与中原汉族的“龙”是不一样的。黎族的“龙”多数是以人的形象出现于民间故事中，有时也以蛇之类的形象出现在黎锦纹样中。黎族的“龙”因无具体形象而无法表现出来，便吸收汉族“龙”的形象以几何纹的方式融汇入黎锦图案中，而且      

多是以“人骑龙”的纹样配上水波纹出现。按常理来看，“人骑龙”是不可能的事，为何黎锦中会有“人骑龙”纹？这种纹样背后有什么文化内涵？       

黎族社会中有一则古歌：相传，古时有一妇人常在河边洗衣。一天，妇人洗衣时触到龙而怀孕，生了九个       黎锦中的人骑龙纹

儿子（一说生十子）。后来，小儿子骑在龙背上遨游水中。因其神勇，小儿子被推举为古代黎族社会部落的首领。黎锦中的“人骑龙”纹或许就是因这则古歌而产生的，它暗藏着黎族的来源问题。我国云南有著名的“九隆”神话，它与黎族的这则古歌出奇地相似。《后汉书·南蛮传》引《风俗通》记载了“九隆”神话：“古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尝捕鱼水中，触沉木若有感因怀妊，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水上。沙壹忽闻龙语曰：‘若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见龙惊走，独小子不能去，背龙而坐，龙因舐之。其母鸟语谓背为九，谓坐为隆，因名子曰九隆。……”这则神话中的妇女名“沙壹”，连读起来便是现今海南黎族的自称“赛”（ɑi1）。在我国各少数民族中，自称“赛”的只有海南岛的黎族。黎语中“九隆”意为背躺或倚坐在某一物上。“九”（或与古越语读音有关）黎语意为“躺”，黎语的“坐”与“隆”谐音。这与黎族古歌及云南“九隆”神话中“小儿子坐在龙背上”的意思是相近的。古哀牢地区与海南岛无地缘关系，但却有相似的族源传说，这是巧合还是文化的渊源关系？黎锦中的“人骑龙”纹是否体现了古哀牢夷与海南岛黎族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

3、鹿纹与青蛙纹

鹿纹在黎锦图案中并不普遍，而青蛙纹（亦称为蟾蜍纹）则较为多见，但多是以抽象的青蛙纹样为主。鹿在黎族社会中被认为是美好、吉祥的象征，黎族社会脍炙人口的《鹿回头》传说讲的便是一位黎族小伙子与鹿女结合的故事。鹿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也常被视为瑞兽。鹿纹何时作为黎锦图案纹样，我们已无法考证，它或许与象征吉祥的意愿有关，或许与黎族狩猎活动有关，因为地处热带地区的海南岛，盛产山鹿、       黎锦中的鹿纹

马鹿，古代黎族社会生产活动以渔猎、采集为主，狩猎活动多是猎获山猪、山鹿等动物，鹿纹跟狩猎活动是否有直接的关系？这有待进一步探讨。          

赵国华先生在其《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对鹿的隐指意义作了一些阐述。他认为，鹿其实隐指女性，是女性生殖崇拜文化的表现之一。鹿的纹样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最早见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彩陶⑷。《诗经·召南·野有死》是一首描写男女幽会的诗，诗中有上古人类以鹿象征女性的诗句“……林有朴 ，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胡适先生认为，初民社会中，男子想求偶，必先猎取野兽，献与女子。《诗经》中描述说用白茅束包死鹿，是男子献给女子的礼物，以求女子的欢心。因此，上古诗歌中常以“束鹿”来象征男子得到了女子⑸。明代有一则“鹿娘化仙”的故事：南朝梁时石牌山，“昔有道士，在山修养，常有鹿来饮水，产一女，道士养之。……”⑹记述虽有不同，但“鹿喻女子”这种观点与黎族《鹿回头》传说是相吻合的。《鹿回头》传说中鹿变为漂亮的女子，与黎族小伙子结为夫妻，这不正是“鹿”象征女性的明显例子吗？因此笔者认为，黎锦中鹿纹的出现与“鹿”象征女性不无关系，具有女性生殖崇拜的意义，是远古的女性生殖崇拜文化在黎锦中的反映。

青蛙纹（蟾蜍纹）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的重要纹样，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河南陕县庙底沟、陕西省华阴县西关堡、临潼县姜寨、甘肃马家窑、青海省乐都县柳湾等地区，都出土众多的蛙纹彩陶。在现代社会中，广西壮族社会的青蛙纹饰遗留颇多，他们有“蚂虫另节”（青蛙节）和“蚂虫另歌”、“蚂虫另舞”，每到一定时节还会有宏大的“蛙祭”场面。广西壮族喜好铜鼓，铜鼓上多见蛙纹饰，有立体蛙、单蛙、累蛙或群蛙的铸饰图像⑺，壮族社会还流传着“蛙为鼓精”的故事。关于广西左江岩壁画中的人物，莫俊卿先生认为“壁画的主体是蛙神”，是由人装扮成青蛙的模样从事的祭祀活动——蛙祭。

黎族社会中，青蛙纹样不仅见于黎锦，它在黎族妇女的文身图案以及黎族铜锣、独木皮鼓等器物上亦多见。铸有青蛙的黎族铜锣俗称“蛙锣”，是黎族社会中最珍贵的祭祀用具。黎锦和妇女文身图案上的青蛙纹不是具象的，而是以抽象、写意、象生的形式体现。那么，青蛙纹要表现的是什么意愿？为何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彩陶中青蛙纹数量众多？

众所周知，青蛙与雨水、水稻耕作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稻的丰欠与雨水多少密切相关。古人认为青蛙身上具有神秘性，青蛙叫声的变化可预示雨水的多寡有无，于是把雨水与青蛙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对青蛙的崇拜⑻，“祭蛙求雨”便是古人在天气干旱时举行的一场祭祀活动。但是，在水稻耕作农业未发展之前，青蛙纹早已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彩陶中普遍使用，其喻义何在？从生殖崇拜文化角度探讨，母系氏族社会普遍流行女性生殖器崇拜，父系氏族社会时期才出现男根崇拜——石祖崇拜，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生殖崇拜文化的发展过程。在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的彩陶纹样中，先有鱼纹而后有蛙纹，赵国华先生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认为鱼蛙均是女性生殖器崇拜象征物。鱼蛙多卵多子，繁殖能力很强，很受原始社会妇女的崇拜。在社会环境恶劣，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的自身生产——人口繁衍——与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同等重要。人们从鱼蛙的多卵多子现象得到启发，以鱼蛙来祈求妇女自身具有强盛的繁殖能力，进而发展到以鱼纹、蛙纹的形式对鱼蛙进行祭祀和崇拜，祈求妇女能象鱼蛙一样有极强的生殖能力，促进社会人丁兴旺。青蛙的肚腹浑圆膨大，与孕妇的肚腹相似，故原始先民便用青蛙象征女性的子宫（肚子）⑼。1974-1979年，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考石出土了一件蛙人彩陶壶（如图），陶器正表面塑绘一个裸体女像，补充纹样是蛙纹，背面为蛙肢纹图案，侧面则绘出青蛙浑圆的肚腹（蛙腹纹），形象地说明了蛙为女性生殖器的象征⑽陕西临潼姜寨出土彩陶上的蛙纹蛙腹浑圆，上面画着许多黑点，隐喻青蛙多卵多子。至此我们知道，蛙纹最初是女性生殖器崇拜的纹样，“祭蛙求雨”则是农业民族后来提升、发展青蛙神性的观念。这就为解释广西壮族铜鼓上的“累蛙”铸饰提供了依据。萧兵先生在《楚辞与神话》中认为，这种“累蛙”铜鼓铸饰其实是一只雄蛙骑在雌蛙背上交配的图饰，“显然是希望蛙类、蛙族蕃殖繁庶的象征”。

海南黎族的青蛙纹，其样式与母系氏族社会文化遗存中彩陶上抽象的蛙纹基本上是一致的。黎族社会曾经历过母系氏族原始社会阶段，同样也经历了女性生殖器（女阴）崇拜。在如今的黎族社会中，极少见女性生殖器崇拜象征物，而象征男根的石祖却出土不少。这与生殖崇拜文化的发展过程有关。距今6000多年——5000多年，是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期，女阴崇拜极盛，到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女阴崇拜逐渐衰落，进入原始社会后期（距今约3000多年）的父系氏族社会时，男根崇拜取代了女阴崇拜。在距今3000多年的殷周之际，正是父系氏族社会阶段，黎族先民社会已普遍崇拜男根。黎族先民入岛后继续奉行男根崇拜，女阴崇拜早已没落。这就是海南黎族社会中象征男根的石祖颇多而女阴象征物极少的原因。但是，女阴崇拜观念以及代表女阴崇拜意识的青蛙纹却永久地存留下来，黎族妇女在织锦、文身图案中保留青蛙纹，便是“祈求自己能象青蛙一样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的生殖崇拜观念的遗存，这才是黎族青蛙纹的真正含义。

黎锦图案纹样还有许多，这些纹样可以反映古代黎族社会生产生活面貌、风俗习惯等等。如体现黎族先民狩猎生活的怪兽纹、鱼虾纹；体现黎族古代建筑的干栏纹、房屋纹；体现黎族社会生产的槟榔纹、树果纹、梯田纹、水稻纹等，每种纹样均能成为研究海南黎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史料。

三、黎锦图案体现的民族古老习俗

黎锦图案多姿多彩，内容丰富，其织造艺术与风格具有黎族浓厚的特色。黎锦是研究黎族风俗习惯、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它的内容涉及黎族古老的习俗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是一部研究黎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料。现今，黎族一些较为古老的习俗已经慢慢地从社会生活中消失了，老一辈的去世，更是使黎族许多口碑文献大量消失，黎族后一代对祖辈们古老的社会风俗已无从了解。但是，黎锦却能带着我们去发掘黎族传统文化的一些奥秘。

1、“椎髻”

我国许多史籍记载，古越人有“断发”、“披发”、“椎髻”、“文身”之习俗。“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蜑、曰儴、曰俚、曰僚、曰，… 古先所谓百越也，其俗断发文身。”⑾但是，在百越系统中，越族的发饰习俗又有所不同，大体是东越为剪发（断发），西越为披发，南越为椎髻。南越其实就是指岭南的越人，古代的岭南指五岭（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庚）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海南岛及越南北部等地，是现今壮侗语族（壮、黎、侗、仫佬、毛南等）各族先民繁衍、生息、活动的地方。我们从各种史籍记载上看，岭南越人兼有“剪发”、“披发”、“椎髻”三种发饰。汉代时称海南岛上的居民为“骆越之民”，史籍中对“骆越之民”的习俗多有记载，《三国志·薛综传》说交趾（古骆越居地）人“椎髻徒跣，贯头左衽”，《后汉书·南蛮传》说“凡交趾所统，……项椎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可见骆越之民尚“椎髻”之俗。海南黎族来源于古骆越人，同样也崇尚“椎髻”。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旧志》说：“生岐……髻堆额前用牛骨为簪拴之，饰以鸡毛。”清·萧应植《琼州府志》载：“生黎……椎髻”。不仅汉文史籍记载黎族的“椎簪”之俗，黎锦中亦能发现这些习俗的痕迹。黎锦大型壁挂《祭祀图》、《丰收图》上出现了反映“椎髻”习俗的人物图象，他们的头上都有几何形的椎状图样。据《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资料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黎族社会普遍有椎髻习俗，各种汉文史料中常有“大鬃黎”、“小鬃黎”等名称，“大鬃”、“小鬃”其实就是以黎族头上挽髻的大小来区分黎族内部群体。古代黎族的椎髻很有特点，大部分地区的黎族男子结髻于额前，髻上插木制或银制的发簪，有的还用红或黑色的布条裹住。一些地方的男子结髻于脑后，如东方、昌江、白沙等地。白沙黎族润方言男子的椎髻很有意思，他们一般在脑后结髻，但在结婚时，结髻于头顶，并插一支木梳或骨簪。东方美孚黎男子则结髻于脑后，但却以黑布缠头一匝打结于额前。结髻于脑后其实就是史料中所说的“项髻”，唐·李贤称“为髻于项上也”。这种发饰与西南民族的“银锭髻”很相似。黎族男子还有头插羽毛的习俗，但在日常生活中已很难见其踪迹，我们只能从一些地区黎族道公“做鬼”时的装饰上才能看出一二，今陵水黎族自治县隆广地区的道公在“做鬼”时习惯在头上插一支鸡毛，这样才能象祖先一样，便于通灵。黎族猎手与武士头上也常插着一支羽毛，这种装饰古时称之为“羽人像”，在广西左江崖壁画上普遍存在。

黎族妇女一般在脑后结髻，并插骨簪或木梳。有些地方的黎族妇女还爱带尖状头巾，表现在黎锦图案上的几何纹就象椎髻一般。为什么黎族男子结髻于额前而黎族妇女习惯结于脑后呢？这种原因我们无法考证，但我们可以从海南通什地区杞黎的生活习俗上来探其缘由。杞黎习惯用房屋前门作为男子吸烟、谈天等活动的地方，而后门则是妇女们织锦、舂米、话家常的场所。人们习惯用“前门”指代男子，“后门”指代妇女。这是不是黎族男子结髻于额前而妇女结髻在脑后的原因呢？清将冯子材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入琼抚黎，勒令黎族人民剪发、学汉文。1932年，国民党第一集团军警卫旅长陈汉光入琼“剿共”，被委任为抚黎专员。陈汉光深入黎族地区后，强迫黎族人民学汉文、穿汉衣、剪发，于是黎族的“椎髻”之俗逐渐消失。

2、儋耳

儋耳，海南岛古代居民之一。邢关英先生在《儋耳人、珠崖人：史前黎族两大部落考析》一文认为，儋耳，是海南岛史前黎族两大部落之一。西汉时，海南岛归入中央版图，岛上设儋耳、珠崖两郡。儋耳是族名还是习俗，暂且不论，但可以从汉文史籍中探出端倪。“儋耳，南方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腹，下垂肩上。”⑿“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缒之，垂肩三寸。”⒀可见，“儋耳”其实就是一种习俗。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时，个别地区的黎族妇女还盛行这种“儋耳”之俗。黎族哈方言小支“罗活”妇女从小便带银制的大耳环，每长一岁就加一个，到成年时，每边耳朵上便有10-20个耳环，重达3-4公斤，把耳朵坠成长长的。平时劳作时，“罗活”妇女把众多的耳环盘在头上，有如一个耳环帽，在喜庆节日或有客人来访时则把耳环从头上放下，两耳带上长长的耳环，古“儋耳”之俗立现。虽然这种“儋耳”之俗现已不存在，但在黎锦中却有遗留。黎锦纹样上的人物两耳都带着宽大、下垂的耳环状物，与史籍记载和现实生活中的儋耳之俗没有两样。

3、“贯头衣”

史料关于海南岛“贯头衣”的记载不是太多，也不甚详细。《尚书·禹贡》记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就有“卉服”一说。《汉书·地理志》记载儋耳朱崖郡风俗时才有“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也就说明了海南岛在汉朝统治者进入之前，其居民多以贯首衣为着装。“贯首衣”是怎样一种服装呢？《太平御览》卷790引《异物志》曰：“穿胸人（指古哀牢夷），其人则缝布二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贯首衣”可以说是古哀牢夷的一种特殊服饰。《后汉书》记载：郑纯做永昌郡太守时，“与哀牢人约，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在百越族群中，骆越人的着装多见于史籍记载。“凡交趾所统，……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⒁《万安州》风俗条记载：海南岛居民“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斑布为衣裙。……以斑布为衫，方五尺，当中开孔，但容头入，名曰‘思便’。”这“思便”从其制作形状看应是黎语对贯首衣的称呼。文献中记载的“卉服”、“贯头”服，在现今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的黎族润方言妇女服饰中仍然存在（如上图）。可见贯首衣当为黎族先民的服装之一。由此，我们可以从黎锦存留的“贯首衣”中探知海南黎族织锦文化的历史渊源。

看似平常的黎锦及其图案纹样，其背后却蕴藏着许多文化内涵。黎锦图案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有些图案随着社会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如青蛙纹等，有些图案却仍然保留并闪现着古老的文化意义，如黎锦中的“儋耳”、“椎髻”之纹样等。所以，我们从黎锦图案纹样中可以发现海南黎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面貌，发现海南黎族传统文化的许多奥秘。可以说，黎锦是我们研究海南黎族最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参考文献：

（1）《汉书·贾捐之传》

（2）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器》

（3）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4

（4）（5）（9）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

（6）明·陈仁锡《潜确类书》

（7）莫俊卿《左江岩壁画的主体探讨》，《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8）杨知勇《从青蛙骑手的诞生谈图腾艺术的演变》，《民间文学》1986年第6期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上册，文物出版社1984年

（11）《隋书·地理志》之《南蛮传》

（12）汉·杨孚《异物志》

（13）（14）《后汉书·南蛮传》卷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