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通史 第四卷 pdf,mobi,epub,txt,百度云盘

摘自《西方通史：当前时代 》前言

于2014年秋出版的我的《西方通史》第三卷讲述的是冷战时期的西方史，亦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的四十六年。第四卷，也就是最后一卷，从第三卷结束的地方——1991年开始。本卷叙述的是从这一年起已经成为往事的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亦即最新的可称为当代史的断代史。

犹如绘画中的透视技法一样，当代史是所有时间维度的消失点中最短暂的那个。本卷叙述的当代史一直讲到2014年。2014年，许多国家都在举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盟军在诺曼底登陆（D-Day）70周年以及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世界在2014年也历经了一场新的东西方对峙。暂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1989年和1991年之后，所有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会按照共同价值观逐步“西方化”的人都犯了误判形势的错误。

作为转折之年，2014年或许也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而载入史册。当前，一个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势力扩张已经造成了中近东地区冲突战线戏剧般的变化。在抗击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前提下，两个当年的“宿敌”——什叶派的伊朗和美国之间，出现了策略上携手合作的迹象：此举不啻这个世界瞩目地区国家间关系的一场革命。同时，恐怖主义的逐步全球化也给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带来了新的视角：这起事件似乎愈发显得是一个普遍不安全时代的开始，甚至是21世纪的真正起点。对美国来说，具有全球意义的太平洋地区未来可能比欧洲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但凡涉及这些冲突、危机和历史过程的内容，也同样适用于本卷所谈到的其他问题：许多事态还在继续发展变化之中，其结局不可预见，距离现在时间过于短暂。就最新成为过去的历史而言，重要的资料来源还未对外开放，有关这个时代狭义上的史学论文数量少之又少。有鉴于此，与更为久远的历史阶段相比，关于当代史的所有结论都更多地带有暂时和主观的特点。

尽管如此，对最新成为过去的历史避而不谈，不是摆脱这一困境令人信服的办法。“如果没有最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就不会有国家学方面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和实质性的答案。”在希特勒时代被迫流亡、1933年英年早逝的德国法学家赫曼·黑勒（Hermann Heller），曾在其身后出版的著作《德国国家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为当前时代的历史定位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看来是历史学“最终结合实际的研究决心”之一，尤其是当历史学以当代史作为研究对象之时。

这部《西方通史》的出发点、主导动机和文明规范的透视焦点，是关于我将之称为西方文明规范工程的问题，亦可谓之关于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问题。这些价值观和行为标准不仅经历了在欧洲部分地区——深受西方教会影响的“拉丁语系”古老大陆，以及在独特历史条件下绵延数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且在18世纪末的美国和法国《人权宣言》中找到了它们经典的表达方式。从此以后，大西洋两岸的西方便有了一个不得不为之苦心励志、努力奋斗的主题。

1789～1989年这两百年的西方历史不仅仅，而且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获得或拒绝获得构成1776年和1789年两次大西洋革命遗产的人权思想的历史。这是我在阐述过程中以之为出发点的三个观点中的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我不仅把西方的历史看作违反其自身价值观的历史；第三个观点，而且，我也把它看成不断自我修正或富有成效的自我批评的历史。

1989年“和平革命”所带来的巨大的民主化动力，使围绕获得和拒绝1776年和1789年思想的斗争在西方内部取得了某种（虽然不是彻底和最终的）结果。然而，世界范围内围绕不可剥夺人权的普世有效性的争论还在继续。这场争论很可能会成为21世纪的重大主题之一，甚至可能成为它统领一切的主题。

近年来，历史和社会科学中对文明规范问题的兴趣有增无减，已经达到了一种可以说是“标准规范转折”的程度。当然，这种研究兴趣并非新鲜事物。仅以历史主义鼎盛时期为例，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在他于19世纪50年代撰写的《史学》（Historik）一书中，就已经强调了一种“以道德力量和思想为依据”的历史阐释法的重要性，并在此语境中创造了一个表达某一民族和某一时代“伦理水准”的新词。

尽管内部矛盾对立重重，西方民主国家依然具有这样一种共同水准，而且，它们自己也认为，应当努力将它们的价值观水准变成一个世界性的水准。但是，它们距离这个目标的实现——标准规范的全球化还相差很远。西方必须在很大程度上自己承担这个结果的责任：其政治实践常常带有否定自己文明规范工程的倾向。此前，这部《西方通史》已经一再谈到这个话题，在最后一卷中还将不止一次对之加以论述。

在最后一卷也完稿封笔之际，我要再次表达我的谢意。感谢罗伯特·博世(Robert Bosch) 基金会、格尔达·汉高（Gerda Hendel）基金会、阿尔弗里德·克虏伯·冯·波伦和哈尔巴赫（Alfried Krupp von Bohlen und Halbach）基金会、汉斯·林吉尔(Hans Ringier)基金会、埃贝林和格尔德·布塞留斯-时代周刊基金会(die ZEIT Stiftung Ebelin und Gerd Bucerius)，感谢它们使本人可以借重自己多年的工作人员莫妮卡·罗斯托伊彻（Monika Ro.teuscher）以及莎拉·比安琪（Sarah Bianchi）、达里奥·普拉蒂（Dario Prati）、基兰·海纳曼（Kieran Heinemann）和安吉洛·达本多（AngeloD’Abundo）非常专业的帮助。莫妮卡·罗斯托伊彻、安格拉·阿布迈尔（Angela Abmeier）、格蕾琴·泽豪森（Gretchen Seehausen）、基兰·海纳曼和安吉洛·达本多把我的手稿转换成了可打印的电子版本。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我于1991～2007年执教的柏林洪堡大学历史系为我提供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对此，我谨代表其他各位向我的同事米夏埃尔·博格尔特（Michael Borgolte）、亚历山大·尼岑阿德尔（Alexander Nützenadel）和彼得·布尔舍尔（Peter Burschel）以及负责行政事务的吉塞拉·格拉波（Gisela Grabo）表示感谢。

C.H.贝克出版社的总编辑德特勒夫·费尔肯（Detlef Felken）一如既往，以始终如一的热情关注力通读了本卷。亚历山大·戈勒（Alexander Goller）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提示并编纂了书后的附录。雅娜·勒施（Janna R.sch）女士、西蒙娜·贡蒂（Simone Gundi）女士和贝蒂娜·布劳恩（Bettina Braun）女士是校读时不可或缺的助手。对此，我一并致以谢意。

最后，我想对一个“必要条件”表示感谢：没有我的夫人，我根本无法开始并完成过去十二年中一直耗费我精力的这项计划。《西方通史》在成书过程中哪些内容应当归功于她所提的问题、她的思考建议和批评意见，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因此，这里的最后一卷也同样题献给她。

柏林　2014年11月 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