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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我们畏惧的到底是什么

2024-06-30 23:2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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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来了》想说明与其表达敌人的强大,不如表达自己的愚昧更为深刻。

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

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我”。

那么“我”又是谁呢?

《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五队长”。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

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

答案就在电影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和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一刀刘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

电影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就这样,《鬼子来了》成了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

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

《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这是电影故意制造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说“我”。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问题也值得一提。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

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

《鬼子来了》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

在电影里,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全片唯一的画外音: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

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

《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

《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

《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

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因此《鬼子来了》不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

《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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