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推绳效应”与中国的“马尔萨斯陷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与之前相比人民生活得到了巨大的改善。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迅速建立起了涵盖全国城乡的医疗保健体系，特别是农村合作化医疗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农民第一次享受到了国家医疗卫生保障。短短十几年间，中国就根除了血吸虫病，控制了肝病和肺结核病，基本杜绝了麻疹和天花，母婴死亡率大大降低。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的中国人民和战后其他国家民族一样也进入了生育高峰期，中国人口迅速增加，至1980年，短短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的人口已经快速从6亿增加到了10亿，同时人均寿命也从35岁提高到68岁。按照生育繁殖指数级曲线的规律，如果不加控制，还会进一步的爆炸式增长。

虽然现在很多人诟病和批评过去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当时的中国尚未真正进入工业化时代，加上依然错误的实施计划经济，整个国家生存生活资料的供给有限。如果一味放任“无政府状态”的人口生育，很可能在人口大爆炸的失控形式下造成巨大的生存危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一直警示这一点。

除此之外，理解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还需要注意到以下两点：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由于计划经济没有真正的“引爆”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生育决策还处于农业社会尽可能多生育以创造简单劳动力数量的状态（确切地说是一种生育文化，比如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无后为大）。与当时西方国家已经步入工业社会相比，中国特殊的落后农业社会状态，需要政府在生育问题上进行干预。

第二，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和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幅提高了人均寿命（1949年为35岁，1981年为68岁，几乎提高了一倍），但是潜在的生育意愿还是按照过去较低的人均寿命，势必会造成较大的生存压力。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一个社会的生育增长率是历史形成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千百年演进过程中的一系列变量，比如人口存活率、人均寿命等。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人均寿命的提高是一个突发的外生变量，但潜在的生育率却是漫长的中国农业文明历史形成的，这种突然提高的人均寿命加上多生育导向的历史潜在趋势，势必会造成内生失灵的人口过剩问题。

由此可见，当时计划生育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时代合理性，是在各种外部因素大幅改变的情况下（人均寿命提高、供给不足、工业化初期等），对“无政府状态”和失灵的生育市场的一次干预。

但是当时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在依然合理，这样事关国运的大政策，需要根据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否则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的确是严重滞后了。

二

工业化之后的计划生育：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这一外生手段突然降低的抚养比，创造了巨大的人口红利，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提高，又进一步为人口红利的变现创造了条件。这个双向正反馈过程带来了快速增长的“中国奇迹”，造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就像一个家庭，老人还未老去，小孩又限制出生，剩下都是60年代婴儿潮形成的青壮年，都是可以劳动赚钱又不用抚养和领养老金的当打之年，经济焉能有不增长之理。但是，这个人口红利，本质上是结构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红利会变成负债。关于这一点，政策层在制定策略的时候，早就应该认识到。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或者中国工业化进程被引爆的过程中，适度的人口控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如果不进行计划干预，按照农业社会生育率进行的人口繁殖，很可能将中国经济锁定在增长停滞的“马尔萨斯陷阱”。在大量人口增加带来的生存压力下，人们很难提供有效的生产剩余和积累来为开启工业化进程提供资本。计划生育将大量的农村人口从抚养众多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进入乡镇企业，进入工厂，进入城市，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

这个可以与同样是人口生育众多，但没有进行计划生育的印度相比较。印度迟迟没有真正的开启工业化，原因有很多，但是人口数量增长过快、数量过度、人口素质不高，被锁定在马尔萨斯陷阱，可能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从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视角来看，计划生育打破了农业社会下的传统思想束缚，将中国人从传统的传宗接代、多子多福、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束缚中跳出来，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完成自身价值的觉醒，投身到商品经济和工业经济之中，为自身及家庭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去奋斗，而不是陷入“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经济思维困局中。这是从个人微观角度，因为生育负担减少而形成的要素活力。

同时，子女数量的减少可以更好的提高教育质量，大量的农村子弟通个高考进入城市里面的大学，从整体上提高了中国劳动力的知识和技术素养。提高劳动力人均素养和质量，而非简单的劳动力数量，是冲出马尔萨斯陷阱的必要条件之一。

因此，需要站在特定的时代——农业社会大转型或工业化浪潮的前夕，去理解作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60年代婴儿潮提供的充足的劳动力，加上人口生育限制降低的抚养比，再叠加市场化、工业化浪潮，中国经济不可抑制的腾飞了。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一切的根源在于人。因为改革开放也是来自每个人意识的觉醒、思想的解放。

在这里我想 重新定义一下人口红利：不仅仅是年轻人口数量占主导，更重要的是 焕然一新的人——从计划经济束缚中走出来的、完成市场启蒙和价值觉醒的人。假如人们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思维，再多的人都没用，都不是红利而是负债。

三

老龄化遇上生育大萧条：人口危机

既然人口红利大部分是靠计划生育人为干预形成的，那么这个红利恐怕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天上掉下的馅饼。突然出现的巨大的人口红利，伴随着肯定也是悬崖式的人口减少，这个用简单的人口增长模型就可以测算到，政策层肯定一直也有预期。

但是，令人意外的则是，后工业化、高速城市化和消费型社会下大幅降低的生育意愿。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是“性萧条”，叠加深度的人口老龄化，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从结构问题，转变为总量危机——如果照此下去，可能在不到二十年内，中国人口将可能负增长。

即使放开生育或者鼓励生育，人们的生育意愿也在大幅降低。以放开二孩政策为例，2016年我国就正式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从数据来看，当年我国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相比前一年增加了131万，此后几年，我国出生人口就逐年下降，到2020年已降至1200万人。下降幅度非常大。

出生人口1200万，减去往年正常年份900万左右的死亡人数，考虑到2020年疫情增加的死亡人数，2020年中国人口很可能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负增长！

为什么中国出现了似乎突如其来的生育大萧条甚至性萧条，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发展经济体从农业社会、初级工业社会，迈向高度工业化、城市社会的必然规律。这个规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老牌的欧洲国家，以及东亚的日本，都已经完整有力的出现了。我们只不过重复他们的一般规律而已。不同的是，我们的进程过快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进程，我们用来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这对于相对缓慢的人口周期来说，显然很难甚至是无法自我调整，只能迎接断崖式、危机式的后果。

在农业社会或工业化初级阶段，由于缺乏丰富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人们的消费函数里最重要的一个精神产品就是“天伦之乐”，所谓“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由于计划生育限制了人们在生育孩子方面的精神消费，促使人们去寻找生育之外的满足效用函数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比如到乡镇企业打工来改善物质生活，工业社会中各种各样可以替代消费“天伦之乐”的商品和服务。久而久之，原来将精神寄托于生育的人们，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利他的生育后代文化被个人消费主义所取代。这是消费型社会的主要特征。

因为在高级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个人更加看重自身的价值和体验，不再将快乐和满足寄托在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本能体验上，这在当前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固然高房价、高成本、高消费抑制了生育欲望，但与农业社会相比更加丰富的现代消费体验，加上避孕方式的普遍流行，将生育和性体验分离，这些都是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重要原因，由此诞生了“丁克一族”。这在农业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却是工业社会、消费型社会的普遍例子。年轻人不仅不想生孩子耽误自己的生活消费体验及升职空间，甚至连结婚、谈恋爱都缺乏动力。

按照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模型，生育孩子看作是一种投资的话，农业社会中人都是简单的劳动力，投资培育成本较低，风险也较小，加上农业社会中人的数量决定一切，因此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工业社会、现代消费型社会就不同，孩子必须当作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从刚怀孕未出生就开始了投资进程：胎教、出生护理、幼儿教育、儿童特长教育、高学费幼儿园等，到上小学的时候需要高价购买学区房——实际上购买的不是房子，而是教育服务。

等到工作以后，996式的沉重压力使得步入婚育年龄的年轻人没有精力和兴趣结婚生子，而且大城市中的普通年轻人大部分无法购买住房，也就没有婚育的“基础设施”。在这个预期之下，日本的佛系文化、断舍离、宅男文化等，中国的躺平文化、六和大神文化也开始普及和流行。这些都是抑制生育的。

总之，高房价、高消费、高抚养费用、高的婚配信任成本、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等 ，一系列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问题，正在将年轻人推入不愿意婚育的陷阱，从而大幅降低人口增长率，且很快将导致人口增长率为负。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指数级特征，人口负增长的时候也将是塌方式的。这或许是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种“马尔萨斯陷阱”。人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人口数量的缩减将会带来消费、投资等各个宏观层面的紧缩。我们必须做好应对由人口危机引发的种种次生危机的可能性。这才是中国未来面对的最大的风险。

四

如何超越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复增

那么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口危机？解铃还须系铃人，四十年前依靠强大的权威计划调节能力控制住了失控的人口增长，也就应该有能力采取反向的意在激励人口增长的国家政策。又到了考验中国制度优势的时候了。

需要首先意识到的是，进入后工业和城市化社会，生育率下降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的。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陷入了人口负增长和长期增长停滞状态。而其他几个增长率较高的发达国家，依靠的主要也不是内生的生育意愿，而是外来移民。

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要降低人口增长率预期，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当前的人口增长率下降问题。同时，也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反思可能存在的生育放开政策滞后的决策失误问题。

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育意愿高峰存在着一个窗口期，也就是大约在工业化中期和城市化初级阶段，那时工业化浪潮中的中产阶级逐渐涌现，且当时的房价和生育成本还不太高，这个时期是生育意愿较高的最后时间窗口。当然，这个时间窗口的生育意愿与农业社会相比还是差距不少。农业社会是生育导向型社会。

但是一旦步入后工业化、后城市化（城市化率超过60%）和高收入、高消费的消费型社会，人们内生的生育意愿就会大幅降低。此时，新一轮人口数量红利的时间窗口将会关闭，成功转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将资本红利（过去积累的资本带来的投资收益）替换人口红利，同时将过去粗放的数量型增长转换为高质量发展模式。

中国正在采取的也是这样的政策路径，通过过去依靠人口红利积累的资本增值以弥补人力资本的“折旧”（养老金），但是这取决于我们的投资能力和资本运营能力。当前来看，除了形成的制造业资本外，大部分还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然而房地产面临的是房价泡沫问题，基础设施则是收益率较低，在人口增长率下降、资产周转率下降后收益率可能更低，亏损将更加严重。

因此，我们要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人口正增长和负增长都是指数级的，需要提前做出应对，重症下猛药（类似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说到底，就是每年拿出专项的预算资金和社会保障配套服务来鼓励生育，这也是过去人口红利对现在人口负债的一种补偿。行之有效的一些政策，发达国家已经做出了榜样，我们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应该比他们做的更好。比如，直接全面放开生育，有能力多生的就多生；对二孩、三孩的直接补贴（2～5万元）和税收减免或递延，专门面向三孩及以上的免费教育和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当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会带来巨大的财政赤字，但是也要看到多孩生育带来的乘数效应，到时孕婴、医疗、保健、教育、家庭乘用车等市场也会迎来巨大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

40多年前，我们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来执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4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面临人口增长危局的情形下，也应该将鼓励生育当作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来执行，否则一旦再次错失时间窗口，生育政策的“推绳效应”将更加明显，中国很可能步入新的马尔萨斯陷阱，进而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什么时候都不会太晚，关键是真正的下决心执行。种一颗树的最好的时间是在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

来源：西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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