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团地的得与失（上） ​

从字面意义来讲，日语中的“团地”（団地）可以用来指涉“一块土地”或“一片区域”。在大众传媒上，我们也能见到诸如农业团地、工业团地等语汇搭配。但现实生活中，一说起“团地”，大部分日本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在大城市近郊由日本住宅公团等公共机构所修筑的大型住宅社区。

和“专职主妇”、“终身雇用”等刻板印象式的“日本特色”相似，团地这种住房形态，在量上从来就不是日本社会中的“多数”。但是，在日本战后以及高度成长期，这些概念确实成为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团地的空间布局和生活方式，成为一般民众比照自己生活水准的标杆，而在团地住房中出生和成长的中产阶级也成为了日本社会的中流砥柱。

团地的兴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战后日本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演变的绝佳窗口。它同时也能帮助我们从一个比较的视角出发，反思战后包括福利国家和功能主义在内的各种全球性思潮。

团地前史

正如要解释战后的日本经济奇迹就必须回到战前日本的社会结构一样，要理解在战后兴起的现代团地，我们也不得不追溯战前的日本公共住宅历史。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这一由国家主导的现代化，其侧重点在于产业的建设和市场的扩张。普通民众的衣食住行，在国家的议事日程上仅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

促使日本政府第一次积极介入公共住房建设的契机，是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这一7.9级的地震，造成大约15万人丧生、200万人离家失所。翌年，日本内务省设立“同润会”，开始在东京和横滨等地，为民众修建防火防灾的公共住宅。此后数年，同润会在首都圈修建了包括能载入日本建筑史的16栋同润会公寓在内的多处公共住宅，为来自不同阶层的日本民众提供了安心可靠的住房。

可好景不长，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张，一切社会资源，都被迫以战争动员为中心来进行分配。1941年，同润会被归入新设立的住宅营团的管辖之下。而在满足了战争需求之后，能够用来建设住房的原材料也所剩无几。住宅营团原本计划在战争后方建造30万套住宅，但最终仅完成了其中的9.5万套。

1947年，住宅营团被美军占领当局认定为支持军国主义的机构而予以解散。虽然，战前日本公共住房历史在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同润会和住宅营团一方面为国家介入住房政策提供了先行的范例，另一方面也形塑了民众把住房视作社会福利和国家责任的期望。这两种逻辑都为战后日本公共住房政策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和战前的住房困境相比，战后日本住宅建设面临的困境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战争末期盟军空袭，日本全国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摧毁。仅东京一地，就有75万套住房毁于一旦。即使到了战争结束十年后的1955年，日本仍存在约300万的住房空缺，直接影响到了城市总人口的16%。

更为严重的是，在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住房困境似乎有着越发艰难的趋势。第一，战后初期国家对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逐渐放缓。仅仅在1950-1955年的五年之间，东京的人口就增加了约200万。第二，战后的经济复苏导致了城市房价不断上涨。1955年，日本全国六个主要城市的平均房价是战前1936年的527%。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公共住房政策，来帮助缓解民众的居住困境。

处在这一阶段住房政策核心的，是被人们称作“三大支柱”的机构。首先，日本住宅金融公库于1950年最先设立。该机构的目标在于，为收入水平较高的民众提供用于购买房屋的直接贷款。而后，根据1951年颁布的《公营住宅法》，面向低收入群体的公营住宅开始建立。

最后，本文的关注点——同时也是最后一根支柱，日本住宅公团于1955年得以成型。与住宅金融公库的锦上添花和公营住宅的雪中送炭不同，日本住宅公团的直接服务对象，是长期以来被国家所忽视的中产阶级，也正是他们，成为紧接而来的日本近二十年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

团地的成立

根据日本《土地收用法》第3条第30项的规定，日本住宅公团的职责在于修建供出租或销售的由五十户以上住宅所组成的团地。在成立五年之后的1960年，日本住宅公团已在日本全国各地修建了257个团地社区、14万套住宅，容纳了50万人居住。而到了1965年，团地内的住宅数又翻倍增加到30万套。

在现实中，团地的建设过程往往有一套易于遵守的模式。

首先，由于城市中心区高涨的房价和有限的土地，大规模团地社区大都建在市郊和临近县市。建设初期，经常能看到的情况是孤零零的团地社区被一整片农田包围。和所谓“卫星城”不同，团地一开始就没有设定“自给自足”的目标。它的定位更像“睡城”：其中的住户依靠通常和社区同时完工的电车线路到大城市中心通勤，只在晚上和周末才回到团地居住。

团地的这一地理位置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人口数据中有最直观的体现：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东京人口增长的核心区域每五年由市中心向外迁徙约10公里。到了1970年中叶，人口增长的核心已经到了离东京市区距离60千米的地方。与此同时，同样在1955-1970年间，东京23区的劳动力却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近260万。

其次，另一个模式也使得团地能在很短时间内进行批量建设，这就是每个团地社区内标准化的单元住房。其中最具有代表性，同时也可谓日本住宅公团对战后日本住房的最大贡献的，就是所谓的“nDK”住房模型。

nDK中的DK来自日式英语“Dining Kitchen”（一个可同时作为餐厅和厨房的空间）的首字母缩写，而n则代表了住宅中另有n个卧室。nDK模型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在十分有限的空间（早期团地社区的每个住房单元往往采用2DK的模型。而两个寝室分别只有6叠和4.5叠大。根据地域不同,一叠大约在1.4-1.8平米之间）内，实现了日本战后住宅最基本的两个原则：寝食分离和代际分离。

在战后的进步建筑学家们看来，战前日本封建的家庭结构和住房安排，成为了侵略战争的帮凶。在传统的日本家宅里，住宅的最好空间被固定作为社交场所而使用（战争中，这些场所变成了国家介入家庭的工具）。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剩下的空间，人们不得不对它们的使用功能进行不断转换。同样一间和室，白天会被全家当作餐厅使用。而晚上人们则会撤走就餐用的日式矮桌，在地上铺上棉被，把它变身为全家人的寝室。

在批评者看来，席地就餐首先违反了卫生的原则，而代际同寝又不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此外，脏乱差的传统厨房往往处在家宅中最不起眼的角落。它和以它作为主要生活空间的女性都被赋予了次级的地位。

作为解决之道，DK则融合了社交、料理和就餐的三重功能。同时，剩下的单独卧室也保证了每个家庭成员的隐私。正是这一建立在功能分化之上的对空间的合理设计，使得团地得以成立。而在一个社区内对这种模型的大规模复制，不仅降低了每间单元房的制造成本，也使得一个高度同质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团地与中产生活

仅从物理空间上看，离城市中心远、单间居住面积小的团地住宅，对一般民众来说，似乎并不具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但战后的日本团地住宅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偏偏在于，它成为一种新兴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地住宅为日本社会带来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家居配件。包括前述的DK在内，独立的卫浴间、抽水马桶、不锈钢水槽甚至球形锁芯门锁，都是在日本传统住房中不曾出现的--在团地诞生20年之后的1975年，也才有75%的日本家庭配备不锈钢水槽。除了这些固定的设施之外，团地家庭还成了许多最新的家庭消费品的登场舞台。举例来说，1965年被称为“三神器”的家电——电视机，洗衣机和吸尘器——在团地家庭中的所有率为95%，这一数字比一般的城市家庭高出20%。

团地更为重要的特征，还是使得这些消费成为可能的住户们。通过设定严苛的入居标准，团地社区逆向选择了一个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住民群体。团地的月租是当时城市普通住房的两倍，同时它还规定，申请的住户其月薪至少是房租的5倍。根据昭和40年（1965年）对团地居民展开的定期调查显示，团地家庭平均月收为6.9万日元，而当时一般城市家庭月收是5.7万日元。同时，团地住户中全家只有一个人外出工作的比例占到了80%。而这些人中的七成又都是在私企或国家机构中的领薪白领。

团地居民的高收入和与传统决裂的生活方式，也使得他们成为了日本社会各色“凝视”的对象。1958年7月，《朝日周刊》首先使用了“团地族”一词，并连续刊登一系列以团地居民为对象的采访和报道。1960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和妻子一起来到西东京的云雀丘团地参观。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在出访美国之前，通过团地来熟悉西式的家庭生活情况。而从1970年代初开始，日活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以“团地妻”为题材的情色电影，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

不同人对团地可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都一起使得团地成为一种身份象征。和独门独户的大别墅不同，团地和中产阶级身份，似乎是一个只要努力都能实现的梦想。也正是这种信念支撑着日本民众为经济高速成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主要参考文献：

Laura Neitzel, The Life We Longed for: Danchi Housing and the Middle Class Dream in Postwar Japan Hardcover,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Ann Waswo, Housing in Postwar Japan, Routledge, 2002

青木俊也、「再現・昭和30年代 団地2DKの暮らし」、河出書房新社、2001

月刊「東京人」、「東京なつかしの団地」、都市出版株式会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