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柯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编者按：共沐书香，“阅”见美好。为进一步落实省法院创建“书香法院”的工作要求，引导干警以文字之美滋养司法审判之善，努力创造不负时代的伟大判决，继“院长读书”栏目之后，鄂州中院开辟“阅·青春”读书栏目，将陆续刊登两级法院青年干警读书笔记，欢迎全市法院干警踊跃来稿参与。

阅 · 青春 /第三期

作者

柯 冰

鄂州中院刑二庭庭长

从事刑事审判的我们，时常在罪与罚的围城里承受着价值观的博弈、情绪与理性的拉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在我深感疲惫与无力的时候，遇到了《正义之殇：美国检察官反思犯罪、处罚与法治》这本书，让我学会思考，正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正义在真实生活和案例中可以变得何等复杂，而我们该如何去践行正义？

正义

之殇

作者：普里特 •巴拉拉

作者普里特·巴拉拉曾是美国首席联邦检察官，被称为“华尔街瘟神”，办理过诸多充满争议的重大案件。他在这本书中，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向我们传递他对正义的理解：公平的调查，适当的指控，合理的判决，明智而审慎的处罚，正义并不单纯存在于法律条文之中，它更存在于解释和执行这些法律的人的思想和心中。

01

“确认偏误”

想一想，我们或许是错的

我们总是趋向于看见我们想看见的，相信我们想相信的。当我们认定了一个观点，我们的大脑会持续、有选择地去寻找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观点是对的，同时对那些证明我们是错的证据，则有选择地忽略和无视，这就是确认偏误效应。

“3·11马德里连环爆炸案”是一起恐怖袭击，警方在搜索区域内发现了一个蓝色塑料袋，里面装有七根铜雷管以及残留的爆炸物，并在塑料袋上采集到两枚足够清晰的、可用于识别嫌疑人的指纹。

经美国联邦调查局指纹分析师比对，其中一枚指纹匹配成功，指向一位美国白人律师布兰登·梅菲尔德，警方积极取证，寻找梅菲尔德涉案的蛛丝马迹，比如他的妻子是穆斯林，他本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曾代理过一名被定罪的恐怖分子的案件。

虽然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梅菲尔德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但似乎指纹鉴定已足以证明美菲尔德就是恐怖袭击案的组织策划者。然而，事实是现场提取指纹的主人另有其人。

显而易见，当我们所依赖的、认为绝对客观且无误的科学鉴定出现偏差，后果非常严重。当调查人员基于指纹匹配锁定美菲尔德后，取证的方向基本围绕证实美菲尔德有罪，而忽视了存在的矛盾。

“在法律和秩序问题上，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开放的心态必须超越第一判断。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接受挑战和修正。”

我们其实都有感触，当我们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问题产生了先入为主的认知或判断，我们会表现出固执己见的一面，尤其是我们的认知或判断被某种权威初步证实。这就是偏见，也是我们犯错的根源。

而当我们承受压力急于去论证时，这份潜在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所带来的影响更甚。所以，在我们致力于给某个人定罪的时候，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停驻一下脚步，回头看看论证的过程，多问一句“我们是不是错了”？

“法律不是完美的，体制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完美的。正义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伸张，但如果每一个人在办案过程中都能保持警觉和严谨，并对改变看法保持开放的心态而不是固执己见，那么正义至少能在更大程度上得到实现。”

02

“不放过任何细节”

责任、细节、使命是最根本的原则

“桑德维尤谋杀案”中，埃里克·格利森在服刑17年后被宣告无罪。格利森自入狱后反复申诉，直至17年后，他的诉求才被探员约翰·奥马利“看到”。

格利森是不幸的，他已经因为没有犯过的罪行遭受了17年的牢狱之灾。但他又是幸运的，奥马利探长重视了他的诉求，因为十年前有另外一个人向他供认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罪行。

调查被启动，最终证实了格利森的清白，也发现了当年诸多被忽视的细节。比如，唯一的目击证人声称看到了格利森枪杀了迪奥普，但实地考察后发现，证人所处位置距离案发地太远，根本不可能像证人描述的那样可以看到案发现场或听到案发现场的谈话。而这名证人与格利森有私怨，也就是他的证言并不那么可信。

当办案技巧越来越纯熟，接触的当事人越来越多，我们会不会因此而麻木，而忽略了对细节的挖掘、对案件背景的探寻、对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或优化社会治理路径的思考？我们是否发自内心地认识到，他人的人生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的任何错误或疏忽都有可能毁掉他人的一生。

“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他人的人生。”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正义，确保正义得到伸张，万不可因为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缺失，让我们成为不正义的根源。“说到底，主持正义的不是法律，而是人。”

03

“超越正义”

人本身，就是最大的变量

马克·安东尼·斯特罗曼在“9·11事件”后走上仇恨犯罪的歧途，他认为杀死一些阿拉伯人是他的职责，最终因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赖斯·布衣扬是斯特罗曼暴行下的幸存者，他因枪伤遭受着身体上和精神上的长久折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布衣扬原谅了试图杀死他的凶手，并发起了一场旨在免除斯特罗曼死刑的活动。布衣扬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审视自己的内心，忠实于自己的信仰，然后发现了爱、怜悯和慈悲。

我想杀你，而你却在试图挽救我。这场宽恕与救赎让施害者也发生了改变。对受害者毫无怜悯、在法庭上毫无悔意的斯特罗曼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意识到：“世界上一直都充满了仇恨，而这种仇恨必须予以制止。仇恨会导致一生的痛苦。”

人性是复杂的，当我们认为已经实现了个案正义的时候，仍然可以发现诸多超越正义的价值与理念，比如仁慈、宽恕、救赎、尊严，还有爱。

电视剧《底线》中有这样一段台词，“穿上那一身法袍，我不停地提醒自己，我掌握着生杀大权，我要冷静、理智、不能情绪化，久而久之，抹去了对善的洞察。可审判，不是为了报复恶，而是为了提振善”。

我们应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去分析案件，而不仅仅是行为。案件中反映出来的人性的善与恶，比行为模式更值得我们去重视。善于挖掘并发扬人性的亮点，引导社会向上向善，方是司法价值所在。

纵观全书，普里特·巴拉拉似乎格外强调人的作用。“法律是一个神奇的工具，但它也有局限性，而好人是没有局限性的。法律不能强迫我们相亲相爱、互相尊重，它不能消除仇恨或战胜邪恶，不能教人仁慈或浇灭激情，仅靠法律本身是无法实现这一切的。它还需要人——勇敢、强大、非凡的人”。

作为一名刑事法官，我们嫉恶如仇、执法如山，也同样悲天悯人、怀柔天下。惟愿我们笔下的正义，如你所求，如他所愿。

原标题：《〖读书笔记〗柯冰：心有猛虎，细嗅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