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历史及靖国神社问题相关情况

　　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历程及其覆灭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所谓“富国强兵”路线，开始对外向海陆两个方向扩张侵略。

　　第一阶段:向东海扩张。1872年日本吞并琉球王国， 1879年设立冲绳县。1874年，日以琉球渔民受到台湾少数民族袭击为借口,出兵台湾。1885年日本对钓鱼岛进行调查，图谋霸占。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次年1月乘机窃取钓鱼岛，4月强迫清政府签定《马关条约»，割占台湾，勒索白银2.3 亿两。

　　第二阶段:向大陆扩张。《马关条约》中，日一度割占辽东半岛，但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被迫放弃。日视俄为大陆扩张的主要障碍，提出“卧薪尝胆”，大力扩张陆军，准备与俄争霸。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次年与俄签定《朴茨茅斯条约»，迫俄承认其独占朝鲜半岛，并与俄瓜分中国东北，取得南库页岛。1905年日宣布朝鲜为其“保护国”， 1910年正式并吞朝鲜。

　　一战爆发后，日借对德宣战之机，进占青岛及山东半岛。1918年借俄爆发十月革命之机，进军西伯利亚。日侵略野心引起欧美警惕，在国际压力下日被迫放弃山东权益，从西伯利亚退兵。回国内侵略势力反弹，目与西方关系恶化，并日益敌视中国的民族革命和南北统一进程。在北伐战争中，日先后制造“济南惨案”、“皇姑屯事件”，以阻挡中国统一。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田中奏折”，全面暴露其征服世界的野心，鼓吹“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 1931年日本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建立伪满州国，并策动内蒙独立、华北五省“自治”。

　　1937年日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占领大 半个中国。日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平顶山等一系列惨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通过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强征中国劳工、从军慰安妇。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伤亡3500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千亿美元，间接损失超过5千亿美元。

　　第三阶段:向太平洋扩张。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摧毁美太平洋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英同时对日宣战，日一度占领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日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等地制造多起大屠杀，杀害包括华人在内的当地平民数十万，虐待致死大量盟军战俘。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牵制和消耗了日陆军绝大部分力量，有效策应和支持了欧洲战场，美从海上发起反击。1945年8月，苏联参战，美在日广岛、长崎掷下两颗原子弹，日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被盟国剥夺侵略扩张得来的一切领土。这标志着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向大陆和海洋侵略扩张的路线彻底破产。

　　二战后，由于冷战爆发，美对日政策从“改造”转向“扶持”，目军国主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在美支持下，日对苏联占领下的“北方四岛”提出领土要求。1972年，美将冲绳“归还”日本，日乘机非法控制钓鱼岛。

　　二、靖国神社问题由来及我对日斗争

　　(一〉军国主义象征，右翼精神支柱

　　靖国神社建于1869年，最初称“东京招魂社”，1879年被明治天皇改为现名，“靖国”取自《左传》“吾以靖国也”(意为使国家安宁)。该神社起初用于祭祀明治维新内战中效忠天皇的阵亡军人，后来把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中死难者的亡灵都作为神来祭祀，是日本“国家神道”的核心设施。

　　二战前，靖国神社由国家(海军省和陆军省)直接管理，“官司”(即住持)由退役的陆军或海军大将担任。在日本近代历次对外战争中，靖国神社都充当了向国民灌输军国主义和皇民思想的宣传工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编造所谓“只要舍命尽忠，即可魂归靖国神社，升天成神，永世受人敬仰”的神话，数百万目本青年受此蛊惑，相约“死后重逢于靖国神社”，心甘情愿地为军国主义卖命。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当局作出“废止国家神社”的决定，剥夺了靖国神社的政治特权，但对其过去劣迹未予清算，致使其得以完整保留并存续至今。

　　目前，靖国神社供有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历次战争中死去的246万柱亡灵(姓名登记在册，并无实际牌位)，其中80%死于二战，包括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1978年秋季被秘密移入供奉名册)和1000多名乙、丙级战犯。神社院内设有石塔， 1895年侵占台湾、1931年“九·一八事变”等侵华罪行都被作为日军当年的“武功伟业”雕刻在上面。神社内还建有战史陈列室“游就馆”，公开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的“靖国史观”。

　　靖国神社每年举行三次例行祭祀活动，即4月21日至23日的春季大祭、8月15日的战败纪念日大祭和10月17日至20日的秋季大祭，其中“8·15”大祭的规模和影响最大。每逢大祭，许多普通战争遗属都来此祭拜在战争中死去的亲人，一些军国主义遗老遗少和右翼政客也会聚于此，向军国主义亡灵顶礼膜拜。

　　(二)政要频繁参拜，内政问题外溢

　　战后，日本各种政治和社会势力围绕靖国神社问题进行了激烈斗争。日本右翼竭力鼓动恢复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实现首相正式参拜(即以公职身份参拜)。以社会党(现社民党)、自共、公明党等为代表的中左政治势力以及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团体，基于对侵略历史的深刻反省以及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反对恢复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反对首相和国家公职人员参拜，成为牵制右翼势力倒行逆施的主要力量。

　　早在战后初期日本首相即已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到1975年，目本12位首相中有8人共33次参拜过靖国神社，已故天皇裕仁夫妇也曾两度参拜。但由于未明确是“公职”还是“私人”身份，且都避开了战败纪念日“8·15”，未引起外界特别关注。1975年时任日本首相三木武夫首次在“8·15”参拜靖国神社，但慑于国内政治和舆论压力，未敢使用首相名义，强调系以“私人身份”参拜。此后至1985年之前，日本首相大体依此模式参拜，共27次，包括6次在“8·15”参拜。

　　中曾根康弘1982年上台后竭力推行旨在摆脱战后体制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于1985年“8·15”全体内阁成员首次集体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此举不仅招致自本在野党和舆论猛烈抨击，也引起中、韩及东南亚国家强烈反应。自此靖国神社问题由日本左右两大阵营较量的内政问题外溢为日本同中、韩等亚洲战争受害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三〉日本民众看法复杂，我方区别对待

　　靖国神社供奉的亡灵中，极少数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大多数是普通士兵，还包括二战末期死于美军空袭的大量平民。因此，日本国内对靖国神社的感情和看法十分复杂。日本大多数民众虽承认目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罪行，但对靖国神社并不反感，特别是战争遗属认为自己的亲人当年是“为国捐躯”，被供奉理所应当，国家应承担“慰灵”责任、支持祭祀活动，领导人亦应前往参拜。同时，缘于日本传统的宗教文化，不少民众认为人不论生前有何罪孽，死后皆为“神”，应既往不咎，因而对追究战犯责任心存抵触。日本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形成了保守政治势力不愿正视和反省历史的重要社会基础。

　　由于靖国神社的特殊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我在同日方斗争中逐步形成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和做法，主要包括三点:一是作为不得逾越的红线，坚决反对目本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外相参拜，核心是阻止首相参拜;二是对其他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参拜，视情提出外交交涉(近年我加大了外交交涉力度)，侧重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明立场，媒体揭批，敦促日方反省侵略历史;三是对日本普通民众前往悼念亲友不持异议。

　　(四〉坚持不懈斗争，形成有力牵制

　　我围绕靖国神社问题同日方的斗争始于中曾根1985年“8·15”参拜。我事先得到日方内部通报后，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中曾根执意参拜后，我予以严厉谴责，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见日本代表团时就历史问题表明立场。迫于内外强大压力，日方内部与我方探讨解决办法。1986年中曾根向我明确表示当年不会再参拜，同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睛发表谈话表明首相不再参拜的方针。当年日本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和外相均未参拜。此后日方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不成文的内部约束，双方外交当局内部将此称为“君子协定”。小泉内阁之前的历届政权基本都依此行事。

　　1996年7月29日，时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以祭拜其阵 亡堂兄为名突然参拜靖国神社。我即向日方提出交涉，表示坚决反对。同年10月，桥本向我表示，日中关系因其参拜靖国神社事受到了影响，他个人对此负有责任，通过此事已深深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今后将谨言慎行。此后桥本以及小渊惠三和森喜朗两任首相均未参拜。

　　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任首相期间执意 每年前往参拜靖国神社(共6次)，使中日关系陷入长达5年的僵冷局面。在小泉执政前期，为促使小泉改弦更张，我方做了大量耐心细致工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对日本政界高层晓以利害，外交部反复向日方交涉，并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做日本各界工作。但小泉拒不放弃顽固立场。我方2005年开始采取中止两国高层往来、推迟双边重要交流等一系列反制措施。我坚决态度和中日关系持续僵冷局面，对日本社会形成强烈震动，各界要求小泉放弃参拜、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使首相参拜面临的内外压力不断增大。

　　2006年9月，安倍晋三接替小泉出任首相，为双方打破 中日关系僵局提供了契机。我方迫使日方就妥善处理靖国神社问题作出内部承诺，安倍上台后首选访华，使中日关系结束小泉时期的政治僵局并实现转圈。安倍执政1年问对外采取“模糊战术”，不就是否参拜明确表态，最终没有前往参拜。此后福田康夫和麻生太郎两任首相也未参拜。2009年至2012年，民主党执政期间，鸡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3任首相均未参拜，也鲜有内阁成员参拜，中日关系未受到靖国神社问题的干扰。

　　2012年12月，安倍重新上台执政，多次声称对上个任期 未能参拜靖国神社感到“悔恨至极”，在2013年三次靖国神社例行祭祀期间分别赠送供品和香火钱，副首相麻生太郎等内阁成员及大批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人数创近年最高，靖国神社问题再度升温。12月26日，安倍在其上任一周年之际，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强烈抗议及整个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三、从游就馆看“靖国史观”

　　游就馆是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建于1882年，分类陈列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日本军队在历次战争中阵亡人员的遗物、战利品、史料及使用的各式武器，是日本最早的军事博物馆，也是日本最大的战争纪念馆。馆名“游就”出自《荀子·劝学》“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暗指靖国神社中供奉的战犯为“士”，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为“中正”之事。游就馆是靖国神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宣扬美化侵略战争的核心设施。以该馆展览解说词和展板为代表的“靖国史观”大肆宣扬军国主义思想和错误历史观念，美化军国主义分子，掩饰日本侵略罪行。

　　(一〉隐瞒歪曲历史事实。将战争爆发归咎为美、英甚至中国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塑造为民族自卫的圣战。

　　关于“七·七事变”，称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夜，北京郊外卢沟桥附近演习场，正在训练的日本军队(清本中队)遭到枪击。第二天早晨，前往当地的一木大队也遭到枪击，于是与宛平城内中国军队交火。卢沟桥的小事件导致“北支那事变”，原因是中国正规军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日本军队予以反击，使整个北支那变成战场。背景是中国方面拒绝日本推动的和平谈判。

　　关于太平洋战争，称这是场关乎日本国家生死存亡的战斗，整个日本和所有日本人都全力投入到了战争中去，为了守卫日本这个国家。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形成所谓“ABCD包围圈”(ABCD系四国英文名首字母)围堵日本。美国撕毁通商条约，通告禁止出口生铁等重要资源，进而发出石油出口全面禁令。由于没有石油就不能生存，日本同美国进行了数次交涉，最后得到的是美国人的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满洲全部撤退。即使不发动对美战争，接受美国的最后通牒也相当于亡国，因为日本在中国有合法利益，特别是在东北的利益是通过目俄战争获得，那里还有目军阵亡士兵的坟墓。不发动战争，连日本的灵魂都会失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搏斗，即使失败也要一代一代继续斗争下去。

　　关于南京大屠杀，称松井石根将军向手下分发了用红墨水标记的外国人居住区和安全区域的地图。松井告诉他们要遵守军事纪律，任何进行不法行动的人都会受到严厉惩罚。他也警告中国军队投降。但中国军队司令唐生智忽视了警告，命中国军队死战，然后唐生智一个人离开了。中国军队被打败，伤亡惨重。

　　(二)美化军国主义。将发动战争的目的粉饰为帮助亚洲摆脱白人殖民统治，实现“大东亚共荣圈”，标榜和宣扬日本军人“战功”和为日本天皇尽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

　　关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称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是日本为了帮助朝鲜实现独立，清政府不想失去最后的朝贡国朝鲜而将日本视为敌人，战争的结果让朝鲜摆脱了清政府的控制。日俄战争是日本为抵挡沙俄南下控制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的战争，其结果是把东北从沙俄手中夺回，还给中国，日本也相应地获得了应有的在华权益。

　　关于“神风特攻队”，重点宣扬其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向美国军舰实施自杀式攻击的行为，不仅在馆内用较重笔墨展示特攻队员个人生平资料及人体鱼雷、人体火箭等武器实物，而且在馆舍正门右侧设有“神风特攻队”队员铜像。称特攻队“是今日国家和平与繁荣的基础，他们至纯崇高的殉国精神，应该受到国民一致的敬仰、追悼并永远传颂下去”，刻意凸显特攻队员“英勇”和“爱国”形象。

　　关于对东南亚侵略，称当时东南亚无一独立国家，皆为西方殖民地，日本作为“解放者”赶走了西方白种人，为战后这些国家反殖独立运动的胜利打下基础。

　　游就馆大厅中还展出一辆C56式蒸汽机车，称该机车曾在被称为世界工程奇迹的缅泰铁路上运行，给东南亚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恩惠。事实上，这条铁路是以1.3万名盟军战俘和来自缅甸、马来西亚及荷属东印度群岛9万名劳工的死亡为代价实现的，堪称“死亡铁路”，游就馆却对此只字不提。

　　(三〉否定东京审判。彻底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将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视为受战胜国迫害的殉难者。

　　关于东京审判，称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当时日本无法主张自己的正当权利，盟国根据自己创制的法律将日本作为被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于“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等规定是以“事后立法”追溯判决前的行为，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根据国际法原则，签署和约后，战犯所受审判即失效。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结果，但这并非意味着日本接受东京审判体现的历史观。

　　游就馆还大肆宣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称帕尔主张所有甲级战犯都应判处无罪，还认为东京审判违反“罪刑法定”原则。2005年游就馆前门广场上设立了帕尔纪念碑，为其歌功颂德。

　　四、靖国神社中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中除白鸟敏夫外，其余13人都直接参与侵华战争或对日本制定、执行侵华政策负有重大罪责。木村兵太郎、武藤章分别在缅甸、菲律宾制造大规模屠杀惨案。具体情况如下:

　　东条英机:

　　1884年出生于岩手县军阀家庭，其父东条英教系日本陆 军缔造者之一，曾发动和指挥甲午战争。受家庭影响，东条英机具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思想。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东条在中国东北参加战斗。1915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1933年，升任陆军少将、军事调查部部长。在任军事调查部部长期间，主持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借机压制对军部不满的政党，强化军部的强权。

　　1935年，东条英机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因战功显著，很快晋升为陆军中将、关东军参谋长。卢沟桥事变后，东条率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省，进犯张家口等地，炮制伪“察南自治政府”。

　　1938年东条回国，任近卫内阁陆军次相， 1940年任陆军 大臣。1941年，东条发表宣扬法西斯精神的“战阵训”，要求士兵“命令一下，欣然赴死”、“不自由应思为常事”。1941年10月，东条出任首相，同时兼任内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军需大臣，大权独揽。在“既定国策”中宣扬“完成支那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强化统制经济，镇压异议人士，将军国主义体制推向极致。

　　1944年下半年日本败局已定，日国内对东条内阁的批判 日盛。7月18日东条被迫下台。战后不久，东条英机自杀未遂，后作为头号战犯受到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 1948年12月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广田弘毅:

　　1878年生于福冈县。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系， 1906 年入外务省工作。曾任欧美局局长、驻苏联大使，多次出任外务大臣，推行对华强硬外交。1935年提出臭名昭著的“广田三原则”即:取缔反目、承认伪满、共同防共，加紧侵略中国。1936年3月至1937年1月任首相兼外务大臣，缔结日、德、意“反共产国际协定”，并在中国建立“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政权。广田是发动“卢沟桥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并策划扶植汪精卫伪政权。

　　战后，远东军事法庭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广田也是日本文官中唯一被处以绞刑的人物。

　　土肥原贤二:

　　1883年出生在冈山县军人家庭。侵华间谍头目。1913年， 以参谋本部部员、陆军上尉身分来到北京，在“阪西公馆”(特务机关)任日本特务头目阪西武官的助理，开始其在中国长达30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他长期生活在中国，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会讲流利汉语，是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有名的“中国通”，也是在中国从事谍报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在华期间，土肥原拉拢军阀，挑起内乱，以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

　　1928年3月，土肥原出任张作霖的顾问，后一手策划了 “皇姑屯事件”。1931年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任机关长，于1932年将溥仪从天津诱至大连，拼凑伪满傀儡政权。之后，土肥原被调往哈尔滨出任特务机关长，镇压东北抗日武装力量。

　　1935年，被派往华北，协助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 策动地方军阀进行“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卢沟桥事变后，他率军侵入华北，直接介入侵略战争。1938年，负责筹建中国占领区内的伪政权，并在上海设立了办事机构——土肥原机关。1941年晋升陆军上将。

　　战后，远东军事法庭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 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松井石根:

　　1878年生于爱知县。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曾任参谋 本部中国班班员、奉天特务机关长、海参崴派遣军参谋、关东军司令部副官、驻中国广东和上海武官、驻华公使馆武官、驻台湾军司令等职。1933年晋升为陆军上将。

　　松井石根前后驻华13年，参与策划并直接指挥日本侵华战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松井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占领南京以前，曾下令占领南京后，“分区对城内进行扫荡”，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 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木村兵太郎:

　　1888年生于东京都。侵华日军将领、侵缅日军司令官。 1939年木村兵太郎任陆军中将，驻兵山东充州，镇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敌后抗日力量，大量屠杀抗日军民。1940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回国，任陆军次相。积极策划发动太平洋战争。1944年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大肆对缅甸平民和战俘进行屠杀和虐待，东京审判期间检察官曾称其为“缅甸屠夫”。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 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板垣征四郎:

　　1885年生于岩手县。受其家庭影响，从小立志从军。1904 年参加日俄战争。1917 -1919年，任参谋本部部员，常驻中国昆明、汉口，收集情报。1922年在参谋本部中国科任职，频频到中国从事阴谋活动。板垣与土肥原贤二、矶谷廉介同称为军部“三大中国通”。他把中国东北看成是日本的生命线，一贯鼓吹侵华战争。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后，任执政顾问和军政部最高 顾问。1936年在内蒙挑起绥远事件，策动内蒙分裂。1937年，任奉天(沈阳)特务机关长，并到天津诱降国民政府要员，配合日军对华北的侵略。卢沟桥事变之后，板垣征四郎被派往中国直接参加侵略华北和华中的战争。

　　1938年5月，奉调回国，出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扩大侵华战争，并筹组汪精卫傀儡政权。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直接指挥侵华战争，对日军在华暴行负有直接责任。后任日军朝鲜、新加坡方面军司令。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 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武藤章:

　　1892年生于熊本县。曾任关东军参谋，策划绥远事件。后直接参与侵华战争，将战火从华北扩大至华中。攻陷南京时，任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松井石根的帮手，负责侵华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武藤宣布日军可以在南京随意宿营。这一命令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惨案。1938年7月武藤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指挥目军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武藤章还积极推动对美开战。1942年，武藤任菲律宾方面军参谋长，大量屠杀东南亚平民和盟军战俘，参与制造“马尼拉大屠杀”(Manila massacre)，造成约10万菲律宾平民死亡。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其犯有战争罪行，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松冈洋右:

　　1880年3月4日生于山口县。早年赴美留学，后入外务 省，历任驻福州、上海总领事、"关东都督府"(日本在大连、旅顺设立的殖民统治机构)外事课长、外务省情报部长。1921年退出外务省，任南满州铁道公司理事、副总裁，疯狂鼓吹“满蒙者，日本之生命线也”的侵略论调。1930年当选众议员。1932年任日本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因侵占中国东北问题遭到国际孤立，于是宣布日本退出国际联盟。1940年任近卫第二届内阁外相，同德、意缔结三国轴心同盟。1941年访问德意后，转道莫斯科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1946年6月在审判期间病死。

　　永野修身:

　　1880年生于高知县。毕业于海军大学，曾任驻美武官， 海军学校校长、广田内阁海军大臣、联合舰队司令官、海军军令部总长等职。1941年9月永野在御前会议上鼓吹军国主义:“不战，则民族必亡，战则体现护国精神。只要精神不灭，即使战败，日本也将再起”。1941年12月签署偷袭珍珠港命令。

　　战后，被远东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1947年在审判期间病死。

　　梅津美治郎:

　　1882年生于大分县。曾参加日俄战争。曾任日本驻德国、 丹麦使馆武官，参谋本部总务部部长等职。

　　1934年，梅津美治郎被任命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在 平津地区滋事寻衅。1935年，迫使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签订《何梅协定》，占据平津一带战略要地，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作准备。1936年任陆军省次相，参与策划卢沟桥事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1939年至1944年任关东军总司令，对东北地区进行大肆 掠夺，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镇压东北抗日联军。1944年，梅津接替东条英机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继续进行对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日本败局已定，梅津等人不甘心失败，制定本土作战计划，决心不惜牺牲全体日本国民，顽抗到底。他顽固反对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直到8月14日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上，还向天皇要求继续战争。9月2日，在天皇敦促下，梅津代表军部出席了在“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投降仪式。

　　战后，梅津美治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服刑期间病死于巢鸭监狱。

　　平沼骐一郎:

　　1867年生于冈山县。曾任检事总长，在司法界颇有势力。 创立右翼团体“国本社”。1923年至1932年担任日本大学总长，1936年任枢密院议长，1939年1月出任日本首相。同年8月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平沼因此引咎辞职。他认为法西斯国家是最为理想的国家模式。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其无期徒刑， 1952年因病假释，同年病死。

　　小矶国昭:

　　1880年生于杨木县。曾任陆军次官、关东军参谋长、朝 鲜军司令官。1939年在乎沼骐一郎内阁任拓务大臣。1942年任朝鲜总督，多次镇压朝鲜抗日运动。1944年7月就任首相，1945年4月因战事失利引咎辞职。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其无期徒刑， 1950年服刑期间病死于巢鸭监狱。

　　东乡茂德:

　　1882年生于鹿儿岛县。190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 系，后进入外务省。1913年在奉天总领馆任领事， 1937年任驻德大使，1938年任驻苏大使。1941年任东条内阁外相兼拓务大臣，参与筹划发动太平洋战争。1945年4月任铃木贯太郎内阁外相，处理日本战败事务。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其20年监禁，1950年服刑期间病死于美军医院。

　　白鸟敏夫

　　1887年生于千叶县。曾任外务省情报局长、驻意大利大 使，积极推动建立德、意、日轴心国军事同盟。曾任翼赞政治会总务，效力于法西斯独裁的翼赞体制。主张驱逐白人。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判处其无期徒刑， 1949年服刑期间病死于巢鸭监狱。

　　五、"东京审判"有关情况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二战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将策划、准备、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者列为甲级战犯，是全世界50多个审判日本战犯法庭中唯一的A级审判。该审判因在东京举行，又称“东京审判”。

　　(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成

　　二战结束前夕，中、美、英三国于1945年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权威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第6条)”，“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者在内，将处以法律之严厉制裁(第10条)”。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这些为“东京审判”提供了政治法律基础和现实条件。

　　1945年12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发表《莫斯科会议公报》，授予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审判日本战犯的权力。1946年1月19日，麦克阿瑟批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签署“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

　　1946年2月，麦克阿瑟任命9个在日本投降书签字的国 家(中、苏、美、英、法、荷、加拿大、澳、新西兰)各自推荐的人选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其中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为庭长。4月2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作出修改，使法官人数与远东委员会组成国数一致，增补了印度和菲律宾法官。上述11国还各派检察官1人，组成检察官委员会，美国律师季南任首席检察官。梅汝璈法官和向哲俊检察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法庭。

　　(二)审判过程及结果

　　1946年4月2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指定东条英机等28 人为甲级战犯嫌疑人。29日，检察官委员会正式向法庭提出公诉，控告28名被告犯有破坏和平罪、杀人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三大类共55条罪状。“东京审判”前后历时2年7个月，开庭818次，出庭证人达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4336件，对日本军国主义策划、准备、侵略中国等亚洲各国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进行了揭露。

　　1948年11月4日，“东京审判”宣布判决结果，判决书长达1213页，仅宣判就耗时七天。28名被告除永野修身和松冈洋右病死、大川周明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诉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人被判处死刑，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和重光葵分别被判处20年和7年徒刑。1948年12月23目，东条英机等7人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绞刑。

　　“东京审判”判决书在草拟过程中，个别法官对审判的法律依据及量刑提出异议。法庭公布的宣判结果体现了多数派的意见，个别法官所持少数意见另作意见书陈述，不在法庭上宣读。

　　在意见书中，澳大利亚法官韦伯和法国法官贝尔纳主张日本天皇应受到审判。菲律宾法官哈那尼拉认为量刑过宽，主张对所有被告处以极刑。印度法官帕尔则称“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将战争责任完全归于东条英机及其他24名被告身上，于法理不合”，是唯一主张全部被告无罪的法官。

　　(三)“东京审判”的意义

　　“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责任和军国主义暴行进行的正义审判，同纽伦堡审判一样构成战后国际秩序政治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严惩了军国主义头目，伸张了国际正义，对丰富和发展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法准则、构建战后国际秩序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1951年9月8日，日本与美国等国片面媾合，缔结“旧金山和约”。“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审判，并将执行各该法庭所科予现被监禁于日本境内之日本国民之处刑”。这表明日本政府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结果，但日本右翼势力对此耿耿于怀，日本国内始终存在否定“东京审判”、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的逆流，其荒谬论调主要有:

　　(一)“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原则”说。称法庭适用的“反和平罪”、“反人道罪”等规定是以事后立法追溯判决前行为，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印度法官帕尔的"日本无罪"即属此论，被日本右翼视为"有力佐证"。靖国神社专门为帕尔立了所谓“功德碑”。

　　(二)“战胜国审判”说。辩称当时日本无法主张本国正当权利，“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凭借武力占领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

　　(三)“接受东京审判并不等于接受其所体现的历史观”。称根据国际法原则，交战国签署和约后，对战犯的审判将失效。日本在“旧金山和约”中承诺接受审判，只是为了使战犯得以继续服刑，不意味着接受审判所体现的历史观。

　　(四)“翻译错误”说。称“旧金山和约”日文版“日本接受审判”的表述系误译，按英文版“JUDGEMENT”的表述，应译为“判决”,因此日本在合约中承诺接受的不是审判本身，仅是针对甲级战犯的“判决结果”。

　　(五)“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无罪”。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不是罪人，并已恢复名誉。

　　由于美国对日本战后处理不彻底，右翼势力得以重新进入社会高层，甚至重掌国家大权，其否定“东京审判”的荒谬论调在日本社会流毒甚广。此后，在右翼保守势力鼓动和美国默许下，日本官方开始逐步为战犯“正名”，大体分为三个步骤：

　　一是赦免服刑中的战犯。1953年8月3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对战争犯罪受刑者赦免的决议》，陆续释放了仍服刑的13名甲级战犯(其余5名监禁期间死于狱中)，其中重光葵、贺屋兴宣出狱后还分别出任外务大臣和法务大臣。

　　二是给予因审判死亡的甲级战犯以“公务死亡”的抚恤待遇。1953年8月1日，日本国会修订《战伤病者战死者遗族援护法》，14名甲级战犯的遗族享受与一般战死者(法律上称为“公务死亡”)同等的抚恤待遇。

　　三是协助靖国神社对甲级战犯进行合祀。1966年2月，厚生省向靖国神社提供了包括14甲级战犯在内的“祭神名票”，但由于皇室出身的靖国神社宫司筑波藤麿态度消极，以及其他原因，合祀甲级战犯事一直未能得逞。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宫司换届，新任宫司松平永芳当即将14名甲级战犯以“昭和殉难者”身份秘密合祀。松平后来接受采访时声称，合祀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许可。

　　日本政府上述举动淡化和混淆了甲级战犯的战争责任，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的嚣张气焰进一步加剧。此后，日本否认“东京审判”的消极声调不断提高，日本领导人甚至开始公开质疑“东京审判”的合法性。

　　1979年6月，大平正芳首相在国会答辩时称，“我认为历史将对甲级战犯或大东亚战争作出评判”。1986年9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在自民党会议上称，“盟国根据自己创制的法律，在东京审判上将日本作为被告，以文明、人道和和平的名义对日本进行审判”，“这种审判方式到底是否正确，历史早晚将会作出定论”。

　　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是右翼保守势力的领军人物，历史认识错误，在“东京审判”问题上消极言行不断。其任自民党代理干事长时曾筹建“支持参拜靖国神社年轻议员之会”，声称要讨论“东京审判”的不正当性及对甲级战犯的错误判决等问题。2013年3月12日，安倍在国会称，“东京审判”是战胜方即同盟国作出的裁决，不是日本人自身作出的判决。同年4月，安倍又在国会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社会尚未确定。同年12月26日，安倍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悍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安倍上述言行表明其否定“东京审判”、妄图为甲级战犯“正名”、为侵略历史翻案的用心，在日本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受到中、韩、美等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