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知识】（二十二）“一国两制”的由来

一、“一国两制”的由来

“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邓小平这个思想的形成，也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历经了长期的过程。

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为和平统一祖国作出的不懈努力，为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提供了历史借鉴。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政府对解放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新的方式，强调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等主张。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提出，应当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1957年4月，毛泽东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的酒会上表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1958年，毛泽东亲自起草《告台湾同胞书》，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提出“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请张治中致信蒋介石，“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1961年6月，毛泽东再次表示：“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962年，由毛泽东亲自拟定，周恩来主持执行，通过张治中等多种渠道向国民党传达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基本政策，其主要内容被概括为“一纲四目”，即两岸统一是“纲"；台湾人事大权自己定、军政建设经费不足时由中央拨付、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互相不源人搞破坏为“四目”。这些表述，虽不是后来意义上的“一国两制”，但为“一国两制”的形成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一国两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密切相关。如何抓住机遇，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是当时中国领导人思考和决定重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昊杂温时指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这几个“不动”，与他后来讲的“五十年不变”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全力发展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于国家统一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战略逐步得以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的同一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同年1月下旬，邓小平访问美国时又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尊重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1981年9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的名义，发表了和平解央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其中包括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以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统一后，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这九条方针是“一国两制”构想日趋成型的重要标志。

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指出：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的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也是党的领导人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一国两制”提出后不久被法制化，上升为国家的意志。1982年《宪法》在其序言中规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一国两制”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的，而最早运用于香港问题的解决，不久后又运用于解决澳门问题。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一次将“一国两制"写进双边协定。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签署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开始实践“一国两制”的伟大进程。

来源：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

原标题：《【统战知识】（二十二）“一国两制”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