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背后的世纪谈判：中英之间的数次交锋与博弈

一国两制的提出，最早是从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通常称为九条方针，正式提出了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个新概念。邓小平和港督麦理浩会面后，中国政府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对台湾问题九条方针的基础上结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拟定了十二条方针政策。1982年1月，邓小平会见了时任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在这次会见中，第一次使用了一国两制这个说法。邓小平说道：“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的投资者经常关注的就是香港今后的走向，人们常常谈论的话题也都是香港的归属话题。这一切让英国政府越来越有紧迫感，英国政府决定必须和中国政府举行最高级别的谈判，而且越快越好，时间就在1982或者1983年。

在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到北京投石问路之后，整整过去了2年，英国的最高领导人依然没有出面洽谈香港问题。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她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打量着东方明珠，香港。很快，撒切尔夫人就定下了她9月出访远东的行程，第二站就是中国。

1982年9月22日，撒切尔踏上了北京的土地。9月24号上午九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撒切尔和邓小平举行了历史性的会面。撒切尔表示，“三个条约”是有效的，必须遵守，她说，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邓小平则针锋相对，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十九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面对咄咄逼人的撒切尔，邓小平不慌不忙，因为他成竹在胸。邓小平的讲话铿锵有力：“主权问题是不能够谈判的，是说中国1997年收回的问题是不能谈判，不管用什么方式，谈判的题目只是一个：归属问题。”撒切尔夫人后来在她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对这件事做了回顾：我们想要的，是在1997年后英国人能够继续治理香港，如果双方能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将极大的提升人们对香港的信心。撒切尔以为她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可没想到邓小平并不买账。他这样回答撒切尔：“如果我们愿意，今天晚些时候就可以收回香港。”听了这话，铁娘子愣住了。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

邓小平和撒切尔的这次会谈比原计划延长了50分钟，整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可见香港问题在当时是多么复杂。这次会面也是香港问题是，中英最高领导层的第一次碰撞。最后，中英双方发表了一个公报，宣布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邓小平还给谈判定了一个期限：两年。他说：“如果两年还达不成协议，那中方就不得不单方面宣布我们的决定。”

按照日程，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撒切尔为中国领导人举办了答谢宴会。尽管在白天的会谈上，她有些受挫有些失落，但是作为领导人的风度还在，她依然按计划发表了致词。撒切尔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这次访问中国，我参观了颐和园，我听说‘颐和’这个词在中文里面是宁静祥和的意思，显然，这个词不能用来形容我的中国之行。”

撒切尔夫人摔倒在人民大会堂门口

这次会谈，时任英国驻华大使的柯利达和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文晋全程参与其中，很快这两个人就被分别任命为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负责人，并开始磋商谈判的议程。这两个人可都不是一般人物。

中英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启动

章文晋，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培养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堪称谈判专家，曾经参加过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的边界谈判。在中印边界谈判和中苏边界谈判中，都担任了重要工作。1971年，基辛格访华，与周恩来总理的秘密谈判章文晋也都参与了。

他的对手柯利达也不是等闲之辈，在撒切尔眼里，柯利达就是中英谈判中英国首席代表的不二人选。柯利达1954年进入英国外交部，从1962年起，就在当时的英国驻华办事处工作。他一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是个中国通。这位剑桥大学法律专业的高材生能言善辩，从来不走极端，不说狠话，特别擅长旁敲侧击。柯利达对中国的政治家有几分佩服，他曾经称中美外交是一场精彩的外交舞蹈。而此刻，坐在谈判桌前的柯利达想的都是，自己如何能在这场舞蹈中跳好自己的那支舞。

柯利达

然而，柯利达没有想到，一开场他的舞蹈就跳不下去了。中方认为，英国要在承认中国主权的前提下来讨论其他问题，而英国方面则不愿意把中国收回香港作为前提来谈，人文主权问题的解决要看谈判的结果。就这样，双方谈了五六个月依然僵持不下，在同一个问题上兜圈子，议程定不下来，谈判也无法进行下去。

1983年春，两年期限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可谈判毫无进展。英国方面坐不住了，情急之下的撒切尔找到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中国事务上，基辛格是过来人，他安慰铁娘子说：“别着急，他们就是这个路子。”1983年3月，撒切尔紧急召见柯利达回英国商量对策，柯利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道：“在伦敦的那几天，撒切尔夫人把一切可能的手段都想到了，甚至想到了最极端的武力方式。为此还专门召见了国防部长，可是经过讨论，最后撒切尔还是决定采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柯利达回到北京的时候，带回来一封撒切尔自认为是得意之作的一封信，在信中说道：如果中英两国能够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协议，而这些安排既能保证香港今后的繁荣和稳定，又能被中国方面及英国议会和港人所接受，我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

撒切尔的言外之意就是英国方面可以不再坚持香港的主权问题，从这个时候起，中英谈判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开始登场，他就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周南当时是外交部部长助理，在燕京大学修文学，因此中文底子不错。从1973年起，他在联合国工作了10年，因此英文也很过硬。在后来的谈判中，周南担任中方团长，但是在1983年7月的时候，周南只是担任中英谈判的幕后顾问。他和柯利达的私交不错。有一天，柯利达请他喝酒，就跟他谈到：“现在所有的问题焦点都在一个冠词上，中方提出的议事日程第一条是主权移交，英文就是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英文里的‘the’是有特定指向的，可以理解为‘此项主权移交’，谈判还没有开始，如果这样说，那不等于英方承认主权必须移交了吗，所以我建议把这个定冠词‘the’改成不定冠词‘a’。”此时的周南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他想了想这样回到道：“中文没这个问题啊，中文就是主权移交，也没有说是这个主权移交、那个主权移交，或者一个主权的移交，这样吧，中文不动，英文上按照我所理解的英文文法，the和a都不要，上来就是‘transfer of sovereignty’，这样不就解决了嘛。”就这样，改动了一个英文单词，议程问题就戏剧化的解决了。看上去，双方好像在玩文字游戏，实际上这里面暗含的是中英双方不同的立场。

中英谈判地点：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3号奥匈帝国大使馆

从撒切尔1982年9月访华算起，十个月过去了，1983年7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正是启动了。本来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都是保密的，可是到北京采访中英会谈的大批香港记者，一大早就守候在英国驻华使馆的门前。他们一看到使馆的汽车出了大门，就坐上出租车穷追不舍。为了不被甩掉，甚至不惜出高价让司机闯红灯，会谈地点就这样被记者发现了。谈判是在北京东交民巷台基厂头条3号举行，这里原来是奥匈帝国大使馆。后来谈判改到了钓鱼台国宾馆2号楼。章文晋已经被调往美国担任驻美大使，接任他的是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姚广从建国起就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驻加拿大和法国等国大使，外交经验极其丰富。

当时的记者挤满了这个小小的会议室，双方代表分坐在一个长长的桌子两侧。除了双方的代表团长，双方各有五名成员。这个谈判班子可不一般，中方的6个官员都会讲流利的英语，英方的官员里面有5个会讲标准的普通话。另外，这12个人里面，还有两个人会讲流利的广东话。开会的时候非常严肃，轮到双方代表发言的时候，大家都是照本宣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稿子照着念。第一轮谈判谈的主要是议程问题，所以双方都很礼貌，只是一个开场白，可到了第二轮谈判的时候，气氛就变了，火药味十足。

1983年7月25日，中英双方在北京就香港问题第二阶段会谈中第二次会议

每次谈判后，双方都会发表一个公报，这个公报的字里行间都能看出当时的情形来。当时的谈判气氛就可以从那时的人民日报里看出来，1983年7月13日，第二阶段第一轮会谈结束后，新华社发表的公告是这样的：双方进行了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7月26日，第二轮会谈结束后，我们看到的是：中英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建设性的这个形容词没了。8月2日第三轮会谈结束后，我们看到的消息是：中英双方举行了会谈。取消了那些形容词。

毫不夸张的说，当时的中英谈判成了香港经济的晴雨表。谈的好香港股市就涨，谈的不好它就跌。1983年9月，第三轮、第四轮谈判不顺利，于是香港社会一下谣言四起，有人说双方谈判破裂了，这就给香港股市带来大震荡。1983年9月24日，香港出现黑色星期六，股市大震荡，港元大幅贬值，物价开始飞涨，民众大量抛售港币，购进美元抢购商品和物资。

中方的方针是你搞你的，我做我的，不可能因为经济因素放弃原则立场。结果，最后是英国人自己先慌了手脚。因为港币如果持续下跌，可能就会面临崩溃，这就会直接影响到英镑的地位，英国人最后不得已把港币的汇率和美元挂了钩，这才稳定了局势。

谈判被迫中止及英方的让步

9月份以后，中英双方谈判被迫中止。9月10号，邓小平会见了英国前首相希思，他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声明。”他让希思转告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是，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听了邓小平的口气，铁娘子不得不仔细权衡利弊，她终于开始考虑转变立场。10月14号，柯利达从英国见完首相以后返回北京，他带来了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的口信：可以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

1984年1月25日，在全国迎春节的气氛中，中英第八轮会谈开始了。这时候周南接替姚广担任中方谈判代表团团长，而英方也由新上任的驻华大使伊文思担任首席谈判代表。伊文思这位笑呵呵的英国绅士，在“钻空子”方面可一点也不彬彬有礼，周南也被他的英国对手认定为一个强硬派。从这轮谈判开始，英国人改变了策略。

周南

双方的第一个论题就是，在1997年以后，香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周南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十二条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为基础的，本来以为英国会提出反对，可没想到的是，他们却没有提出异议。在这一点上，周南回忆道：“讨论到每一条之前，他（伊文思）准备了几页纸，一上来他念他的东西，他说这一条我们赞成，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是如何如何，你一听他的理解跟我们原来的意思是几乎完全对立的。”双方就这样唇枪舌战，你来我往，在那条长方桌上整整打了两年持久战。每一次会谈都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在每一个问题，甚至每一个细节上都是据理力争。据周南回忆，在讨论到中国政府对香港十二条基本政策第三款的时候，双方又较上劲了。

第三款的文字里面，有这样的说法：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英方代表伊文思对这个提出了质疑，要求划掉这一条。周南一听，这还得了，不属于中华人民政府，难道属于你们大英帝国政府吗？他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行，这一条一定不能拿掉。类似这样的争论，几乎每次谈判都会发生。比如在谈到设立领事馆的时候，伊文思提出英国在香港不设领事馆，要设高级专员公署。他的用心，周南一下就洞察出来了，因为高级专员公署是英国在英联邦成员国设立的机构，周南一下就火了，他质问伊文思：“你到底什么居心，中国的首都在北京不在香港，你是不是想把未来的香港特区变成准英联邦成员国，或者干脆就是英联邦成员国？”一看周南生气了，伊文思赶紧跟其他成员交头接耳的商量，过了一会他说：“其实我们在有些国家也有商务专员。”而周南直接回应道：“你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商务专业是商务处的，而商务处是大使馆下面的一个单位，和高级专员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伊文思一看这样行不通，最后只好同意在香港设总领馆。

不过据周南回忆，在谈判中双方也不都是板着脸吵架，有时候双方也会互相表示友好，有时也会互相请吃饭。有一次，周南问伊文思：“大使阁下，你应该明白，在涉及主权的一系列问题上，中国方面不会做出让步，对吧，那你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的提出啊？你一提出来当然我们要驳斥了。”伊文思这样回答：“哎呀，你不知道啊，如果我们不提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一定会被你们反对。”

鲁平（前左坐者）、香港经济导报名誉董事长陈陌军（前右坐者）

1984年7月，两年的谈判期限剩的已经不多了，可是还有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邓小平提出的最后期限是1984年9月。双方成立了两个专题小组，在国际俱乐部谈判。当时正值北京最热的时候，国际俱乐部的空调又不太好，为了能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双方的工作人员都是汗流浃背，通宵达旦的工作。为了保证香港在过渡时期保持稳定，必须有一个中英联合机构进驻香港，以便及时解决过渡时期出现的各种问题，保证香港顺利回归。最初，中方拟定了一个草案交给了英方，收到这个草案，英方感觉像遭受了一个晴天霹雳一样，他们没想到中国人还有这一手。柯利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到：英国人认为，成立这么一个小组，那不等于1997年之前香港就由中英共管了吗？英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后来中方把“联合委员会”改称为“联合联络小组”，可英方还是不同意，就这样谈判又卡壳了。这时候柯利达也开始着急了，因为两年的期限再过两个月就要到了，他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北京来访问，柯利达认为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时间，才有可能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解决所有的问题。

同时，周南也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作出指示，进驻是必须的，名称可以改变，进驻时间早晚也可以松动，晚两年进驻，晚两年撤销也无所谓。有了这个批示，周南心里有底了。7月28号，杰弗里·豪一行到达北京，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中午，周南请柯利达等人吃饭，这是非正式午餐，可是柯利达对这个邀请却犹豫起来，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说的：“我睡眠不足，从家里出来第一个夜晚，就跟杰弗里·豪一起在飞机的后舱里，为联合联络小组起草的职责范围进行反复修改，对和能豪饮茅台的周南先生共进午餐并不十分感兴趣。”周南的一番话，让他立刻就惊醒了。周南说道：“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1月1日结束。这是中方最后的方案，如果你们还不接受，我们就准备撤回方案，由此产生的后果你们负责！”听到这些话，柯利达意识到，中国要摊牌了。

7月的北京骄阳似火，英国外交大臣、港督、大使在一颗大树下紧急商讨，讨论的结果是，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国的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闹不好谈判就会破裂，必须马上向伦敦汇报。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中英双方的谈判可以说是高效率的，因为关键问题已经解决，其余的问题也就好办了。很快英国方面发来电报，撒切尔同意达成妥协，基本赞成中国的方案。9月5号，最后一轮会谈开始的时候，周南对伊文思说：“你到北京之后，经过了冬天、春天和夏天，现在是收割庄稼的季节了。”伊文思回到说：“我们英国在九月份，也有一个庆祝秋收的节日。”两国代表团团长都在谈秋收，意味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到了收获季节。

谈判的圆满完成，皆大欢喜的结局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至此，历时两年，经过22轮磋商的中英谈判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对这个结果中方感到很满意。周南回忆说：“英国方面的底牌被突破了，不得不做出让步了，最后不得不接受中国的这个主张，全盘接受了。”

令人意外的是，英方也很满意，英方的代表团回国后，受到热烈欢迎和祝贺，铁娘子是这样说的：“这个结果非常好，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实际上，这说明了在谈判的最后阶段，英方认识到了中方的强硬立场，于是他们自己降低了自己的预期，所以后来才会有这样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12月18号，圣诞节前夕，撒切尔进行了她任期内第二次对中国的访问，对她来说，这次访华就比上次一轻松多了。19日上午，邓小平和撒切尔再次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见同样充满了火花，但这次是友好和谐的火花。撒切尔对邓小平说，中英谈判的神来之笔，就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理论。而邓小平则谦虚的表述说，这是实践出真知，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的实行社会主义。当天下午5点半，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签订。中央电视台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直播了签字仪式的实况，撒切尔是这样发言的：“中国会让香港成为一个比今天更加繁荣的地方，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的中国朋友一起，见证这个非同寻常的时刻。这是个非凡的仪式，也是一个非凡的声明，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我们共同创造了历史，也将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请允许我对能够见证这个历史时刻表述由衷的荣幸和感激。”

联合声明正式签订现场

邓小平说，谈判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实力强大。撒切尔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2年后，1997年7月1日凌晨，中英联合声明的文字变成了现实，全世界共同见证，从此，香港开始了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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