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据美媒报道，基辛格的一家咨询公司在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息。

　　基辛格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政治家和外交官，曾在美国两任总统任内任职，对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退出政坛后，基辛格作为顾问和学者保持着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提出了很多影响全球的观点。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曾表示自己“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他一生中访华百余次，为推动美中关系发展、增进美中两国人民友谊作出历史性贡献。

　　从犹太移民到美国学术界红人

　　基辛格1923年5月生于德国，为犹太人后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基辛格全家迁居美国。1943年，基辛格加入美国国籍。

　　二战期间，基辛格曾在美国陆军服役，主要担任情报行动翻译员。战后，基辛格回到学校，在哈佛大学就读。

　　初到美国之时，基辛格几乎不会讲英语，然而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于1950年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留校任教。

　　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长达近400页，据称是现在哈佛毕业论文篇幅限制（35000字，或者大约140页，被称为“基辛格规则”）的来源。

　　在读研究生期间，基辛格创办了一份世界事务季刊《Confluence》，包括汉娜·阿伦特、小阿瑟·施莱辛格等杰出政治思想家都曾为该杂志撰稿。可以说，基辛格在年轻时就已经进入了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的世界。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建立与维持，探讨战后和平与世界秩序，这篇论文后来以《重建的世界》为名出版。有报道称，基辛格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长的一篇论文。

　　在进入政坛以前，基辛格长期在哈佛大学任教并写作。他曾任哈佛大学国防研究班执行主任、防务研究计划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等职务。

　　其中对他未来外交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他1952年创办的国际研讨会。每年夏天，大约有40名外国政要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通过这个研讨会，基辛格建立了广泛的对外联系基础，包括中国、欧洲和拉美的联系。这个研讨会一直持续到1969年。

　　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几乎伴随基辛格的一生。在退出政坛后，他也一直在写书、为媒体撰写评论文章等。

　　基辛格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大部分都是关于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1957年，基辛格写成了一本450页的巨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他一跃成为明星核战略家，也是“军控”概念的发明者之一。此后，他还出版了《世界秩序》《大外交》《论中国》等系列著作。

　　基辛格还保持着对新兴技术的关注。近几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他参与撰写了《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探讨了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带来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美外交政策“代名词”

　　基辛格从学术界进入政坛可以说相当顺利。20世纪60年代，在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同时，基辛格就曾担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顾问。

　　之后，基辛格还担任时任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并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为洛克菲勒出谋划策。但最终洛克菲勒的竞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共和党提名，基辛格随后加入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任命基辛格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此，45岁的基辛格离开哈佛校园，正式进入华盛顿政坛核心圈。

　　在尼克松任内，基辛格先后担任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国务卿等职务。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也是第一个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国务卿。

　　尼克松1974年因“水门事件”辞职后，杰拉尔德·福特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基辛格则继续担任国务卿一职，直至1977年1月离任。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全球舞台上面临着许多难题，而基辛格可以说是化解这些危机中的核心人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称，基辛格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代名词。

　　基辛格最受瞩目的外交成就之一，就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次年的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基础。1972年2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美中关系“破冰”。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

　　当时的另一个焦点是美苏冷战。在对苏关系上，基辛格推行“均势外交”，极大地缓和了美国和苏联的关系。1972年，基辛格推动美国与苏联达成了《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 I），有效地推动两国走向缓和而非对抗，也为核军备控制奠定了基础。

　　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基辛格是结束越战谈判中的美方主要人物。1973年1月，他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他也因此和越南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而在中东地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基辛格通过著名的“穿梭外交”帮助稳定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1974年1月开始，基辛格11次前往中东，推动开启中东和平谈判。

　　福特上台之后，基辛格虽然保留了国务卿的职务，但没再取得显著的外交成果。1977年，基辛格退出政府任职。当年1月，福特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访华百余次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今年7月，刚度过百岁生日的基辛格来到北京。据新华社报道，7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此次会见的地点——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正是半个世纪前基辛格首次访华见到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基辛格强调，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影响世界，因此两国关系保持稳定，事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人类福祉。他还表示，“我愿继续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作出努力。”

　　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基辛格有一个亲切的称呼——“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新华社在基辛格99岁生日之际发表的一篇时评中表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看起来很朴素的头衔却特别沉甸甸，因为中国只会把这个充满感情的头衔授予极少数对中外关系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是其中之一。”

　　基辛格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开拓性贡献。1971年7月9日，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执行代号为“波罗一号”的秘密访问。在北京，他与周恩来总理等展开会谈。此次秘密访华奠定了中美两国进一步交流沟通的基础。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华，推动实现了中美两国“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这也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

　　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访问中国逾百次，他表示自己“每次都会有新收获”。他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代领导人均有过多次接触，被称为“中国通”，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独到的看法。

　　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这本书被认为是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

　　今年10月24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年度颁奖晚宴上向基辛格颁奖，表彰他为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基辛格在获奖致辞中说，“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他呼吁美中两国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正如我50年前所相信的那样，我们能找到克服困难的出路”。

　　基辛格简介

　　基辛格1923年出生于德国南部。1938年，他和家人离开纳粹德国到美国定居，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基辛格曾在美军服役，在哈佛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命基辛格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73年至1977年，他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基辛格咨询公司11月29日发表声明说，基辛格在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结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谈判以及帮助美国结束越南战争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致力于美国与苏联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进程。

　　1971年，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中国，与中方携手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实现了震撼世界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为启动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中关系大门打开的推动者，基辛格一生中访问中国一百多次。今年7月，他最后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在美中关系“破冰”之后的50多年里，他推动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积极对华政策，致力于美中关系发展成为基辛格外交生涯中最华丽的篇章之一。

　　今年10月24日，基辛格在接受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颁奖时致辞说，“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和世界的利益。

　　基辛格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白宫岁月》《动乱年代》《论中国》等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书籍。在其卸任公职后，他还经常接受美国两党总统和外国领导人的咨询。

　　据新华社

　　■ 访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基辛格是中美间的一座桥梁

　　“基辛格本人是中美之间的一座桥梁、一个重要的使者，百余次的访华经历，让他与中国的领导人、政府官员以及专家学者都有着广泛的交流，帮助美国更好地理解中国。”11月30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基辛格在访问中国时总会受到热情的接待，他曾开玩笑称，在好客方面，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京报记者 栾若曦

　　基辛格帮助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

　　新京报：基辛格是著名学者、国际关系专家和外交官，曾对美国外交政策发挥了重要影响，你如何看待他在美国政府任职期间取得的成绩？

　　吴心伯：我认为他最为主要的成绩是在尼克松政府第一任期内，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协助尼克松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基辛格协助尼克松设计怎样与中国接触，随后在秘密访华期间与中方达成重要协定，再陪同尼克松访华，最终签署《上海公报》。正是《上海公报》确立了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确定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

　　新京报：出现在大众面前的基辛格总是穿着缝制精细的深色西服，佩戴黑框眼镜，说英语带着德国口音，用词字斟句酌。根据你的观察，如何评价基辛格的外交风格？

　　吴心伯：在我看来，基辛格是属于执行力很强的行动者，他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是优秀的学者和伟大的思想家，他对许多问题往往有哲学层次上的思考。

　　我在很多场合听过他纵论国际事务。10年前，基辛格曾到复旦大学访问，当时我作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与他有过接触。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言简意赅，直击要点，从不拖泥带水，有时候两句话就能点中问题的核心。基辛格精炼的语言表达实际上反映出他思想的深刻，把握与思考问题十分成熟。

　　新京报：10年前，在与基辛格的交往中，还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细节？

　　吴心伯：那时候正值基辛格90岁，他到中国来访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向我们表达了对于中国人好客的感动，他还开玩笑称，就好客而言，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而美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当时原定的交流时长是1个小时，现场交流气氛很活跃，学生们问的问题很多，基辛格也回答得很开心，十分愿意与年轻人沟通，最后活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才结束。

　　新京报：基辛格今年接受采访时强调，中美必须改变目前的关系轨迹。中美之间的和平与发展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根据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思考，你认为未来应如何把握两国关系？

　　吴心伯：最重要的有两大启示。首先，我们一定要把中美关系放到世界大格局中来看，不能狭隘地看中美两个国家间的关系。中美关系事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以这样的宏观视野来思考，才能把握好中美关系的分量。

　　其次，我们在讨论中美关系的时候，一定要超越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我们不能受到分歧的限制，而是要务实理性地处理好双边关系。现在中美关系处理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决策者没有这样大的格局，并且有着太强的意识形态的偏见。

　　基辛格开启了国际关系的“缓和”时代

　　新京报：从白宫权力中心退出后，基辛格作为学者也在持续输出影响全球政治的观点，他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吴心伯：首先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视野非常广阔，格局大。他注重研究思考的是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稳定，国际的和平与安全。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曾遭遇过纳粹的迫害，经历过战争与动荡，所以他非常注重国际体系的稳定。

　　其次，他在思考国家间关系，包括中美关系的时候，能够超越政治制度、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受其束缚和制约，从而务实理性地思考国家间关系。最后，他很擅长和注重对对方的研究和把握。例如，在思考中美关系的时候，他非常注重从中国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时候，中国的出发点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关切是什么？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新京报：基辛格曾被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在你看来，什么是基辛格最大的建树？

　　吴心伯：实际上，基辛格在冷战时期开启了国际关系“缓和”的时代。在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后，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战略上，整个美国都感到很疲惫。尼克松上台也反映出了美国国内选民的需求，即结束越南战争、缓和东西方的对抗。基辛格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所以他协助尼克松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结束对华遏制政策，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推动美苏缓和，这一系列动作使得整个国际格局出现了缓和态势。这可能是他作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直接贡献。

　　新京报记者 谢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