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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外交官在凡尔赛宫

2023-03-14 05:1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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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政府外交官在凡尔赛宫

—— 记“炫彩西欧游” 之二十一

凡尔赛宫镜厅,又称镜廊,被视为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王宫中的一件“镇宫之宝”,它是法国凡尔赛宫最奢华、最辉煌的部分,厅长76米,宽10米,高13米。镜厅墙壁上镶有17面巨大的镜子,这些镜子由483块镜片组成,反射着金碧辉煌的穹顶壁画。镜子相对视野极好的17扇拱形落地大窗,透过窗户可以将凡尔赛宫后花园的美景尽收眼底。镜厅一直以来被誉为法国王室的瑰宝,是路易王朝接见各国使节时专用的宫殿。

凡尔赛宫镜厅

镜厅之闻名并不单是来自其设计的豪华,更重要的是因为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是普鲁士王国为了统一德国,并与法兰西第二帝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是由法国发动,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

1870年7月14日,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发表了挑衅性的“埃姆斯密电”,触怒了法国政府。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但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法国大资产阶级建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普军仍长驱直入。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皇帝,成立了德意志帝国。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请求停战。2月26日,双方在法国凡尔赛签订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正式和约。这次战争使普鲁士王国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

德皇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

继普法于1871年2月26日,在凡尔赛宫签订“初步合约”后,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战后协约会议。巴黎和会选择在法国举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的复仇心理。法国看到这个老对手终于倒在自己的脚下,自然是要在自己的地盘上对德国进行一番酣畅淋漓的羞辱。此次和会的场所不但选在了巴黎,还理所应当的选择在当年德皇加冕的地方——凡尔赛宫,而最后的签字仪式则在凡尔赛宫镜厅——德国威廉威廉一世皇帝当年举行加冕仪式的地方。

巴黎和会由27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代表1000人参加,其中全权代表70人。苏俄没有受到邀请,德国等战败国也被拒之门外。经过激烈的较量和彼此的妥协,6月28日,各战胜国终于在凡尔赛宫镜厅签订了《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由于大会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北洋政府代表(即当时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凡尔赛宫巴黎和会签字桌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协约国,宣布对同盟国作战,支援了协约国大量粮食,还派出17.5万名劳工到欧洲支援,牺牲了2000多人。为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作为战胜国的中国,索回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的主权,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然而,在巴黎和会召开之初,日本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断在会上质疑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会议的资格,企图排斥中国作为战胜国与会;没有得逞后,又胁迫英美法同意把德国强占的山东半岛转给日本。

出席巴黎和会的美英法三巨头

事实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并非完全失败,只是由于“弱国无外交”的原因,中国代表团的声音不被西方列强所重视,但中国代表团的在和会上还是表现了一个大国应有的外交风范和水平。只不过当时的日本国力胜过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大背景下,他们的强盗逻辑认为自己应当继承德国权益,理由是自己出兵打下山东与胶济铁路,同时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所以中国必须承认这一点。而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则凭借对国际法深厚的研究据理力争,表现了这个中国年轻外交的卓越才能。

中国特命全权代表顾维钧

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英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顾维钧晚年时,有人曾问过他,你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道:巴黎和会。1918年12月4日,年仅31岁的顾维钧,在众人的期盼下,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在那里,他将作为战胜国中国的全权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商谈对德国及其盟国停战的和平条件。即将召开的和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谋求某种程度的公平待遇,并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遭到的惨痛后果加以改正。这其中,主要包括收回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占有的权益。 然而巴黎和会尚未开始,中国代表团就接到通知,原定给予中国的五个席位被减至两席。在中国代表团的再三努力下,和会减至的两个席位可派代表轮流参加。中国代表团内部顿时风波骤起。

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

在顾维钧看来,陆徵祥是中国外交总长,又是代表团团长,理应排在第一位。而王正廷博士,是陆徵祥拉来的南方军政府代表。为显示中国一致对外,排在第二位也未尝不可。驻英公使施肇基和外交部秘书长魏宸组都是外交界的前辈,自己排在第五位比较合适。 陆徵祥思考再三,将顾维钧的顺序调至第三位后,报给北京政府。出人意料的是,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对此决定十分不满,他曾私下断言陆徵祥充其量也就是个大礼官式的人物,更何况身体状况极差。一旦病了,代表团的领导权就会落入南方代表手中。于是徐世昌发来训令,将顾维钧排在第二位。

1919年1月27日中午,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士突然通报顾维钧,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下午的“十人会”,即由操纵会议的英、法、美、日、意五大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高会议。之前,日本已提出由它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公布了一战期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签订的关于山东问题的秘密协定。当时,中国代表团并未对此做专门的准备,只好将时间推迟到28日,而重担即刻落在最年轻的外交官顾维钧身上。

顾维钧启程赴法

第二天即1月28日,中国代表再次出席‘十人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山东问题是议事日程上的唯一问题。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请中国代表团按照前一天的商定宣读中国声明。顾维钧催请王正廷博士起立,说明他已要求他的同僚顾维钧来阐述中国政府的观点。于是,主席叫顾维钧发言。顾维钧没用讲稿,谈了半个多小时。虽说这不过是一次即席发言,但因顾维钧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制订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他思想上早有准备的。 会上,顾维钧承认中国的确在1915年和1918年签订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中国当时是被迫的,因此不应该履行。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德国所有权的问题都必须由和会解决。按大会所接受的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等威尔逊的原则,中国有权要求收回山东权益。 顾维钧发言结束后,会场上掌声连连。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英国外相贝尔福纷纷过来祝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称赞他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不久后,顾维钧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出现在《费加罗报》等多家重要报纸上,轰动了整个巴黎以至欧洲。

晚年的顾维钧

然而,声明受到称赞是一回事,最终得到有利的解决又完全是另一回事。山东问题并未因顾维钧的精彩演说,在和会上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4月中旬,美国提出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表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自处置。该方案勉强通过不久后意大利即退出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的最终破裂,威尔逊最终宣布,如果日本能放弃它在山东的军事权利,只保留经济权利,他可以同意由日本得到山东权利。中国的主权就这样在威尔逊挽救国际联盟的理想下牺牲了。山东问题并未因顾维钧的精彩演说,在和会上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

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

九十多年后,对于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著名民国史专家汪朝光认为,顾维钧能把握大势,积极进取,“他在一战结束后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交涉中,一方面,有理有利有节,尽量争取列强内部不同国家的不同力量的支持;另一方面,适当向外透露交涉进展以及中国的态度,争取舆论的支持,将中国在秘密外交中的不利,转变为公开外交中的有利,从而成功地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形象,最后勇敢地对列强说‘不’,这不仅没有造成特别不利的结果,反而为中国争取了时机,缓和了局面,并通过以后持续不断的努力,最后收回了中国的权利。可谓是近代以来,中国在弱势和不利地位下,通过外交努力挽回局面的经典一役。

外交委员会汪大燮

凡尔赛宫的谈判牵动着国人心弦。在北京,鉴于代行外交总长职权的外交次长陈篆资历浅、声望低,难以应付外交大局。总统徐世昌便于1918年12月中旬设立外交委员会,请当时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汪大燮出山就任委员长,“凡关于和会的各专使来电都由外交部送委员会阅核”。实际上,汪大燮领衔“外交委员会”的是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最高机构。汪大燮还积极倡议组织了民间机构——国民外交协会,以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但汪大燮虽贵为总统府外交决策核心人物,却不能左右整个局面。政府内的亲日派处处掣肘,时时为难。汪大燮曾与熊希龄在外交委员会提出和会五大外交纲领,其中第一条“破除势力范围”,列有第三项“铁路统一问题”,本意借此将铁路管理权统一收归国有,以打破帝国主义势力范围。1919年1月6日,此案在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汪当即亲将提案送交徐世昌,并由国务院电致巴黎中国代表团。不料,这一成议却由于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反对,竟被搁置。后虽有所松动,但已面目全非。汪大燮气愤异常,提出辞呈。经徐世昌一再挽留勉强留下来。

时任总统徐世昌

中国社会对于巴黎和会寄予厚望,但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将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交由日本继承,并写入和约。中国代表团围绕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已被逼入签字与否的死胡同。面对困境,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但总理钱能训密电陆征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职,并命令结束外交委员会活动。

回到家中的汪大燮,忧国之情未能释怀。他深知以己之力,无法挽回颓局,只有晓之于众,才有出路。1919年5 月3日夜,他将外交失败和政府密令签字的消息告诉挚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于当晚九时就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代表会议,消息当晚便迅速传遍北京大专院校,激起了师生反帝爱国的巨大浪潮。

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等口号,划时代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影响下,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取消日本强迫中国承认的《二十一条》,收回山东的权益,但提案被否决了。

五四运动的学生

6月27日清晨,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6月28日,三万多华人齐集在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外面。“不能签字!”三万人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声。“谁签字,就打死谁!”十五名敢死军的青年准备以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捍卫中国的尊严和权利。中国代表团终于发表了一项声明:“山东问题不解决,我们决不在和约上签字!”

华侨组织代表还堵了陆征祥所住的圣克鲁医院。面对华侨组织代表提出的拒绝签字的要求,陆征祥顾左右而言他,企图搪塞。突然一女子迅速闪到他身后,一个硬邦邦的东西顶在了他的背后,女子声色俱厉地说:“你若签字,我的枪不会放过你!”这女子便是郑毓秀。

民国奇女子郑毓秀

郑毓秀精通法语,巴黎和会期间任中国代表团联络翻译官。由于工作原因,她早已获悉北洋政府意欲签字的信息,并迅速透露给留学生和华侨。 此刻,陆征祥为之一怔,他万万没想到一个弱女子会有如此举动,竟一时说不出话来。颇具戏剧性的是顶住陆征祥的这支“枪”,其实根本打不出子弹。那是郑毓秀从花园折的一段玫瑰枝,史称“玫瑰枝事件”。

在“五四”运动浪潮冲击下,在举国上下的激烈反对下,在民国奇女子郑毓秀奋不顾身的大义行动的感召下,中国代表团决定不在“巴黎和约”签字。

6月28日,凡尔赛宫豪华的镜厅庄严肃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的要员们,身着礼服,等待签字时刻的到来。此刻中国代表团的动静却倍受关注,在顾维钧的带领下,中国代表正气浩然地走进了镜厅,但当中国代表顾维钧义正辞严地宣布拒绝在合约上签字时,灿烂辉煌的凡尔赛宫镜厅顿时陷入尴尬的沉默。

拒绝签字的特命全权代表顾维钧

此次外交活动,为之后进行的有关中国青岛权益的外交活动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法理,最终保住了中国在青岛问题上的利益。这大概是中国历代政府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与法国凡尔赛宫镜厅有关的外交活动,回忆起来不免令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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