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死而生：传染病灾难电影启示录

所以，灾难片在历史上应该说是重要的类型，而且往往也是观众非常喜欢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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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为什么选择灾难片

尹鸿 图片来源：人文清华论坛

为什么灾难给我们带来这么巨大的损失，但是人们还喜欢看灾难片？实际上， 人们看灾难片恰恰是想超越我们对灾难的恐惧。

“

卢梭有一句话：人生来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

实际上，人无论是在面对大自然还是人类自己时，都有许许多多无法战胜的困境，不管这困境是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社会、军事、战争等等。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在每个前进的步伐中、在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面临许多磨难。人类伟大之处，就是不管面临什么困难，我们都有一种精神可以去面对它。

海明威有部著名小说《老人与海》，书中那位老人跟大自然搏斗的时候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你可以消灭我，但是你不能打败我。

有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经历了恐惧我们才能够最后战胜恐惧，而灾难片给了我们一种用恐惧的经历去超越恐惧的美学方式和艺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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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片六大类型

灾难片根据打破现实平衡的力量分为六大类型，分别是自然、战争、太空、后人类、科技以及传染病灾难片。

来自自然的破坏力，像《后天》等等，还有龙卷风、地震等等。当然也有表现战争给我们带来影响的电影。

科技内容的电影，会表现生物科技带给我们的影响，比如可能会导致基因变异等等。

还有我们最近经常看到的后人类电影，比如人工智能、机器人，人类创造了机器人但最后机器人开始控制我们的世界，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多。

还有很多太空灾难片，表现外星人、外太空对我们的入侵带来的灾难。而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六大灾难片之一，即传染病灾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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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灾难片为什么会出现

传染病灾难片为什么频繁出现？因为人类永远在跟疾病做斗争。 有两种东西跟人与生俱来，它们是疾病和死亡，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宿命。传染病对人的影响和伤害范围非常巨大。

人类历史上，传染病带来了多次毁灭性影响，包括中世纪的黑死病。

即便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霍乱、天花、疟疾这样的传染病仍然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

2003年我们经历过的SARS，也对全球健康产生巨大威胁。

传染病对人类社会和人类生存有很大的威胁。同时它也对整个社会体系、对人性带来巨大考验。

许多电影希望通过这样一种题材，既表现我们对传染病的认知，更表现在传染病这样的伤害面前人类的尊严、人类的伟大，这就是为什么传染病灾难片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

可能每个电影爱好者都会有自己心目中的传染病灾难片榜单，我也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的十大传染病灾难片榜单。

《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英国、意大利、西德）， 《釜山行》（2016年，韩国）、《流感》（2013年，韩国）、《传染病》（2011年，美国）、《我是传奇》（2007年，美国）、《致命拜访》（2007年，美国、澳大利亚）、《极度恐慌》（1995年，美国）、《感染列岛》（2009年，日本）、《灭顶之灾》（2008年，美国、印度、法国）、《十二猴子》（1996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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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的灾难性

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传染病来自于人的贪欲、争斗和人对大自然认知的不充分，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都会花更多篇幅表现传染病带给人类的巨大伤害。灾难在电影中通常有三个特别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巨大性，巨大的灾难可能造成许多人的死亡，可能造成一个城市的荒芜，可能造成全球的恐慌。在这些电影中，人会变成僵尸，人与人之间会相互伤害等等，这种巨大性在电影的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巨大震撼。

《我是传奇》电影中第一个镜头就是时代广场，还有世界金融中心华尔街、第五大道、百老汇、中央车站等等，纽约的许多标志性建筑都在这部电影中出现，但是它们已经是满目荒凉，一点人烟都没有，这就是传染病带来的巨大灾难。

第二个特点是公共性，在传染病面前没有等级之分。最近大家看报道，很多国家，无论是著名演员还是著名球星，无论是首相还是家产数百亿的商人，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传染病对他们的影响，在传染病面前人人都可能会受到伤害。在这些影片中我们也会发现，无论是企业老板、大商人或者是普通老百姓，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不分贫富，在传染病面前都有可能难以幸免。

在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火车上承载着各个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群，成为一个公共空间的象征，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就像在一列火车之上一样，都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行进。由于影片中这个传染病带病者的影响，列车上所有人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看到传染病对公共空间带来的伤害，大家都是无辜者，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身上带着病菌。

第三个特点是全球性。传染病可以穿越所有的地方，就像这次的新冠病毒一样，全球二百多个国家受到影响，尽管大家采取了一些隔离措施、封闭措施、戒备措施，但是仍然不能阻挡病毒在全球传播。这几部电影中也会表现这样的情况，比如《传染病》这部电影中，无论是在亚洲、美洲还是欧洲，传染病都无孔不入。

传染病带来的影响和灾难是不可逆转的，人类没有办法克服它，所以这种伤害在影片中就变得令人极为恐惧，这也是这些影片可能会使很多观众在影院里屏住呼吸，觉得这种危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电影在表现传染病的时候其实不约而同地都会产生一种社会寓言，比如他们都重视传染病的腐蚀性。《釜山行》里人被病毒感染之后，都必须去咬别人，吸别人身上的血，来维持自己的生命。而在《我是传奇》中，那些人被病毒感染之后晚上也必须出来寻找新的生命，要用活人的鲜血和肉体去维持他们的生命。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隐喻的功能，病毒和人性的恶一样会蔓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贪欲的一种象征。这种社会隐喻实际上今天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传染病的影响面前，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可能就会相互攻击、相互不信任。这些电影用隐喻的方式批判传染病带给人性的变异， 这种腐蚀性实际上不仅腐蚀人的身体，而且腐蚀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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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应对挑战：预警人

在传染病的巨大灾难面前人类应该怎么面对？人类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什么样的途径解决我们面临的困境？

这些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一个预警人的形象，这些人就是最早发现传染病对人们带来伤害的人。在电影中经常会是孩子，比如《卡桑德拉大桥》里最早发现异样的是小孩。当然有时候还可能是记者，比如在《传染病》里有一位记者发现了问题。当然更多的时候是医生、科学家，他们用专业知识最早发现了问题和原因。但是所有这些最早发现的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临相同的问题，由于社会巨大的惯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人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或者不敢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于是导致灾难泛滥。

我们在这些电影中还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传染病灾难出现的时候，往往会受到一些利益机构的阻挠，这种利益机构有时候是政治利益机构，有时候是商业利益机构，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会阻止真相的传播。

《卡桑德拉大桥》拍于1976年，当时是英国、意大利、西德这些北约国家联合拍摄，当时处在冷战时期。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所发明的病毒，跟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然而为了维护军方利益，他们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病毒的危害，甚至为了不让这个病毒被暴露，宁愿让这一列车的人在卡桑德拉大桥全部坠毁，以消除这件事情可能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除了政治利益的考虑，更多的时候会有一些商业利益的考虑，比如企业会考虑如果暴露了传染病，会不会对经济利益带来巨大影响。利益机构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会掩藏真相，甚至阻挠公布真相，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人们越会发现 真实才是真正能够让人类得以自救的最重要的方法和途径。

艺术作品有时候会站在更个性、更人道的立场去反思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 艺术跟政治、商业最大的区别是，它关心每个生命的价值，甚至在很多电影中会去表现哪怕他是一个小偷，他也有小偷的生命权利、有小偷生存的基本尊严。

我们从政治立场、商业立场和艺术立场看待传染病问题恰恰是这个社会多样性的体现，让我们更好地去平衡个体跟整体、局部跟大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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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如何应对挑战：

平凡人挺身而出

在这些电影中还会看到许许多多的牺牲。牺牲者，有两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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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灾难面前的自私者

就如同诺亚方舟故事，那些自私的，那些只顾及个人安全不顾别人安危的人在电影中往往都会成为最早的死者，虽然他们未必是作恶的人，但是在伦理选择上，当人类面临灾难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只顾自己往往就会被艺术选择优先消除。这些电影中也会出现一些在伦理上生命优先的价值体系，《釜山行》《我是传奇》《传染病》等等很多灾难片中都会出现妇女、儿童，而且女性通常会是一个怀孕的女性，女性和孩子拥有生命的优先权，所以一般在看这些电影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孩子不会死，因为他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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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

这些作品为了让人类得到拯救，通常还会去塑造英雄，我们把他叫做殉道者，而大部分这些电影的特点一定是把他放在个人的境遇和个人选择当中去表现，让他不是生来就想去当英雄，就像今天经常说的一句话 “英雄不过是平凡人的挺身而出”，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亲人、伴侣，他们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如同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在他著名的表现传染病的小说《鼠疫》中讲到的一样：“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

《传染病》被大家看成是对这次新冠疫情的“神预言”。里面甚至还有一个中药的梗叫连翘，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现象非常相似的东西，比如四级病毒实验室、方舱医院等等。这部电影是在SARS之后，2011年拍摄的，但是它有非常好的预见性。有时候这也是电影的优点和电影的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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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灾难电影的警示

总体而言，这些灾难片无论是表现传染病的来源、传染病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还是表现我们战胜传染病的努力，其实向观众传达的最主要有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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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仅不是世界的上帝，甚至也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不能支配一切，世界有其自身规律，因此我们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

当人受到病毒感染的时候，人也会变异，人也不能自我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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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永远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做抉择的时候虽然要做民主抉择，但不一定所有的民主抉择都是正确的，因此我们要允许少数人的声音存在，这样我们才能让灾难更好地被人预警，更早地被人们知道。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十二公民》，影片的12个人当中虽然有11个人都坚定认为一个人有罪，但是另外一个人能够发出声音认为他没有罪，而且他为了证明那个人没有罪去用他所发现的事实说服大家，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其他11个人逐渐都接受了这个少数人的声音，认识到那个人真的没有罪。这就表明少数人声音的存在会提醒我们、帮助我们更多地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传染病灾难电影中，我们也会发现预警者可能是少数人，但往往少数人看到了多数人没有看到的真相。虽然不一样的声音未必都是正确的，但是 允许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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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会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科学永远在跟传染病抗争，甚至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站在许多牺牲者的肩膀上向前发展的。

未来我们还会面对困难、面对灾难，这些电影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社会预言，让我们知道 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应该怎么尊重少数人的声音，怎么去发现和表达真相，通过真相找到人性和人道的力量。

当然电影要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人在发展的过程中无论走得多快，都要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否则我们可能就会受到意想不到的惩罚。

我相信大家从这些电影中还会得到许许多多的新启示。

谢谢大家！

主讲人介绍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影视产业与管理研究会会长等。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中国播音主持人金话筒奖、中国电视金鹰奖等重要奖项评委。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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