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宋高宗新论》

宋高宗新论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专题研究

何忠礼 著

16开

98.00元

978-7-5732-0160-7

作者简介

何忠礼，1938年生，浙江绍兴人。196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宋史专家陈乐素、徐规教授攻读宋代史研究生。毕业后留系任教，从事中国古代史、宋代史、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史等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为浙江省中国古代史学科带头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外国人研究员、广岛大学人文学部非常勤讲师等。退休后被聘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市钱江特聘专家。主要著作有《宋史选举志补正》、《南宋史稿》（政治、军事部分）、《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科举和宋代社会》、《宋代政治史》、《南宋政治史》、《南宋科举制度史》、《南宋全史》一、二卷等。另有译著、点校类著作多种，论文近二百篇。

内容简介

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

享年八十一，仅次于梁武帝和乾隆帝，位居第三；

中国古代帝王中真正实行“禅位”的第一人；

历代开国帝王中评价最低。

这个特殊的人物就是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1107-1187）。

有关高宗一生的历史，在宋朝的正史、会要、奏议、言行录、笔记、文集、地方志书和各类杂史中，都有大量记载。特别是专门记载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帙达二百卷，字数有二百五十余万，内容之丰富和全面，为汉唐以来记载各个帝王事迹的史书所仅见。但是，翻开今人所撰历史，言高宗杀害岳飞、重用秦桧、不许钦宗南归等内容颇为详尽，但对其历史贡献却甚少有载，有的几乎只字不提。对于真正的历史研究而言，这并不正常。

南宋建立之初，高宗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内外形势？他这样做的原因何在，后果怎样？杀害岳飞等罪行与高宗创建南宋国家和一生所作出的贡献相比，孰大孰小？

宋史研究专家、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何忠礼先生用十九章的篇幅，对宋高宗及与他有密切关系的人和事，通过不同角度的分析研究，进行深入论述，力求为读者呈现一个较为真实的宋高宗。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宋朝的“祖宗之法”及徽宗朝的腐朽统治

第二章 高宗的早年身世和“靖康之变”

第三章 赵构重建赵宋政权

第四章 从步步南逃到定都临安

第五章 高宗与“绍兴和议”

第六章 高宗的收兵权和杀岳飞

第七章 高宗与秦桧的“政治联盟”

第八章 绍兴后期的政局与“高宗中兴”

第九章 高宗对中央官制和科举制度的改革

第十章 民以食为天：高宗与南宋农业

第十一章 高宗与海上“丝绸之路”

第十二章 高宗的学术倾向对南宋政治的影响

第十三章 高宗对佛教的认识及抑制措施

第十四章 高宗的勤学与勤政

第十五章 高宗的纳谏与节俭

第十六章 关心民生，珍惜生命

第十七章 “天纵其能，无不造妙”——高宗的书法艺术

第十八章 完颜亮南侵的失败和高宗“内禅”

第十九章 德寿宫内颐养天年——高宗的晚年生活

余 论

精彩书摘

余 论

综观高宗一生，虽然谈不上是一位中兴明主，也非有大作为之君，但除了被公认的书法艺术颇有造诣以外，在治国、理政和个人生活等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帝王，值得肯定的地方实在也不少。

“靖康之变”时，作为一个不经世事的年轻皇子，就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家国巨变。被推上皇帝宝座后，他所面对的是极为险恶的内外形势：在军事上，外有金兵南下追杀，内有游寇和民变的严重威胁。军队大半是乌合之众。以较早成军的韩世忠军队而言，到绍兴三年（1133），虽有兵四万四千余人，“辎重病废者大半”。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宋朝当南渡时，并没有什么完整的军队，而且群盗如毛，境内的治安，且岌岌不可保，似乎一时间决谈不到恢复之计。”在这样腹背受敌，政权不绝如丝的形势下，“帝被贼驱”已不可免，高宗的“恐金病”就在此时形成。百姓的痛苦，更是无法言状，特别是遭到战争蹂躏的地区，人们不是逃亡，就是被杀，可谓十室九空。在经济上，由于军费负担十分沉重，即使对百进行敲骨吸髓的搜括，也远远不敷需要。直到绍兴六年七月，有官员在上书中尚说：“今残破州县，不耕之田，岂可胜计？流民散徙而为盗贼，盗贼招安而为官兵，官兵复仰给于县官。田野半空，赋入甚微，耕者既寡而食者愈众。上下困竭，职此由也。”在这样的形势下，南宋要抵挡住金兵的进攻，确保江南一隅，也是困难重重。

但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随着高宗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统治经验的日趋成熟，通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这种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局面。“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大规模战争得以停息，南宋进入到了和平发展时期，这对推动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绍兴十八年（1148）闰八月，据宰相秦桧奏称：“两国通和，农民安业，垦田渐广，户部财赋粗足支用，乞免江、浙、湖南今年和籴。”这与国初情况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随着农民负担相应减轻，军事力量有所增强，终于使南宋政权走向稳定。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南宋的存在，让女真贵族一统天下，宋朝文明在较长时期内，就不可能获得很好的传承和发展，后世史家也难以作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论断。

就高宗本人而论，他在位时的勤政和节俭，对生命的重视，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佛教所采取的政策，远非一般帝王可及。至于高宗的书法艺术，在中华文化史上更是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至其晚年，他能够主动“内禅”孝宗，对南宋国家的稳定，也不无意义。

但是，在历史上，人们根据高宗签订屈辱性的“绍兴和议”、杀害岳飞、重用秦桧等罪行，从而对他几无好评。究其原因，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义理史观评论高宗其人。

自南宋中期以降，理学史臣把持了修史权，也就是臧否人物的话语权，凡是不符合义理史观的人和事，或者对理学并无好感的人物，都遭到了他们的否定或贬抑。高宗虽一度倾向于洛学，但最后并没有落入二程宗派，甚至将理学称之为“专门之学”，加以压制。他所重用的权相秦桧，又是一个被认为是“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之人，这对那些包括朱熹在内门户之见极深的理学家、崇奉理学的官员和理学史臣（包括后继者）来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于高宗，限于其帝王尊严，虽不敢公开指斥，但仍然以义理史观为武器，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

所谓义理史观，就是以是否符合义理、是否进入理学宗派作为评论历史人物好坏的唯一标准，从而将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丰富的人物活动定型化，只问个人道德和学术观点，不顾客观原因；只看他的眼前作为，不看他对社会的长远影响。在义理史观的指导下，对同样一件事，发生在所谓“君子”与“小人”身上，是理学之士还是反理学之士，是同一门户还是不同派别，就会对他们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如张浚和韩侂胄，都发动过北伐战争，也都以失败告终。可是，因为张浚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挚友张栻之父，所以史书仍然对他赞扬有加，只字不提他轻举妄动、志大才疏、打击抗战派大臣李纲、抑制岳飞等缺点和错误。韩侂胄因反对理学，是制造“庆元党禁”的“元凶”，反对派便以“轻启兵端”的罪名将其杀害，并无耻地拿他的首级向金人求和。后来，理学史臣还将韩侂胄打入《奸臣传》。正如学者邓之诚先生所言：“史弥远、韩侂胄、贾似道等人，虽为南宋宰相最擅权者，但其所行事，亦善恶互见。而史书乃尽以奸臣目之，不免门户道学之见。”是为确论。

持义理史观的人，他们所持的义理是否正确姑且不论，现在要以一厢情原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就不可能做到全面和公允。元代理学史臣在《高宗本纪》最后的论赞中说：“帝方偷安忍辱，匿怨亡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呼！”他们依据义理史观，仅用了这短短的二十个字，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就将高宗判处了死刑，这对后世评价高宗其人，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反之，国外史学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由于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就很少受到义理史观的影响。他们着重于考察历史人物的作为和最后结局，并不考虑是否符合义理的问题。如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的迪特·库恩在其所著《哈佛中国史》宋代卷里，写到岳飞之死和“绍兴和议”时说：

1141年4月27日，宋高宗写了一封手札给岳飞，表达了他对岳飞的赞赏，并鼓励岳飞铲除奸佞。但1141年秋，岳飞还是以拒旨抗命和失职的罪名被抓捕入牢；1142年1月，他被毒死在监狱中。聪明而务实的高宗可能把岳飞之死当作限制北方军阀们军权的一种方法。这些军阀的私人武装和高度独立的军队对政府的和谈来说是个很大的威胁。高宗可能希望重新建立重文抑武的秩序，就像太祖皇帝在宋初所做的那样。与金的和约就如同1005年北宋与契丹签订的“澶渊之盟”，确保了之后数十年的可靠和平。

虽然我不完全赞同迪特·库恩的某些观点，如将所有南宋抗金军队都笼统地称之为“军阀”，但是他将签订“绍兴和议”与北宋时签订“澶渊之盟”的意义等量齐观，“确保了之后数十年的可靠和平”，并没有给他扣上类似“卖国”、“屈膝投降”之类的帽子，考虑的显然是南宋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不是表面上的屈辱，没有因为和议有“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等违反“义理”的条款而对高宗和秦桧施以挞伐。

再如言及高宗与秦桧的关系时，日本学者小岛毅认为：

南宋后期的士大夫们把此时的和议（按指“绍兴和议”）政策和责任全部推到秦桧一人身上。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理由回避指责高宗软弱。后世的（中国）史书也继承了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不论说功谈罪，总之论及这个时期的主角都是秦桧……史料告诉我们，高宗训导秦桧，说君臣上下秩序才是国家安泰的基础。秦桧专权，是因为有高宗的全面信赖才成为可能的。这个图式，就像神宗和王安石的关系一样。

在这里，小岛对高宗与秦桧关系的论述，比喻为神宗与王安石的那种信任关系，这与我们许多学者的论述也大相异趣。小岛认为，高宗朝的许多重大事件，起主导作用的是高宗而不是秦桧。那些将责任全部推到秦桧身上的人，客观上就是受到为尊者讳这一义理史观影响的结果。

高宗作为一个封建帝王，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然毋庸置疑。以个人的品质论，他善于玩弄权术， 畏金如虎，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确实令人生嫌和不齿。但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历史上有哪一位君主特别是开国君主，不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哪一位帝王特别是开国帝王（除了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以莫须有的罪名陷害过功臣甚至爱国将领？即使被誉为“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也不例外。他在“玄武门之变”中令人发指的行径，凶残程度远远超过了高宗对待钦宗的态度，可是后世的理学家因为事不关已，竟然沉默不语。至于高宗的“内禅”孝宗，与唐太宗逼迫其父高祖让位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唐太宗却被人们树为封建帝王的楷模，而宋高宗却被鞭笞得体无完肤，这样的评论，怎能谈得上公允？

宋高宗在位期间的最大问题，当然是对金人的恐惧，患上了人们常说的“恐金病”，因此签订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但是，作为封建帝王的赵构，毕竟也是一个普通人，凡是普通人所存在的七情六欲，他都存在。由于地位不同，遭遇不同，情况只会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一个深居宫内，没有经过风浪，更不知战争为何物的年轻帝王，在目睹了有“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之称的女真军队时，心理上受到了极大刺激。在经历了“靖康之变”，父母兄弟被掳这一空前的浩劫后，更加深了这种刺激。尔后，他又接连遭遇扬州大溃败和宗弼军队的追击，每次都差一点被金人所擒获。这种极为坎坷的经历，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位封建帝王都没有经历过，这当是高宗患上“恐金病”的主要原因。我们应当明白，高宗既非“英雄豪杰”，更非“圣人”，而是一个凡夫俗子，不要对他有很高的要求。近有学者认为：“降低对君主的预期，是历史学者成熟的标志。”此话值得研究历史的人深思。因此，对于封建帝王，只要他作恶少，客观上对社会作出的贡献多，自己并不十分腐败，就应该予以肯定，这也是对所有统治者的评价标准。

二是受到泛政治化倾向的影响。

这里所谓的泛政治化倾向，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点，就是不问时代特点，不顾客观条件，为了当前政治的需要，硬是将历史与现实扯在一起，企图借助于诠释历史和历史人物，来抨击现实，或讴歌现实，以达到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如果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搞影射史学。虽然，研究历史要为现实服务，并没有错。但研究者只要如实地阐述历史，人们就可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就真正达到了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如果牵强附会地把历史和现实混为一谈，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进行简单的类比，就不可取。因为现实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如果对历史和历史人物，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讲，那么就容易将历史变成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任，反而起不到应有的借鉴和教育作用。

历史上，对高宗这种泛政治化倾向的评价，自明至清，直到近代，可以说越来越严重。在有明一代，尽管义理史学已经甚嚣尘上，但还不乏公允之论。如著名诗人，立朝五十年，官至吏部尚书、内阁首辅的李东阳（1447-1516）言及高宗时说：

史称其博学强记，继体守文，而拨乱反正、复仇雪耻为末足。

明后期学者、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1526-1590），对高宗急欲与金人媾和，以及钦宗不能南归的原因，说了自己的看法：

高宗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非桧之术真足以动之也，谓高宗之不欲二帝归者，亦非情也。当是时政和帝（按指徽宗）殂矣，用兵不已，渊圣（按指钦宗）必不归。即归，而帝不解以一虚名居之别宫耶？凡帝之所以信秦桧而必欲和者有三，而兹不与焉：一曰志足，二曰气夺，三曰中疑……凡言不欲二帝归者，皆深恶高宗而文之罪者也。

王世贞认为，有人说高宗不让徽、钦二帝回来，并非事实。持此论者，是因为“深恶高宗而文之罪者”之故。即使钦宗能够回来，对高宗也不可能构成威胁。高宗所以要与金人议和，一是没有远图（志足）、二是犯了恐金病（气夺），三是对武人的猜疑（中疑）所致。此说言简意赅，看法有独到之处。

可是，明朝灭亡以后，一些由明入清的亡国士大夫对高宗的评价却有了很大变化，其始作俑者当为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1619-1692）。他在所撰《宋论》一书中，多处借宋朝历史发泄对清朝统治的不满，更以指桑骂槐的手法，借高宗而对屈膝称臣于清的明末士大夫进行猛烈抨击，其中之一谓：

……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称臣于骄虏，而无愧怍之色；虐杀功臣，遂其猜妨，而无不忍之心；倚任奸人，尽逐患难之亲臣，而无宽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乐。惉滞残疆，耻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于利害而不可得。由此言之，恬淡于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与于道，不仅寻丈之间也。

后人在论及高宗的为人时，基本上沿袭了王氏的上述观点。

到了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割地赔款不断，人们迫切地希望出现像岳飞那样的英雄人物，以挽救民族危亡于一旦。因此，对高宗与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更加深恶痛绝，感同身受。直至今天，在一些史学家的笔下，也有类似表现，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三是绝对化思想的影响，也就是非白即黑的观点。

有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容易犯绝对化的毛病：认为凡是历史人物，不是好人，便是坏人；坏人不会干好事，好人不会做坏事。实际上，由于人性复杂多变，有时言行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既有真相，也有假象，即使是真相，随着时间、地点、环境、地位甚至年龄的变化，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不一致，其表现也不尽相同。历史是客观的，并不是主观的，应该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学者以为：“历史学家写历史，不能不尊重客观史实，但对某些事件和人物，也不可能没有是非和爱憎。中国传统史学既强调奋笔直书，又强调褒善贬恶，即主观与客观融合，是不错的。”此话如果用在写小说等艺术作品上，并没有错，这就是所谓“艺术加工”。但是用在严肃的历史研究中，将主观的东西掺杂到客观的历史中去，就容易歪曲真实的历史，误导读者正确、全面地去认识历史和历史人物。如果带着个人感情去研究历史，评价和厚薄古人，对某个正面人物的优点，锦上添花（所谓“扬善”）；对其缺点和错误，加以讳饰（所谓“隐恶”）。反之 ，对某个反面人物，则抹煞其优点和成绩，夸大其缺点和错误。这些都有违客观事实，并不可取。所以，我们在阐述和评价历史人物时，应该遵循的不是“隐恶扬善”，而是如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称赞司马迁所说的那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此外，还有受到民间传说和某些小说、戏剧等的影响。

总之，历史学作为一门求真求实的科学，在研究中，尤其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必须严肃认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带个人偏见，不搞隐射史学，不人云亦云，更不能脸谱化和泛政治化。必须以事实为依据，采取有功言功，有过言过；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态度，以还原历史真相。这样做，对于看惯了对历史人物评价“一边倒”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不适应，但由于人性的复杂性，研究者必须这样做。

那么，宋高宗在中国古代究竟是怎样一位帝王？这是在南宋史研究中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高宗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如果不以义理史观和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加以贬抑，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能以广阔的南宋历史为背景，以衡量有无推动历史前进、在客观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以功过兼论的评价原则，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价。同时认识到，正是南宋的建立，才使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在南方大地上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使经济重心最终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高宗是一位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人物，总体上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