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曾打算更改《鹿鼎记》的结局，让韦小宝众叛亲离？为何没改

在这样的一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封建制度高压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侠者如郭靖是无法完成韦小宝这样的成就的，恰恰因为韦小宝的百无一是与不起眼能够受到较少阻碍而完成大业。韦小宝建功立业之多令人难以置信，他擒杀鳌拜；寻访并救护顺治，代皇帝出家尽孝；在五台山清凉寺保护康熙，以身挡剑；探出假太后真相，救出真太后；探明吴三桂企图叛乱的真实消息，及时通报康熙；联系俄罗斯、蒙古、西藏三路盟军，化敌为友等等。而完成这么多不可小觑成就的韦小宝究竟有什么神通呢，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根本不会武功，他会的只有撒石灰，搞偷袭。制服鳌拜的关键恰恰在于韦小宝急中生智，熟练地洒出生石灰迷住鳌拜的双眼。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他的"随身四宝"：匕首、宝衣、蒙汗药、俏丫鬟——匕首锋利，当者皆斩；宝衣护体，刀剑不入；蒙汗药施，敌人昏倒；双儿出手屡建奇功。

朝廷上的诸多大官竟不如一个市井小混混，一个游刃有余活跃于庙堂，甚至某种意义上还是民族英雄的韦小宝形象的出现本身就是对传统庙堂的颠覆与解嘲。

二、对传统武侠精神的解构

新武侠时代的终结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演变过程反映出金庸对心目中"侠"的精神和侠客形象的探究历程。《书剑恩仇录》、射雕三部曲到《天龙八部》，金庸塑造了一个个美好的传统儒侠形象，陈家洛，张无忌，郭靖等英雄人物无不有盖世武功，大仁大义，心怀天下。他们或有血海深仇，或肩负血缘和师门的迷惘和束缚，或为了民族大义而舍生忘死。但随着金庸对武侠的深入理解，传统的武侠形象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矛盾之中。

金庸不止一次强调，有人便有侠士。真正的侠士，并不是有着超凡武艺的武林高手，而恰恰是平凡的人物。如果武侠小说仅仅满足人们阅读的快感，那么和"民族的春药"又有什么区别？如果武侠精神不具有现实意义，武侠小说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非主流的旁门左道了。于是，经过深思熟虑，金庸把《鹿鼎记》作为封刀之作，把一切过去的侠士纷纷毁灭，把自己一手创立的新武侠时代无情的终结，让一个反侠时代降临。金庸1981年在《鹿鼎记》"后记"中写道:"有些读者不满《鹿鼎记》,为了主角韦小宝的品德,与一般的价值观念太过违反。武侠小说的读者习惯于将自己代入书中的英雄,然而韦小宝是不能代入的。在这方面剥夺了某些读者的若干乐趣,我感到抱歉。……作者写一个人物,用意并不是肯定这样的典型。"

三、金庸本人对爱情追求的完形

1999年春,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金庸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承认:他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有着许多的缺失和遗憾,从而使其武侠小说创作成为这许多的缺失与遗憾的替代结构。金庸本人经历过多次婚变以及暗恋影星夏梦不成的经历可在他的作品中觅到踪迹，金庸这种无奈失败的婚姻,显然与《雪山飞狐》、与《飞狐外传》中苗人凤与南兰的婚姻似曾相识。正是由于金庸受这种无奈的、失败的婚姻的影响,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书剑恩仇录》、《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中,体现出失败的、无奈的爱情与婚姻多于和谐的、成功的爱情与婚姻的倾向。从《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再到《天龙八部》中的王语嫣，她们身上都有夏梦的身影。

《明报》专栏作家哈公回忆说:"查先生是一个专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电影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杨过对小龙女，段誉对于王语嫣都是一场苦恋。而到了《鹿鼎记》的时候，或许是出于金庸对于爱情的完形，不想留下遗憾，他在韦小宝这个人物身上实现了"七美归一"。韦小宝通过一种卑劣的手段得到了他苦恋的陈珂，这样既有些荒诞不经又匪夷所思的事发生在韦小宝身上，其讽刺与深刻意味就更加浓烈。

金庸每构思一部小说新作，总是要力图在风格与形式上尽可能地做到与以往的作品有所不同，这是他武侠小说创作创作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大"秘诀"。倘若金庸将韦小宝写成众叛亲离的结局，那么就无法逃脱传统武侠观的影响，金庸本人对于爱情完形的追求在作品中就无法完成。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