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九三年》：越过可以想象的任何障碍，浪漫之魂必须披荆斩棘

维克多·雨果（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法国19世纪前期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人道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文学史上卓越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被人们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一生写过多部诗歌、小说、剧本、各种散文和文艺评论及政论文章，在法国及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1802年2月26日，雨果生于法国贝桑松，上有兄长二人。13岁时与兄长进入寄读学校就学，兄弟均成为学生领袖。他在16岁时已能创作杰出的诗句，21岁时出版诗集，声名大噪。1845年，法王路易·菲利普授予雨果上议院议员职位，自此专心从政。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法王路易被逊位。雨果于此时期四处奔走宣传革命，为人民贡献良多，赢得新共和政体的尊敬，晋封伯爵，并当选国民代表及国会议员。三年后，拿破仑三世称帝，他对此大加攻击，因此被放逐国外。此后20年间各处漂泊，此时期完成小说《悲惨世界》。1870年法国恢复共和政体（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雨果结束流亡生涯，回到法国。1885年5月22日，雨果辞世，于潘德拉举行国葬。

雨果的创作历程长达60余年，其作品包括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九三年》。

作为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三年》依旧是悲剧浪漫主义的一部巨著，甚至可以说是雨果后期浪漫主义思想与人文关怀的集大成之作。在《九三年》的开头，革命军与在丛林中遇到的正在逃亡的女人的对话正是他的政治立场的体现：

“我从小就给送进修道院，可是我嫁了人，我并不是修女。嬷嬷们教会了我讲法国话。有人放火烧了我们的村子，我们赶紧逃走，我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我问你，你的 政治观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

曹长接着说：

“因为奸细也有女的。女奸细抓住了是要枪毙的。来，你说吧。你不是吉卜赛人吧？哪个国家是你的祖国？”

她继续望着他，好像仍然没听明白。曹长重复道：

“哪个国家是你的 祖国？”

“我不知道，”她说。

“怎么，你不知道哪儿是你的 家乡吗？”

“哦！我的 家乡，这我知道。”

“那么，哪儿是你的 家乡？”

女人回答说：

“我是西斯夸尼亚尔田庄的人，在阿泽教区。”

……

“怎么，你不知道是谁打死了你丈夫？”

“不知道。”

“是一个蓝军的人，还是一个白军的人？”

“是一声枪响。”

作为浪漫主义的巨擘，贯穿雨果的作品中的始终是他那不死的人文关怀、浪漫主义之心与美学上的对照原则。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来描绘西穆尔丹的冷酷无情与理性，“ 西穆尔丹无所不知，又什么都不懂。他学识渊博，对人生却一无所知。正因为这样，他行事十分刻板。 他像荷马笔下的忒弥斯那样蒙着双眼。他有一种盲目的自信，箭一般的认准目标笔直射去。在革命中，什么都不像直线前进那么可怕。 西穆尔丹一往直前，注定会有不幸。”“ 西穆尔丹为人向来天真，认为只要为了真理，就没有什么不合理的手段。”“处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些悲惨的团体中， 西穆尔丹拥有冷酷无情的人的威力。他是一个自以为不会错的无懈可击的人。谁都没有见他流过眼泪。他是道德的化身，冷冰冰的，难以接近。他是一个令人畏惧的正直的人。”而对于这样的一个人，郭万却是他的阿基琉斯之踵，是他 “没有被冥河浸过的一角”，“西穆尔丹全部的爱，可以说，都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这个温顺、天真的孩子成了西穆尔丹那注定孤独的心灵的猎物。”情感上的纠葛与理想道路的不同使西穆尔丹痛苦不已，而郭万则一直纯洁坚定：这是雨果最爱的两相对比。就像《悲惨世界》中的沙威与冉·阿让——动摇的冷酷者和执着的温和者的争锋，而他们之间的胜者也一直未曾改变，这也正是雨果的信仰所在。

在伯林的观点中， “浪漫主义的政治影响几乎完全负面”：浪漫主义者对于创造力的信仰其实包含着对于因果关系，甚至对于逻辑的拒斥。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一种限制，而自由是意志的胜利。他们嘲笑和平的共存和理性的妥协；在他们看来，对深度尊奉的价值观的激情表达，不管其实践起来结果如何，才是唯一的真正人性，值得崇拜。由此生发出原真性膜拜，只有狂热信奉和虔诚践行被当作美德。人类生活就是一个战场，理想与生活方式总是抵牾，不可调和。任何缓和这种抵牾的尝试都是懦弱和自我麻痹之举，因为只有全心献身于自由选择的事业，人类才能成就自我决定和自我创造。正如伯林所总结的，这种浪漫主义呈现出，“两种因素——其一是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的尝试。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因素构成了这场价值非凡、意义重大的运动中最深刻也是最疯狂的一部分”。（《浪漫主义的根源》）

然而郭万显然并不属于这样的狂热浪漫主义者，与之相比，他善良守序、正直温顺，即使在军队中也没有人能够不喜欢他。“ 郭万三十岁，有着大力士的外貌，预言家的严肃目光，孩子般的欢笑。他既不抽烟，又不喝酒，也不骂人。打仗的时候，他总带着必需的梳洗用具。他很注意保养自己的指甲、牙齿和棕色的漂亮头发。行军休息的时候，他会把自己那件布满弹孔、落满白色尘埃的上尉制服在风中抖一抖。在战斗的时候，他总是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但是却从来没有受过伤。他那十分柔和的嗓音在他指挥战斗的时候会转而变得粗犷响亮。他以身作则，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都用斗篷裹住身子，漂亮的脑袋枕着一块石头，躺在地上过夜。他是一个英勇、淳朴的人。军刀一握在手里，他的容貌就立刻变了。他的那种本来有些阴柔的神态在战斗中却显得十分威严。”在战斗中，他与叔祖朗德纳克互相签署了对彼此的屠杀令，然而在最后，当他看到朗德纳克为了救三个孩子而放弃了自己逃生后，却又做出了放走他的决定。

“是这样。一件事情使我无法看见另一件事情；一个发生在眼前的善良的行动，使我无法看见一百个罪恶的行为。一方面是一个老年人，一方面是几个孩子，这一切横在我和责任之间。我忘了那些被烧毁的村庄，那些被蹂躏的田野，那些被屠杀的俘虏，那些被杀害的伤兵，那些被枪毙的妇女，我忘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我是有罪的。我这么说，好像对自己不利。其实不然，我是在为自己说话。一个有罪的人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就也保全了惟一值得保全的东西：荣誉。”

—— 《九三年》

然而，郭万的理想主义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他的善良过于内化，他将人类的希望寄托在人类自己身上。 “我只在自己有流血的危险的时候才愿意流血……如果人们不能宽恕，那么就根本不值得去争取胜利。让我们在战斗中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就成为他们的兄弟。”这正是他与主张将敌人消灭殆尽，斩草除根的西穆尔丹所产生的根本的分歧。在行刑的前夜，年轻的学生与固执的老师进行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谈。

“对，”西穆尔丹回答。“从这种暂时的状态将产生永久的状态。所谓永久的状态，就是权利和义务并存，实行比例和累进税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切平均化，没有任何偏向，而凌驾于一切人和一切事物之上的， 就是那条直线：法律。那是绝对的共和国。”

“我更喜爱 理想的共和国，”郭万说。

他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哦，老师，在你所说的这一切之中， 忠诚、牺牲、克己、相互关怀、仁爱放在什么地方呢？ 使一切平衡是很好，使一切和谐就更好。比天平更高的还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国把人量一量，称一称，随后加以调整；我的共和国把人带到蔚蓝的天空里。这就是定理和雄鹰之间的区别。”

“你迷失在云层里了。”

“而你迷失在计算里了。”

“和谐里包含着幻想。”

“代数里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所要的是欧几里得造成的人。”

“我呢，”郭万说，“我倒更喜欢荷马造成的人。”

虽然雨果个人显然是更偏向于郭万的，但是在我们看来，西穆尔丹和郭万，没有人能说他们两个谁对谁错，恐怕就连他们两个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谁才是正确的那个。这只是两种不同的“道”，是不同的“选择”，是他们所信之不同。朗德纳克残暴无情，对战俘和妇女一样冷血，然而他却在已从暗道逃出城堡后，在听到眼见自己的亲生骨肉快要葬身火海的米歇尔·弗莱沙尔的悲号后，动了恻隐之心，竟然不顾个人安危，返回城堡救出三个孩子；而郭万被此举打动，置革命利益于不顾，情愿用自己的头颅换取朗德纳克的生命；西穆尔丹虽然是毫不妥协的革命原则的化身，但是内心却爱郭万胜于一切，郭万人头落地，他也开枪自尽。“于是这两个灵魂，如同一对悲惨的姐妹，一起往上飞升，一个灵魂的阴影和另一个灵魂的光华混合在一起。”阴影自然指的是西穆尔丹，而光华则是郭万。

这正昭示着贯穿雨果一生的自始至终的“以爱制恶”的主导思想。“这些人才是悲剧人物，因为他们坚持己见，因为他们未受诱惑，与众趋同，因为他们没有对诱惑妥协，无论这诱惑令人愉快或使人痛苦，无论它是身体的诱惑还是道德的诱惑，因为他们能够从容面对抉择的难题，他们挑衅自然；挑衅——席勒言之意下的挑衅，并非任何别的挑衅，而是道德的挑衅。”或许早期的浪漫主义者都带有这样天真而稚拙的幻想，就像被马修·阿诺德评价为“美丽而不切实际的安琪儿，枉然在空中拍着他闪烁的银色的翅膀。”的雪莱一样，雨果也拥有着这样的一颗“众心之心”。在他的众多作品中，雨果始终坚持不懈地尽力传达着“博爱”二字。他痛恨暴力，却又不得不直面革命中的暴力，正是在这无法调和的矛盾中，他造就了自己水晶一般的灵魂，那就是穿过一切社会的尘屑，永远地追求人性中那份善的光辉。按照现在的看法，说雨果天真也好，圣母也罢，这就是他始终坚信的道路，是他那颗剔透灵魂中最为散发着光芒的一部分。

“前进，前进，永不停止，永无终结，永不等待片刻；越过谋杀，越过犯罪，越过可以想象的任何障碍，浪漫之魂必须披荆斩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