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占东北”的伟大决策到底是毛主席还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抢占东北”的伟大决策，这一决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为后来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胜利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可以说这是一个极为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但关于这一伟大决策一直有一个争议：这一伟大决策到底是毛主席、刘少奇还是黄克诚或者别人先提出来的？

毛主席

1945年6月，党的“七大”结束将近2个月时，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向中苏美英4国政府表示要求投降。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已经预判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但没料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这个胜利来得如此迅速，以致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新问题。

急剧变化的形势以及迅速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要求党中央毛主席立即作出相应的预判和对策。当时形势极为复杂：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热切盼望和平；国际上美英苏等国出于自己利益考虑，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蒋介石想发动内战，但条件不成熟，因为他的精锐主力当初为了保存实力而被他远远放到了西南、西北地区。

蒋介石向来极善于玩弄阴谋，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了化被动为主动，想出了一个极具他个人特色的阴谋——接连发出三份电报，向全国人民做出和平的高姿态，“盛情”邀请毛主席前往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一阴谋的掩盖下，他借助美国当局的帮助，拼命把精锐主力大规模运往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大肆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这一招极为阴损，假如毛主席不去重庆谈判，那他就可以把破坏和平的屎盆子扣到中国共产党头上；假如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就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故意拖延时间，为他抢运部队、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争取宝贵的时间。不管怎样，蒋介石都有大把的好处。

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时局以及毛主席是否去重庆的问题。毛主席在会上说，现在已经结束了抗战，进入了和平建设阶段，民主民生的要求更为突出，我们现在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

会议最后决定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在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毛主席的职务，书记处再另推陈云和彭真为候补书记，确保在此期间书记处还有5个人开会。刘少奇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并兼任城市工作部部长。在这个紧要关头，刘少奇负责代理毛主席的职务，他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有多重，毛主席特意在临行前同他谈了整整一天一夜。

对此时的中共中央而言，最紧要的事情莫过于处理东北问题。东北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就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到了抗战后期，党中央毛主席其实就已经在考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收复东北的问题。1942年7月，刘少奇应毛主席之召在从华中回延安抵达山东时，毛主席就曾在电报中和刘少奇探讨：战后准备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集中到东三省。

刘少奇

由此来看，关于东北的问题，最早给予高度重视的人其实就是党内最高领导人毛主席。毛主席本就是党内最高领导人，他有责任也有义务从最高的战略高度把握全党的战略问题，从他当时已有的十几年的革命生涯来看，这方面也恰恰是他最擅长、最拿手的。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全党从战略高度认识到东北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的第一人就是毛主席。

到了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对东北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极为经典的阐述：“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毛主席是全党最高领导人，他把东北重要性提到如此高度来认识，自然而然，全党对东北问题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认识，更何况刘少奇向来就擅长从理论高度来思考现实问题，他作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最迫切要做的，就是怎样把毛主席提出的关于东北重要性的问题，通过具体措施落实下去。

所以，1944年9月1日，刘少奇在刚刚担任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主任时就提出，现在主要准备一批干部做满洲工作。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中共中央迅速调遣长期驻在东北边界的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火速先行进入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收复了山海关等地，并进驻了锦州和承德。

中国共产党如此急着派兵进入东北，原因很简单，如果东北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在手中，就可以形成背靠苏联、蒙古和朝鲜的战略基地，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被国民党军队四面包围的被动处境。也就是说，抢占东北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一个极为重大的战略问题。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抢占东北的重要性，国民党蒋介石也不傻，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