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理想觅曙光

1926年10月5日，陶给妹妹文渼写信请示用母亲的寿礼办乡村幼稚园：“为全国幼儿教育筹募百年基金，使一切寿礼尽归训练幼儿师资及开设模范乡村幼稚园之用，事为善举，似属可行。尚望代为委婉请示。”9日，陶依据丁超的调查又到无锡河埒口开原乡第一小学自由参观。他注意到这所小学的表册很系统，很有意义，其中儿童所好教科之统计、儿童志向之统计、毕业生状况之统计、学生自治事业均很有新意。学生的自治组织称为新民村，新民村里设有村民大会、村务会议、村政厅、村议会、裁判所，村长就是校长。学校为陶举行的欢迎会，是由学生自己筹备、自己主持的。陶在欢迎会上就“知难行易”和“知易行难”的道理向学生演讲，觉得“真是我平生第一次最可纪念的经验”，认为“开原第一小学最大的特长就是有最敏捷、最切实的方法引导学生组织积极的活动”。

陶行知妹妹陶文渼热心乡村教育，在晓庄创设了农妇工学处。图为陶文渼在田间。

同年11月21日，陶发起的改进社特约乡村学校在明陵小学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研究会。陶与王柏秋、赵叔愚、邵德馨、丁超以及各乡村学校教员参会。陶提出这个会议的目的在于分工研究，共同改进。要做三件事：读书；参观学校(参观费由陶去筹)；分科研究，把研究所得编为教材。会员就个性喜欢研究的科目分别签名，会议决定研究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请赵拟订研究会章程，最后由陶作《我们的信条》的报告。陶说，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必定能够叫中国个个乡村变做健全的自治单位。这是我们绝大的机会，也是我们绝大的责任。并提出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教学做合一、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等十八条信条，与会者一致通过。

1926年12月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发表，提出：“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2日，陶在上海邀请改进社在沪社员在职工教育馆召开乡村教育讨论会，袁观澜、黄炎培、赵叔愚等30余人到会。赵报告了拟设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计划，陶报告一年来考察所得，说“乡村教育是改进社会最重要之事业”，并作了《中国乡村之根本改造》的著名演讲，直击中国乡村教育问题，并提出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以后看学校的标准，不是校舍如何，设备如何，乃是学生生活力丰富不丰富…这种活的教育，不是教育界或任何团体单独办得成功的，我们要有一个大规模联合，才能希望成功！那应当联合中最应当联合的，就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中国乡村教育之所以没有实效，是因为教育与农业都是各干各的，不相闻问。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农业没有教育，就失了促进的媒介……那最应当携手的虽是教育与农业，但要求其充分有效，教育更须与别的伟大势力携手。

这一演讲显示他依据深思熟虑的理论，抱着远大的抱负走下乡村。

二、晓庄开创新时代

陶行知意识到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便从基础的基础着手，培养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办起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放射光芒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926年，陶开始筹划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他借助南京安徽公学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援，开始筹措经费、寻找校址、聘请教师。他找到南京燕子矶附近老山下依山傍水，桃林似锦的小庄村，陶对同行的赵叔愚说：“老山太老了这名字不好，不如叫劳山。小庄也应改叫晓庄。我们在这里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在劳力上劳心，中国的教育必将从这里破晓，放出曙光。”校址由是选定。

陶行知（右）与赵叔愚（左）到燕子矶选择校址。

1926年12月17日，《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3期发表署名陶知行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第一院简单草案》，文章明确了办学的宗旨、目标、课程、学生要求等各项内容，并以南京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明孝陵小学作为特约中心学校。12月31日，江苏省教育厅函复改进社准予设立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事关改进乡村教育师资，自当尽力赞助。”

1927年1月1日，试验乡村师范筹备会在南京安徽公学召开，陶与第一院筹备主任赵叔愚，第一中心小学校长丁超，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宋鼎，第三中心小学校长钱向志等议决筹募开办费、经常费、聘请指导员及3月15日开学等事宜，陶任主编的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会刊《乡教丛讯》亦创刊。3日陶应徽社之请在青年会演讲时说，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目的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造就乡村学校教师、校长、辅导员，主张：“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主脑，不是师范学校的附属品；中心小学是师范学校的母亲，不是师范学校的儿子；中心小学是太阳，师范学校是行星。师范学校的使命是要传布中心学校的精神方法和因地制宜的本领。”该校各科教师称为指导员而非教员，他们指导学生教学做，与学生共教、共学、共做、共生活。学校准备了田园200亩供师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师生造林，以最少量经费供师生动手自造茅草屋居住。教师不仅是教书，学生不仅是读书，他们是到这里来共同创造一个学校。从院长直至学生，谁不能造成茅草屋谁就只能永久住在帐篷里。试验乡村师范的精神，可以拿本校校旗之意义来说明：旗之中心有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个“活”字，代表所要培养之生活力；圈外有个等边三角，代表教学做三者合一；三角上面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人民甘苦之意；左边有支笔，右边有一把锄头；三角之外有一大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面有一百个金色星布满全旗，代表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使个个乡村都得到光明，合起来造成中国伟大的光明！总之，“乡村教育的生路是：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师范，从活的乡村师范产生活的教师，从活的教师产生活的学生、活的国民”。新建学校的蓝图已经明晰。

晓庄师范特约中心小学——燕子矶小学外景。

1927年1月10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广告于各报章杂志刊出，报考资格中除文化要求外，强调“愿与农民共甘苦，有志增进农民生产力，发展农民自治力者，皆得投考。倘有志兴办乡村小学者，为预储师资起见，选择合格学生，保送来校投考，尤所欢迎。少爷、小姐、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15日，陶到无锡河埒口开原乡第一小学参加改进社特约乡村教师第三次会议。这天他回复清华学校大学部学生操震球请求报考试验乡村师范的来信：“您在清华学校好比是天上的天使，皇宫里的王爷，现在要发宏愿，放弃养尊处优，回到人间，过我们茅草屋的生活，这种‘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简直要叫我们五体投地的佩服。”把甘苦利弊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希望慎重考虑再行决定。16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在《乡教丛讯》上发表，说明试验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探新的生路。学校暂定收20名学生，只要有一个合格学生学校都是要开办的。

晓庄师范时期的陶行知。

2月4日是大年初三，为准备初四举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立础礼，陶当晚住在农民陆建祥家，用稻草搭地铺，与耕牛同睡一室，他在家信中乐观地写道：“晚上打地铺，睡在稻草上，暖和的很，比钢丝床还有趣。我们六个人睡在一铺，一位是我自己，一位是钱向志先生，三个安徽公学的校工，还有一个，你们猜是谁?猜得着的将来可以多吃一块糖………你们怕是猜不着的，待我说来：他是一条耕田的水牛，睡在我们旁边，脾气很好，也很干净。第二天教育厅长到了，陪客的也是这条牛大哥。”5日即正月初四，恰是立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举行校舍立础礼(即奠基礼)，同时举行城乡平民团拜，江苏省教育厅长江问渔等一百多人从城里带来五六百件玩物给乡村孩子；乡下来了二百多人，其中一百多位是小孩子，陶说他们得了玩物都笑嘻嘻的像个活神仙。

2月10日，改进社聘请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董事在上海功德林开第一次董事会，陶行知主持并报告以小学为中心办师范的主旨，赵叔愚报告第一院筹备情形，详细叙述了指导员人才物色、校址选择、经费筹措以及学生招考等事宜。会议接着议定组织大纲、董事会简章、会计规程、本年一至六月预算等，推袁观澜为董事长(后董事会改选，推蔡元培为董事长，王云五为副董事长)、王云五为司库、江彤侯为监察部长、陶为董事部书记兼校长、赵叔愚为第一院院长兼研究部部长。第二院专收女生(后改为幼儿师范院)，须到下学期开办。

曹聚仁读过《答客问》后，“深觉乡村师范的办法，真是中国教育的还魂丹”，他父亲从清末即以乡村生活为训练方法，得悉陶行知的做法“欢喜极了”，曹聚仁介绍自己学生中立志乡村教育的王琳报考。陶2月11日回复曹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既承嘉许，自当力图实现，以副厚望。”在给王琳的信中说：“纸上谈教育或农业，原来与纸上谈兵一样，何能发挥效力！你说‘洋八股’依旧是一个‘国粹’老八股，离开整个生活，以干禄为目的，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现在要打倒的就是这八股教育，干禄教育。我们决定不再制造书杲子和官僚绅士。你愿意舍身从事适合农村生活的教育，我们是十二分的欢迎，我们可以共同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2月中旬，陶委派钱向志在晓庄附近的佘儿岗筹办晓庄小学作为师范的中心小学，月5日晓庄小学开学。

3月1日，陶行知与赵叔愚联名在《乡教丛讯》上发表《告来本院应试的同志》，交代了具体事项和招考日程：“三月十日报到，十一日上午考试国文、常识测验、智慧测验；下午演说及辩论；十二日上午垦荒施肥，下午修路；十三日揭晓；十四日办理入学手续；三月十五日开学。”因当时正值北伐军进逼南京，“临了，还要告诉诸位：本校誓与村民共休戚。村民既须在枪林弹雨之下耕种，吾校断不因时局不靖而辍学，故投考开课均照公布之日期办理，决不变更。”11日至12日，陶主持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招考，考场设在燕子矶头的茅草屋里，在通往南京的“三路交通，俱已断绝”的情况下，仍有13人冒着战火，从镇江、苏州、上海、杭州、安徽、江西、湖北及北京等处冲破重重困难来到晓庄，大家都很高兴，学校也很欢迎。考试前体格检查，国文试题是《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因时局不稳，所有考卷阅后都藏入地窖里。演说的试20个，头一天就公布了，在考试前五分钟由学生抽定一题临时准备即登台演说，限五分钟，讲完与否都得下台，指导员评分，中心小学的师生和附近的农民都来听讲。劳动考察则用白粉为每个考生划一块荒地，各人拿着山锄挥锄开荒。考生们先是汗从额角上渐渐渗出，继之喉间喘气作响，再是薄脆的手皮所浸出的鲜血染红了锄柄。13日，陶在家信中道：“当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候，只望有三个人来，已是天字第一号，如今三上加十，恰是基督十三门徒之数，大家都为我们庆贺。还有二十多人请假补考。来到的人都非常有精神，真是可喜！”并说安徽公学、燕子矶小学和试验乡村师范已与红十字会合作，严格训练，准备救助战争伤员。

3月15日，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师生们一早就从燕子矶小学出发，大家穿着草鞋，有的扛着帐篷，有的拿着绳索，到了晓庄搭成四座帐篷，供来宾休息，用木料搭成高台，向农民借了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排列着，会场布置得十分简朴。参加者除13位学生和指导员外，还有江苏省教育厅长江问渔、安徽公学校长姚文采、东南大学教授陈鹤琴等人，更多的是附近的农民从各村敲锣打鼓前来祝贺，男女老少，穿着新衣，挤满了会场。爆竹响，锣鼓齐鸣，与北伐军的枪炮声汇成一片，校旗慢慢升起，庄严肃穆。

陶行知校长发表了热情的演说：“晓庄异于平常的学校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大凡一个学校的创立，总要有房屋才能开课。我们在这空旷的山麓行开学礼，实在是罕见的。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所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员，只有比较经验稍深或学问稍好的指导者，所以农妇、村妇、渔人、樵夫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员，因为我们很有不及他们之处。我们认清了这两点，才能在广漠的乡村教育的路上前进。”接着小学师范院赵叔愚院长、来宾、指导员演说，学生代表致答词。接着举行了几个中心小学儿童的表演，武术指导员表演武术。开学典礼在《尽力中华》的歌声中结。陶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在一牛栏旁摆好几张八仙桌招待来宾、农友代表及师生吃饭。饭菜很简单，仅是青菜豆腐，但大家都兴高采烈。

试验乡村师范开学之时也是学校建设开工之日，学员和指导员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建校劳动中。学生们自己扫地、抹桌、弄饭、洗碗、打补」，脱了鞋袜穿着草鞋种田地，组成红十字救护队，为乡下小学生种牛痘、医秃头疮。师生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喊出了几句诗：

拔茅草，搬石块，自己的学校自己开。

互相教导，互相信赖，读书不做读书呆。

分析过去，抓住现在，创造将来。

3月24日，北伐军进驻南京城，晓庄师生和南京市民一起走上大街热烈欢迎北伐军。其时，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猬集长江的舰队借口保侨，疯狂炮轰南京，打死打伤两千余中国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晓庄学生参加了江苏省和全国的学生联合会，积极协助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对士豪劣绅的斗争。在配合北伐军与市民深入调查时，发现土豪缪子欣通敌，收购粮草接济溃军，查获并扣留停泊在燕子矶江边资敌的两船柴草粮秣。经与农民协会商定，把民愤大的土豪劣绅抓起来开大会公审。

晓庄学校只有1000元的开办费，为筹措经费,3月31日晚陶来到上海。上海正电网密布、杀机四伏，第一晚陶就差点无处住宿。4月2日，陶行知在给乡村师范全校同志信中道：“这个学校不但要做中国教育革命之出发点，并且要做世界教育革命之中心。这是我们全体同志的学校，不是一个人的学校。…上海杀机四伏，倘使外国炮火把我顺便轰死了，这封信就算做我的遗嘱。倘诸事办理就绪，仍得生还，必当穿着草鞋与诸君共同耕种，并从事增进农民之生产力与自卫力，以为全世界农民解放之准备。”陶一面办学，一面筹款，他常常是“量出为人”而不是“量入为出”：先计划做多少事，要用多少款，一面动手做，一面去筹款。同时对一桩事总有两个预算：一个最高的个最低的。能够达到最高的预算固然很好，达到最低的预算也还可以减省点做得成功。学校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都能泰然处。李楚才在写真晓庄生活的《破晓》中说：“我们倘然饿死，也是为乡村教育而死。”

5月16日，陶从北京到上海看到王琳两封因经济困难请求贷学金或以工学助学的信居然搁了一个多月，心里万分不安，他回信道：“学生因经济困难退学是最悲惨的事情，平日以师生同甘共苦相号召的乡村师范，见此情形而袖手旁观，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因经济困难的缘故而失去同志是最可耻的。老实说，从下个月起，我也和你一样了，半个钱薪水也拿不到了。我预备翻书过活，日里为乡村教育努力，晚上翻书，这就是我的预定的计划。我决不想走近路。你万一没有别的法子，我每月多写两千字也够助你成功了。你放心，我们二十几个人，每人少吃一口不就够了吗?

为使学校有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陶两地四处奔波，并想出使有钱人乐意出钱，有力者愿意尽力的各种办法。晓庄缺少房子，陶就用在一省募集的捐款称“省款”，在一县募集的称为“县款”的办法，先后建起浙江馆、安徽馆、河南馆、休宁馆。如果是大家出钱建立的，就来一个民主的命名，先由大家对每一所房子尽量提名，再来一次命名大会，表决通过。自开学后，他在外筹款进行得比较顺利。战争发生时，学校组织红十字会与妇孺收容所，增进了学生的办事及为地方服务的能力，后鲁军溃军过境时，该地幸免于难，当地人士因此对学校感激不尽。

晓庄师范学生编著的部分书籍。

晓庄生活不宽裕，却很民主，寅会是晓庄师生工友“同甘共苦，共同立法，共同守法”一天民主集体生活的开始。寅会时有三五分钟的“精神讲话”，不是先生训话，而是师生工友的思想交流与结晶的发掘、传播。由于方式生动、活泼，鼓励着每个人奋发前进的情绪和意志。会上大家报告、讨论一天工作的分配和学习的计划。早操后，全体动员做清洁，工友因有其他紧要事务可以不参加。早餐后各人依照个人计划配合着公众计划，进行紧张、愉快的生活、工作、学习。每星期六下午或晚间举行生活周会，检讨和总结本周全校性的生活、工作、学习并做下周的计划。一切通过集体来计划和以民主的方式进行，以培养学生自动、自觉遵守民主纪律的习惯。虽然，开始犯过不少平均主义和浪漫式民主的错误，但参加者都是学校主人的意识毕竟已经养成。学校里的事都经过民主议定，陶在举行寅会的“犁宫”大门两旁挂上“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的对联。

6月上旬陶行知一回校，就和师生们一起盖茅屋，同生活，同劳动，同学习。学校建厕所命名为“黄金世界”，建厨房命名为“食力厅”，建图书馆命名为“书呆子莫来馆”，让人一见即知警惕不要做“书杲子”。女生宿舍在桃园边，定名“桃花村”，象征着女青年的蓬蓬勃勃。幼稚园在樱桃园畔，定名“樱花村”，象征着幼儿的轻盈可爱。后来陶全家从北京迁到晓庄，盖了一座与普通农舍无异的茅草房，取名“五柳村”。“犁宫”建成后，学校寅会形成制度，每日寅时师生轮流主持10至15分钟讲话。6月15日，陶在家信中说自己快乐得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昨天竟这样走进城和穿马褂的先生们一块儿吃饭，别有兴味……我们大家抱了一个方针：应守纪律的地方，绝对服从；应当自动的地方，绝对自由。时局太平了，家搬到南方来，一同过这个乡村生活，那就格外快乐了。”

晓庄的教学做计划由师生们讨论编订，因为到穷乡僻壤当小学教师不会烧饭便要饿肚皮，就设烹饪教学做。7月10日，晓庄信用合作社建立，陶发动学生与周围的村民交朋友，创设农村改造设计会和民众学校，并将会朋友作为一项制度。8月14日，南京市教育局局长陈剑修、学校教育课课长陈鹤琴局内职员及全市各校校长教员30余人到晓庄参观。陶校长在欢迎会上致词：“既有国民政治上的革命，同时还须有教育上的革命。政治与教育原是不可分离的，二者能同时并进，同时革新，国民革命才有基础和成功的希望。”并报告晓庄创设经过，主张全部生活是“教学做”，实际生活就是全部课程。他批评拉东洋车的教育：“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上拉过来，再硬灌到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也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陶坦承自己从前也是东洋车夫之一，现在觉悟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而需要在中国实际生活里面找问题，在实际问题上一面工作，一面极力谋改进和解决之道。

晓庄师范在燕子矶办公的民众图书馆。

1927年9月，晓庄师范招收第二期学生，方与严等九人先后入学，并首次招收了两名女生。指导员除陶行知、赵叔愚、陈鹤琴外，还有吕镜楼、邵仲香、杨效春、马绍季、于振声、韩凌森、宋鼎等。10月2日，蔡元培与著名天文学家中央观象台台长高鲁等到校参观，蔡氏到校就董事长职。在欢迎会上蔡作了题为《教学做合一是很自然的》的演讲，他说：“我挂了一个空董事长的牌子第一件事晓庄重视教学做合一我就没有做到。但我是极相信教学做合一是至理，而且是很自然的…诸位到此，都抱有大志研究乡村教育，这是我非常赞成的。我不能和诸位共同生活，很抱歉，但我在旁边，当极力帮助诸位成功，祝诸位努力。”蔡给予鼓励，并书写《十八信条》，以后悬挂在“犁宫”壁上。

11月7日，陶在寅会上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所说的三境界是晓庄产生的“催生娘娘”，鼓励学生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远志向，看清并铭记人民的隐痛，为人民牺牲了一切终不懊悔！并认为“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都要经过这种境界”。9日，他把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山歌调改成《锄头舞歌》，作为晓庄校歌，教育农民锄去野草好长苗，求出头，争自由，来革命，要奋斗。

12月2日，晓庄全体同志写信提出办一个活的新年展览会，决不以陈列馆的物品为范围，生活所表现的地方就是展览会的地方。最好的展览品，就是一个一个的活人在社会里所表现之精神，最好的是与农民合作之事业：合种的田，合修的路，合办的消防，合享的娱乐，合编的山歌。新年时家家贴着学生所书的春联，岂不是一个最好的展览吗?再次便是晓庄自然环境之缩影：晓庄地质、晓庄昆虫…晓庄十八景三十六景之照片是很有趣味的，题词要有诗意。最后乃是学校的历史、现状与计划。

1927年12月，时任河南督军的冯玉祥电约陶行知出任河南省教育厅厅

长，陶回电说：“晓庄事业，我要用整个的身子干下去。”冯再三邀请他帮规划教育，推行部队识字运动，并答应捐一笔款给学校。而当时任河南教育厅厅长的凌冰和陶是好友，他也要陶到河南去一趟，只要能够去，就是一天也好，而且允诺为晓庄造一所房子作为报酬。如此诚恳的邀请，陶是不能不去了。但晓庄初创，校务繁忙，事多任重，去否意见不一，他不愿擅专，就召集生活会议讨论，表决结果，多数主张去，但要求限期该月21日前回校，如过期就要处罚。当时正值战事，交通随时可能中断，这是一个过分苛刻的条件。12月5日，陶与许士骐启程赴开封、郑州等地实地考察，襄助冯氏及教育厅厅长凌冰制订普及军人识字教育计划。13日，他给晓庄全体同志写信，说冯玉祥在进城的中山门上写着：“一文钱都是百姓的血汗，不准妄用。”称赞这才是真正的革命精神啊！

陶行知手迹。

12月21日，到了陶行知应该回校的日子，太阳已经快落下去了，大家正在散步，好事者正谈论着看陶迟回受处罚，话声刚了，远远就见陶先生笑容满面在山边出现了，大家欢呼着拥上去。此行获得的捐款在晓庄增盖了河南陕西、甘肃三馆。当年方与严以学生身份负责生活指导部考核股的工作，陶平时离校都要向他请假，如果因事进南京城去偶尔忘了请假，一定在路上请人代他补假。校长如此守法，学校的法自然尊严起来，没有人敢于玩法弄法了。

1927年冬，从贵州颠沛到上海的两个热血青年孙铭勋和戴自俺偶然看到《试验乡村师范答客问》和晓庄招生简章，感到新奇，便写信给陶校长，大约5天后即收到陶热情欢迎的信，并说学校还没有贵州的同志。于是他们就从上海到南京，在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步行到晓庄。通往学校的马路旁挂着白底黑字的十八信条标语牌，两青年一条条看，一条条思索，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走不远遇到一位身着棉袍、腰系布带、头戴罗宋帽的中年人，正手执一把大竹扫帚在扫雪，两人便上前问道：“请问先生，陶校长的办公室在哪里?”对方反问：“你们找他可有什么事?”于是两位拿出陶写给他们的回信，不料对方把帽子往上一推露出整个脸来：“我就是陶行知。好，我扫完这段，到办公室去谈。”两位青年人要帮着扫，陶不放手接着扫。这样的人格魅力像磁石一样一下子将两位青年人吸引住了。

1928年春节，陶校长提议开展向村民送春联活动，大家推举陶校长担任指导，陶要求春联须有新内容，能迎合农民的心意，每人至少创作一幅，书写两幅。同学们新作的对联有：“天人共欢喜，日月自更新”；“民意即天意，今年胜去年”；“一村读书者，尽是种田人”；“山中有佳境，村里无闲人”；“家计裕，合力国本强”；“旧邦已随旧年去，新命当偕新日来”；“莫与旧年谈旧事，且从新日作新人”；“春夏秋冬日日好，东西南北路路通”；“但愿中国书呆子，尽化乡村田人”。虽对仗不算工整，却使学员得到很好的锻炼。

晓庄倡导充分运用自然和社会中活知识进行教育。姚文采任生物课第一次拿了一本书去上课就碰了一个大钉子。陶说：“文采！你来上课吗?你要先把书本摆在一边去！”姚说：“我教了十多年的生物学了，还不行吗?”陶说：“不行，你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才行得通啊。”姚只好回城，一路想着，竟想通了。于是姚文采在教学中，把捉蛇的请来，教学生捉蛇、认蛇，教他们认识治蛇咬伤的草药；把挖草药的请来，教学生认识各种草药；把种花木的请来，教学生种各种花木的方法；把中国科学社的专家请来，教学生辨科别，定学名，采集动植物，制标本。过了一段时间，晓庄遍处有花有木了，周围的植物都挂起了学名牌，学校建起了生物室，生物室成了随时随地随人教育的大课堂。陶称赞说：“行了！行了！”依照这样的教育主张，晓庄学生学会捉蛇、挖草药的人不少，还可卖钱来补助生活费用。

1928年1月9日和1日，陶在《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艺友制师范教育答客问》：晓庄将联合市立实验小学、鼓楼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燕子矶小学和尧化门小学招收艺友。阐明“凡用朋友之道教人学做艺术或手艺便是艺友制”，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跟朋友操练比从师来得格外自然，格外有效力。所以想要做好教师，最好是和好教师做朋友。艺友制是要与师范学校相辅而行，而不是替代师范学校。凡学校有一技之长的教师便可招收艺友，从幼稚园到研究所，都可试行艺友制。

2月，晓庄师范招进第三期学生郭风韶、叶刚、刘焕宗(即刘季平)等30余人，他们中有的曾在家乡进行反土豪恶霸斗争，有的因曾在原校参加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失学，他们来到晓庄受到了陶校长和全体师生的欢迎。2月10日，晓庄学校与中华职教社合办中心木匠店、佘儿岗中心茶园。中心茶园由黄志诚负责筹办，农友陈金禄任经理，陶行知和马绍季医师为指导，为农民提供体闲场所。中心茶园内设乒乓球、围棋、象棋、胡琴、笛子等文体用具及图书，每天下午3时至晚上7时，师生轮流去说，讲卫生常识、时事新闻，说笑话，唱山歌小调等。茶馆内由一年长农妇烧水冲茶，水费很低，目的在于传播文化，开导思想，团结相互，发展生产，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中心茶园的三副对联别有趣味：“嘻嘻哈哈喝茶，叽叽咕咕谈心”；“多谢你来帮助，少了我也不行”；“为农民教育之枢纽，是乡村社会的中心”。

为了试验师范学校以中心小学为中心的理论，陶设计在晓庄周边创办多所中心小学，希望用最少的钱来办丰富的教育，计划用30元开办费及每月6元经常费办一所乡村小学。3月7日，由晓庄学生谢炜棨、韩度开办的吉祥庵中心小学开学。该校校舍借用庙宇的三小间房，一间的前半间作办公室，后半间是和尚宿舍，其余两间作教室，教室后边还留有神像。设备简单，所用凳子由学生自带，几张长桌也是从农家借来的。陶冒着大风雨前去祝贺，他触景生情，用北方歌谣写成小诗：“风来了！雨来了！谢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风来了！雨来了！韩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给小朋友、教师、家长和农友极大的教育和鼓舞。26日上午，陶参加神策门中心小学开学典礼，下午参加黑墨营中心小学开学典礼。一个月内开办了吉祥庵、万寿庵、三元庵、神策门、黑墨营五所中心小学。

吉祥庵中心小学师生合影。

3月15日，陶行知主持召开晓庄创校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晓庄试验乡村师范的第一年》，提出要用爱与诚感化村民，“真正的共同生活必须大家把人格拿出来相互摩擦”，认为“乡村教育之能否改造，最要紧的是要问我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献给乡村儿童”。晓庄制订了三年内的计划，农民送来了“爱我农村”“新我农村”等匾额。3月24日，筹创的晓庄联村救火会成立。

晓庄的创办迅速在全国各地引起关注，各省竞相创设乡村师范。1928年3月底，蒋梦麟、沈定一来校参观，并与陶商谈在浙江创办乡村师范学校事宜。4月1日，陶应邀到浙江参加设立乡村师范的第二次筹备会议，与会者决定将创办浙江省立乡村师范一事委托给陶，经费由浙江大学区负责。6月24日开第三次筹备会议，决定乡村师范校长人选为陶推荐的晓庄学生操震球。27日，陶偕冋同晓庄第一期学员操震球、王琳、程本海三人到杭州与蒋梦麟等商议招生、建筑、学校预算、教工人选等具体事项。7月3日，陶与操震球、建筑家朱葆初到湘湖定山勘定了浙冮省立乡村师范学校校址。10月1日，该校(湘湖师范)开学，在浙江扎下乡村师范之根。

1928年3月15日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4月22日，晓庄学校举办联村运动会，农民80余人参加竞赛。跑山竞赛是晓庄周年纪念举行联村运动会的重要节目之一，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偕同吴稚晖等到会。吴稚晖豪兴勃发，加入跑山竞赛，杨和陶也笑嘻嘻地一同加入竞赛，蔡因患脚疾而谢绝参加竞赛。运动会上，农夫跳锄头舞，农妇跳镰刀舞。自陶提倡这两种舞蹈以来，农友热烈欢迎，附近各村庄，常发出这种歌声，此落彼起，荡漾在山间田野。由晓庄男女同学20余人在300的会场中表演的蓑衣舞，别有风趣，飘逸如仙。4月，陶主持晓庄指导员会议，决定充实生物学研究的设备，拨专款加强晓庄科学建设。5月1日，陶带领全校师生搬运山石筑路，做粗工八小时以纪念国际劳动节。他还组织“五四”和“五九”纪念会，组织对日、英经济绝交委员会，提倡乡村卫生运动——灭蚊蝇

浙江湘湖师范校舍。

1928年7月，晓庄第一期学生结业，陶发表临别赠言，鼓励大家发扬晓庄精神。

晓庄村1927年12月18日曾出现土匪，此后南京郊区常受散兵游勇和土匪的侵袭、威胁。学校得此教训，便于1928年7月召集160多个村长会议，发起组织联村自卫，陶任团长，刘季平任剧团长请内政部拨给旧枪支及子弹，请冯玉祥派人任教习。冯也到晓庄学校参观，陶带着冯到学校边上的唐姓村民家吃饭，冯同意捐款在校内建一茅草房，命名为“冯村”。8月18日，陶给冯的信中道：““我们从如队长及六位同志那里学来的不是武八股，是真本领……我们办晓庄学校的宗旨是要提倡真知识打倒文八股，昨天才知道，文八股之外还有武八股。” 26日，有人将一封恐吓信放在晓庄操场上道：“陶知行，你办你的学校，何必干预我们的事，现在本旅长向你们要大洋三万元，限期交到指定地点，少一个都不行。否则我们要和你们较量一下，晓庄三里路内，杀得鸡犬不留。”陶看信后十分镇定，召开了自卫团会议，加强了武装守卫。数日后，匪徒又寄来一信，把陶大骂一顿，陶看信后付之一笑，召集大会讨论应对办法。陶在大会上很风趣地说：“土匪来了不要怕，我们正可以办土匪教育，劝他们改邪归正。鸡犬无辜，何必杀它一个不留，哈哈！”并加紧操练联村自卫。土匪得知晓庄戒备森严，终不敢轻易来犯。

1928年8月，晓庄联村自卫团成立。

1928年8月1日，晓庄试验乡村师范改名为晓庄学校，并设社会、农事、音乐、数理化、医药卫生、儿童文学等组，在指导员指导下编制教材供中心小学教学做之用。还成立了科学社，秉志、姚文采等兼任指导员，由学生自行研究，并发布宣言。8月1日，科学社致函中国科学社，说明晓庄“首重科学之发展，而科学中尤特别注意生物学”，感谢秉农山悉心指引方法和张宗汉、方炳文两位襄助，“为促进乡村科学化起见，深愿与贵社发生更密切之关系，以收合作之效”。

1928年8月，晓庄师范招收第四期学生，陆维特、徐明清、汪达之等60余人入学。这年夏，中共晓庄师范支部建立，第一任书记为刘焕宗,1929年春刘调市委宣传部工作，由石俊接任支部书记。同时还建立晓庄共青团组织，第一任团支书是徐明清(曾用名徐一冰、徐明),1930年3月徐调党支部工作后袁咨桐接任团支部书记。晓庄师范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合计约二三十人。

1928年夏天，北固乡蝗虫成灾，陶和一位农友带队到蝗灾区扑灭蝗虫。秋天，南京大旱，陶又带领师生与村民一起抗旱。他得悉社会上青年毕业即失业，精神苦闷，甚至有人到屹立长江之滨的燕子矶投江时，就亲自撰写特大醒目的两块标语牌立在燕子矶的危险处。一块写着：“喂！死不得！人生为一大事来，应当做一大事去。您年富力强，有国当救，有民当爱，何可轻死！”另一块写着：“请你想一想：死有重如泰山，死有轻如鸿毛，你与其为个人的事情去死，何如为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努力而生呢?”两块牌子都写着“陶知行题”，不少轻生的青年见此牌而放弃轻生之念。

1928年9月12日，赵叔愚院长因感染脑膜炎而不幸去世，年仅40岁。赵长陶3岁，曾一起就读于汇文书院，毕业于金陵大学，都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都曾工作于东南大学。他尽力协助筹办晓庄学校并担任第一院院长，因其是国民党员,1928年初奉党部之调筹备无锡民众教育学院。挚友离去，影响巨大，陶用复述赵的经典话语的方式写下挽诗：“人生在世三大事：做工，求知，管政治。病时补述人生观：康健，快乐’，不可易。至理名言能医国；国医不能医自己。此日农家同悲恸：归去来兮，晓庄、无锡。”并于当年10月1日在《乡教丛讯》发表情深意切的《祭赵院长叔愚兄文》，称他“千真万真的活在晓庄每个人的心里”。

1928年秋，晓庄已名震四海，各地来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一个星期六下午，从和平门到燕子矶忽然布满了卫队和便衣，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原来蒋介石和夫人也慕名前来参观。晓庄每天有两到三名学生作代表专门接待参观者，那天恰逢刘世厚值日，他陪蒋介石夫妇参观学校。宋美龄不断地说：“蛮好！蛮好！”他们走到桃花村、书呆子莫来馆前，蒋指着门前挂的牌子问：“这是什么地方?”刘答：“图书馆。”蒋“唔”了一声。刘说：“请进去看看吗?”蒋晃了晃头。走近“犁宫”，蒋问：“这是什么地方?”刘答“这是我们的礼堂。”陶校长正在主持晓庄全体同志生活周会，正在讲话，刘说：“蒋先生是否要陶校长来一下?我可以去通知他。”蒋说：“不。我路过这里随便看看得了。”他经过樱花村(晓庄中心幼稚园)，看见后山坡上有一座堡垒，特别高声问：“那是干什么的?”刘答：“那是联村自卫团团部。”蒋追问“有枪吗?”刘答：“有的，经内政部领照的旧枪，联村防土匪用的。”蒋头一晃，几个便衣便立刻跑到堡垒门口，亮出手枪站在两旁。蒋问：“可以进去看看吗?”刘答：“可以。”刘先领几个便衣进去全面检查，连值班的床铺也仔细翻看了一遍，看完后出来，便衣向蒋作了报告，另一便衣还拍了照。蒋又指着附近山坡上那两栋草房，问“干什么用的?”刘答：“西坡上的草房叫五柳村，是陶校长的住宅；东坡上的草房是冯焕章先生花钱建的，叫冯村。”蒋问：“你是学校里的先生吗?”刘答：“我们学校里先生同学一样，都要做学校各种工作。”蒋问：“这就是生活教育吗?”刘答：“是！”蒋声音拖得很长地“唔”了一声，这时蒋已走到佘儿岗中心花园附近，便乘坐小汽车到燕子矶去，参观时又遇上了秉农山博士带领学生在田间上生物课，秉博土并未过来迎接蒋夫妇，这使蒋觉得受到冷落，而陶则认为蒋与一般参观者是平等的。

11月24日，陶在《破晓》序中说：“在晓庄一切诗化：困难诗化，所以有趣；痛苦诗化，所以可乐；危险诗化，所以心安；生死关头诗化，所以无畏。这是建设的达观主义，也可以说是创造的乐天主义。”经过一年多，晓庄学校发展得生机勃勃。师范生一开始就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做朋友，后来到乡村“会朋友”成为一个制度。会朋友时，朋友在干活就帮助干活，边干边谈家常。一个师范生(包括长期参观在内)一年之内要找到几个农民和儿童做亲密的朋友，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境、身世及生活痛苦年终要提出详细的报告，作为考核的成绩。校本部称为“后方”，学生入校一段时间就被派或自动要求到被称为“前方”幼稚园或小学里去参加工作。每周举行一次“前方教学做讨论会”，轮流在一个幼稚园或小学里举行，后方的全体师生(除因事外)及前方的工作人员都得出席。前方所需要的材料方法工具等都可以要求后方供给，后方工作的中心目标是为前方服务。毕业生则到四乡八邻办起作为师范学校主脑的七所中心小学和三所中心幼稚园；在小学附近办民众茶园；每所小学都设立民众夜校，帮助乡村民众取得文化工具与一般知识。师生共同组成乡村教育先锋团，陶任团长，设团务会议，共同接受团规和团务会议的制约，使“人人没有特殊的权利，人人没有特殊服从的义务”。教学做合一成为校训。学校还办起了乡村医院、农艺陈列馆、晓庄商店、合作社。概言之，晓庄不是关起门来办学校，而是独创了一种与农村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和办学形式。

陶行知编的晓庄丛书之—《教学做合—讨论集》

1929年新春，陶和晓庄师生又创作了好些脍炙人口的对联：“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以宇宙为学校，奉自然作宗师”；“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镰刀到处无荆棘，锄头底下有自由”；“书到用时方恨少，事经过不知难”；“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小疑必问，大事必闻，才算学生”：“搜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好教育；发明工具，创造工具，运用工具，真文明”。新聘到校任文史课的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也写了一副对联：“披荆斩棘，万丈高楼从地起；知难行易，一声长啸破天荒。”有位同学认为“知难行易”不符合陶先生的思想，提议改为“知行行知”。

1929年初，晓庄学校成立乡村妇女工学处，聘陶文渼为指导员，招收乡村青年妇女农暇上学，农忙劳动，师范生已婚或未婚妻不识字的，也可就读。1月20日，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到南京公演，陶得知后致函：“欢迎诸先生下乡现向说法，以慰渴望。此地有千仞岗，可以振衣；万里流，可以洗脚，下乡游，亦别有乐趣。兹公推农友陈金禄、教师赵颜如前来奉约，如蒙俯予接见，不胜感激之至。”田汉接到这热情洋溢的信，踏着三尺深的积雪来到晓庄，连车子翻在沟里也不管，跟大家一起步行到校。在欢迎田汉的会上，陶说：“晓庄是为农民办的学校，农民是晓庄师生的朋友，晓庄的教育是为种田汉办的教育，所以我以一个种田汉的资格来欢迎田汉先生。”田汉说：“实不敢当，我是一个假田汉，陶先生是一个真田汉，我这个假田汉能够受到陶先生这个‘真田汉以及晓庄的许多‘真田汉’(农民)的欢迎，实在感到荣幸，我们定要向真田汉学习。”舞台在晓庄学校“犁宫”前临时搭起来，剧社演了田汉创作的《卖花女》、《湖上的悲哀》、《苏州夜话》以及莎士比亚的《约翰的头》等剧，《卖花女》最受晓庄师生和农民的喜爱。公演引起晓庄师生对话剧的喜爱，从饭厅到卧室都会听到念台词的声音，陶便兴致勃勃地推动师生演话剧。在南国社的指导下成立了晓庄剧社，叶刚、谢炜棨、陆维特等约30余人热忱参加，推陶为社长。陶还早晚抽空创作剧本，写出《香姑的烦恼》、《爱的命令》、《生之意志》、《死要赌》等独幕剧。陶亲自登台演出，在田汉写的《苏州夜话》剧中饰老画家；在《生之意志》剧中饰演老父，谢炜棨演儿子。剧社正式建立剧务、导演、化装、布景等组织后，于1929年11月由南京出发，去镇江、无锡、苏州、常熟、嘉定、宝山、上海、杭州、萧山等地演出一个多月，共演34场，报纸评价“晓庄剧社赚了许多观众的眼泪”。

1929年1月，陶行知（老者）演出《生之意志》剧照。

由于农民生活困难，缺医少药又迷信神佛，小病也往往成为致命之症。晓庄创校之始即建立乡村医院为师生和村民服务，培养乡村教师必须有一定的医药卫生知识，必须从实际生活中获取真正的知识。1928年下半年卫生部曾派人与学校合作卫生实验，经过半年多实践成绩很好，于是卫生部划定学校及附近农村为乡村卫生模范区，进一步订立该区乡村卫生初步实施计划委派陈志潜医师为该区主任，在晓庄、燕子矶两处设立乡村医院，承担疾病治疗及流行病防治工作，并组织农民开凿深井，改善饮水。1929年2月初，晓庄附近的农村被卫生部划为乡村卫生模范区。

1929年3月15日，学校举行建校二周年校庆运动会。附近农民数百人牵耕牛，携扁担，敲锣打鼓前来参加。“犁宫”前大广场上，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身上披红的耕牛比赛后，接着举行农民和学生的挑柴、挑水、山歌比赛，又有武术表演、锄头舞、镰刀舞等节目，别具风格的纪念活动开风气之先。这天出版的《乡教丛讯》发表了陶的《对于乡村教育及本校赞助人之总致谢》，列举了作本校雄厚后盾的程霖生、范静生、袁观澜等一长串单位和个人名单，并将晓庄经费来源公诸社会，以争取多方面的赞助。

在1929年春的一次寅会上，陶征求三个自告奋勇的同志去淮安办新安小学，每月只拿八元钱伙食费，没有薪水，当场有李友梅、吴辅仁(庭荣)、蓝九盛自告奋勇报名。寅会后陶召集他们三人谈话，提出三点希望：一是到那里去创造，不是去享受，是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三人要和衷共济，凡事都以农人和儿童的利益为前提。二是要在教育上革命，进而办一种革命的教育。如果到那里去仍然办一种传统的学校，那就不必多此一举。要抱着我们的主张到那里去开疆拓土，到那里去作一种新教育的试验。三是为那里的农人和儿童办学校，这个学校办起来，马上就是那里的全体农人和儿童的共有物，不要把他们看成是你们三人或者此外的任何一个人的私有品。要和当地的农人联合起来，共同设法以谋学校之进展。要训练当地的农人能够起来自己保护自己的学校，又要培植学生能够起来办理他们自己的学校，这种新教育的力量才能永远产生新的效力。

1929年6月6日，陶遇到一喜一悲的两件事：喜的是他用自己的60元钱打了几张桌椅，把淮安河下莲花街新安会馆一间厢房粉刷了一下，开办起新安小学；悲的是他唯一的妹妹陶文渼逝世，哀痛之极，唯能写下《文渼指导之遗志》一文。

1929年夏，为了解决农村孩子升中学的问题，晓庄创办劳山中学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第一期学生40余人。陶的四个儿子都按自身情况在晓庄中小学受教育。有位朋友劝他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大城市上学，他回答说：“我自已办的学校连我自己都不信，把孩子送到城里去，那成什么话！”直到晓庄学校被封闭，他才把长子陶宏送到南开去学习。7月8日，晓庄举行全体会议议决试行学园制，对课程进行了一次较大改进，把原有的各小学改为学园，由一位园长率领若干志趣相投的师范生去作更深更具体的试验，计有晓庄学园、和平学园、三元学园、万寿学园、吉祥学园等等。陶兼和平学园园长，以艺术(包括文学、戏剧)为试验的中心；将劳山中学改名为劳山学园，专门试验乡村青少年教育；将神策门等四所民众学校联合为蟠龙学园。9月29日，又开会议决将几个幼稚园集合成蟠桃学园。

新安小学部分师生在古庙校舍前合影。

10月15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克伯屈参观晓庄学校，陶在有师范同学、小朋友参加的会上致欢迎词：“现在世界上能够给我们最有价值的指导的怕只有克先生。这不是平常的开会，倒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会。”克伯屈说：“这学校是我这几年天天所思而想要看到的一个学校。”对晓庄的试验精神、为农民服务、实现理想的目标大加赞赏，并称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希望能够亲眼看到这种学校的精神充分传布到中国，还拍了影片带回美国。12月4日，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科学博士荣誉学位，表彰他在中国教育革命和科学推广方面的成就。17日，乡村教育先锋团举行大会，决定出版《乡村教师》周刊，陶被推为筹备委员会委员,24日又被推为《乡村教师》周刊编辑委员会主席。

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门（左一） 圣约翰大学授予陶行知的科学博士荣誉证书。

12月20日，陶将自己的感慨写成短诗《小庄晓》，序说：“晓庄原名小庄，后面有老山，亦改为劳山，以寓在劳力上劳心之意。”诗文道：

老山劳，小庄晓：新时代，推动了。

老山劳，小庄晓：咱锄头，起来了。

老山劳，小庄晓：伪知识，消灭了。

老山劳，小庄晓：士阶级，下野了。

1929年南京大旱，用水困难，和平学园开办时第一件事便是打井。学校开井献给全村公用，但该井每天出水二百担，不敷全村之需。大家因争水甚至武力相向，学校也没有水吃了，有人主张由学校限制各户取水量，但这样做与生活教育的主张不符。12月29日下午5时，每家派一位代表召开村民大会，和平学园园长陶行知和几位师范生组织了一个顾问团，坐在中间指导开会，公推一位12岁的小朋友做主席，会中以老太婆发言最多最扼要。大家共同议决：水井每天休息十小时(自下午7时至凌晨5时)不许取水，违者罚银一元充修井之用；先到先取，后到后取，违者罚小洋六角充修井之用；公推刘世厚为监察委员负执行处罚之责，雷老先生为开井委员长筹款加开一井。茶馆、豆腐店应多出款富户劝其多出，于最短时间由村民合力开新井。陶发表感想说：民主运动要以对于民众有切身关系的问题为中心，不要以为老太婆小孩不可培养，只要有法子，只要能从他们迫切的问题着手。做民众运动要陪着民众干，不要替民众干。

和平学园的民众学校举行开学典礼。

1930年新年，陶倡导大家一齐过有计划的生活，受有计划的教育。年前晓庄学校指导会议通过了《晓庄学校民国十九年的计划大纲》，要求每个团体和个人都要订出下年的工作计划。陶个人的计划分为时间分配和生活举要两部分17条，包括各处的筹款、撰稿、编剧本、寅会演讲、与同志讨论人生问题等工作，以及研究面包问题、恋爱问题等。晓庄被封闭后部分计划散失，在校刊《晓庄战报》保存下来的尚有团体计划7种、个人计划63种。自元且起，大家即按团体计划与个人计划向前迈进。

3月15日，陶发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指出：“晓庄是从爱里产生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有了爱便不得不去找路线，寻方法，造工具，使这爱可以流露出来完成他的使命。流露的时候，遇着阻力便不得不奋斗，与土豪劣绅奋斗，与外力压迫奋斗，与传统教育奋斗，与农人封建思想奋斗，与自己带来之伪知识奋斗。”社会的中心问题便成为学校的中心问题，生活教育的使命是教导乡下的阿斗做中国的主人。“凡是凭着特殊势力，以压迫人民，致民之欲不得遂、民之情不得达的，都是我们的公敌。”要负起这个使命不能不有特殊的修养：一是自立与互勉，做人中人；二是平等与责任，共同立法，共同守法；三是自由与纪律，晓庄不但是平等之乡，而且是自由之园，大部分的生活都是供大家自由选择，学园的成立由园长选同志，同志选园长，试验自由是各学园的础石；四是大同与大不同，晓庄是一个“人园”，在这里面的人都能各得其所，现出各人本来之美，以构成晓庄之美，现出一种和谐的气象。而非要找出一个人中的模范教切人都学成他一样，晓庄的同志要创造出和晓庄大不同的学校才算是和晓庄同，才算是第一流的贡献。最后指出：“乡下阿斗没有出头之先，我们休想出头。乡下阿斗没有享福之先，我们休想享福。”

3月15日至17日，晓庄举行三周年庆祝活动，各界前往观礼，举行专家演讲以及社会革命等各种展览(纪念会时并有小学生游艺)，晓庄剧社演剧、联村运动会、耕牛比赛、联村自卫团操、锄头舞、蓑衣舞表演、联村救火演习国术表演、修筑道路、植纪念树等纪念活动掀起晓庄学校教育革新运动的最后一次高潮。

三、生成生活教育论

1927年至190年，在以前经验和理论积累的基础上，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形成，其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等基本命题，并在晓庄进行实践和试验。

1918年，陶意识到：“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1921年在金陵大学暑假学校讲《活的教育》时，第一次定义生活教育为：Education of life，by life，for life。1925年底，他在南开大学演讲“教学合张伯苓建议改为“学做合一”，陶受此启发悟出“教学做合一”,成为陶氏生活教育理论的最基础而又最具内核性的命题。他在南开中学部以《学做一个人》为题演讲，认为生活能独立，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被贩卖或是受金钱的贿赂，不一身兼营数事的人才是整个的人，并提出三种要素：健康的身体，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职业。他做《自立歌》勉励学生: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儿，自己千。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1926年2月5日，陶发表《整个的校长》，依据“整个人”的逻辑，提出“心挂两头”分心的人是个命分式的人，“我希望现在以总长兼校长的诸公都自动的辞去总长或校长，以校长兼校长的诸公都自动的以担任一校之长为限”。10月，陶在南京中等学校训育研究会上提出真正的训育是品格修养之指导，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品格，“办训育的人要打破侦查的技术，丢开判官的面具。他们应当与学生共生活、共甘苦，做他们的朋友，帮助学生在积极活动上行走”。要打破治事、品行分家的二元论，在知识品行合一上研究办法，训育者“最大责任是引导学生参与现代人生切要的生活，于一举一动前能下最明白的判断”.

11月5日，陶发表《我之学校观》，认为：“学校以生活为中心。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学校有死的有活的，那以学生全人、全校、全天的生活为中心的，才算是活学校。”“康健是生活的出发点，亦就是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学校“必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要有化社会的能力，先要情愿社会化”。“不能共同改造学校环境而侈谈社会改造，未免自欺欺人”。“高尚的生活精神不用钱买，不靠钱振作，也不能以没有钱推诿”。12月3日，他发表《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对教学做合一原理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提出：“教什么?怎样教?教谁?谁教?”是师范学校的基本问题，“师范学校的目的是要造就有生活力的学生，使得个个人的生活力更加丰富、润泽、强健，更能抵御病痛，胜过困难，解决问题，担当责任”。主张自然、社会里的幼年生活需要是中心学校的中心，师范院校要以中心学校为中心。

1926年底，陶在筹建试验乡村师范的各种文告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生活教育主张。12月26日，石民佣等人质疑他的观点,1927年2月3日陶回信，感激石民佣等人给了他一个反省的机会，申明：“我的言论是根据自己直接的观察，不敢武断，也没有一概抹煞。我尊重诸位先生的态度；但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遇到不能苟同时，当然不必苟同。”曾经在常熟任过八乡村小学校长的蒋爱真等人写信并附志愿书要求加入乡村教育同志会，陶回信，对蒋所说的“教学做三事合而为一的教育，不独是改造乡村教育应当如是，就是要改造中国的虚伪的、欺诈的社会，也非提倡此种教育不行”表示赞同，认为任何人才训练皆适用“教学做合一”，并书赠对联“以治人者治己，在劳力上劳心”。

1927年3月17日，陶写信告诉大儿子陶宏望多学做事，主张：“有书读的要做事；有事做的要读书。先生不应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我要你们做有知识、有实力、有责任心的国民，不要你们做书呆子。”“做的时候要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书只是工具，和锄头一样，都是为做事做的。”

晓庄开办后，办学实践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促使陶行知完善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并利用寅会演讲等各种形式，宣传他的理论。

1927年5月15日，陶给试验乡村师范全体同学写信道：“我们的真正指南针是实际生活。实际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的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6月3日，他在晓庄寅会上讲《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举了日常生活和科学发明的大量例证，并以《墨辩》提出的亲知、闻知、说知，通过证明“闻知、说知都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说明“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7月1日，他在《乡教丛讯》上发表文章称：“我们这里的教育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因为野人生活最富于问题，令我们思想，要我们解决，倘使不振作精神，当机立断，必定不堪言状地痛苦，甚而至于死路一条。因此必须发明、创造、运用身体以外的工具。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真正的生活教育必须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教育有无创造力，也只需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国教育已到绝境，千万不要空谈教育，千万不要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19日，他在寅会演讲《农夫的身手》，认为：“农夫的身手本校第一个教育目标。我们师生都是认清这个目标来的。”“从事乡村教育革命必须有农夫的身手，反对农夫的身手，就是反对乡村教育革命。”

8月初，陶行知演讲《如何教农民出头》，认为农民要出头，关键在于农民能自主。要实现这一点，就得教农民实行把民权操在手中，运用国家的权力来出头；训练农民执民权，教他们运用选举权、罢官权、创制权、复决权。他还以《平等与自由》为题演讲，认为真平等是“大家在政治上要站得一样平，经济上也要站得一样平”。对于自由，他认为中国人骨髓里都含有无政府主义，要救中国切不能提倡一盘散沙的自由，批评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团体能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的说法，强调“出头出要自由”。9月14日，他给文美妹的信中说自己作了一副对联：“在立脚点谋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并说：“出头处有自由才能进步，才能生存，不许人出头，或是把人家的头压下去，使得我的头看见似乎比他高些，便是侵犯人家的自由。”

10月26日，陶在寅会上演讲《政治家与政客》，认为：“政治家的存心，只是一个诚字，一伪就变成政客了。政治家的动机是为公众谋幸福的，有所私就变成政客了。政治家的进退以是非为依据，若随利害转移就变为政客了。政治家的目光注射在久远，若贪近功，就变为政客了。政治家为目的而择手段，政客只管达到他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政治家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政客就不然，他的主张随富贵而变，随贫贱而变，随威武而变……政治家以‘正’为家，政客是‘正’之客，自外于‘正’的人。政客只怕天下不乱，政治家只求天下之治平。

11月2日，陶在寅会上演讲校训“教学做合一”，强调：“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要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操震球曾问陶：只见小孩子学，却不见他教，此处是否就“没有教学做合一”?陶答道：“小孩子也是教学做合一。教学做合一是全人类教育历程之真相，无论男女老幼，丝毫没有例外。”3日，陶讲《在劳力上劳心》，提出：“二元论的哲学，把劳心的和劳力的人分成两个阶级。”“劳力的人便成了无所用心，受人制裁；劳心的人便成了高等游民，愚弄无知，以致弄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与劳心分家，则一切进步发明都是不可能的，认为教学做合一的“真正之做须是在劳力上劳心，用心以制力”。5日，演讲《以教人者教己》，举了大量例证说明“以教人者教己的效力之宏。从这些例证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一条最重要的学理：为学而学不如‘为教而学之亲切。‘为教而学’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学七十，教八十，让九十，求一百”的十二字理论，反对自私自利的把知识藏在自己脑壳里的做法，应把知识拿出来教人，以教人者教己，如果被教的人通过学习超过老师，就应该让学生领导先生。教者、学习者都须精益求精，务必达到完美的境界。

陶还发表《伪知识阶级》一文，提出：“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真知识没有阶级，伪知识能成阶级，“‘伪知识’阶级是特殊势力造成的，这特殊势力在中国便是皇帝”，皇帝为了坐稳江山就使天才离开真知识去取伪知识，法子有几套，照他的意旨在伪知识上用功，便有吃好饭、做大官、荣宗耀祖的希望，以致“全家全族的力量都做皇帝的后盾，把天才的儿孙像赶驴子样一个个的赶进皇帝的圈套，天下的天才乃没有能幸免的了”。中国伪知识阶级们以“读书”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而书只是一种工具，“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中有真知识和伪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辨别它的真伪；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便显了出来，真的使用得出去，伪的便用不出去。”而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真知识的民族。凡是崇拜伪知识的民族，都要渐渐衰弱以至于死亡。应当放弃固有的伪知识，拒绝新来的伪知识，不要再把伪知识传与后辈，陪着后起的青年共同努力去探真知识的源泉。

1928年，陶行知将自己所作论文选编成《中国教育改造》在亚东图书馆出版，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框架即初步形成。8月15日，他在给大学生的一封信中指出，“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乡村教师需要生活农民化、学术儿童化、团体行动纪律化、建设工作下层化方面的进修训练。陶行知在“双十节”寅会上演讲《今后中华民族的使命》，严正指出：“假使我们晓庄学校不能叫日本人停止横蛮的侵略，不能叫日本人回到日本去，那么晓庄学校便算失败。”10月10日和11日，湘湖师范召开由全体师生参加的教学做讨论会，同学们提出了许多问题，陶随问随答，谈笑风生，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讨论会持续到深夜才结束，次日的朝会继续举行。陶的主要论点是：道尔顿制比旧式学校自由得多，可惜它太看重书本；教学做合一以生活为中心，所有问题都是从生活中发生出来的。教学做合是最有效力的方法，是生活的说明。乡村师范要培养乡村儿童所敬爱的导师，社会改造教学做要培养改造社会的精神。

1929年1月15日，陶就朱端琰来信所提教学做合一的十五点疑问予以详尽解答。因其疑问都是集中在一个“做”字上，陶说：“‘做’字在晓庄有特别定义，便是在劳力上劳心。单纯的劳力，只是蛮干，不能算做；单纯的劳心，只是空想，也不能算做：真正的做只是在劳力上劳心。”“我们不排斥书本，但决不许书本做克推多( dictator，意为独裁官)，更不许它与‘做’脱离关系，而成为所谓‘教学’之神秘物。”指出教学做的中心是“事”，即“实际生活”，即：“战胜实际的困难，解决实际的问题，生实际的利，格实际的物，爱实际的人，求实际的衣、食、住、行，回溯实际的既往，改造实际的现在，探索实际的未来。”主张与其说“教育是社会经验的传递”，不如说“教育是社会经验之改造”。并图解亲知、闻知、说知的关系，阐述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之间“接知如接枝”的道理，“必须有个人的经验作基础，然后才能了解或运用人类全体的经验”。并归纳为：要想获得人类全体的经验必须教学做合一方为最有效；生活教育就是教学做教学做合一不但不忽视精神上的自动，而且因为有了在劳力上劳心，脚踏实地的“做”为它的中心，精神便随“做”而愈加奋发。

湘湖师范校刊《湘湖生活》。刊名系由陶行知亲笔题写。

2月，陶在《地方教育与乡村改造》一文中明确提出“教育就是生活的改造”，“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办学而不包含改造社会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

3月15日，陶在晓庄学校成立两周年纪念会上提出这一年里摸黑路的十项收获：一是二亲原则：与人民亲近，与万物亲近；二是教学做合一；三是集团的中心，小学教师把村民以及小学生当为合力作战的同志，力量就不孤单，把一区或一县的中心小学团结联合起来，而以乡村师范总其成，则力量就集中，收效可加速；四是乡村幼园；五是生活教育的五目标：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六是大家一同干才是最有效的民众运动；七是以生利训练为中心的乡村妇女教育；八是民众的武力以扫除那毁坏教育工作之恶势力；九是戏剧力量的伟大，革命的艺术下乡与革命的教育携手，成立晓庄剧社，把农民生活捧上舞台；十是想到而没有做到：县知事训练，农暇副业的重要，如何训练农民享受工业文明的利益，而不致被它淘汰，如何教机器为农民做工，而不致把农民吞掉。5月19日，陶演讲《生活即教育》，他说：“教育即生活”是杜威先生的教育理论，也就是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我从民国6年陪着这个思潮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说“此路不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悟到“教学做合一”的道理。所以“教学做合一”是实行“教育即生活”碰到墙壁把头碰痛时所找出来的新路。

1930年1月16日至2月7日，晓庄学校举办乡村教师讨论会，津浦、平汉、沪、杭、京沪及长江一带各县选派乡村教师及行政人员赴会，陶演讲《生活即教育》，主张“是生活就是教育，不是生活就不是教育”，康健、劳动、科学、艺术、改造社会的生活就是康健、劳动、科学、艺术、改造社会的教育，有计划的生活就是有计划的教育，生活教育是供给人生需要的教育，“社会即学校”是说整个的社会活动就是教育的范围，主张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顺民之意，把天理与人欲打成一片。生活即教育是要解放人类的，要从成人的残酷里把儿童解放出来。现代的人要过现代的生活，就是要受现代的教育，“要办今日之学校，不要办明日之学校”。2月1日，《乡村教师》周刊创刊，陶发表《乡村教师宣言》，指出该刊应当把个人心灵里的力量合起来构成乡村教育的耐亚嘎拉(尼亚加拉)大瀑布，从中所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教我们有面包吃又有水仙花看，可以教农人自己从时代的车轮底下爬起来，做机器的主人，扫除伪知识，推动教育革命的法轮，打破人间的隔阂，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大同世界。陶在答操震球之问中阐明“生活即教育”极其广阔自由，承认一切非正式的东西都在教育范围以内，是教育从书本到人生、从狭隘到广阔、从字面到手脑相长、从耳目的到身心全顾的。“社会即学校”则教育的材料、方法、工具、环境、学生、先生可以大大增加。

1931年，陶行知作《诗的学校》：“宇宙为学校，自然是吾师，众生皆同学，书呆不在兹。”凝练出了生活教育的基本思想。晓庄时期所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奠定了陶行知此后二十余年教育思想的基础。

四、倡办乡村幼稚园

1923年到1925年，陈鹤琴在南京鼓楼幼稚园进行幼稚教育的科学实验，陶即给予赞助和支持，并共同组织了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

1926年9月16日，陶致函江苏省长陈陶遗道：“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之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有志之士，起而创设幼稚园，但取法外国，不适国情；费用太大，不能普及；所收儿童，多属贵族。陈述自己“欲矫其弊，而创一适合国情、节省费用、裨益平民之幼稚园蓄志已久”，并告知为中国创举的燕子矶乡村幼稚园的具体方案，同时请求补助经费。23日，陈陶遗回复：“实为当今切要之图，曷胜纫佩！除饬管理处筹拨开办经费五百元藉襄盛举外，相应函复。”

10月3日，在南京安徽公学召开燕子矶试验乡村幼稚园董事会，陶被推为副董事长；16日，他给张伯苓写信：“请兄速设小学校及幼稚园，以慰同志之渴望。”29日，陶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名义发表《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指出：“有志儿童幸福的人和有志改良社会的人…大呼特呼的提倡广设幼稚园，而响应的寥若晨星。都市之中尚有几个点缀门面，乡村当中简直找不到他们的踪迹。”诉说幼稚园存在的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倘不经根本的改革，不但是乡村里推不进去，就是都市里也容不下多少”，进而提出应建设中国的、省钱的、平民的幼稚园的想法。

11月12日，陶行知发表《幼稚园之新大陆》一文，提出工厂与农村为幼稚园之新大陆。女工区域需要幼稚园，为儿童教育计，为女工精神计，为工业生产效率计，工厂附近必须开幼稚园；农村需要幼稚园，忙一到，乡村小孩就缺乏照料。幼稚园老师应当做康健之神。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设置有幼稚师范院，陈鹤琴任院长，陶打算除燕子矶幼稚园外再办两所作为师范学校的中心园。11月11日，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成立，它建在燕子矶山脚下，黄土墙茅屋，占地约五亩，有儿童游戏场、滑梯、跷跷板等各种设备。陶在开学典礼上说：“因为母亲之爱蜜桃(陶行知四子)，就联想到天下的像蜜桃的小孩，立刻决定要使全国个个乡村都有一个幼稚园为儿童造福，并立志要在这一年之内把第一个乡村幼稚园成立。”他将燕子矶幼稚园的创立作为向母亲祝寿的纪念物，请小学生每人吃一碗寿面，并为燕子矶幼稚园作对联“谁说非学校就算非学校，彼且为婴儿与之婴儿”，挂在大门旁。

1928年初，晓庄中心幼稚园在樱花村创立，陶用20元开办费，每月6元经常费就将它办起来。两所幼稚园试验研究办理农村幼稚园各方面的方法，并成为幼稚师范院学生教学做的试验场所，要求帮助农村妇女解脱农忙时幼儿的拖累，并使小学生不会因在家带领弟妹而缺课，办成中国化、平民化、省钱的幼稚园。2月29日，陶发表《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一文，认为“必须唤醒国人明白幼年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幼年教育是最重要的教育”，反对幼稚园成为富贵人家专利品，主张为全社会幼儿服务，教孩子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改变幼稚园的办园目的，应主要为乡村妇女与女工区服务；改变训练教师的办法，提倡试验用“带徒弟”的办法来训练更多的幼稚园老师。

1928年3月15日，陶说晓庄周年最引为憾事的就是幼稚师范院招考应者寥寥5月15日至28日，陶参加大学院召集的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参与提出《调查全国幼稚教育案》、《注重幼稚教育案》、《推广乡村幼稚园案》、《各省各县各市实验小学设立幼稚园案》、《各省开办试验幼稚师范案》、《审查编辑幼稚园课程及教材案》等12项提案。一提案提出必须运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实地试验，方能免入歧途，从而达到建设适合国情的教育。另一提案要求政府“划出地方数处献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运用科学方法实验极乐世界，俟有结果再行从事推广以收大同之效”。陶看到一些太太不喜欢抱小孩，便发表《孩子自己抱》的诗：“自己的孩子自己抱，不抱孩子的太太没人要！我从迈皋桥唱到夫子庙，人人都说刮刮叫。”

1929年3月，继燕子矶、晓庄幼稚园后，尧化门、万寿庵、和平门等幼稚园都办了起来，陶认为这是乡村妇女教育的大关键，应切实推广。他还在《晓庄丛书》中编写《幼稚教育论文集》，讨论中国幼稚教育的方向，介绍鼓楼、晓庄和燕子矶中心幼稚园所试验的课程、读法、设备、习惯和技能等实践经验。10月1日，晓庄将几所幼稚园合并为蟠桃学园，专门试验乡村幼稚教育。28日，陶出席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作《今日之幼稚园》的演讲，转述了克伯屈对中国幼儿教育的批评：“现在中国的幼稚园，还是二十五年以前的幼稚园”，“一切都是机械的，千篇一律，一成不变，天天在那里拍手，走走圈圈，一个老师在那里弹琴。”陶带克伯屈去看燕子矶幼稚园后，克伯屈惊讶地说：“这是很好的一种办法。”接着陶向他介绍这里所办的幼稚园要考虑平民化、经济化、适合乡村儿童生活三个目标。希望大家格外的努力，一面干，一面吸收别人的经验，要把英、法、日、美、意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吸收进来，取长补短，冶成一炉，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

1929年12月25日，陶出席晓庄幼稚教育研究会，提出第二年的11项提案，并获通过。

陶行知创办的中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

五、无门可封绝还生

晓庄本身就是在进行社会改造和试验，它一产生就冒着风险。其中最大的风险就是它所奉行的自由主义试验与当时政府所强力推行的“党化教育”针锋相对

1929年，考试院长戴传贤参观晓庄，陶讲求学术自由、实施进步教育的做法让戴氏怀疑陶是无政府主义者。同年秋，曾为陶的朋友、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对晓庄教育方针故意挑剔，他忽然问陶：“晓庄进行得怎样?不会出毛病吧?”陶回道：“人也有时害病，一个团体要出点毛病是意中事。晓庄是根据五种生活施行五种教育，有一个地方会伤风，一个地方会咳嗽。”蒋问“我们的五种生活是健康的哪五种生活?会出毛病的是哪两种?”陶回答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社会改造的生活。前三种我可以担保不会闹乱子，您如果要过艺术的生活，便难免有浪漫虫混进来叫您伤风。您若想改造社会，处处会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短兵相接，有时咳几声就完了，有时会受重伤，甚而至于吐血。”蒋趁机说：“你何不把后两种生活掉?”陶幽默地答道：“五官齐备，才像一个人，谁愿意因为怕伤风而把鼻子割掉?”蒋抢着说：“那是不好割的。”陶又沉着地说：“嘴也不能封起来啊！”晓庄是一所兼容并包的学校，既有赵叔愚、方与严、程本海、王琳等国民党员，又有杨效春、张宗麟、王洞若等国家主义成员。共产党支部于1928年夏建立，学生马纯仁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与皖北苏维埃主席李端甫、李良才等在一个支部。马1929年被捕后，陶专派蓝九盛去苏州探监，并致函江苏高等法院担保马出狱，函道：“查该生于十七年九月来校，勤奋异常，学业成绩极优，平时言行谨饬，毫无不法举动，此知行所可担保者也。此次猝遭拘捕，校中师生莫不诧异，务祈贵院长秉公明察，庶几清白，学生得早日脱其罪之缧绁，全校师生实同感焉。”不久，马纯仁即被释出狱。晓庄1928年春季招收的第三期学生中有十余名江浙一带被缉捕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陶行知对各党派的活动采取无所偏倚和不加干涉的超然态度。其间发生共产党支部赶走国家主义派的教务负责人杨效春事件，陶对共产党员学生说：“你们各方面的政治主张我不干涉，看你们谁说的有道理，你们可以自由竞争。”同时告诫：“不能害人，你们可争论，可以讲道理，不能吵，不能告密。”而这一告诫未能被所有学生遵守，当政府派训育主任到晓庄未被接受后，便收买晓庄学生余仲箎充当内线，余直接受南京卫戍司令谷正伦指挥。

1930年2月，在中共上海地下党支持下，鲁迅等人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简称“自由大同盟”)，晓庄党支部即联络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东方中学、五卅中学等校部分师生发起组织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分部，在劳山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百余人，晓庄学生石俊、叶刚、谢炜棨等人在大会上做了自由发言，反对独裁统治，反对封闭进步书刊，争取集会、结社、出版、言论等自由。叶刚还在会上唱《国际歌》，高呼“打倒蒋介石”等口号。最后选举刘焕宗为南京中国自由大同盟负责人，此后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在学校的各种活动更趋活跃。

3月，陶行知呈文江苏省民政厅，拟将江宁县北固乡划为晓庄学校进行村治试验的实验区，以建成自由、自治、自享的乐园，获得民政厅批复同意。3月20日至31日，晓庄各中心小学学生去栖霞山春季旅行修学，采集标本，每人要花火车费二角，有的家长说：“我们家饭也吃不饱，哪儿来的钱！”没拿到钱的同学来校就哭了，指导员问明原因后开会讨论解决办法，有的说：“我们是国家的小主人，坐火车不打票。”于是印发《小朋友坐火车不打票宣言》，大意说：小朋友是国家的小主人，应该有坐火车的权利，当官的坐大花车，有钱的坐头等车，百姓坐敞篷车，我们小朋友没钱，应该不打票，我们建议全国小朋友坐火车都不要打票，那才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具名是晓庄小朋友。31日清晨，晓庄各中心小学师生二百余人列队前往和平门火车站，领队向站长要求免票乘车去栖霞山旅行修学，未被许可，双方争执时刚巧一列慢车进站，只听哨子一响，各小分队有组织有秩序地上了车，站长高声叫喊：“车上要补票。”领队说：“我们共二百零九人，是一个团体，先让我们上山采集标本，还要乘车回去，请站长向上级交涉，待下午回来再办手续。”下午4时左右，师生又都拥上了车。小朋友又分发宣言给旅客，并作口头宣传。到了和平门车站，站长仍要他们补票，领队对他说：“我们身边没有钱，你们随时来我们学校算账好了。”

4月1日，晓庄师范收到铁道部长孙科派专人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今有自沪来客谈及某校一队学生，在和平门车站不买票乘火车，并在车上用贵校名义散发传单，十分唐突，今附传单一纸，烦吾兄查察，如属贵校部分学生所为，希加管束不应再发生；如非贵校学生所为，定将按章依法追究，希协助为荷。”陶看信后随即回信：“此事确系我校学生所为，因为时间匆促，未能事先陈请批准，实在不妥。今将原传单附奉，请钧部拟定《小学生免费旅行条例》，通告全国小学试行，此亦实现孙总理民权主义之一具体措施也。陶认为这次活动是进行一次小主人思想教育，为了鼓励小朋友，替他们在墙报上写了一首诗：“生来不自由，生来要自由，谁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指名骂陶行知。更令蒋氏不能容忍的是陶与冯玉祥私交很好，此时身为国民革命军正副总司令的蒋、冯二位正发生中原大战，作为南京政府的首脑，蒋氏很难容许在南京郊外有一所冯氏支援过的晓庄学校的存在。

1930年3月底，日本18艘军舰开进南京港，国民政府鸣炮欢迎，陶对此表示愤慨；4月3日下关英商和记工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被厂方开除十余人，华工被殴，造成“四三”惨案，石俊、叶刚等带领同学赶到现场慰问受伤工人和死难者家属，并请工人代表来校演讲罢工经过，他们的血泪控诉激起大家的愤恨，当场募捐钱和衣物，支援工人罢工斗争。中共南京地下党宣传部长刘焕宗联络南京各校学生，组成“四三”惨案后援会，分赴大街小巷作口头宣传，散发传单，招募救济金，并决定在4月5日举行支援工人反帝(反对英舰只留宁)反蒋(勾结英日帝国主义镇压屠杀工人)示威游行，在中央大学操场集合。陶4月4日通知晓庄同学次日进城游行以示支持。4月5日，晓庄队伍突破军警阻拦，与和记工厂罢工工人汇合，分成小分队进行演说，形势紧张。警察一分局派人出面调停，英国老板被迫同意罢工工人的要求，示威遂告胜利。晓庄学校队伍回校时已过午夜，人数并无缺少。

4月7日上午，蒋介石在“纪念周”上报告说：“前天和记洋行发生工潮，随着学生游行，此事教育界同市政府是要负责任的。现在共产党造谣，如果学生轻信谣言，为共产党来做工作，有越轨行为，政府要当他反革命一样处置。”蒋曾通过孙科、谷正伦威胁陶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并开除一批闹事学生。陶明确表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断然拒绝。于是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长官谷正伦奉命训令晓庄学校停办，于4月8日凌晨执行，教育部派赵迺传、顾树森、姜绍谟、钟灵秀、吴研因等五人为保管委员接管学校。

陶已早一日于友人处闻讯蒋介石密令晓庄停办的消息，便与师生及附近农民组成“晓庄护校委员会”，起草《护校宣言》，呼吁：“晓庄的同志，晓庄的朋友，大家一致起来，爱护晓庄，爱护人权，爱护教人做主人的革命教育，爱护向前、向上进的时代革命，爱护自由平等的中华民族之创造，爱护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水仙花看的理想社会之实现。”

4月10日，陶被教育部撤销出席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的资格。教育部事先已聘请陶为师范教育组委员，并奉教育部要求为此次会议起草20年内完成义务教育的《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初步计划》。11日，晓庄学校派代表去教育部责问被封闭原因，沿途散发《护校宣言》，部长蒋梦麟避不见面，由次长朱经农代见。朱说：“我们以为知行原是很纯洁的，谁知也是·一丘之貉”。陶听到后赋诗回敬这位当年曾一起推行平民教育并共同编辑《平民千字课》的老友和封闭晓庄、通缉他的“密令”执行者谷正伦：

劳山有牛，好用其角，朱先生说：“是一丘之貉。”

牛变为貉，这事可确?纪常(谷正伦)听之，磨刀霍霍。

天下的老牛，生来都有角，只因受训育，有角如无角

无角令人爱，有角令人愕，平常当非常，老牛竞成貉！

用力耕田，应敌用角。天下的牛联合起来啊！谁敢剥削?

4月12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对陶行知发出通缉令：“为晓庄师学校校长陶知行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仰京内外各军警、各机关，一律严缉，务获究办。此令！”同日，南京警备司令部布告“照得晓庄师范学校违背三民主义，散发反动传单，勾引反动军阀(指冯玉祥)，企图破坏京沪交通。本部为维护首都治安计，曾饬令暂时停办，以待整理，并商同教育部查照办理在案。此乃爱护学校之至意，原冀该校员生等悔悟前非，静候教育部办理。乃迭据报告，该校师生等执迷不悟，于教育部接收整理之际，竟敢非法组织委员会，发布宣言，四出诱惑，希图扩大反动风潮实行破坏京沪交通，扰乱社会秩序，似此目无法纪，充满反革命思想与行为实属不可救药。兹奉明令，将该校勒令解散，并查拿首要反动分子，以肃法纪而遏乱萌。除饬军警遵照执行外，合行布告周知。”次日南京各报登载了该布告。

4月12日清晨，五六百名武装军警强行封闭晓庄学校。到校后他们遇到一个难题，晓庄学校是与社会相通的，没有大门，封条没处贴，他们只好将封条贴在黑板上。此后,30余人被捕,1930年8月16日，晓庄学生叶刚(1908~1930)牺牲。此后牺牲的晓庄烈士还有马名驹(1908~1930)汤藻(1908~1930)、沈云楼(1913~1930)、袁咨桐(1914~1930)、姚爱兰(1913~1930)、胡尚志(1907~1930)、石俊(1907~1930)、郭凤韶(1911~1930)、谢炜棨(1910~1930)等十余人。

4月13日，遭通缉的陶致函《时事新报》，斥责其造谣说是冯玉祥汇巨款给陶：“贵报没有言论自由，不便多所主张，我们并不苛责，但是又何必宣传谎话侮辱我们呢?奉上《宣言》一纸，希望代为披露，此信亦望登载，藉作更正……名誉是我的海伦，非请您交还不可。”此信在14日刊出，但《晓庄护校宣言》京沪各报均“奉令不登”，直到5月17日北方的《京报》采访晓庄代表刘世厚后才全文刊登。

叶刚烈士遗像及其所著《红叶童话集》。

晓庄被封了，晓庄的精神不可封。一个晚上，师生代表在成贤街某朋友处讨论护校活动，发着红光的昏暗电灯下，陶突然出现了。他从容而悠闲地笑着走进屋里，大家便都静下来凝望着他，等候他说岀什么喜讯或噩耗。他变得很严肃地说：“我是来向你们告别的！”接着微笑说：“他们下令通缉我了，这是蒋的密令，明天凌晨就要执行。我得乘今晚十一点半的快车赶到上海去！”满屋子的寂静，没有一个人愿意先说话。还是陶开口了：“你们留在这儿，得当心呀，他们已经下决心来干我们了，我建议你们下乡。”态度慈爱而又严肃，他坐了一会儿，又来回在斗室中踱着，最后默默地掏着口袋，留下了些钱给大家说：“必要时，你们得向上海转移，不要硬拼！…我们还要干！晓庄同志分散到苏、浙、皖、赣、豫、鲁、冀、甘、川、黔、粵、闽等省工作，以晓庄精神开展生活教育运动。

陶行知真的继续在干。4月30日得悉在淮安办新安小学的汪达之等四人用两件大衣跑了30里路，当不得两元钱，又饿着肚子跑回学校的事，敬佩他们在长江北岸为乡村教育史写成悲壮的一页，便署名“何日平”写信道：“我们是何等的安慰而又是何等的敬佩你们啊！”并说前一个礼拜“即汇了三十元经常费给你们，可惜竹因(方与严字竹因)不慎，给扒手扒去了。但是想念着你们的困难，急的了不得，立刻又凑了一笔款寄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你们抱着这种精神去教导小朋友，总是不会错的。

1930年夏，陶行知在上海公共租界孟渊旅馆召集避难师友，检讨晓庄工作，辩论中国革命问题，他赞成晓庄是站在教育岗位反帝反封建，指出：“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仗，但还没有来得及回敬人家一拳，就溃败下来了。”中国革命成功非三万万农民起来不可。“教育是达到农民解放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武器。

1931年4月10日，晓庄被封闭的一周年前夕，陶行知回想起晓庄事业的天折，也回想起1908年父亲送他从万安水蓝桥启程到杭州学医的情景，情思倾泻出《献诗》一首：

古城岩下，水蓝桥边，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

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陶行知题赠新安小学手迹。

陶为何此时写此诗?或许能从他童年生活过的古城岩畔的万安塔以及不在交通要道上的水蓝桥得到些许答案。万安当地民间传说：当年朱元璋被围追至此，前面是宽阔的河水，后面是追兵，朱元璋想只有一死，便直接向河中扑去，不料鱼自动排成一行，朱元璋踩着鱼身过河逃过一劫。日后他当上皇帝，便命人在此修起一座宏伟的拱桥——水蓝桥，它便成为一个绝处逢生的象征。当年的陶父与此时的陶行知都是“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前者注视的是儿子，后者注视的是他视如亲子的晓庄事业，《献诗》正显露出进入不惑之年的陶行知对教育革命事业绝处逢生的信心。

休宁万安镇水蓝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