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近三成村医超60岁 他们为何无法退休？

　　作者： 吴斯旻

　　村医吴华（化名）想好了，如果这个月“在村卫生室看门诊不能使用医保报销”的问题还不能解决，他就要向县卫健部门“再催一催”。

　　吴华今年57岁，家在河南中南部某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刚刚初中毕业的吴华接替了其姑父的工作，成为当时村医疗站的一名赤脚医生。迄今，吴华工作已满38年。眼看着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自己距离退休越来越近，他越发焦虑村医的待遇和保障问题。

　　吴华所在的乡，大多数村卫生室至今还没有被纳入医保支付的定点名单，村民诊疗仍需自费。近年来，在交通便利后，“村民看病问药总爱往镇上跑”，这让吴华苦恼不已。

　　改变正在发生。6月1日，河南发布全国首个地方性的健康促进条例。其中明确，对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医疗保险基金总额付费，强化总额预算管理，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束机制。

　　村卫生室是农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但近年来，乡村医生的工作重心正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倾斜，诊疗能力则被忽视和削弱。“医保政策不支持，诊疗收入就没法提高。”吴华说。

　　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对记者表示，村卫生室基药的使用也与基药是否在医保目录内密切相关。未来如果继续把基本药物使用情况与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挂钩，村医将处于“两难境地”——不用基药影响补助，使用不在医保目录内的基药，医保不予支付。

　　今年以来，为了维护村医队伍的稳定，推进农村分级诊疗，中央和地方频频下发改善村医收入和保障机制、增进村医服务质量的文件，但多地村医、基层管理人员和医改专家告诉记者，由于处方和诊疗权没有完全下放、医保制度的报销规定还不健全，筹资支付的渠道、方式和能力整体有待优化，加之部分地区财政拨款落实不到位，目前，村医的生存和发展状况依然堪忧。

　　“农村的基层卫生服务发生在村卫生室，广大的村民，特别是弱势人群更容易获得，村医队伍的稳定性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关乎卫生服务领域的公平性。目前，村医队伍后继无人，村医工作能力和服务质量等问题还很突出。”中国-盖茨基金会农村基本卫生保健项目战略指导委员会成员、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及高级政策顾问汪宏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称。

　　怎么改变？汪宏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要有稳定的投入机制。通过进一步改革基层卫生服务的筹资和支付方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医保资金购买基本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的可行方式，探索整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金和医保基金，建立整合型的按人头支付方式，实现“村民能承受、村医不亏本、医保不出险”的三方共赢的筹资与支付机制。

　　公卫经费到付率不足

　　“这三年，拿到一份钱，但要干两类活，操四份心。”吴华说。

　　“一份钱”是一般性医疗服务收入。“两份活”则是在前述一般性医疗服务基础上，加上政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此外，还需要顾及硬件设备的老化维修和每季度一次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考核以及其他常规和突击检查，故而需要“操四份心”。

　　在正常年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贴是村医收入的最主要来源。2022年，中央财政下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685亿元，下达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91亿元。但多地村医、县卫健体系人员告诉记者，长期以来，中央补助资金落实到地方层面，均存在被稀释的问题，乃至因资金滞留，导致村医的工资减少。

　　吴华算了笔账：村里2680多人，配有三名村医，2020、2021和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别为74元、79元和84元。按人头计算补贴，只要经费能够按时发放，加上基本药物补贴等其他补贴，村医每年每人可以拿到2万左右，如果再算上一般诊疗收入，“还能维持发展”。

　　但新冠疫情暴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