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尼迈耶•阿尔梅达•菲罗：国家在依附型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认为，拉美依附型经济的基本和决定性特点是它主要依赖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这一特点有很多含义，本文所强调的是，在资本流通领域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作为主导特点而存在，这就要求资本家在每个增长阶段有更多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因为工人在相对低的工资水平下的消费支出会相对较低。

　　本文假设在拉美经济体中，资本主义支出的更大需求主要是依靠国家的资源和行动来满足。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中的资本单元有技术和金融的缺陷，也在于国家自身运转的特点，历史上其与资本各成分的私有利益相结合，虽然不一定形成国家垄断。

　　本文分三个部分来研究这一问题。第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讨论过度剥削，指出在巴西经济的具体情况下，这可能代表优势，且可以利用类推和历史成分将这种形式的主导优势扩展到北美的其他经济体。第二部分主要探讨一个主要依赖对劳动力过度剥削的经济体的动态含义。第三部分指出国家方面组织和运作的影响，包括哈维（Harvey, 2004）所诠释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剥夺”。

　　二、过度剥削和依赖

　　过度剥削劳动力这一概念可以在马克思的很多著作中找到，包括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但他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区别性的类别来对待。马克思讨论了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情况，即大部分劳动条件都远不能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但是，他并没有提到“过度剥削”，而是称之为“剥夺”或者剥削的“残忍原始状况”。很明显，马克思的“过度剥削”表明的是一个过渡性阶段，因为其中过多地暴露出阶级间的不平等冲突，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好处。在这种社会秩序下，需要由国家和私人机构调节做到公平，并从基本上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条件（Hirsch, 2010）。

　　在“价值理论”的框架内，商品依据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力相等的价值进行交易。众所周知，劳动力商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不是一个能生产的商品，它的价值是根据劳动者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而确定的，它不仅是重要的物质能源支撑着工人日常的劳动，而且作为工人与社会融合和生活水平，也是所必须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力再生产的这些条件是由历史和社会元素决定的，这种社会发展在改变了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会改变每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的这一定义，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利润的来源是基于它来定义的：劳动者根据其劳动力（社会再生产中消费品包含的抽象劳动力的总和）的价值获得报酬，剩余劳动从这一劳动力中提取出来，就解释了利润的来源。因此，劳动力生产并卖出的商品中包含支付和未支付的劳动力。因为，这一定义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稳健性很重要，所以关于这一观点的相对性和分支一直有很多争论。有些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分析呈现的不同程度的抽象注意不够，因为这一构想无法解释带有高度分化的市场和复杂工资体系的发达工业经济。它只能作为一个一般性的参考，这对其他的文稿是必不可少的。不过，我们明白其目的是揭示决定和区分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基本元素，并形成具体的标准。

　　按照上面的定义，过度剥削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不足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仅有缩短劳动者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几乎无尽的劳动力供应下这种影响才会对系统起促进作用。玛尼（Marini，1973）尝试明确依附型拉美资本主义的具体特点，他认为过度剥削的情况是固有的，是这一地区资本主义建立方式影响的结果。在这一结果中，过度剥削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类别，这对理解依附型拉美资本主义的本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过度剥削的结构特征为完全依据马克思对其的定义进行实证调查带来了困难，如我们所知道的，他认为计算劳动力的价值取决于每个社会和每一历史阶段的特定历史情况。此外，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社会日益复杂，使得经济界、劳动组织，及其特有的市场更加复杂，尤其是涉及到区分劳动者和生产部分的类别。马克思抽象地提出了劳动力价值问题并表明了过度剥削的可能性，要提升这一抽象水平需要划定国民社会的界限，因为这一领域内国家的司法规定非常普遍。很明显，这已经预设了全球系统本质上是不平等的和有等级的。

　　三、过度剥削的动态意义

　　极低工资的动态意义首先是限制了经济的增长潜力，导致其的相对不稳定性，因为国民收入中工资份额较低需要反复补偿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支出。马克思明确表示了生产过程再生产的可能性，认为工资水平对生产水平和资本循环都有影响。在生产层面，通过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关系——万物平等，低工资带来了更高的利润。不过在资本循环层面，又是万物平等，低工资暗示着必要的生产性和给非生产性消费会增长，这样一来积累过程被扩大化，或者它需要扩展到外贸销售部分中去。

　　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一个封闭式经济，工资综合水平的下降会导致资本家生产性消费（投资）和非生产性消费（消费商品）的同等幅度上升，这样积累的整体过程就不会被放慢速度。由于一些间接原因，比如立法对工人不利，工资也会普遍下降，马克思没有分析这种下降的意义，因为他的关注点一直是在资本累积过程的本质上。当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成熟，很多社会已经趋于工业稳固，进入生产的发达阶段时，这一问题就会出现。

　　在马克思主义领域，这一问题体现在围绕阶段性危机（无论是资本的低迷消费危机还是生产过剩危机）的本质进行的争论中。在讨论对凯恩斯（Keynes，1985）和卡莱茨基（Kalecki，1977）提出的有效需求原则时它也会出现。在卡莱茨基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工资水平下降的影响。卡莱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动力就是一种分配性安排，这使他能够建立一个等式，从中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的影响。

　　比较收入相同而收入分配不同的两种经济，会发现补偿是由更多投资或者更多政府支出来实现的。

　　四、国家运转方式的影响

　　有了在第二、三两个部分中形成的理论作为参考，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拉美依附型经济的具体特点。马克思的依附理论认为，这些经济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更好的方式讨论过度剥削对国家经济组织和经济动力的理论和历史影响，并以马克思依附理论的源头为背景，优先考虑对于工人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从全球系统边缘资本再生产的可能性的角度，以中心国家的生活标准为参考讨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意义。如玛尼(2000)指出的那样，拉美经济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行列中，起到了低价位供应食物或者原材料的作用。因此，他认为中心国家劳动力再生产的花费可以动态地缩减，进而扩大了利润量以及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加入到全球系统中的结构条件使得边缘国家有了某种资本再生产的标志。另一方面，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1970；1972）认为，依附的本质和社会条件的反常恶化是固有的，尤其是在那些建立了军事独裁的国家。他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该地区中社会的历史发展会导致社会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

　　在目前形势下，当时合适的一些目标已经不合时宜或者以一种新的不同形式呈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军事独裁不复存在，在大部分地区由根基稳固的政府所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建立起来，国家的政治议程开始考虑从属阶级的社会需求。工人阶级受益很大，与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独占霸权的历史时期相比，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即便如此，过度剥削仍占主导地位，尤其与本文目的相关的是，国家继续将资源集中起来，直接转移到私人部门，这已经超越了积累的直接需求，也超越了其暴力垄断、控制钱财，保护私有财产的一般功能。

　　哈维（2004）把在循环危机阶段将额外资源转移到私人部门的现象叫做“剥夺”。马克思也采用了同样的表达形式，纳西门托•阿里（2013）也对其进行了讨论，这都并非偶然。哈维认为，剥夺现象与马克思文献中提到的原始积累类似，不过它有一些内在特点，会在资本累积有断裂威胁的情况下反复出现，这是周期性危机所固有的。这里我们假设剥夺现象在拉美是结构性的，是特定发展情况下出现的结果。那就意味着“剥夺”，不仅仅是资本危机时期一个典型的现象，也是外围资本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因此资源向私有资本的转移是积累动力的一部分。在第三部分中，我们指出了一般工资水平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在劳动市场中对劳动力的过度剥削作为一个主导特点而存在，在既定的收入或者生产水平上补偿了资本主义生产性消费（投资）。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在回应实行因历史原因而产生的经济动力时，地方和区域资本是具有脆弱性的。

　　马克思依附理论指出拉美经济的加入从历史角度来说是依附型的，是特殊的。此外，玛尼认为加入决定了积累的特点和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加强剥削——绝对剩余价值（增加工作时间或者工作强度）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对比来说，在资本主义的中心，攫取相对剩余价值占主导地位。在中心国家，剩余价值的增加主要是生产创新的结果，但在拉美边缘国家，创新却伴随着生产现代化方面的落后，主要是通过集约式利用自然资源来扩大生产（Marini, 2000）。由于这一原因，在这一地区运作的私有资本的潜力在结构上受到了制约，不能独自通过过度剥削劳动力进而降低工人的社会消费来满足积累的需求，这里的积累比较来说是要大于中心地区的。从历史来看，这一局限性可以通过对外资开放或者国家直接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克服。在历史上这两种形式都有可能被记录。但是，这一地区经济的特有元素是国家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有所扩大，其中保护自然资源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很明显，国家适合发挥的这种互补作用有固有的缺陷，因为它的金融资源主要是依靠征税途径来积累。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国家的生产功能一旦形成，会以上市公司的形式变得自主，他们中的很多几乎完全受市场调节。这就意味着，国家拥有的这种与积累互补的功能会随着每一个依附经济的复杂度和差异性而变化。

　　五、结语

　　本文旨在说明，在依附型社会中过度剥削劳动力有重大意义。这些意义中比较明显的是，与资本主义中心社会相比，国家的功能有所扩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细论述的，这一特点并没有削弱资本主义聚集财富的一般本质，而是加强了它。事实上，巴西经济中国家的运作行为表明其常规筹资活动和对国债的管理都有集中财富的作用。在拉美，巴西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53.9。桑托斯•阿尔梅达•菲略（Santos e Almeida Filho，2012）综合了一些社会指标来说明其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比较社会差异很大（Arrighi，1995）。

　　因此，有很多现象可以说明虽然从2007年开始，拉美的宏观经济表现，比较来说好于中心国家，但它的资本主义发展还是表现出了自己的活力。伊久莫夫•俄•瓦哈利（Izyumov e Vahaly，2012）指出，在世界银行分类出的发展中经济和过渡经济中剥削有所加重，如果我们把上述因素也加入其中，就能够得出一个总体框架来说明全球资本主义结构的决定因素还是和以前一样。（童珊译）

　　网络编辑：岚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