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开展文化的量化研究

在社会科学中，人们经常用文化来解释个体的行为，即使有人质疑这种做法，研究者们也还是承认文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行为发挥着影响。目前，在这个研究领域中，关于“什么是文化”、“文化存在于何处”、“文化有什么效应”等核心理论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甚至超过上百种。这种复杂状况使得研究者对文化进行实证量化研究时，在理论演绎、概念操作化及因果性验证等方面面临诸多问题。但是，好的研究方法能让研究者解决或回避这些问题，笔者将介绍三篇论文，这些论文分别通过工具变量、调查实验法或准实验设计对文化开展研究。

西班牙社会学家Javier G. Polavieja在《美国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Capturing Culture: A New Method to Estimate Exogenous Cultural Effects Using Migrant Populations，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直接测量传统主义文化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净效应。同样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2015年第1期，美国社会学家David S. Pedulla等题为Can We Finish the Revolution? Gender, Work-Family Ideal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的文章，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研究劳动力市场的限制性制度对貌似由传统主义文化决定的家庭—工作偏好的影响。此外，美国社会学家Elena Obukhova等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2014年第2期上的文章When Politics Froze Fashion: The Effec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Naming in Beijing，采用了准实验设计的方法研究政治环境的变化对文化效应的影响。这三项研究巧妙地解决了对文化进行量化研究时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性。

对文化进行量化研究所面临的难题

1.概念操作化难题：Polavieja总结认为，以往的研究提供了两类非常不一样的文化概念。一类概念是韦伯和帕森斯的传统，这个传统将文化作为动员人们行动的理念仓库，由偏好、信念、价值和身份等组成。这一传统直接在文化和人们的行动之间建立了因果联系，不过问题在于他们过分强调文化作为统一的、一致的符号体系，这出现在量化研究中则表现为某个国家或民族的所有人，在某种文化特质上都是一个相同的值，这必然导致个体行动的过度社会化问题。另一类则是以斯维德勒为代表的，将文化作为人们用来合理化自身行为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由各种符号、实践方式、理由等组成。人们策略性地采用不同的工具来合理化自身行为。因此不同情景、不同个体文化发生的作用都会有变化，这使要在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找到因果联系非常困难，且这种状况也使人们很难对文化进行操作化测量。

2.内生性难题：研究文化对个体行为效应的另一个障碍是内生性偏好问题。文化不仅影响其行为，同时又受其社会经济活动经历的影响。而且，人们的偏好、信念，包括行为都受到宏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影响。因此，宏观社会环境和个体的经历既影响了人们的文化理念，又影响了个体的行为，因此文化对个体行为的效应是内生的。就如后文会讨论人们的家庭—工作偏好或劳动参与意愿，既受到传统主义文化的影响，又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社会经济环境又影响了传统主义文化。因此直接对个体行为进行回归分析时，无法区分到底是文化产生的影响，还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总之，要对文化开展量化研究，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将文化作为个体行动的某种动机而不是一个策略性的行动工具箱，并且还得想办法避开帕森斯的过度社会化的问题；其次，在文化的概念以及文化的影响机制上必须具有简约性，对哪些特定的文化因素对所调查的特定现象具有影响必须十分清楚，换句话说，研究者的目标必须十分精准；最后，在研究方法上，必须解决内生性问题，或者通过研究设计避开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Polavieja的研究直面文化研究的内生性问题，他采用欧洲调查的数据，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传统主义文化对妇女劳动参与的净效应。作者对文化的操作化测量和工具变量的寻找具有一定创新性，未来或可被文化研究者借鉴以解决文化固有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而言，Polavieja在理论与概念操作化方面直接选择传统主义文化对妇女劳动参与的影响进行研究。传统主义文化由个体对传统主义文化虔诚性的得分来测量，这种文化特质可从个人身上观测到，但只有从宏观上看其分布特征时才具有意义，这就避免了帕森斯的过度社会化的问题。

在工具变量的获取方面，作者对其操作过程做了详细介绍和严格论证。由于移民和流出地未流动居民属于同样的文化群体，作者采用处理缺失问题的多重插值法将未流动居民的文化特质作为移民文化特质的工具变量。新的结果不受流入地社会经济影响，又只能通过移民在流入地的文化特质影响其劳动参与，这正是工具变量的要求，其创新性凸显。

实验法

有时候研究者并不需要直接研究文化的效应，而是要研究其他因素对文化效应的影响，这样可以避开文化效应的内生性问题。和Polavieja的研究主题类似，Pedulla等的研究发现，看似由传统主义文化影响的家庭—工作偏好，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一系列限制性制度带来的。作者使用调查实验的方法，将调查样本随机分成三份，每一份的被访者都需要回答将来的家庭—工作安排是怎样的，但是在不同的样本中，制度性限制程度是不一样的，主要体现在选项和问题的条件上。制度性限制最高的是没有给平等主义选项的组，大多数人选择新传统主义的偏好；制度性限制适中的组加入了平等主义选项，这一组相当多一部分人开始选择平等主义偏好；制度性限制最宽松的是询问被访者当具备一些条件，比如公司会在小孩照料等方面提供便利的情况下，被访者会如何选择。这时候被访者在工作—家庭安排上更加趋向于平等主义偏好。作者由此证明，看似由于传统文化导致的家庭—工作安排偏好的性别差异，实际上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限制不同导致的。

而另一篇采用实验方法的文章用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做法。相对于西方来说，中国人的名（非姓氏）往往具有很浓厚的文化含义，Obukhova等人的研究将“文革”作为准实验设计的 “政治刺激”，用“文革”开始前后北京父母给男孩取名字这一现象来研究政治影响文化的两种机制。一种是语码转换效应。这种机制认为文化会随着政治倾向而变化，这一时期的表现主要为具有红色革命色彩的名字增多。另一种机制是时髦品位转换效应。这种效应的理论来源于齐美尔对时髦的讨论，认为人们通常希望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从而显得时髦；但是在感觉不安全的时候，人们倾向于与别人一样。采集北京市1964年1月到1969年12月出生的男孩名字的登记数据，Obukhova等通过分析这些名字在1966年“文革”发生前后特征的变化，验证了政治影响文化的这两种机制。“文革”作为准实验设计中的“实验刺激”，对名字的分布特征具有与理论预测一致的显著性影响。

综上，Polavieja的研究采用移民的大型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直接测量文化的效应。我国幅员辽阔，人口在民族、城乡、宗教和地域等多个维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人口的流动日益剧烈的情况下，采用文中的方法直接研究文化的效应非常具有可操作性。目前国内几个著名的大型社会调查，如中国人民大学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中山大学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北京大学的家庭追踪调查等均可对此进行尝试。Pedulla等的调查实验法将实验法与问卷调查法结合，既克服了问卷调查法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又避免了实验法场景由于不真实无法推广的问题，可以研究多种因素对文化行为的影响。而Obukhova的研究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国家力量相对较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在社会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采用这种准实验设计的方式研究某种事件对文化行为的影响，可能是比较适合的。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如何掌握好研究文化的量化工具科学地开展工作，是紧迫而必要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